“当前哲学的困境”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当前哲学面临的“困境”，是每个搞哲学的人都体会得到的。读了《岭南学刊》今年第一期“面向21世纪哲学笔谈”的文章，许多学者对当前哲学的困境及其出路的看法，很受启发，许多看法我是同意的。但对有些问题，似有加以商榷的必要，特提出自己的看法向诸位同行请教。
（一）
何谓“传统哲学”？
有的作者认为，“当前哲学的困境其实是传统哲学的困境”。那末，什么是“传统哲学”？作者没有明白加以界定。我们可以从作者列举的这种哲学的毛病来看看：“长期以来，我国的哲学理论研究从属于政治，被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到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批判，从文革的‘阶级斗争’理论到‘批林批孔’运动，哲学无不扮演政治斗争工具的角色。……哲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辩证法’成了‘变戏法’，哲学理论偏离了真理，当然也就失去了人们的信赖和尊重。”（《岭南学刊》1996年第1期第44页。以下只注明页码）这些毛病大抵发生于我国1957年至1978年间，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20年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我们都知道这个时期为左倾错误张目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如果“传统哲学”指的是这种哲学，它们陷入困境，岂不是大快人心的好事！1978年展开的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哲学上进行了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哲学上的拨乱反正，指导和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为十七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果“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还是我们“当前哲学的困境”的表现，就根本不会出现上面的那些成就，有了那些成就也会化为乌有。我不相信作者会把它作为克服“当前哲学困境”的目标。
那么，作者所说的“传统哲学”又是指的什么？从作者把“当前哲学”和“传统哲学”划等号来看，我们的“当前哲学”是什么呢？很显然，我国高等院校和各级党校开的哲学课，各级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研究的主要哲学课题，各种报刊发表的哲学文章，主要内容是马克思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一句话，“当前哲学”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前哲学”，也是“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五四运动以后，就逐渐在我国思想界居于主导地位，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哲学基础，“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是伴随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而出现的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而且它已随左倾错误的“终结”而“终结”了。
（二）
怎样估计“当前哲学的困境”？
有作者认为，“当前哲学的困境”，就是这种“哲学理论、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研究体制的困境，它标志着一个时代哲学的终结。”（第44页）这种估计很难令人信服。让我们用作者推崇的“科学实证方法”（第45页），看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当前的”实际作用吧！
（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结束20年的左倾错误中，发挥了批判的、革命的功能，作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先导，起到了“黎明报晓的高卢雄鸡”的作用。在真理标准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风靡全国。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物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和社会主义不可须臾离开的。
（3）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作的科学概括，廓清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成为解放思想的一把钥匙；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打破了姓“社”姓“资”的迷惘，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
（4）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是继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之后又一次对社会主义辩证法作了系统阐述。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落实五中全会通过的跨世纪宏伟蓝图，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5）我国哲学界近年来为哲学主体性的高扬，哲学价值观的崛 起，哲学工具论的引入，以及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的开拓，做了大量工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丰富、拓展，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以上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没有“终结”，而且在新时期获得了重大发展。它并没有“在社会变革中失去它理论先导和启蒙作用”（第43页），而是做了我国“第二次革命”的先导和启蒙的基本教材。不具体分析我们时代的变革和哲学在变革中的实际作用，是不能正确判明“当前哲学”的命运的。
这样说，是否“当前哲学”就没有“困境”了呢？当然不是。但首先要分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的“困境”呢？还是我们哲学工作上的“困境”？我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对这种“困境”应该如何估计呢？哲学被冷落既有本身的原因，也有客观的社会原因。从哲学本身的原因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哲学工作是由上级领导布置和安排的，使哲学限于注释和阐述经典著作，注解和论证现实及其政策，哲学成了证明的工具，忽略了它的批判和探索功能。这种状况，今天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样就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哲学失去兴趣和信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哲学也没有选准自己的突破口，像拨乱反正时期那样，提出像真理标准那样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争鸣，使哲学的声音沉寂下来；在哲学工作者中，甘于清贫，淡于名利，不怕坐冷板凳，锲而不舍地攻关，创造“哲学精品”的人也不多，这就使哲学丧失往日的风采，不免“门庭冷落”。
但是，我们也不能只看哲学本身的主观原因。当前社会上对哲学的冷淡和漠视，也是哲学“门庭冷落”的重要原因。由于全党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许多人只忙于对经济事务的处理，热衷于商品价值的追求，缠绕于人际关系的网络，迷醉于刺激性消费和享乐的生活，做起事来“跟着感觉走”。这样，他们自然忽视理论思维，对“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高度抽象的、思辩的哲学，自然不感兴趣，甚至当作“空洞理论”而嗤之以鼻。他们这种对哲学的疏离，使哲学的被冷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所以，“当前哲学”的“困境”，固然有哲学工作没有“竭力体现为现实”这方面的原因；但不看到“现实本身”也没有“力求趋向”哲学思想这方面的原因，那是不全面的。只有这两方面都看到了，才能找到走出“困境”的途径。
（三）
哲学怎样走出“困境”？
“当前哲学的困境”的原因说明：要使哲学走出“困境”，就要克服哲学与现实互相脱节现象。首先是哲学理论要与现实的实践结合，哲学专业工作者要与广大实际工作者结合；而现实的实践也要力求趋向哲学理论，实际工作者应该注重提高理论思维能力。这样，上述脱节现象是可以解决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为了克服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通过改造我们党的学风、文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使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详细占有材料，通过深入研究，得出科学结论；使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向理论方面发展，认真读书，把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就这样解决了当时的理论与实际脱节问题。今天我们有更好的条件解决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提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强调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努力学习和掌握贯穿在小平同志著作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为哲学理论与实践结合、哲学工作者与广大党员干部相结合，提供了很好的气候和条件。只要我们党能够保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作风，全国人民也会跟着来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就容易克服，哲学工作者也就容易把自己的专业同实际工作者的需要结合起来，那时哲学的繁荣是可以计日而待的。
有的作者提出用“重建”或“重建和发展”（第44页）来使哲学走出“困境”。怎么“重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重建”吗？作者没有这样说。但作者已认为“当前哲学的困境”是“标志着一个时代哲学的终结”，而在“重建”的“条件和要求”上，没有一句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重建”中的作用。显然是要在“当前哲学”之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去“重建”。这样“重建”会有什么结果呢？哲学是在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中形成的，虽然她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中能起“黎明报晓雄鸡”的作用，但从全体上来说，她还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她需要对自己时代的经验科学进行总结，集中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神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狄慈根、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传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把“人民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神”集中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使其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离开了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哲学理论同当前实践的脱节就会更为严重。哲学的困境更可想而知！
作者所说的“哲学的重建与发展”就那么容易吗？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后，资产阶级学者用他们建立的许多主义、流派向马克思哲学挑战，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但都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克服这些哲学的阻挠中继续向前推进。苏联、东欧剧变之前，这些国家的哲学家，曾期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有所创新。例如，原苏联哲学家科普宁的“认识论主义”《凯德洛夫的科学革命思想》，匈牙利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波兰《沙夫的人学理论思想》，南斯拉夫的“实践派”、“辩证法派”、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的著作，还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法国的塞夫、意大利的葛兰西、英国的康福斯，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阿尔都塞、柯亨等人的著作，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无贡献，但也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枝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重建”出一个新的哲学来。为了走出“当前哲学的困境”，要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去“重建”一种哲学出来，只能是“望梅止渴”！
这样说，我们是否永远不能建立新的哲学呢？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一尊不动的塑像，而是一道生命洋溢的洪流。我们应该牢固地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4页），批判地吸收我国历史悠久的哲学遗产，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新鲜经验，经过深入的反思，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哲学，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显然这和有的作者所说的“重建和发展”是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