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延寿《南、北史》的规律性删削失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寿论文,失当论文,规律性论文,北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2)02-0045-05
一、引言
关于李延寿的《南史》与《北史》有删削南北朝八书记述烦冗的功能问题，是长期以 来史学界所公认的事实。李延寿自己曾在其《北史·序传》中坦陈：他所修《南、北史 》，遵循了凡南北朝八书之“烦冗者，即删去之”的原则。力主史书贵在简炼的唐人刘 知几，虽在其《史通》的《浮辞篇》与《烦省篇》中批评了前代史书的烦琐现象，却独 不见其对《南、北史》的指责，等于他也承认了李延寿的说法。宋人欧阳修等的《新唐 书·李延寿传》，则第一次公开肯定《南、北史》有“颇有条理，删落酿辞”的优点。 随后有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更进一步肯定《南、北史》有“删繁”之功。 清人赵翼在其《陔余丛考》卷8的《南北史原委》目中，更明确指出：《南、北史》“ 删去(八书)芜词，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询称良史”；他还在其《廿二史札记》中， 列举了《南、北史》删削八书的不少实例，得出了《南、北史》记事“简净，得史裁之 正矣”的结论。由此可见，《南、北史》的删削南北朝八书“烦冗”之功，已经形成了 共识。以致于除清人王鸣盛完全否定《南、北史》有删削“烦冗”之功的情况以外，几 乎无人指出《南、北史》的删削也有不妥之处者。直到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二十四史时 ，其编辑部的同志才在《南、北史》出版说明中，既肯定《南、北史》的删削烦冗之功 ，又指出其存在删削不当之处。其文曰：“八书保存史料较多较详，经过《南、北史》 的删节，篇幅仅及原书总和的二分之一，自然不免缺略。它所删掉的，在本纪中多属册 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仪、文章。删节以后，叙事部分相对突出，读来比较醒目。 可是，也有删所不当删的地方，例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朝范缜关于神灭的 著名辨论，都是有关当时阶级关系和思想斗争的重要资料，《南、北史》一则摒弃不录 ，一则删存无几。在删节过程中，还有由于疏忽而造成的史实错误，甚至文气不接，辞 义晦涩。这些都是这两史在编篡上的缺点。”这段话，说得十分准确和公允，既排除了 王鸣盛的偏激，又指出了李延寿删削八书的不妥之处，包括不当删而删和因删削造成的 史实错误与词义不明。我把这三者称之为李延寿删削不当的三种类型：即不当删而删、 因删致疑、因删致误。这三种类型的删削不妥之处，虽然分散于《南、北史》的各个本 纪与列传中，需要作仔细的史实校勘、考订工作才能一一明白；但也存在集中出现的规 律性删削不当。这是《说明》所未曾指出的。如果我们能揭示出这种规律性删削的事实 ，不仅可以进一步证实《南、北史》确实存在删削不当之处和数量不少的事实，而且可 以补充《南、北史》的删削失当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并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是我 写这篇短文的主要目的。
要判断《南、北史》删削八书时的当与不当，一条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要看所删是否 具有史料价值。所删并不影响八书史料价值者，即为删所当删；反之，即属于不当删而 删之列。所谓规律性的删削不当，是指八书中属于同一性质或内涵的有用史料，都被《 南、北史》无例外地或大部分予以删削的状况而言，这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删削不当。 见于《南、北史》中的这种规律性或倾向性删削不当，谨按其在《北史》、《南史》中 的不同表现方面揭示如下。
二、关于《北史》规律性删削不当的表现形式
关于《北史》的规律性删削不当，约有如下几种表现：
第一，关于北魏政权前期在战争中掳获生口、马牛羊并以之赏赐官吏、将士的史料， 类皆予以删削。
在《魏书》中，不乏在战争过程中虏获生口、马牛羊并以之充赏赐的记载，在《魏书 》诸帝纪中尤多。如“虏获生口、马牛羊”若干、“俘虏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及“ 簿其珍宝畜产”等记载屡见不鲜；随后便是“班赏大臣各有差”、“班赏大臣将校各有 差”、“班赏功臣将士各有差”及“赐征还将士牛、马、奴婢各有差”等举措。基于这 些记载，不难看出北魏前期的统治者，扶植了大批官吏、将士成了大量私有牲畜的拥有 者与众多奴隶的拥有者，亦即成了大的私有牧场主和奴隶主。这既可以从此窥知北魏前 期畜牧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也可以得知北魏前期奴隶与奴隶主数量的巨 大，从而有助于判明当时的社会生产状况和社会性质。因而这些史料，作为一个整体， 实为研究北魏前期重要的社会经济史料与政治史料，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 遗憾的是，《北史》把上述的有关史料，几乎毫无例外地予以删削，以致单凭《北史》 所载，就根本无法认识上述诸问题。因此，应当说这是《北史》删削不当造成的缺陷。 尽管这种规律性的删削本身没有给有关史实造成疑义或者错误，但因此而带来的危害甚 至比因删致疑与因删致误造成的具体问题损失更大，原因在于它带来的危害具有整体性 和普遍性。
第二，关于北魏前期边境少数民族起义、内属和内附问题史料的规律性删削不当。
在《魏书》中特别是在该书的诸帝纪中，屡见魏前期边境少数民族反抗北魏统治者的 起义，也不乏边境少数民族相率“内属”或“内附”的记载。通过这些记载，既可以看 出边境少数民族对北魏统治者的态度及其变化，也可以看出作为统治民族——拓跋族统 治其他少数民族的方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可以看出“内属”和“内附”的少数民族 的不同族属、数量及内徙地区，还可以比较“内属”与“内附”的区别，进而可以窥见 当时北方民族融合的程度与状况。因而，从整体来看，这一类史料也是相当重要的史料 。但是，李延寿的《北史》，对这类史料采取了除极个别被保留外绝大部份予以删削的 作法，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对上述诸问题的认识。如果不是有《魏书》存在，单凭《北史 》所载就无法探讨上述诸问题。因此，这种删削不能不是又一带规律性的删削不当。
第三，关于整个北朝四书中有关封爵食邑户数及“开国”字样的规律性删削不当。
我曾在《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的封爵制探讨》及《从<北史>关于西魏、北周和东 魏、北齐封爵制的记载看<北史>的简略失当》等文中指出(均见《北朝研究》杂志，总 第四期与第八期)：北魏的封爵制度，一般说来，在孝文帝太和改制之前，对于封爵制 的书写方式，只有封爵名称与等级，而无食邑户数，封爵名称之前也还冠“开国”字样 ，到了太和改制之后，才出现另一种情况与上述情况并存。这另一种情况是：受封者不 仅有所封爵名与等级，而且在封爵名称之后还缀以食户邑数；同时在封爵名称之前还冠 以“开国”二字，如“××开国公”、“××开国侯”等。食邑户数与“开国”二字， 或同时出现，或二者必居其一。这种关于封爵制的不同表述方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封 爵制：一、既无食邑户数与“开国”二字者，表示虚封；二、既有食邑户数又有“开国 ”二字者，表示实封。自太和改制之后，历北魏后期、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乃至 隋王朝的北朝四书，都是按上述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来区分虚封与实封的。因此，北朝 史书关于封爵制中的虚封与实封的不同表述方式是不容混淆的，更不容许随意删节，否 则，就会无法区分被封者的封爵究竟是虚封还是实封。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北史》 对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直到隋代的封爵制书写方式，完全同改制以前一样，既不在封爵 名称之后缀以食邑户数，也不在封爵名称之前冠以“开国”二字，等于取消了北朝四书 用以区分虚封与实封的标志，从而使人单凭《北史》无法判明不少被封者的封爵是虚封 还是实封，以致产生了一个带有普遍性错误。因此，《北史》的这一规律性删削，实为 严重删削失当的表现之一。
第四，关于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别封”制度的规律性删削失当。
从北魏后期开始，在其封爵制度中出现了“别封”之制。随后的西魏、北周与东魏、 北齐，都实行了“别封”之制。因此，《魏书》、《周书》及《北齐书》，屡见关于“ 别封”的记载。所谓“别封”，一般来说是在受封者的本封、本爵之外的加封、重封。 “别封”的承受者可以是受封者本人，也可以是他们的亲属，但仍以前者为主。“别封 ”的封爵级别往往低于本封、本爵；它可以给受封者及其亲属带来食邑的经济实惠。总 之，北朝后期的“别封”之制是不容忽视的。有关这些情况，我已在《西魏、北周与东 魏、北齐的封爵探讨》一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此不赘述。但是，在《北史》中， 却把《魏书》、《周书》与《北齐书》中的有关“别封”的记载绝大部分予以删削不载 ，从而使得北朝后期的不少鲜卑勋贵通过“别封”之制而获得在本封、本爵之外的经济 实惠与政治优宠等状况被掩盖起来了。不管李延寿是出于什么原因而这么做，这种做法 所带来的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这也应当视为规律性删削失当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五，关于各种战争的经过、状况和传主历官情况的规律性删削失当。
在北朝的《魏书》、《周书》、《北齐书》及《隋书》中，有关各种战争的经过、状 况及传主历官情况的记述都是比较详细的。虽然因此带来了一定的烦琐，但事件的原委 与传主的职务升迁、变化比较明白。而《北史》对各种战争的经过与状况，绝大部分予 以删削；对传主历官情况，也大都以“累迁×××”官职代替所删职位的变化。这样作 的结果，不仅使许多战争、事件的情况不明，也使不少传主的官位变化无从查考，甚至 《北史》的许多因删致误和因删致疑之处，也直接导源于这样的的规律性删削。因此， 这种规律性的删削虽然不能说全部不当，但删削不当的成份是相当大的。
第六，关于东魏、北齐食干制度的规律性删削不当。
在《北齐书》中，屡见北齐官吏、将领食州干、食郡干和食县干的记载，而且与封爵 拥有者食邑制同时并存。这种情况，独见于《北齐书》。官吏、将领通过食干，可以获 得因食干多少而来的免役钱的私润。因此，我称这种制度为东魏、北齐时期所特有的“ 食干制度”，并曾写专文加以论述，此不赘述。(可参阅俚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探讨》，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在《北史》中，凡《北齐书》出现的“食干” 之文，除极个别仍被保留外，绝大部分都被删去。如《北齐书》的《段荣传附段深传》 、《段孝言传》、《斛律金传》、《斛律光传》、《斛律平传》、《薛孤延传》、《鞠 珍传》、《侯莫陈相传》、《厍狄回洛传》、《赵起传》、《王峻传》、《鲜于世荣传 》、《綦连猛传》、《元景安传》、《皮景和传》、《暴显传》、《卢潛传 》、《阳休之传》、《张景仁传》及《阳斐传》等，在《北齐书》均有食干的记载，而 在《北史》同人传中均删去了食干之文。因此，这也应是《北史》规律性删削的表现形 式之一。通过《北史》的这一规律性删削，直接掩盖了北齐时期普遍存在食干制度的事 实，若无《北齐书》可以佐证和稽考，岂不造成重要的史实空缺!因此，这一规律性删 削不当之处是昭然若揭的。
三、关于《南史》规律性删削不当的种种表现形式。
《南史》的规律性删削不当，约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起家官”规律性删削的不当。
在南朝的《宋书》、《南齐书》、《梁书》与《陈书》中，对士族入仕时的最初官职 往往有明确记载，而且有“起家官”的专门名称。究其原因，在于“起家官”问题，是 门阀制度下士族入仕时的始任官职，必须同中正官对士族所品评的品级相对应的问题。 即中正官对士族所评品级不同，“起家官”的级别高低也不一样。这是体现九品官人法 的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维护门阀制度士族利益的政治工具。因而士族出仕的“起 家官”制度，是南朝政治生活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南朝诸书对士族入 仕时的“起家官”问题，总是记载明确。但是，李延寿的《南史》，却忽视这个问题的 重要性，往往把传主的“起家官”予以删削。通过这一删削，不仅影响对传主的士族身 份的认识，也会影响对整个南朝门阀制度的了解。因此，《南史》的这一规律性删削， 存在明显的不当之处。
第二，关于入传传主享年数字的规律性删削不当。
在南朝诸书中，对入传传主都有其于何帝何处何年卒及享年若干的记载。通过这些记 载，我们既可以推知每一传主生于何帝何年，也可考察不同阶层人物的年寿修短状况， 进而可以分析其造成原因和其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表面上很简单的记 载，却是有用的社会史史料。但是，在《南史》中，所有南朝诸书中关于入传传主生卒 年月和享年几何等记载，几乎全部被删削，只云：“×卒”或“卒官”，从而使上述一 些认识都不可能实现。
第三，关于入传传主历官与战争情况的规律性删削不当。
在南朝诸书中，对每个入传传主的历官情况，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对于一些重要战 争的过程，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但是，这一切，在《南史》中也同在《北史》中一样 ，往往被删削。对于被删削的历官情况及职务变化，往往用“累迁××××”官一句代 之；对于中正官、大中正官等，删削尤多；对于将领的军功，往往略而不提。对于这些 情况，清代学者多有指出其删削不当者。因此，这无疑也是《南史》的规律性删削不当 的表现形式之一。
第四，关于受封者封爵食邑户数的规律性删削不当。
南朝的封爵制，一般都是有“国秩”的实封。故其表示形式往往在封爵名称与封爵等 级之后要缀以食邑户数，根据食邑户数的多少决定享受国秩的多少。例如同是封爵“县 男”，有的食邑五百户，有的却只食邑百户，反映出国秩享受方面的差别。但是，在《 南史》中，几乎所有被封者的食邑户数都被删削，於是被封者在享受“国秩”方面的差 别就被掩盖了。这自然也是规律性删削失当的表现之一。
第五，关于南朝统治者给官吏、将领赏赐奴婢、兵吏、扶侍、手力及钱物等史料的规 律性删削不当。
在南朝诸书中，屡见南朝统治者给官吏、将领、宗王赏赐奴婢、兵吏、扶侍、手力及 钱物等记载。通过这些史料，不仅可以看出南朝统治阶段的政策倾向，而且直接反映出 社会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更可明白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但是，在《南史》中 ，所有这类型的史料虽然不能说完全被删削，被删削者确不在少数。对这类史料的每一 条来说，删去了虽无大碍，但大量出现这种删削时，就会造成相当大的不良影响，使人 单凭《南史》无法明白当时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与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因此，这类删 削也应视为规律性的删削不当。
第六，关于南朝官吏、将领、宗王的官衔的规律性错删或误简。
这种类型的删削或简略，是《南史》中诸多规律性删削失当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种，甚 至可以称之为规律性误删或误简。关于这一点，清人王鸣盛已作论证。他在《十七史商 榷》卷64《都督刺史》条中指出：在《南史》中，凡遇南朝诸书中的“都督某某几州诸 军事某州刺史”之文，“《南史》则但书某州刺史，而于其下添‘加都督’三字，或直 书某州都督刺史。”王氏认为：《南史》的这两种书法，都存在误删或误省之弊。接着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书法，有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因这种删削或者省略带来了疑惑。 因为南朝存在“凡都督或督二三州或有多至十余州者；又有于某州不全督，仅督其数郡 者。‘都’有会聚之意，各州郡皆所总统。今如《南史》两种书法，皆但书其本治，所 总统某州郡之数与名，皆不见叙，至下文忽露某州某部，突如其来，使观者眩惑。”这 是《南史》因误删或误省都督官衔而带来的疑问。二是由删削或简略官衔而混淆了各种 不同官职之间的差别与等级。王氏根据《宋书·百官志》所载职官情况，指出：晋世主 管诸军事者，有“督”、“监”、“都督”之分。由“督”进为“都督”是提升；由“ 监”进为“都督”也是提升。大抵“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 下。“督”、“监”、“都督”又有“使持节”、“持节”、“假持节”之别。“使持 节”可杀二千石以下官吏，“持节”可杀无官位者，“假持节”可杀违军令者，几者权 力大小不同。又刺史有加军号与不加军号之分。加军号之刺史可以“开府”、“置佐史 ”，不加军号者不能“开府”、“置佐史”，谓之“单车刺史”。晋世的情况如此，南 朝因之，“督”、“监”、“都督”及“使持节”、“持节”、“假持节”与刺史等的 区分，一如晋世。而《南史》把南朝诸书中本来有区别的许多任职武官，几乎一律称之 为“都督某某几州诸军事或某州刺史，或混淆了“督”、“监”、“都督”的区分，或 者刺史加军号，把加军号刺史变成了单车刺史，从而造成官衔、官制上的一系列混乱。 这是《南史》因删削或简省官衔而造成的第二个规律性错误。
关于《南史》因删削或简省官衔而造成的规律性错误，周一良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 史札记》第470页的《删略官衔造成混乱》目中，又举《南史·张敬儿传》为例作了精 到说明。如《南史·张敬儿传》云：“(敬儿)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后又立军功， “进号镇军将军，改督。”同一事，在《南齐书》卷25同人传中是这样记述的：“(敬 儿)为持节、都督雍、梁二州(之)鄂、司二郡军事、雍州刺史、将军如故。”后以功， “进号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改为都督。”如此，则《南史·张敬儿传》所云“乃为 雍州刺史，加都督”句的“加都督”三字有误，即误“督”为“都督”；后之“改督” 更误，即把“都督”误为“督”了。同样的例证，在《南史》中是举不胜举的。至于把 加军号刺史误删为单车刺史的情况，尤其举不胜举。因此，由于误删或误省官衔名称而 造成的规律性错误，实为《南史》一个突出问题。
四、结语
李延寿的《南、北史》，虽对南北朝原有的八书有删烦就简之功，但其删削不当之处 ，也不可忽视。除了中华书局出版二十四史标点本时在《<南北史>出版说明》中所指出 的往往被删的诏令，奏仪、文章之有史料价值者外，还有如上述的各种规律性删削或简 略，均存在不妥之处，而且其比重远远超出其对重要诏令、奏议与文章的删削。这就是 说，要明白《南、北史》的删削或简省不当之处，决不应当忽视这些带有规律性删削或 简略失当。否则，应会大大降低对《南、北史》删削或简略失当比重的认识，也会造成 过高估计《南、北史》删削八书之功的假像，不利于对《南、北史》的正确评价。这里 所述的，是专就其删削失当者而言的，至于其删削或简省恰当之处，自然更是大量的， 决不是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卷53《<新唐书>过誉<南北史>》条中所论的：其“删 落处不当而欠妥者十七八”。
收稿日期：2002-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