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成因、特征、效应与中国的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效应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0;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5-0001-006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正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尽管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除了少数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人们都已接受经济全球化这一事实应当说是没有疑问的。为了对经济全球化能够作出比较准确的理解，对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加以剖析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认为，各国宏观经济体制的趋同、以跨国公司为典型代表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全球性套利活动、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等，可以说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体制障碍
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与以下这些因素有关：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以及发达国家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自由化。
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转型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苏东改革，但是，由于苏东当时的经济改革是在对外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由此产生的两大缺陷导致了改革的失败。这两大缺陷是：第一，无法获得外部资源来实现改革过程中的帕累托改进，致使改革失去群众基础；第二，无法借鉴国际经验来界定改革的终极目标，并根据这样的目标来制定有效的改革策略，使改革得以循序渐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自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下，中国采取了与开放并行的改革战略，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时至今日，中国的这一经验已被绝大多数的转型经济国家所接受，走开放型的市场经济道路已经形成共识。其结果是，存在于转型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之间的、阻碍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日趋缩小。
早在20世纪的70年代，主流经济学的两缺口模型与发展经济学的贫困的恶性增长模型就已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的原因作了解释，而且，有趣的是，它们所提出的政策药方几乎是不谋而合的，那就是通过经济的对外开放来获取外部市场与外部资源，借以打破因资本积累不足与内需不足所造成的增长瓶颈。自那以后，采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东亚与采取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拉美，在经济发展上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清楚地表明，发展开放型的市场经济是实现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对接以谋求国内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最后，由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滞胀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所造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对发达国家提出了经济自由化的要求。因为在存在政府的经济体制中，无论是克服石油危机的技术创新，还是克服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金融创新都是难以发生的。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放松经济管制，由此而掀起的金融与经济的自由化浪潮，进一步扫清了资本、要素与商品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障碍，在范围与程度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
（二）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众所周知，商品与要素的价格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是不可能完全相等的。这种地区性差价的存在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区位优势为企业提供了进行全球性套利的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在这种微观主体世界范围内的套利活动中，跨国公司逐渐成为主角。这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使得跨国公司凭借其独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管理战略以及资金实力，既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将产品销售到价格更高的市场上进行商品套利，又可以将巨额剩余资本转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而内部化优势又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最有利的区位分布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将每一个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以及R&D等活动而服务于母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际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在实际上就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借助于这样的分工与协作机制，跨国公司不仅省去了利用市场的交易费用，而且也消除了市场壁垒对套利过程的干扰。当跨国公司利用其“企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三）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构建了全球经济体系得以形成的物质基础
信息技术进步降低了企业远距离控制的成本。企业的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负相关的。即，远距离控制成本低，企业的活动半径就大，从而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就高，反之则反是。远距离控制的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然而在信息经济时代的今天，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因特网的诞生，使得这种成本大幅度下降，以致于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一家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来说，它的活动范围都可以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信息技术在降低企业远距离控制成本的同时，也为信息、商品与要素的全球快速流动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以上各种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机制来看，经济全球化并不是由人们刻意创造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而是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我们不能选择要还是不要全球化，而是应当学会如何去适应它。
二、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与效应
特征产生于比较。为了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我们就必须将其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行比较。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要素是主权国家，这种性质的一体化通常是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谈判，公平分配一体化的成本与收益来实现的。但是，与地区经济一体化不同，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要素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与企业，它是在各国经济体制趋同与信息技术进步背景下，通过企业的跨国投资与全球性套利来实现的。因此，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自发的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存在谈判的机制，所以，其成本与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的。正如我们在封闭市场经济中看到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必定是不均等的。1997年发生在东亚的金融风暴足以证明这一点。
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均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效应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如下：
（1）经济虚拟化效应。与实物资产的全球流动和配置相比，金融资产在各国间流动与套利的壁垒更少，成本也更低，这不仅加快了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速度，而且也使得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已经不受实体经济的限制，由此产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后果便是世界经济虚拟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得到加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金融资本主义与世界性的金融霸权。由于金融资本主义把金钱与财富混为一谈，因而它的趋利性远甚于那些投资于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而金融霸权的形成又进一步强化了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滥用信用、疯狂进行投机活动的行为。
（2）经济“集权”效应。无论是金融、投资，还是商品的生产、推销，全球化都意味着把决策权交给超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从事全球性经济活动的企业和机构。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消极后果：其一，造成了世界经济与地区经济从属于跨国公司、跨国银行以及各种基金在全球获得最大化利润之需要的消极后果；其二，考虑到世界上大部分的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和投资基金的所有权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因此，服从于上述目标的经济集权必然要引起世界财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公平分配。
（3）全球性的通货收缩效应。经济全球化的通货收缩效应根源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总供给与世界总需求的非对称性变化。例如，当中国、前苏联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经济转型而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时，尽管世界的总需求增加了，但是世界总供给会增加的更快。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这些国家仅仅是在为本国居民而生产，而当它们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之后，它们将为整个世界而生产，因而其供给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解放而增加。随着世界总供给的增加，物价就会下跌，通货便会随之收缩。
但是，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来区分一下两种不同的通货收缩效应：一种是因为供给相对增加而引起的通货收缩，它属于那种好的通货收缩；另一种则是因为需求相对下降而引致的通货收缩，它则属于那种不好的通货收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通货收缩，好坏两种类型并存，并在不同的国家其性质也不一样。作为新经济策源地的美国，由新经济所引起的通货收缩在性质上是好的，这是因为，美国价格指数的下降并不是因为收入与需求下降而造成的，而是由新经济所带来的美国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产出大幅增加，加上世界市场传统产品源源不断地低价供给所造成的。新经济的成本递减（报酬递增）效应，再加上华尔街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使得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大为提高了。反观那些尚未跟上新经济发展步伐的国家，尤其是像东亚这类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则出现了不好的通货收缩。其原因在于：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双向冲击下，这些传统制成品的生产“大国”仍在热衷于“制造”而不是“创造”，结果，它们的经济既不能与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国家进行竞争，也不能与走向新经济的美国进行竞争。随之而来的是出口下降与经常项目的逆差，使得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有这些又使得流入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国际资本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因此，为规避风险，国际资本纷纷从这些国家与地区撤退。由此产生的结果自然是资产缩水、现金流量高度匮乏、以及物价指数的急剧下降。这种由总需求下降所引致的通货收缩显然是一种坏的通货收缩。
三、中国应当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里，在经济总量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经济的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但是，由于中国总体上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同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国内体制改革不到位和经济上存在结构性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浪潮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冲击。就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极有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受到冲击：(1) 贸易冲击贸易冲击来源于一种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结构。中国目前经济的结构就具有这样的特征。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的经济，一方面，是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另一方面，则是中西部比较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经济。在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下，平均而言，中国的劳动要素密集的制成品仍然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中国劳动要素密集的制成品生产至今仍然主要分布在劳动成本相对较高的沿海发达地区，这就大大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走向深化，低成本国家不断加入国际分工的巨大压力下，中国所面临的贸易冲击会越来越大。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迅速的改变，中国出口产品的世界市场份额必将被更多地挤占，这样中国也就将无法通过国际贸易获益。
针对来自于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冲击，中国需要通过开发中西部来实现产业梯度大转移。这就象欧盟为提高国际竞争力，试图通地欧盟东扩，把欧盟各国已经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转移到中东欧相对较为落后的国家中去一样。借助于产业的梯度转移，东部可以参加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并且因为其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那些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传统产业也会因为成本的降低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中国经济学界对于梯度转移的产业政策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一种看法认为，东部产业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会因产业结构的落差而使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继续扩大。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第一，中国东部地区的要素禀赋与中西部地区的要素禀赋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如果中西部地区发展与东部地区完全相似的产业，那么中西部地区势必会失去其比较优势；第二，落后地区想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靠的不是产业的同构，而是有效而又高速的经济增长，这一点可从日本由欠发达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事实中清楚地看到。战后以来，日本的产业结构与美国相比始终处在较低的层次上，但由于日本的产业结构是有助于发挥其比较优势的，因而日本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从而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使其人均收入赶上了美国。从欧盟东扩与日本赶超成功的事例中，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产业的梯度转移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2）储备冲击中国已经与美国、日本及欧盟等主要的谈判对手就是中国加入WTO达成了协议，这意味着中国加入WTO已经为期不远了。中国参加WTO可以说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与其在WTO之外被动地接受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还不如参加WTO主动地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但是，在中国参加WTO的最初这段时间里，难免要受到来之于外部的冲击。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的贸易流量势必会增加，不管是进口商品的流量还是出口商品的流量，都会因为关税的下降而趋于增长。然而，由于进口（也就是需求）的增加不存在时滞，而出口（也就是供给）的增加是有时滞的，因此，在短期内便有可能发生储备外流的冲击。
针对来之于国际储备方面的冲击，中国可以采取人民币贬值或开放资本项目的方法而予以缓解。人民币贬值可以提高进口品的价格，因而可以部分抵销因关税下调、进口品数量增加可能引起的经常项目逆差。至于人民币汇率贬值的机制可以是现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的官方贬值，也可以是变现行汇率制度为浮动汇率制后的市场调整。假如人民币汇率因为国内外某些因素的牵制而不能实行贬值时，这时就应采取开放资本项目的方法来缓解储备冲击，即通过开放资本项目、用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的冲击。为了安全地运用以上两种方法来缓解储备冲击，深化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是必要的前提准备。
（3）体制冲击
而对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冲击和储备冲击，中国必须进行一系列的结构调整。但是，中国现行的体制与全球化所要求的结构调整却是不相适应的。这意味着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体制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现行体制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相适应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地方分割的市场体系与经济全球化是不相适应的。地方性分割的市场体系是不利于商品与要素流动的，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中国为提高国际竞争力进行结构调整的难度。其次，在微观层次上由于存在数量过多的国有企业，也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刚性特征，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缺乏退出机制和创新机制。最后，由于中国的企业制度尚不够自由，奇高的开业费用（包括货币的与时间的）限制了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脱颖而出，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要解决所有以上这些体制上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要下决心退出市场活动，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中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为什么建立不起来，说到底就是因为几乎每一级政府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市场的经营活动。政府之所以会被卷入到市场活动中去，就是因为政府拥有太多的国有企业，所以要使政府能够真正退出市场，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又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终将被创造出来。
[收稿日期] 200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