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三种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上层建筑论文,三种论文,概念论文,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0）06－0001－10
上层建筑概念不仅在马克思重要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中使用过，在马克思的一些文章和著作手稿如《“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中国记事》、《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也出现过。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的时间跨度有30余年，他使用时灵活多变，赋予了它复杂多样的含义。总起来说，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主要有三种含义：思想、意识，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
一、喻指思想、观念
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思想、观念主要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马克思主要是借助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超出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之上的“上层建筑”。
1845—1846年，马克思在和恩格斯等人合著的重要哲学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论述市民社会这种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即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首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并将这一概念规定在意识、思想的范围内，所指的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该书写道：“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① 与此同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章“圣麦克斯”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论及“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私有财产这种所谓“神圣化的财产”，批评施蒂纳时又有“思想上层建筑”的用法：“在发达的国家里，施蒂纳虽不‘可以’从‘作为人的人’那里但却‘可以’从真实的人那里夺取一切这种‘神圣化的财富’，当然，必须通过竞争的途径并限于竞争的条件范围之内。竞争所引起的伟大的社会变革把资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对无产者的关系变为纯粹的金钱关系，而把上述一切‘神圣化的财富’变成买卖对象，并把无产者的一切自然形成的和传统的关系，例如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和它们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一起摧毁了，这种剧烈的革命当然不是起源于德国。”②
1851—1852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政治分析名著中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他在分析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时写道：“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占有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词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③ 这里，马克思首先注重的是社会物质生存条件、各阶级不同的占有形式，认为是整个阶级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构成了各种意识。马克思注意到了耸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由人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这里，他的上层建筑一词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赋予的更宽泛，不仅有思想方式，有人生观，还有情感甚至幻想，它们具体与“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等等相联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不仅否认那些“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旧的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的唯心主义观念，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矛盾和彼此分离不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而“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总的说来，上层建筑一词在这里用来概括为利益所决定的精神因素，主要包括人的思想方式、人生观、情感及幻想等。
此外，在1862—1863年的手稿《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第一册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中，马克思在批判经济学家昂利·施托尔希有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关系问题的反历史态度时，在指明其荒谬说法时，在思想学家们从理论上构造上层建筑的角度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所涉及的是一个单一的精神生产过程。他写道：“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总是好的。”④ 马克思的这个说明是他手稿中的全部四条说明中的一条，是就施托尔希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作出的，并且是从精神生产的角度涉及上层建筑概念的。1871年，马克思还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及农民时使用了上层建筑一词，他是在社会政治观点的意义上使用的，内容较简单：“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⑤
二、喻指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
在多数著作和文章中，马克思主要是在社会政治结构或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例如，这一概念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具体指德国“君主制的权力”；在《共产党宣言》中仍然在政治权力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在《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一文中它具体指的“对内阁的篡夺”；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指“政治”；在《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文中指维护农奴制的俄国国家政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法律的和政治的”，并在德文版《资本论》、在法文版《资本论》再次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法并作了修订；在《中国纪事》使用的政治上层建筑概念也是用指国家政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指资本主义国家从事非直接生产活动的部门；在正式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中以及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都是用指国家政权。
1847年，马克思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赋予政治权力的意义。他嘲讽当时马格德堡的国教顾问、后来的保守党领袖之一海·瓦盖纳，揭露反动的普鲁士政府人士想通过宣传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使人民群众脱离反对君主制的革命运动。马克思在文章中说：“我们这位国教顾问硬说：‘王权和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句话不过是《I'état c'estmoi》［‘朕即国家’］这句老话的另一种说法”。⑥ 他进而写道：“国教顾问先生肯定说：‘宝座应当建立在广泛的人民的基础上；这样它才会最牢靠。’是这样，只要人民还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上层建筑从自己宽大的肩膀上用力甩到深渊里去。最后，国教顾问先生说道：‘贵族使君主制保持了自己的威严并赋予它以诗意的光辉，但却使它丧失了实权。资产阶级既夺去了它的权力，又夺去了它的威严，只留给它王室费。而人民则既保存了君主制的权力，又保存了它的威严，它的诗意。’”⑦ 在这里，上层建筑明确地指“君主制的权力”。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马克思在文章的开头就强调共产主义者必须反对这种说“莱茵观察家”好像能够宣传共产主义的论调，强调“政府不会同共产主义者联合，共产主义者也不会同政府联合。原因很简单：在德国所有的革命党派中间，共产主义者的党是最革命的，这一点政府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⑧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仍然在政治权力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们写道：“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⑨ 这里的“全部上层建筑”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内容，但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接下来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它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他们强调：“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多少隐蔽的国内战争，以及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的过程。”⑩
1857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议论时政的文章中，在运用上层建筑概念时其意义具体指的“内阁的擅权”。马克思在文章的开头即引用了这样一段话：“大多数候选人都表示他们打算广泛支持帕麦斯顿勋爵，以此作为争取重新选人新议会当舆论代表者的最好理由。……帕麦斯顿进入议院，将不是作为保守党、或者辉格党、或者皮尔派、或者急进党的首脑，而是作为英国人民的领袖，作为全民政党的伟大设计师和掌管人。”(11) 接着，马克思评说了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选举失败后，帕麦斯顿赢得胜利后可想而知的是内阁阵营里欢欣若狂和高呼胜利的情景。他进而写道：“至于帕麦斯顿本人，也许他认为这个胜利从他本身的意图来说已超出了限度，因为这个老骗子清楚地知道，要制服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巨人，只要让他引入下院就行了，而要很快摧毁下院本身，摧毁它的基础，即有特权的选民团，摧毁它的上层建筑，即内阁的擅权，也只要赶走它的一些最知名的议员，把他们撵上街头，从而给那站在‘英国宪法’门外、被剥夺了应享的权利的群众提供一批有声望的首领。”(12)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上层建筑一词，不仅具体指帕麦斯顿“内阁的擅权”，并且相应的基础一词是指“有特权的选民团”，完全是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来使用。
1858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在对马志尼的批评中有“政治上层建筑”的说法。他指出马志尼先生一直是欧洲共和派形式主义者的领袖后说：“这些人只注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不能理解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意义。他们以其虚伪的理想主义自豪，认为研究经济现实有损自己的尊严。”(13) 不过，马克思这里“政治上层建筑”概念也不是与经济基础相对应，而是与社会组织相对应。
同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文中，又有“国家全部上层建筑”的用法。在文中，马克思对俄国的时政是这样评论的：俄国农奴制问题似乎要发生一个严重的转折，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采取一个非常措施，即在圣彼得堡召开一次全体贵族代表会议来讨论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但农民事务总委员会的工作已几乎完全失败，因为他们无法履行对政府的义务。许多地主是靠定居在城市里当商贩、手工业者和帮工的农奴缴纳租赋过日子的，这些收入会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而消失。还有一些小贵族，如果每一个农奴都领到一块土地，那末他们就会变成乞丐了。对于大地主说来，解放农民几乎等于放弃权势地位。如果农奴被解放，这些地主还能凭借什么去抵制皇帝的专横呢？此外，俄国需要的并且取决于土地实际价值的赋税也将会失去，国有农民亦将无法处理。“所有这些问题都被提了出来，并且构成了农奴制拥护者们借以藏身的许多坚固阵地。”(14) 马克思进而写道：“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15) 马克思这里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意思很明朗，是指维护农奴制的俄国国家政权。
1862年，马克思在“新闻报”发表的时政文章《中国记事》中，再次使用了政治上层建筑概念，也是用指国家政权。针对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这样评论道：“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16)
在1861—1863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也几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即国家从事非直接生产活动的部门：“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分得赖以和借以维持生活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工人超过再生产他们本身的劳动能力所需要的产品而提供的。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这一自由时间都是以劳动群众方面的剩余劳动为前提，也就是说，工人在物质生产中使用的时间必须多于生产他们本身的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时间。……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17) “更确切的表述是：剩余劳动时间是劳动群众超出再生产他们自己的劳动能力、他们本身的存在所需要的量即超出必要劳动而劳动的时间，这一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同时物化为剩余产品，并且这种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18)
1869年，马克思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即《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在表明对继承权的主张时使用了“法律的上层建筑”提法，其意思很明确，就是指继承权。他认为，继承权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只是由于它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有的权利，即借助自己的财产以提取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同所有一般的民法一样，继承法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从现存社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律结论，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马克思进而写道：“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因此我们的伟大目标应当是消灭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许多人的劳动果实的经济权力的制度。在社会处于相当的发展水平而工人阶级又拥有足够力量来废除这种制度的地方，工人阶级就应当用直接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点。”(19)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也赋予了政治结构的意义，具体用来指称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不能像统治阶级及其互相倾轧的各党派在历次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似的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俯首帖耳的警察、僧侣、奴颜婢膝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余地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支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20) 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把国家政权纳入上层建筑，同时还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庞大政治机器：它有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警察、僧侣、法官等等。这个国家政权“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分支庞杂，机关遍布各地。马克思这里偏重的和关注的是“国家工作机器”或“政府机器”的具体结构和功能。
在《法兰西内战》二稿的“结束语”中，马克思也是从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政治上层建筑”概念的。他说：“旧式的”共和派的两个集团如果复辟侥幸成功，实际上只能恢复帝国，即恢复这些腐朽阶级的统治的最后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形式。如果他们恢复了帝国，只会加速他们所代表的旧社会的腐朽，加速他们所反抗的新社会的成熟。马克思接着指出：“他们的幽暗目光只看到那些旧制度的政治门面，而且他们梦想在这些制度的头上安一个亨利五世或巴黎伯爵来恢复这些制度。他们看不到，这些政治上层建筑所依据的社会机体已经消逝，这些制度只可能在如今已过时的那些条件下、在法国社会的那些过去的阶段中一度存在；法国社会现在只能容许或者是作为其腐烂状态的帝国制度，或者是作为其新生状态的劳动共和国。他们看不到，政治形式的更替只是社会本身经历的现实变化的政治表现。”(21) 并且，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还有另一处也提及“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最终地建立国家上层建筑的最后的中世纪障碍。”(22) 相关的这段话与正式公开发表的《法兰西内战》文字差别不大，意思也大同小异。在正式公开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领主权利、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垄断以及地方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还阻碍着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23)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上层建筑概念，具体指法国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及后来的各种政权。他说：现代国家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在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下的政府，其政治性质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这一国家政权的性质也越来越变成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阶级专制的机器。(24)
1879年，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最后一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不过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überbau译为“上部结构”。尽管被译为“上部结构”，但它只是“上层建筑”的另一种译法，该概念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是在谈及铁路发展的作用时使用这一概念的，他写道：“另一方面，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并把这种上部结构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敷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在美国，资本的积聚和对群众的逐步剥夺不仅是空前迅速的工业发展、农业进步等等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它们的天然产物（虽然被内战人为地加速了）；俄国则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更为相像，那时财政、商业和工业的上部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大厦的正面，看起来好像是对生产的主体部分（农业）的停滞状态和生产者的贫困现象的一种讽刺（诚然，法国当时有一个比俄国稳固得多的基础）。”(25) 明显可见，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的建立，是伴随着铁路这一新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来的，是铁路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还未占主要方式的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解体。俄国的经济发展则比美国、法国等国落后，俄国的“社会大厦的正面”这一上部结构的基础不牢固，将面临“国家破产”的结局。(26)
马克思在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最著名的当然是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这方面的内容留待第四节来阐述。
三、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
上层建筑概念用来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汇票等主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这一概念在《贸易和财政状况》一文中是在信贷与虚拟资本的意义上使用的，在《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摘录配第“关于一国所必需的流通货币量”的内容时大致是指与货币流通量有关的东西，在《资本论》第3卷中具体指汇票，在《论蒲鲁东》一文中指无息信贷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则是指会带来利润的商业资本或货币资本。
1855年，马克思在“新奥得报”发表的《贸易和财政状况》一文中，对上层建筑概念则是在信贷与虚拟资本的意义上使用的。他从“曼彻斯特观察家”上提到的法国的许多新的股份公司切入问题的。马克思说：例如仅仅是股份银行这一部门，从1848年2月革命以来，它们的数目仅仅在巴黎就增加了5倍。这些银行的已支付的资本一共只有15,123万法郎，它们的银行总资本也只有25,248万法郎，或1,000万英镑左右——这个数目不及英格兰银行一家的资本。他进而引用了“经济学家”上的文字：“伦敦的政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写道：‘在这种资本的狭小基础上利用信贷建立起来的巨大上层建筑，不能不使人担忧。例如，拥有资本9,125万法郎的法兰西银行发行了542,589,300法郎的银行券，即超过资本5倍多。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有权发行比它的资本多9倍的债券。Crédit Foncier de France［法兰西土地信贷公司］的名义资本只有3,000万法郎，却发行了为数2亿法郎的债券。因此，可以预料，数目这样大的债券所引起的混乱或贬值，一定会在巴黎和法国造成严重的灾难。’”(27) 显然，这里引文中所谓的上层建筑是指信贷与虚拟资本，指银行券、债券类的东西。
马克思在摘录经济学家配第的《赋税论》（1667年版）时，其笔录中的上层建筑概念之意义与货币流通量有关。他在摘录配第“关于一国所必需的流通货币量”，摘录配第在阐述地租和地租的货币表现时，认为他是以“相等的劳动”为基础。马克思摘引的配第的原话是：“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28) 配第原话中的“上层建筑”，大致是指与货币流通量有关的东西，其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则是相等的劳动量。至于情况到底怎样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从马克思后面对配第著作的摘录也可得知一二：“我们的银币和金币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例如，在英国叫做镑、先令和便士；所有这些铸币都可以用这三种名称中的任何一种来称呼，来理解。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要指出的是：一切东西都应由两个自然单位——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我们应该说：一条船或者一件衣服的价值等于若干土地的价值加上若干数量的劳动，因为船和衣服都是土地和人类劳动的产物。既然这样，我们就很想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使我们单用土地或单用劳动来表现价值能够和同时用二者来表现价值一样好（甚至更好），而且能够像把便士折合为镑那样容易和可靠地将一个单位折合成另一个单位。”(29)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3篇“资本和利润”第12章“商业资本。货币资本”中，马克思在研究“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业利润和一般利润率”时，也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银行家有了他的主顾的资本，就不需要有自己的资本了；人们也同样知道这一事实：例如商业当事人只是作为他的主顾（工业家）的资本的管理人来进行经营的，所以他不需要有任何另外的特殊资本。一般说来，商人和银行家自己的资本只是据以建立起巨大的上层建筑物的基础，而且，这个基础同他们投入周转的并用来从事他们的经营的他人资本不成任何比例（基础越大，就越不成比例）。……实际上，商人资本的周转所表现的无非就是货币流通的规律：货币所实现的价格额，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即某一定时期内货币的流通次数。凡适用于货币的东西——作为流通手段、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而货币作为商业资本正是这样执行职能的——在这里都可看作是资本的职能。诚然，在每次周转中商人会获得利润，而这就使商人用来开始营业的货币额成为资本。”(30) 显然，这里上层建筑是指会带来利润的商业资本或货币资本。
1864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中，引用了上层建筑概念，其概念具体用来指汇票。他引述的是威·里瑟姆（约克郡的银行家）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1840年伦敦增订第2版）中的话：“汇票是通货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数额比其余一切部分加在一起的数额还要大。”“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在事情演变当中这个基础变得过分窄小，这个上层建筑的坚固性，甚至它的存在，就会处于危险境地。”……“汇票没有别的办法加以控制，除非防止出现货币过剩，防止出现低利息率或低贴现率，这样可以避免产生一部分汇票，并不致使汇票过度膨胀。要判断汇票有多少是来自实际的营业，例如实际的买和卖，有多少是人为地制造的，只由融通票据构成，这是不可能的。融通票据，就是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签发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这样，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创造出虚拟资本。在货币过剩和便宜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办法被人使用到惊人的程度。”(31)
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则是在信用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32)
1865年，马克思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论蒲鲁东》一文中，论及蒲鲁东主张建立无息信贷的银行并误解商品对货币的关系时，也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他说：“蒲鲁东发明‘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 du 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功绩’。在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9年柏林版（第59—64页）中已经证明，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信贷制度，正像它在18世纪初以及后来又在19世纪初在英国促进了财产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一样，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能加速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33) 这里的上层建筑一词，是用来说明蒲普东“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种“小市民的幻想”，即发明“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
四、三种含义的关系及其演变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在不同的场合确实赋予了不同含义。从对上层建筑概念含义的三大类别看，马克思最初是用它来喻指思想、观念，但用它喻指政治结构、国家政权及政治行为的时候更多，用来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则出现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和文章中。上层建筑概念的多种含义表明，对马克思的每一次具体使用和论述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任意将其含义混淆或任意换用，也不能将其全部含义字典式的罗列起来，如不能因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喻指过信贷就把“信贷上层建筑”也列入上层建筑总概念。并且，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对其所赋予的含义发生过转移变迁，随着他思想的发展和语境的变化，他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变化，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正式出版的《法兰西内战》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更加确定地赋予了“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这表明，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为界，马克思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根本性的转移。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刻思想和巨大影响，理论界、哲学界更加关心它涉及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方面的内容。本书也只重点研究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思想观念或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政治形式的这两种意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细究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类的意义。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4) 马克思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5) 这里，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朗：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上层建筑的含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和变化。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不是用来指称社会意识，而是用来指称与经济结构相对称的政治结构。并且，上层建筑含义由意识的规定向政治结构的规定转移、变化后，在马克思那里不断得到强化。乃至在八年之后，即1867年，马克思在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的第33个脚注中，再次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6) 在这一次引述和移植中，马克思作了一处修改，即把“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改成“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但这种修改对上层建筑概念的释义没有直接关系。另外，马克思在脚注中还针对性地指出：“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37)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马克思有关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决定政治形式、决定包括以宗教组织出现的政治形式的见解。
1872年，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更加明确地在“法律的政治的”结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在《资本论》（第1辑）第1卷第1章第4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第31个脚注中，仍然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话。但马克思在引用中作修改时不仅把直接引证变成间接引语，并且把“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语删改成“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38) 马克思的这一删改把上层建筑的规定变得简单、明白，“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一语删除后，社会意识形式不再被表述为一种独立的上层建筑形式与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立或外在地结成一体的东西了。这同时为后人们理解他的上层建筑概念意义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包括信用与虚拟资本的含义与前面两种含义没有直接关系，也从来没有引起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从语言学角度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领域的叙述话语最需要的是概念明晰、观点清楚，比喻性的说法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当然，主要还是这些概念内容的专业性质决定的。它只是局限于金融学领域，虽然也具有比喻意义，内容却不复杂难懂，故不会引起广大理论界人士的注意和争议。记载这些内容的文字虽然同样含藏于马克思著作中，以文本形式存在，但并没有进入理论界的视野，理论界和哲学界将它们似乎忘却了。至少，从当年马克思的追随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苏联、中国及东欧诸国的理论界和哲学界，再到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及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所包含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内容。
百余年来，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结构或国家政权的意义之所以被学界引述、研究和争论，是因为它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密切相关，触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生活领域，极为重要。学界所关注和争论的重心是：上层建筑是否包括社会意识，政治上层建筑是否是在思想上层建筑的指导下形成的，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苏联和中国理论界，尤其是中国理论界长期间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32页。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1页。
④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8页。
⑤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102页。
⑥ 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19页。
⑦ 同上书，第220页。
⑧ 同上书，第207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引者按：该处原译为“上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版283页译为上层建筑，德文原词同为überbau。）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78页。
(11) 马克思：《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6页。
(12) 马克思：《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7页。
(13)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0页。
(14) 马克思：《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28页。
(15) 同上书，第628页。
(16) 马克思：《中国纪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45页。
(17)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5页。
(18) 同上书，第216页。
(19)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14—415页。
(20)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
(21)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0页。
(22)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9页。
(23)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24) 同上书，第52—53页。
(25)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5、637页。
(26) 同上书，第637页。
(27) 马克思：《贸易和财政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06页。
(28)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85页。
(29) 同上书，第386页。
(30)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
(31)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1页。
(32) 同上书，第497—498页。
(33) 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0—61页。
(3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35) 同上书，第33页。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9页。
(37) 同上书，第99页。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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