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生中外文化符号观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论文,中外论文,我国论文,大学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次开展我国在校大学生中外文化符号观调查①，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两年多以前，一条“新闻”在全国引起了一定的轰动：据说，美国《新闻周刊》根据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网民投票，评选出12大文化国家以及代表国家文化的20大符号。这12个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德国、俄罗斯、西班牙、印度、希腊和韩国。代表美国文化的形象符号有华尔街、可口可乐、NBA、自由女神像、迪斯尼等；代表英国文化的形象符号有英语、白金汉宫、牛津大学、绅士风度等；代表意大利文化的形象符号有罗马帝国、罗马教皇、文艺复兴、比萨饼等。而代表中国文化的形象符号是：汉语、北京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莫高窟、唐帝国、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天坛、毛主席、针灸及中国烹饪。这一曾被许多媒体转载、引用或评说的“新闻”，引起了我们的很大关注和兴趣，因为它确实同我们正在研究的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课题密切相关；但同时，它又让我们感到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它的形成方式和结论都让我们满怀疑虑。我们登录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查询，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任何报道。我们不得已专门致信美国《新闻周刊》询问，得到的回答令我们意外和吃惊：该刊迄今为止没做过任何这类调查！而据我们了解，我国国内学术界也没有做过这类调研。文化符号是能代表特定文化形态及其显豁特征的一系列凝练、突出而具高度影响力的象征形式系统，对其“误读”有可能余毒无穷。面对这一令人吃惊和不解的“新闻”，为了对这个问题获得真正令人信服的了解和及时应对，我们不得不决定自己动手，按照严格的学理分析和问卷调查方法，对全国在校大学生做一次实际的抽样调查，并对调查数据予以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我们有关大学生中外文化符号观的调研结论。这正是本项研究和本报告的由来。
一 概念梳理与问题提出
开展“全国大学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外文化符号”调查，是实施“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的一个必要步骤。按我们的理解，文化符号是能代表特定文化形态及其显豁特征的一系列凝练、突出而具高度影响力的象征形式系统，简称文化符号。文化符号，无论是中国文化符号还是外国文化符号，都是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显豁而又重要的载体，它在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层面中处在特殊的位置。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层面，是同我们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特定理解相关的。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地说，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文化价值的感召力、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政府政策的合理性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会深刻地影响其他国家的人对这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整体看法。软实力概念应当包含若干不同的领域，例如可以有政治软实力、外交软实力、民族风尚软实力、生活方式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等。而在其中，文化软实力是必不可少而又特殊的重要领域之一。这种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文化软实力既是构成国家软实力的必要领域之一，同时又是任何其他软实力领域据以呈现自身的惯常方式。例如，政治软实力通常借助文化(艺术)符号的感染手段去增强其吸引力。这是因为，文化(艺术)总是凭借其符号表意系统去激发人的想象力、情感和直觉等，进而达到吸引人和感染人的目的。由于如此，探究文化软实力的运行特征对于了解整个软实力的运行就是必要的了。
文化软实力，原本是可以从国家、社会、民族、群体、阶层、个人等若干不同层面去理解和界说的。仔细解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七部分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论述，不难了解到，文化软实力概念是可以从国家层面获得其特定内涵的。这样，从国家层面看(当然也可以同时从别的层面看)，可以说，文化软实力是指特定人类共同体的生活价值系统及其符号象征形式对外呈现的柔性吸引力。在这里，文化的核心内涵是生活价值系统，而其主要呈现方式则是符号象征形式。这样也可以说，文化是指特定人类创造的用以传达生活价值的符号系统。由此看，文化软实力是指特定国家的各种价值系统及其符号象征形式向外部释放的那种柔性而又厚实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这种含义的文化软实力有哪些具体内涵？它同文化符号又具有怎样的关系？仔细解读，正是从十七大报告第七部分的特定语境着眼，文化软实力概念主要体现为四层含义。对这四层含义稍做整理，就可以获得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四个层面：第一层为国家及社会的主流或核心价值系统的吸引力；第二层为社会行为模式的凝聚力；第三层为传统典范及遗产的影响力；第四层为文化传播机制的感染力。文化符号在文化软实力构成中具有特殊的位置和作用，在上述四个层面实际上相互交融、渗透，常常难以分辨。比较而言，这四个层面中的每一层在实际的运行中，都会形成各自一系列凝练、集中而突出的符号象征形式——我们就把它们称为特别能代表特定文化形态的特征的象征符号系统，简称文化符号。尽管任何文化都可以归结为具体的符号表意系统，但正是在这里说的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中，特定的文化形态的特征及其软实力会以格外鲜明有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就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中国文化符号来说，第一层面有毛泽东、邓小平等；第二层面有雷锋、钱学森等；第三层面有汉语、孔子、京剧、长城、兵马俑等；第四层面有春晚、贺岁片等。不言而喻，这些富于象征意味的知名文化符号，都很容易让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自己很快联想到中国、中国文化。
于是，从大学生对那些知名度颇高的中国文化符号的自我认同入手，去了解他们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自我看法，应当是有效的。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固然主要地是看这个国家的文化在外国人(居民)心目中的感染效果，这一点无可否认，因为，正像外国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并不重要，真正的关键在于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②但是，与此同时，也要看这个国家的文化在本国国民心目中的自我认同及感染效果，因为本国国民对自身文化的自我认同会极大地影响这种文化的自信力、对外传输方式及其效果。正像这位旁观者建议的那样，完整地说，重要的环节实际上在于两方面：“别国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国如何看待自己。”他进一步建议说：“在我看来，中国有必要设计一套全新的理念，以向世人恰如其分地展示自己的国家形象。所谓的全新理念并不是要抛弃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要想办法借助文化艺术、商业产品等，让世人看到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从而进一步完善和巩固中国的传统声誉。”③在校大学生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的精英群体和未来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其对本国文化符号和外国文化符号的体验和认同，会影响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自我认同及外向型传播效果。由于如此，在我国在校大学生中进行中外文化符号调研，了解他们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外国文化软实力的感知和判断，可以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帮助我们了解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以及大学生精英群体对本国文化软实力的自我认同，使得人们在思考和探讨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状况及未来趋势时，能够更具有现实感和针对性。
由此，本次调查针对以下问题展开了调查和探讨：A.我国大学生对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的评价；B.不同区域、性别等人口特征差异下的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的评价；C.大学生认可的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的结构特征；D.我国大学生对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外文化符号的评价。
二 调查方法
(一)调查指标与测量方式
1.调查指标的确立
(1)中国文化符号的确定。首先在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文学概论”、“艺术学概论”课上分别采用开放式问卷方式，收集大学生认为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内容，一共收到120份有效问卷。然后由课题组专家对收集到的文化符号进行调整和补充，最终确定了本次调查所使用的270个中国文化符号。
(2)外国文化符号的确定。外国文化符号的选择先由文学专业的3位硕士和博士提出初步选项，提出了500个外国文化符号的调查选项。然后由“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内外征集5位专家意见进行调整和补充。5位专家的学科背景涉及文学、艺术学、传播学、文化人类学，最后确定了286个外国文化符号调查题目。
2.测量方式
本次调查对中国文化符号采用绝对测量法和相对测量法两种方式进行测量，对外国文化符号的测量则采用相对测量法。
绝对测量法是让受访大学生对每一项文化符号的代表性进行五分量表的程度打分。具体问题是：“在向社会及世界各国宣传中国文化时，注重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加以推广，十分必要。请您对下列文化符号的代表性作出评估(1表示这个文化符号完全不能代表中国，5表示这个文化符号能代表最多)。”
相对测量法是让受访大学生在所有选项中分别选出10项中外文化符号。对中国文化符号的测量从代表性和推广价值两个方面来测量。所测量题目分别是：“在上面所列文化符号中，如果选择10项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您会选择哪10项？”“在上面所列文化符号中，如果选择10项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您会选择哪10项？”对于外国文化符号的相对测量题目是：“外国文化符号中，您认为最具有推广价值的10项内容是哪些？”
(二)抽样方案
本次问卷调查采取多阶段整群抽样，共涉全国公办高校24所，发放问卷1960份，回收1892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878份，回收率为96.53％，有效率为99.26％。
抽样方案设计：调查方案采用分层的三阶段抽样，各阶段内抽样单位如下。第一阶段：大区域配额分配样本。按照地理和经济程度将我国划分为华北沿海、东北地区、华东沿海、华南沿海、中部六省、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七个单位，根据各个区域的大学生人数配额分配样本。每个区域单独是一个分析单位。高校学生人数是根据2008年各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公办高校数和在读大学生人数。第二阶段：在每个区域内按照各高校人数进行不等概抽样，抽取高校样本24个，其中列入国家211重点工程的大学11所，占高校样本的45.83％，地方省属高校17所，占高校样本的70.83％。第三阶段：在每所高校随机进行以班为单位的整群抽样。具体各区域高校抽取样本分布见表1。
(三)样本构成的基本描述
本次问卷调查回收的有效样本为1878份，部分问卷样本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丢失。据问卷信息统计，受访大学生中，男生为1031人，女生为738人。样本年龄分布从17岁到37岁不等，其中20岁以下(不含20岁)的大学生为341人，30岁以上(含30岁)的为20人，80.8％的样本年龄集中于20-30岁之间。
受访大学生中，家庭位于东北的为153人，家庭位于北部沿海的为274人，家居东部沿海的为226人，南部沿海的为100人，中部黄河流域的为295人，中部长江流域的为254人，西南地区的为292人，西北地区的为188人，家居港澳台地区的为6人，另有留学生1人；所就读的高校位于东北的受访大学生为153人，就读于北部沿海高校的受访大学生为416人，就读于东部沿海的为223人，就读于南部沿海的为87人，就读于中部黄河流域的为242人，就读于中部长江流域的为219人，就读于西南的为330人，就读于西北的为112人。
在这些大学生中，家庭来自农村的为897人，家庭来自城市的为887人；中共党员为322人，无党派人士为1376人；所在高校是教育部211重点高校的为859人，就读于非教育部211重点高校的为913人。
从专业分布看，受访者中理科大学生为224人，工科大学生为452人，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大学生为1047人，医科大学生为56人，另有农林学科专业的大学生4人；从大学生就读年级看，受访者中大学一年级学生为677人，大学二年级学生为433人，大学三年级学生为377人，大学四年级学生为176人；另有一年级硕士研究生68人，二年级硕士研究生37人，三年级硕士研究生10人，一年级博士研究生3人，二年级博士研究生3人，三年级博士及以上的大学生4人。
三 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绝对值测量结果：汉语/汉字夺冠
全国大学生对最具代表性中国文化符号的评分结果显示，首先，“汉语/汉字”、“孔子”在270个选项中得分高居前两位，得分第三到第十位的依次是：“书法”、“长城”、“五星红旗”、“中医”、“毛泽东”、“故宫”、“邓小平”、“兵马俑”。
其次，本报告将文化符号分为四个层面，分别是：第一层为核心价值系统的吸引力，第二层为社会行为模式的凝聚力，第三层为传统典范及遗产的影响力，第四层为文化传播机制的感染力。从得分最高的前50项来看，最多的是第三层传统典范及遗产的符号，如“汉字”、“书法”、“长城”等；其余是第一层核心价值系统吸引力的符号，如“五星红旗”、“毛泽东”、“邓小平”等。第二层社会行为模式凝聚力的符号和第四层文化传播机制感染力的符号则没有进入前50项。
第三，进一步来说，现代和当代文化人物符号得分普遍靠后。得分前50位的人物符号主要是两类：传统历史人物的孔子、孟子、屈原和政治符号的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以及有政治和文化双重特征的鲁迅。而当代大众文化符号的刘晓庆、韩寒、小沈阳、郭敬明、陈凯歌、崔健、罗大佑、巩俐、冯小刚、周杰伦、于丹、易中天、李泽厚、宋祖英、邓丽君等得分较靠后，都在200位以后。
第四，文学形象符号得分普遍靠后，得分较低。调查结果显示，文学形象符号的得分相对整体不高，在270项选项中普遍在200位以后。如林黛玉、段誉、张生、喜儿、令狐冲、宋江、西施、武松、贾宝玉等等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形象的得分都在5分制的2.5分以下。
第五，科学家符号得分居于中间。袁隆平、陈景润在270个选项中分别居于63位和156位，在5分制中的得分分别是3.64分和3分。
第六，当代新科技符号得分在中间线以上，但排序不高。“联想”、“王选”、“百度”在5分制中的得分分别是2.72分、2.66分、2.65分，都在中间线以上；在270个选项中的位次较靠后，分别是190位、192位、193位。
第七，非物质文化符号远多于物质文化符号。前者为21项，占入选50项文化符号的42％；后者为9项，占入选文化符号的18％。
第八，得分前50项中，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数量相对较少，并且分数的离散程度相对较高。④在前50项得分最高的中国文化符号中，代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成就的仅有“五星红旗”、“毛泽东”、“邓小平”、“国歌”、“北京奥运会”、“鲁迅”和“神舟飞船”7项，古今比例略显失调。入选的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化符号大都带有较强的民族国家象征，主要是政治文化符号。其中除了“毛泽东”(σ=0.954)和“邓小平”(σ=0.964)外，其余文化符号的评分标准差均大于1，“国歌”(σ=1.119)、“北京奥运会”(σ=1.117)、“神舟飞船”(σ=1.136)3项的标准差甚至超过了1.1，大学生对这些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的评分离散程度较高。
第九，日常生活类非物质文化符号的评价差异较大。从数据标准差看，“瓷器”(σ=1.405)的标准差最大，其余日常生活类非物质文化符号也有与之类似的情况，包括“十二生肖”(σ=1.114)、“筷子”(σ=1.104)、“唐装”(σ=1.089)等。(前50项相关数据见表2)
四 不同群体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的打分
根据问卷收集的受访大学生人口学统计信息，将受访大学生划分为不同群体，把不同群体对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的判断进行关联，对不同群体的大学生眼中的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进行描述，并针对少数个体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一)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评分的比较分析
本次调查回收的1878份有效问卷中，男生为1031人，占54.9％，女生为738人，占39.3％。对入选前50项的中国文化符号评分结果进行方差检验，设定各文化符号的概率P值的显著性水平α为0.05，则概率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即可以被认定为大学生性别差异对选项判定结果有显著差异。根据这一检验结果(参见表3)及男女大学生评分的平均值，可以看出如下特征：
第一，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的代表性评价差异较为明显。从方差检验看，概率P值小于0.05的文化符号达27项，占入选50项文化符号的一半以上；其中，差异极为明显的文化符号(F值>12，P值=0.000)多达16项，占前50项文化符号的32％。因此，可以认为性别差异对大学生的文化符号代表性判断具有明显的影响。另外，从这50项文化符号的平均分看，女生对其评价普遍高于男生。
第二，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符号的争议要大于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从文化属性上看，差异较大的27项文化符号中，传统文化符号为21项(包括传统非物质文化符号9项，传统物质文化符号5项，传统科技发明符号4项，传统典籍符号2项，传统人物符号1项)，占77.8％；而差异较大的符号仅为6项，占22.2％。
第三，具有性别差异色彩的文化符号争议明显，并呈现古今不同。从方差分析的F值来看，“旗袍”(F值=64.703，P值=0.000)的男女差异最为显著。“旗袍”是带有明显女性意识的文化符号，与之类似的还有“京剧”⑤(F值=26.652，P值=0.000)、“刺绣”(F值=27.149，P值=0.000)、“古典诗词”(F值=15.258，P值=0.000)、“《红楼梦》”(F值=12.316，P值=0.000)等，它们都在女性人群中引起了较高的关注；而从入选文化符号的评分平均值上，男生评分的均值高于女生的是“《孙子兵法》”。从这些文化符号中可以看出，在对传统文化的性别审美中，大学生普遍愿意认同与自己性别属性一致的传统文化符号。而从大学生对差异显著的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的评价结果看，“异性相吸”的文化价值判断倾向则较为明显。女生评分高于男生且评价差异显著的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主要是带有政治或竞技色彩的符号，如“五星红旗”(F值=38.878，P值=0.000)、“北京奥运会”(F值=32.442，P值=0.000)、“国歌”(F值=8.885，P值=0.003)、“神舟飞船”(F值=4.480，P值=0.034)等。
(二)家庭来自农村、城市的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评分的比较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回收的1878份有效问卷中，家庭来自农村的为887人，占受访者的47.2％，家庭来自城市的为897人，占受访者的47.8％。对入选前50项的文化符号评分结果进行方差检验，设定各文化符号的概率P-值的显著性水平α为0.05，则概率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即可以被认定为大学生家庭所在地的城乡差异对选项判定结果有显著差异。根据这一检验的结果(参见表4)，可以看出与不同性别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评分结果相比，家庭来自城市或农村的大学生在对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的判断上更为接近。大学生家庭所在城乡差异在对中国文化符号的代表性评分中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家庭所在地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的文化符号代表性整体判断有一定影响。经过方差检验，概率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5的文化符号为24项，不到入选文化符号的一半。其中，差异极为明显的文化符号(F值>12，P值=0.000)为4项，占前50项文化符号的8％。另外，从平均分来看，性别差异显著的24项文化符号全部都是家庭来自城市的大学生评价高于家庭来自农村的大学生。
第二，家庭所在地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的判断影响较大的集中在传统文化符号和非物质文化符号上，对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没有明显的评价差异。从方差检验差异极为显著的4项文化符号看，均为传统文化符号，其中差异效果最为显著的是“中餐”(F值=27.696，P值=0.000)，与之相关的是“筷子”(F值=14.136，P值=0.000)。另外还包括“老子”(F值=14.377，P值=0.000)和“京剧”(F值=13.188，P值=0.000)。从文化属性看，家庭所在地的城乡差异所造成评价不同的24项文化符号中，传统文化符号为22项(包括传统非物质文化符号13项，传统物质文化符号1项，传统科技发明符号3项，传统典籍符号4项，传统人物符号1项)，占91.7％，没有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物质文化符号也仅有“故宫”(F值=4.896，P值=0.027)1项。
第三，家庭所在地为农村的大学生对文化符号的评分均值低于家庭来自城市的大学生。从平均分上看，入选的前50项文化符号中，除“邓小平”、“孔子”、“毛泽东”三项外，其余选项均为家庭来自城市的大学生高于家庭所在地为农村的大学生，而这三项文化符号都是历史人物。
五 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因子分析(前50项)
根据本次调查第一题的评分结果，利用SPSS软件对前50项文化符号的得分原始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处理，经过初始化后的相关阵，发现某些文化符号选项(变量)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相关性，而与另外一些文化符号选项的相关关系则较弱，而量表各题项间有共同因素存在，说明对其进行因子(主成分)分析是合适的。
(一)因子分析：得分前50个选项呈现7个因子
将前50项的文化符号作为相关变量，进行模型的验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和方差最大化旋转(VARIMAX)，不限制因子数目，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共得到7个因子。经过旋转后的因子解释度见表5。
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指标V19“京剧”(注：V19表示该项变量在原“大学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的排序为第19位，下同)在第3个因子F3上的负荷值小于第1个因子Fl上的负荷值；指标V23“熊猫”在第4个因子F4上的负荷值要小于在第1个因子F1上的负荷值；指标V9“邓小平”在第3个因子F3上的负荷值要小于在第7个因子F7上的负荷值；指标V7“毛泽东”在第3个因子F3上的负荷值要大于在第7个因子F7上的负荷值，但区别并不明显。因此，将指标V19和V9从F3中删除，将指标V23从F4中删除；而从命名的角度，将V7列入F7中。旋转后的因子分析载荷阵见表6。
第1因子的解释度为44.203％，其所涉的21项指标中，基本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如负载值较大的指标V6“中医”、V15“文房四宝”、V37“筷子”等，因此将因子Fl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指标V23“熊猫”并不太符合这一因子命名，但在经过最大化旋转之后的因子分析中，“熊猫”的贡献率基本在第1因子上，所以暂且将其纳入因子F1进行考量。
第2因子的解释度为5.523％，其所涉的9项指标中，基本是物质文化遗产，包括长江、黄河等自然遗产。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世界遗产分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四类。在因子F2的各项指标中，属于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有：V8“故宫”、V38“颐和园”、V42“天坛”、V10“兵马俑”、V4“长城”和V15“莫高窟”。因此，根据这些主要负载值指标的属性，将F2因子命名为“物质文化遗产”。而作为自然遗产的V11“黄河”与V25“长江”的负载值并不高，同时它们在中国语境中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因而一并列为物质文化符号进行分析。
第3因子的解释度为4.139％，其所涉的4项指标完全符合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归约的“中国四大发明”，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因此将这一因子命名为“四大发明”。
第4因子的解释度为3.621％，其所涉4项指标中，负载值较高的V5“五星红旗”和V27“国歌”可视为新中国的标志，是现代和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符号；V31“北京奥运会”与V45“神舟飞船”则是近年来为中国树立国际形象的象征性标志。因此，将这一因子命名为“新中国标志与成就”。
第5因子的解释度为3.134％，其所涉的4项指标均为中国古代名著，包括儒家经典、小说、史书、兵书等不同类型的文化符号，故而命名为“古代典籍”。此处“典籍”一词取“书籍”之意。
第6因子的解释度为2.302％，其所涉的4项指标都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名人，包括儒家、道家代表(V41“屈原”亦可视为儒家)。因此，将这一因子命名为“古代思想文化名人”。
第7因子的解释度为2.104％，其所涉的4项指标均是近代以来在中国政界和思想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将其命名为“现代政治文化名人”。
(二)因子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本次问卷调查所收集的人口学特征，可以对以上7个因子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以判断不同类别的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评价差异。以年龄、性别、家庭所在地的城乡不同、政治面貌、专业、上学年级和就读高校所在地为自变量，建立7个多元回归方程。其中，对各种定性因素进行了虚拟变量的处理(“专业”和“大学所在区域”分别以“人文社会科学”和“南部”为基准组)。分析数据如表7所示。
经过对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可知，7个回归方程中有两项模型显著性水平偏低，即“物质文化遗产”(含9项指标)和“古代典籍”(含4项指标)，回归分析所涉的自变量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解释，因此将其剔除。在剩下的5项因变量中，有4项模型的检验结果极为显著。从具有显著性的变量可以发现，对各因子产生影响的因素各不相同：
(1)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对回归系数的检验，“年龄”、“家庭所在地的城乡差异”和“专业”中的“理科-人文社会科学”三项人口特征的回归系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明显的影响，影响的程度依次是“年龄”>“家庭所在地的城乡差异”>“理科-人文社会科学”。其中，“年龄”和“理科-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呈负相关，即年龄越小的受访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价越高，理科大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价高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大学生；“家庭所在地的城乡差异”呈正相关，家在城市的大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价要高于家在乡村的大学生。
(2)四大发明：经过检验，人口特征中“政治面貌”和“专业”中的“工科-人文社会科学”两项自变量对“四大发明”这一因子的影响显著，“工科-人文社会科学”因素的作用要大于“政治面貌”。受访大学生中，中共党员对“四大发明”的评价高于非党员的评价；工科大学生对“四大发明”的评价高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大学生。
(3)新中国标志与成就：经过检验，人口特征中有6项指标对“新中国标志与成就”这一因子造成较为显著的影响，按照影响程度的高低排列，分别是“性别”>“大学所在区域”中的“中部黄河流域-南部”>“中部长江流域-南部”>“西北-南部”>“专业”中的“工科-人文社会科学”>“大学所在区域”中的“东北-南部”。从评价检验结果看，女性大学生对“新中国标志与成就”的评价要高于男性大学生；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大学生要高于工科大学生；而南部地区高校的大学生要低于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包括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西北地区高校的大学生。
(4)古代思想文化名人：经检验，就读高校的地域特征“东北-南部”、“北部沿海-南部”、“西北-南部”，以及“上学年级”这四项人口特征指标对“古代思想文化名人”这一因子产生显著影响，影响的程度依次是“大学所在区域”中的“北部沿海-南部”>“上学年级”>“东北-南部”>“西北-南部”。就读高校位于南部地区的大学生对“古代思想文化名人”的评价要高于东北地区、北部沿海和西北地区的大学生；上学年级越高，对“古代思想文化名人”的评价越高。
(5)现代政治文化名人：经过检验，“性别”和高校所在地域中的“东部沿海-南部”两项自变量对“现代政治文化名人”有显著影响，其中“性别”差异的影响要大于就读高校所在地“东部沿海-南部”差异的影响。男性大学生对“现代政治文化名人”的评价要高于女性大学生；东部沿海地区高校的大学生对“现代政治文化名人”的评价要高于南部地区高校大学生。
经过如上分析，可以看出对大学生“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评价产生影响的因素是极为多元的。这一点从调查结果中，自变量对因子的解释度(R2)较小也可以看出来。在5项回归分析显著的因子中，“新中国标志与成就”一项的解释度最大，所涉自变量也只能解释本次调查对“新中国标志与成就”各项文化符号评价差异的5.2％；进入回归分析的自变量合计能够解释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的评判差异的12.9％。可见，除了调查中所涉的7项人口特征外，还有不少随机因素在产生作用。
六 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外文化符号的相对测量
对“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外文化符号”进行相对测量是通过让受访大学生在所有中外文化符号中分别选出10个最具推广价值的选项，然后根据各选项所得票数的排行做出的。对270项中国文化符号的投票设置于受访者对“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进行评分之后，这样一方面便于大学生根据评分印象对中国文化符号进行投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受访大学生会有意识地在“代表性”与“推广价值”之间做出区分。而对外国文化符号推广价值的投票则是在问卷的第四题中，根据不同国籍罗列出286个外国文化符号，要求受访者从中挑选“最具推广价值的10项”。从相对测量的结果看，受访大学生对“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外文化符号的认知是多元的，270项中国文化符号和286项外国文化符号全部均有票数。换言之，大学生认为此次调查所涉的文化符号均具不同程度的推广价值。
在本次调查的问卷设计理论中，文化符号的“推广价值”与“代表性”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二者对中国文化符号的意指有所不同。“最具推广价值”的文化符号，在其能指和所指的代表性特征之外，还必须具有能与异质文化相沟通、对话的属性，表现为一种能够“共享世界”的主体间性，即所谓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彼此可进入性”。⑥因此，“最具推广价值”的文化符号往往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异(优)的，也是异质文化所必需的基本文化。民族特色、地方风情色彩过于浓重的文化符号，一般并不适合普遍推广。从相对测量的调查数据看，大学生较好地领会了“推广价值”的意义。
(一)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投票结果：“孔子”第一
根据中国文化符号推广价值相对测量结果，“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前10名分别是：“孔子”、“汉语/汉字”、“中医”、“书法”、“功夫”、“中餐”、“京剧”、“长城”、“古典诗词”、“茶”。从前50名整体情况来看(参见表8)，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推广价值的认知有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与“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评分排行前50项相比，有37个文化符号在“最具推广价值”的相对测量中再次入选，占71.2％，而票数百分比超过l％的前24项文化符号均曾出现在“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排行前50名的榜单中。
第二，非物质文化符号、传统文化符号更具推广价值。从文化符号的类型看，“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前50名中人物符号有11项，非物质文化符号为26项，物质文化符号10项，古典典籍5项。从文化符号的历史属性看，包括传统文化符号39项，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10项，另有自然文化符号3项。这也造成了物质文化符号、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的推广价值偏低的问题。
第三，最具推广价值文化符号的选择集中度不高，选项之间的得票率比较分散。第一名“孔子”的得票率仅为4.24％。从投票的百分比来看，前50名中国文化符号依次之间的票数差距并不明显。最为显著的投票差异在第3名“中医”与第4名“书法”、第9名“古典诗词”与第10名“茶”之间，二者都存在0.5％左右的票数差距。
第四，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化符号入选的数目少、名次低。在与“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评分排行前50名的选项一致的27项文化符号中，被大学生认为兼具代表性与推广价值的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化符号仅有6项，分别为“毛泽东”(第30名)、“鲁迅”(并列第31名)、“邓小平”(并列第33名)、“北京奥运会”(第39名)、“五星红旗”(第41名)、“国歌”(第42名)；除此之外，大学生还认为“姚明”(第40名)、“李小龙”(并列第46名)、“鸟巢”(并列第46名)、“袁隆平”(并列第49名)4项文化符号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这10项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中，除了“毛泽东”之外，全部都在30名之后。
第五，文学艺术和科技符号的推广价值评价也不高。从入选的文学艺术符号看，文艺作品占有较高比例，“书法”、“古典诗词”、“《红楼梦》”(并列第21名)、“传统绘画”(并列第25名)等选项名次还比较高，而现代和当代文学艺术作品则集体缺席；艺术家符号入选的数目和名词均偏低，仅有“鲁迅”和“李白”(第38名)2项；文学艺术虚构形象仅有“孙悟空”(第43名)1项。从科技符号看，传统文化符号中，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全部落选；现代和当代科技符号也仅有“袁隆平”1项入选。
(二)最具推广价值的外国文化符号投票结果：“莎士比亚”第一
中国大学生是外国文化符号推广的重要受众群体之一，他们对外国文化符号推广价值的排序可以作为我国文化符号对外推广战略的参照系，因而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从受访大学生对“最具推广价值的外国文化符号”的投票结果看(参见表9)，前10名分别是：“莎士比亚”、“金字塔”、“《圣经》”、“林肯”、“好莱坞”、“希腊神话”、“佛教”、“奥林匹克”、“哈佛大学”、“贝多芬”。从相对测量的整体结果看，对外国最具推广价值的文化符号的评价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入选的外国文化符号整体具有多元化特征。受访大学生认为最具推广价值的50项外国文化符号中，包括人物符号16项、非物质文化符号23项(46％)，物质文化符号5项(10％)，人文著作6项。其中，宗教、体育、经济金融等类型的文化符号都是“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前50名中所没有的。
第二，入选的外国文化符号中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少于古代文化符号。从所涉文化符号的历史属性看，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为17项，传统文化符号为33项；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占34％，高于“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前50名中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占20％的比例，但仍少于占66％的古代文化符号。
第三，入选的外国文化符号在推广价值上的个体差异不大。从受访大学生对外国文化符号推广价值的投票百分比看，投票差距最大的是第三名“《圣经》”与第四名“林肯”之间，差距为0.68％，其余各选项之间的票数差距并不明显。
第四，文学艺术类文化符号推广价值突出。从入选的外国文化符号看，文艺类文化符号多达18项，占36％。其中，艺术家、作家符号为5项，文艺作品符号为5项；现代和当代文艺符号也有5项。
第五，入选的外国文化符号整体得票率偏低，大学生对外国文化符号的推广价值认识趋于多元化。本次调查所涉286项外国文化符号均有得票，名列第一的“莎士比亚”仅获得2.94％的支持率，甚至低于“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第一名的“孔子”，这说明我国大学生对外国文化符号的推广价值认识并未形成高度趋同现象。
(三)中外最具推广价值的文化符号相对测量结果排行比较
比较受访大学生对中外“最具推广价值的文化符号”排行，参照外国文化符号的传播经验，可以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和中国文化符号的推广提供借鉴。从以上两项相对测量的投票结果看，中外“最具推广价值的文化符号”排行的前50名具有以下共同特征：首先，人文领域内的历史人物符号居首。受访大学生把“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外文化符号”分别给予了“孔子”和“莎士比亚”，二者都是在世界人文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其次，“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外文化符号”排行中各项文化符号之间的得票差异都不大，而前三名的认同度都普遍高于其他选项。再次，入选的传统文化符号多于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非物质文化符号多于物质文化符号。
从受访大学生对中外“最具推广价值的文化符号”排行前50名的差异看，二者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
第一，“最具推广价值的外国文化符号”前50名中，宗教、政治等具有典型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符号较多。“《圣经》”(第3名)、“林肯”(311票，第4名)、“佛教”(第7名)、“马克思”(229票，第13名)、“列宁”(170票，第24名)、“《共产党宣言》”(并列第39名)等，其中不少选项的排名还很靠前，而这是中国文化符号推广价值排行中所缺乏的。在中国文化符号推广价值排行中，“毛泽东”(第30名)获152票、“邓小平”(并列第33名)获147票，而它们在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相对测量结果的排行中分别是第4和第6，这说明受访大学生认为，尽管现代和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文化符号可以代表中国，但它们的推广价值并不足够高。另外，“佛教”(第83名)及“禅宗”(第75名)在中国文化符号的推广价值的测量中仅得58票、63票。尽管“佛教”是经过长期中国本土化的文化符号，但在大学生看来，汉代的“佛教东传”在更大意义上仍是外国文化的推广行为；而中国化色彩更为浓厚的“禅宗”得票数多于“佛教”，也可以说明文化符号的原创性对其推广价值是极为重要的。
第二，外国文化符号中世界级艺术家获得中国大学生的普遍认同。“贝多芬”(第10名)、“雨果”(第20名)、“达芬奇”(第29名)等，而作为艺术家的“莎士比亚”名登榜首，显示了外国艺术的独特文化价值。而在中国排行中，如果“鲁迅”(第31名)不作为纯粹艺术家列入考量的话，第一位中国艺术家“李白”的推广价值仅获第38名的成绩。
第三，带有强烈民族国家特色的文化符号认同度较高。从入选的前50名外国文化符号看，推广“美国梦”的“好莱坞”(第5名)、推广希腊竞技体育和和平精神的“奥林匹克”(第8名)、推广美国民主价值观的“自由女神像”(第26名)以及带有日本特色的“动漫文化”(第11名)、“宫崎骏”(第48名)等的入选，说明了打造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第四，“哈佛大学”(245票，第9名)、“牛津大学”(124票，第39名)作为国家高等教育及知识界的文化象征入选“最具推广价值的外国文化符号”。相比之下，在中国文化符号的推广价值排行中，“北大清华”(78票)这一两校合并的选项仅名列第61，说明中国大学的品牌文化建设和中国学术机构的品牌价值，及其世界推广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五，“最具推广价值的外国文化符号”排行的前50名中，不少文化符号都兼具文化、娱乐、商业和意识形态等属性中的多重身份。“好莱坞”、“NBA”(第17名)、“英语”(第21名)、“迪斯尼”(第32名)、“百老汇”(第44名)等文化符号的输出，可以实现文化软实力与经济、政治硬实力之间的力量转化。这种转化与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相互转化的论述有着极为相似之处，这种转化是以经济资本为根源的。⑦
七 结论与分析
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是该国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显豁而影响力广泛的象征形式。调查我国在校大学生对中外文化符号代表性和推广价值的感知，不仅可以反映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见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因素及其特征，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供参照。
第一，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的感知呈现出一种高度的趋同性和理性化趋势。从对“大学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绝对测量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所认同的中国文化符号集中在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符号上。这一点在因子分析归纳出的7个因子中表现得更为清晰。从对因子的回归分析看，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的认识与其人口特征的关联很小。值得注意的是，其社会身份因素如性别、年龄、专业、高校所在区域等对他们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认识和选择都没有体现出显著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尤其是大学生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文化消费对象(如娱乐文化、媒介文化等)和日益多元化的物质文化符号，也没能进入他们的认同和选择视野。这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当代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的认识具有一种趋同性和理性化倾向。事实上，根据学者的研究，我国文化现代化水平已经达到了初等发达国家水平，文化传播水平也较高⑧。在这一基本状况下，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这种认识和选择显得过于理性化，没能体现出预期的多样性特质。
对于此现象，我们可以提出一种主要的原因假设：一方面，中国当代大学生生存在一个日趋多样化的时代，传统生活方式与新的生活方式、个体与社会、中国与西方之间交织成复杂多样、令人难以选择的生活情境。另一方面，面对这种多样化生活情境，中国当代大学生往往可以有灵活的多样化选择。他们诚然可能在感性上热烈地喜好某些时尚文化符号如周杰伦等，但同时又可以在理性上认同另一些文化符号如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他们一方面可以感性、开放、趋时，具有年青一代大学生特有的追新入时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理性、守成、稳重，具有令人感觉沉稳的社会责任感和建设意向。也就是说，他们的日常感性喜好与他们理性的文化价值认同似乎可以相互分离和共生，从而在个体人格上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二元构造——即感性的入时需求与理性的责任意向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共生。比较起来，20世纪80年代在校大学生群体则往往具有另一种情形：他们的日常感性喜好与理性的文化价值认同总是大体一致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那时的生活状况总体上还是一体化的或一元化的，不存在今天这种多样化或多元化局面；另一方面，那时的大学生在文化价值观方面也总是一体化的或一元化的，还没有出现今天这种全球化加剧时代古今中外多元价值观相互并存的复杂状况。这种对比虽然可能还有待于充分展开和深入，但至少可以见出，这是一种令人深思的有趣的矛盾现象，这使我们对80后、90后大学生不能不做出新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判断。
这也许可以说明，当代大学生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双重文化人格或多重文化人格。人格(personality)一般被视为一个人的思维、情绪和行为的特征性模式，以及这些模式背后的或隐或显的心理机制。⑨单从心理学上说，双重人格是多重人格的一种形态。一般把一个人具有两个或以上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对立的亚人格称为多重人格，而双重人格正是多重人格之一种，体现出一种内在分离和矛盾的心理障碍。文化上的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则又不同。我们所谓隐性的双重文化人格或多重文化人格，是指大学生个体并存着两个或以上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对立的文化认同取向。例如，当代大学生本来少有接触京剧、中药、刺绣等古代文化遗产，而且他们自己未必喜欢它们。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选择中国文化符号时颇富理性地选择了它们，而此时，他们自己的日常感性喜好被暂时隐匿了起来或者干脆放弃。他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喜好什么呢？根据俄罗斯研究者的旁观，“当世界越来越钟爱营养健康的中餐时，中国消费者却对汉堡包、炸鸡腿和用转基因土豆做成的薯条趋之若鹜……中国有数万年轻人赴西方大学深造。数百万人在本国学习英语。在掌握现代化知识的同时，他们还学到了西方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中国年轻人播放器里的音乐是其西方同龄人正在听的音乐。他们观看同样的好莱坞特效大片、肥皂剧和电视娱乐节目。美国的电影和体育明星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本国。中国有的城市还准备建迪斯尼乐园。”⑩这位外国研究者的观察至少部分是准确的。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是这些被他视为“生活方式西化”的“中国年轻人”，当他们理性地选择中国文化符号时，却又表现得那么“中国化”或“传统化”。这是表明他们富于理性、头脑清醒，还是表明他们精于世故或深谙人生策略？对此双重文化人格现象，确实需要进行分析和研究。心理学家认识到，“人格是存在于文化背景中的”，“文化在理解人格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当代大学生在感性层面倾向于把自己看做独立的、独特的人，可以我行我素，从而体现出一种“个体主义文化”的人格，那么，他们在理性层面则倾向于把自己看做更大群体即家庭或国家的所有物，从而带有“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格特征。(11)这样，在大学生的内心就至少同时并存着个体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两种人格倾向，这两者在当代大学生心理上是如何相互冲突、共存和调和的？我们既需要联系当前现实文化状况去理解这种双重文化人格，又需要通过这种双重文化人格去理解当前现实文化状况。(12)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妨进一步提出两种文化人格的理论假设：当代大学生与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之间，有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人格特征。如果说80年代大学生有一种固体型文化人格，其表露在外的言谈举止与内心理想之间可以大体稳固而一致，宛如那明确、坚固而沉稳的固体物质，那么当代大学生则具有一种流体型文化人格，其外在言谈举止与内心理想之间可以形成灵活而流变的关系，恰似那流动起伏、变化多姿、随物赋形的流体物质。
第二，与中国古代文化符号受到推崇相比，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的影响力亟待提升，这种厚古薄今现象令人深思。如前所述，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入选数目少且名次低，在“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评分排行与“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投票结果前50名选项相同的27项文化符号中，大学生认为兼具代表性与推广价值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仅6项，即“毛泽东”(第30名)、“鲁迅”(并列第31名)、“邓小平”(并列第33名)、“北京奥运会”(第39名)、“五星红旗”(第41名)、“国歌”(第42名)；此外还有“姚明”(第40名)、“李小龙”(并列第46名)、“鸟巢”(并列第46名)、“袁隆平”(并列第49名)4项被提及。这10项除“毛泽东”外全部在30名之后。这说明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化符号的威信和价值远远没有得到大学生的足够认同。如何继续弘扬和宣传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使其增强在大学生乃至更广泛的国民群体心目中的吸引力，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建设的课题。
第三，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代表性的核心符号，而推广价值有待提高。从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评分测量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对前10项文化符号的认同是很集中的。“孔子”、“汉语/汉字”、“中医”、“书法”等选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形象，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意义在大学生看来是毋庸置疑的。但就整体而言，大学生对富有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的认识就较为分散，在相对测量中，大学生对各选项都有不同程度的认同，尚未形成推广认同度较高的核心文化符号。
第四，富有代表性和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出现类型集中化趋势，文艺类、科技类、经济品牌类、媒介类等文化符号建设亟待加强。从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及其推广价值的认识测量结果看，二者的重合程度为74％，大量文化符号兼具代表性与推广价值。这些文化符号在类型上较为单一，从侧面反映了大学生对文化构成因素的认识存在偏颇。入选最具代表性的前50名中国文化符号中，音乐、绘画以及当代媒介艺术文化集体缺失；传统科技类文化符号(“四大发明”)被认为只具有代表性而无推广价值，当代科技文化符号仅“袁隆平”(97票，第49名)以低票入选最具推广价值的文化符号前50名；各种当代经济品牌文化符号和媒介类符号(如电影、电视作品、人物等)无一入选。(13)这一方面说明当前中国文化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取向的多元化有所欠缺。
第五，富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和富有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分别侧重传承价值与宣传价值，其产业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均有待提高。从大学生所选的“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和“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来看，前者注重中国的民族性和历史感，大多是具有传承意义、影响中国人精神与生活的经典文化符号，后者则主要是表征中华民族特性的、适于跨文化认知与传播的文化符号，二者的产业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均不够明显。“文化软实力”不仅指代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更重要的在于其文化所负载的价值观输出及其带来的“实力”转变，这是美国“麦当劳”文化符号取得成功的重要启示。从当代大学生的认识看，一方面说明他们对中国文化符号的品牌效应(如“百度”、“联想”等)认识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文化建设还有待于实现由“符号”向“实力”的转化。
八 思考与探讨
从上述现象及其分析，可以就当前中外文化符号的体认、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当前社会对大学生及其他青年群体的认知，提供一些可供进一步思考与探讨的初步建议。
首先应看到，位居前列的中国文化符号为什么会受到当代大学生群体一致确认？为什么偏偏是这些文化符号而非其他文化符号受到青睐或轻视？这就应当认真分析。这里既有文化符号自身的社会现实内涵及其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历史性因素，也与当代媒体宣传力度以及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的影响力有关。同时，位居前列的中外文化符号在当前我国大中小学课程及教材体系中的存在状况如何，以及在我国各类艺术文化产业的生产、产品及品牌体系中的状况如何，都需要借此机会加以研究。实际上，大学生眼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具推广价值的前50位中国文化符号，都是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生产与营销部门的内推和外推资源的。特别是全国大学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中位居前10位的“汉语/汉字”、“孔子”、“书法”、“长城”、“五星红旗”、“中医”、“毛泽东”、“故宫”、“邓小平”、“兵马俑”，和全国大学生眼中“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中位列前10位的“孔子”、“汉语/汉字”、“中医”、“书法”、“功夫”、“中餐”、“京剧”、“长城”、“古典诗词”、“茶”，更需要引起相关机构和部门的高度重视。正是这些中国文化符号而非其他中国文化符号在当前中国文化发展及其软实力建设中具有突出意义。
还需要追问：为什么在人们看来本应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中国现代文化符号，在大学生心目中却如此缺乏吸引力？从这次调查看，当中国古代文化符号受到高度认同和推崇时，中国现代文化符号的认知度和承认度却都很低，这与“五四”以来、近六十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状况及公众预期是严重不符的，必须引起高度的关注。是中国现代文化符号本身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还是内在包含的吸引力尚未充分打开或生长起来？是媒体宣传没跟上还是现代教育系统出了问题？或者是某种偏见在作怪？单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遭遇来说，就可见一斑。至今还有不少人只相信中国古典文学的美，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美却不屑一顾。这一点就连一位著名美国汉学家也曾遭遇过：“数十年来美国汉学界一直流行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那就是，古典文学高高在上，现代文学却一般不太受重视。因此，在大学里，中国现代文学常被推至边缘之边缘，而所需经费也往往得不到校方或有关机构的支持。一直到90年代，汉学界才开始积极地争取现代文学方面的‘终身职位’，然而其声势仍嫌微弱。有些人干脆就把现代中国文学看作是古代中国文学的‘私生子’。”(14)好在随后，包括国外汉学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已开始承认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新品质的美学合法性。运用现代汉语去书号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品质，虽然一面同中国古典文学实行了无情的“断裂”，一面大力借鉴外来西方文学的养分，至今在发育上尚显稚嫩，但毕竟已拥有了为中国古典文学所不具备的崭新的现代性品质。对这种新的现代性品质，现在已到了予以承认的时候了。就中国现代文化符号整体及其软实力而言，现在予以纵深分析和研究，实在是必需的。尤其需要做深入的调查和研究，通过实际调研数据得出看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层次教育阶段，特别是大中小学教学中，如何加强青少年学生的文化想象力和文化创造力的培育，造就多样化而又自主的国民文化素养，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针对大学生在对中国文化符号的感知中呈现的高度趋同性和理性化趋势，有必要培育一种在多样化的价值冲突中寻求灵活性、自主性和独特个性的文化创造力，形成既兼容并包，又有自主性和创造力的文化格局。高度趋同性和理性化症候虽然表现在大学生身上，但其根源实际上需要回溯到更早的儿童时代，从那时起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国民素养教育存在的问题。今天人们所重视的国民文化创造力培育，需要从儿童抓起。当代大学生隐性的双重文化人格和流体型人格问题，也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研究，这对未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及其精英群体或中坚力量的培育是必要的。
注释：
①本调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织实施(项目首席专家为董晓萍教授、王一川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文学院部分师生参与协作完成。本调查从指标体系建立、问卷设计和发放到回收、数据分析，历时近四个月。下列人员为本调查报告做出了贡献，特此鸣谢(排名不分先后)：董晓萍、郭必恒、陈雪虎、胡继华、周志强、刘莉、梁刚、范方俊、石天强、刘涵之、朱周斌、黄世权、赖勤芳、马聪敏、付国锋、罗成、易连媛、林英德、谭舒、冯雪峰、卢文超、张潇文、郭海伦、高玲玲、程瑞、张剑、朱一南、孙晋一、王晓驰、刘兰、赵寻、段文韬、高一然、王玮玮、罗珊、龚琰、刘忱、任启平、张建文、李红菊、唐建英、金浪。
②③[美]雷默：《淡色中国》，参见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7页，第7页，第13页。
④需做说明的是，本次调查所涉中外文化符号的传统、现代和当代历史划分基本以清末或1900年为界，产生于20世纪初以来的文化符号被认为是“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此前的则称为“传统文化符号”，人物符号和文化现象则分别以其取得主要贡献和历史繁荣的时期为划分依据。
⑤“京剧”的性别差异特征解释可参见黄育馥《京剧·跷和中国的性别关系》，该书提出了一种解释假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4-127页。另外，在对文化符号排序的相对测量中，女生对“京剧”的排序比男生高20位。
⑥参见[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主体间性”条，王柯平等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9页。
⑦参见Bourdieu Pierre:The forms of capital,in A.H.Halsey,H.Lauder,P.Brown & A.Stuart-Well(eds.),Education: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46-58.
⑧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等编著《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271页。
⑨Lawrence A.Pervin & Oliver P.John：《人格手册：理论与研究》(第2版)，黄希庭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9页。
⑩[俄]雅科夫·贝格尔：《中国：没有围墙》，参见袁殿池编选《海外望神州——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11)参见[美]Jerry M.Burger《人格心理学》(第6版)，陈会昌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12)关于人格与文化的关系，参见Lawrence A.Pervin & Oliver P.John《人格手册：理论与研究》(第2版)，黄希庭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页。
(13)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认为，构成美国软实力的主要因素是流行文化及其所负载的价值观，而这恰是本次调查中国大学生所忽视的。参见[加]马修·弗雷泽《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14)孙康宜：《“古典”或“现代”：美国汉学家如何看中国文学》，《读书》1996年第7期，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