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越府“隽异”与西晋王朝的历史出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西晋论文,历史论文,司马越论文,隽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03)03-0093-12
关于西晋“八王”佐吏的总体情况，我们已经有过比较集中的讨论。（注：有关幕佐成员之考辨，见拙作《西晋八王僚佐幕职里贯辑考》，载《北大史学》第6辑，原文约1.9万字；经增补，改题《西晋八王幕佐分府考录》，约3.3万字，载《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有关论析，笔者另撰《西晋八王幕府合说》，载《北大史学》第5辑，可以参看。）“八王”幕府之中，尤以司马越府最为史家所瞩目。 《世说新语·赏誉篇》第33则称“司马太傅府多名士，一时隽异”；《太平御览》卷249引臧荣绪《晋书》载：庾
“从子亮少时见在太傅府，僚佐多名士，皆一世秀异”；唐修《晋书》卷50《庾传》也载：“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转军咨祭酒，时越府多隽异”。三书所记，当出一源。不同的史家都关注越府的三个外显特征：一是“多”，见出其规模：二是“名士”，见出其门户背景和社会影响，这是当时评判“府望”的主要依据；三是“隽秀”，见出其人材之盛。此三者约略可以表征越府异于诸王、超迈当世的格局和气势。西晋的人材，主要集聚在宗王麾下。本文拈出司马越府作个案研究，希望有补于对“八王之乱”乃至西晋政治、社会的深入了解。
司马越府的“地理厚势”
现已考得越府僚佐79人（若加已辟召而未到任的12人，则为91人），其中里贯可知者，约71人：门地可知者，约62人，列表如下（已辟而未到任者，加括号为识，亦予附列）。
表中阎鼎、刘佑、乐肇、孙惠、薛兼、纪瞻和陶侃（此外还有辟而未就官的祖逖），《晋书》及《三国志·吴书》载有其本（原）籍与徙居地，皆作两属处理。依此统计，司州7郡15人，兖州5郡9人，豫州4郡国8人，冀州5郡国7人，幽州1国1人，并州1国3人，雍州2郡2人，秦州1郡1人，梁州1郡1人，益州2郡2人，青州2郡国2人，徐州5郡国14人，荆州2郡国4人，江州1郡1人，扬州5郡国8人。晋惠帝时期全国20州，只有位置偏远、人口稀少的交、广、宁、平、凉五州无人入越府；他们分布在44郡，占“八王”幕佐隶郡总数的三分之二强。司马越府之“地理厚势”，于此可见一斑。
进一步分析越府这种“地理厚势”，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人才里籍分布主要集中在司豫和徐兖。司州为首都所在，司马越“初以世子为骑都尉”“侍讲东宫”，历官散骑传郎（迁常侍）、左卫（迁辅国、领游击）将军、侍中、尚书右仆射、中书令监、司空，自青年至晚年，长期担任京官，永嘉四、五年间一度兼领豫州牧，屯镇许（属颖川）、项（属梁国）诸地，在这一带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惠帝末年便已出现“朝士多赴越”的局面[1]。徐州则为越封国所在，太安年间越在京师受司马颖之逼，战败失势，唯一可能使他反败求胜的，只有徐州这块军事基地。司马越之声威再振，收兵下邳是关键的一环。后来他翦灭司马颖，永嘉元年登相，仍要加领兖州牧一年又三个月。越府里籍可知的府佐中，司豫11郡23人，徐兖10郡23人，合占其总郡数的47%，总人数的59%，决非出于偶然。
越府“地理厚势”的又一突出特点是，幕府人才以州郡大族为中心。从上表可知越府门地状况（注：人物门地之判属，学界多有纷纭出入。本文基本同意毛汉光文《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统计分析与比较》（收入毛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1988）提出的标准，但具体人物划分，或有不同，则是不能推给毛先生负责的。），大致为士族36姓46人（含刘望（注：刘望里贯、本事不明，以其曾任吏部尚书，暂归士族。）），低等士族14姓14人，寒素2人，情况不明者17人。那么，在越府门地可知的佐吏中（62人），士族出身占74.2%，低等士族占22.6%，二者合计，可占96.8%。越府中士族人数之众，比例之高，当时无出其右（注：越府中士族（含低等士族，下同）的实际比例，远远不及文中所述这么高。权臣幕府组织庞大，而史料往往十不存一，能在史书上留名的，一般都是府署职位较高且社会地位也较高的士人，因而上述的比例只是一种文献样本比例，不可将它等同于历史实情。我们的用意，只是藉此对“八王”各府佐吏的社会构成作一个同口径比较而已。另外，有记载的越府佐吏中，既有17人的门户情况不明，占到已知总数的五分之一强(21.8%)，即使只谈文献材料上的越府士族比例，也不能无视这个“五分之一”的存在。他们不被史家立传，出于寒门的比例相对较大。今姑且以9人相估（约为53%），则越府寒素11人，士族68人，士族寒素之比为6:1（这当然仍不能等同于历史实情）。以“八王”幕佐为例，司马亮、玮、颙三府，材料缺失太多，可不列入比较。其余五府，以士族及低等士族佐吏合计人数之多寡为序，依次为越府60人（寒素2人），颖府29人（寒素7人），伦府20人（寒素1人），冏府17人（寒素6人），乂府15人（寒素3人）；倘若以士族及低等士族在门地可知的佐吏中合占比例之高低为序，则依次为越府（96.8%），伦府（95.2%），乂府（83.3%），颖府（80.6%），冏府（73.9%）。又若进而以士族佐吏内部的结构而论，仍是越府门地最优，其士族与低等士族之比为3.2:1，其次为颖府（2.2:1），其次为伦府(1.9:1），其次为乂府（1.5:1），其次为冏府（1.1:1）。在当时的条件下，士族家庭正是地方资源（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集中代表。虽然就个体而言，幕佐对府主的“政治态度”有诸多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幕佐的郡级分布状况仍可作为我们考察宗王权臣获得地方支持力的重要参照指标。
另外，司马越已经辟引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到任之士人，在“八王”中也是最多的。据笔者《西晋“八王”幕佐分府考录》的查证，司马亮、玮、乂三府，未见有辟而未就的记载，伦、颖府各有1人，颙府2人，而越府12人，这个材料当然很不完整，只要看这17人都是士族出身，已差可断言。一般说来，寒素之人的个体活动能量相对较小，通常不为史家所重，基本不予立传，倘使又拒辞府主辟命，史著中便更不会特别予以注明了。所以，拙文关于“八王”辟命而未就的名单，相比于“八王”到任幕佐的名单，残缺程度必然更加严重得多。纵然如此，仔细分析这些资料，仍能从中读出一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现知越府辟而未之任者有祖逖、周
、周札、羊曼、傅敷、褚
、陆玩、王舒、王敞、贺循、蔡谟和杜夷等12人。范阳祖氏是“世吏二千石”的“北州旧姓”；义兴是晋惠帝一朝为表彰周氏功业而增置的新郡；泰山羊氏至曼叔祖祜已九世二千石；北地傅氏至敷之父已四世为郡守、司隶；河南褚氏以“名家”联姻帝室；陈留蔡氏“世为著姓”；会稽贺氏世传庆氏礼学（贺氏本为庆氏），高祖以来显宦不绝；庐江杜氏是“世以儒学称”的“郡著姓”；吴郡陆氏和琅邪王氏更号称南北士族之冠[2]。他们不仅都是士族，而且都是渊源深厚的地方大士族，其中没有一个是低等士族或所谓“小姓”。司马越辟请而未就职者，是其他七王之和的两倍多，而且，除祖逖外，皆为越任太傅专执国政以来所辟，正是他野心膨胀，急切网罗名士装点永嘉“霸朝”的严重步骤。
未到司马伦、乂、颙、颖府就职的士人，大抵皆非针对府主本人。嵇含未赴颖府，受阻于兵灾道路不通；卞壶未赴乂府，当是年轻惜名之举（注：据《晋书》卷70《卞壶传》，“壶弱冠有名誉，司兖二州、齐王冏辟，皆不就”。壶当生于太康二年，弱冠（约20岁）时，为冏辅政前一年，被杀前二年。）；李嵚未赴颙太尉府，以身体染疾为辞；何随未赴颙河间王府，或与晋为灭蜀仇国，及蜀人不乐外仕的传统心理有关（注：何随本事，见常璩《华阳国志》卷11《后贤志六》。）。只有羊忱（陶）不受伦府之辟，时人所著《文字志》明载，是不愿附和暂时势焰薰灼的司马伦，害怕日后祸及其身（注：载于《世说新语·方正篇》“羊忱性甚贞烈”条刘注所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9），页194。）。而未赴越府就任者，多数人未载具体理由。对他们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展开，这里先只简单提示一点，辟请他们，是光熙元年司马越执政后事，士人们已觉国事不可为，尚未登上宦途者，尤其不愿被卷入政治旋涡之中。愈是名门著姓，愈留恋家乡盘根错节的宗族荫庇和相对安逸的生活环境。上述北方士族羊曼、傅敷、蔡谟、王舒、王敞，全系逃避出仕，便可作一证。
司马越府的玄学化倾向
司马越府的更深层的结构，是佐吏在文化倾向上的差异，本文特别强调的是笃守儒学与由儒入玄的分野。
当时权臣幕府的文化色彩，主要是由府主和士族佐吏的文化倾向决定的。如前所述，越府佐吏出身士族（含低等士族）者约60人，今先将此中本人或家族有一定玄学倾向者及其简要依据，胪列如下。
王衍、王导。分别为中朝、江左的清淡首领，《世说新语》记述事例甚多。
王
。《晋书》本传载：“性隽率”，“倚肪楼长啸，神气甚逸”。
王澄。《晋书·胡毋辅之传》称为“王衍四友”，题陶渊明撰《群辅录》称为“中朝八达。”
王玄。王衍子。《晋书·王衍传》称“少慕简旷，亦有俊才，与卫玠齐名。”
阮瞻。“竹林七贤”阮咸子。《晋书·阮籍传附传》载“性清虚寡欲”，以“三语掾”名重一时。
阮孚。也是阮咸子。同上传载“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
阮脩。“王衍四友”之一。同上传载：“好《易》《老》，善清言。”
裴邈。《世说新语·雅量篇》“王夷甫与裴景声志好不同”条注引《晋诸公赞》载：裴頠“每与清言，终日达曙”。
裴遐。王衍婿。《世说新语·文学篇》“裴散骑娶王太尉女”条载：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象）挑与裴遐谈，遐理致甚微。
裴邵。《晋书·裴楷传》载：与王导“二人相与为深交”，王导执政，称“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
庾。“王衍四友”之一。《晋书·庾峻传附传》载：读《老》《庄》，以为“正与人意暗同”，为官“未尝以事婴心，从容酣畅，寄通而已”。
庾亮。《晋书》本传载：善谈论，性好《老》《庄》。
谢鲲。“王衍四友”之一。《晋书》本传载：“通简有高识，好《老》《易》。”
刘畴。《晋书·刘隗传附传》载：“善谈名理”，与裴邵齐名，极得王导推许。
王承。《晋书·王湛传附传》载：“清虚寡欲，无所修尚”，善于“言理辩物”，“有识者服其约而能通”。
赵穆。王衍婿。《世说新语·赏誉篇》“太傅东海王镇许昌”条注引《赵吴郡行状》称其“才识清通”。
邓攸。与王承、赵穆并称越府“三参军”，《晋书·良吏传》称其“性清和平简”，《世说新语·赏誉篇》载其甚为谢安所推重。
郭象。西晋玄学家。《世说新语·文学篇》“初注《庄子》者数十家”条注引《文士传》载：慕道好学，托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
胡毋辅之。“中朝八达”之一。《晋书》本传载：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
闾丘冲。《世说新语·品藻篇》“王夷甫云闾丘冲”条并注引荀绰《兖州记》载：闾“清平有鉴识”，“性尤通达”，“好音乐，侍婢在侧，不释弦管”，“淡然肆其心志”，颇得王衍推许。
戴若思。《晋书》本传载：“有风仪，性闲爽，不拘操行”；陆机称其“清冲履道，思理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辩物。”
华谭。《晋书》本传载：为鄄城令，过濮水，作《庄子赞》以示功曹。
卫玠。《晋书·卫瓘传》载其“好言玄理”，名士王澄“每闻玠言辄叹息绝倒”，谢鲲则感叹“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晏）若在，当复绝倒。”
周。《晋书》本传载：“在中朝时能饮酒一石，”在江左“荒醉失仪”；“庾亮尝谓曰：诸人咸以君方乐广”。
孙询。《晋书》的孙楚传、孙盛传载，询父孙楚“爽迈不群，多所陵傲，缺乡曲之誉”，自称“狂夫”；询子孙盛“善方玄理，于是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唯盛而已”。
乐肇。《晋书·乐广传》载，肇父乐广“善清言”，“天下言风流者，谓王（衍）乐（广）为称 首”。
卞敦。《晋书·卞壶传附传》载，敦父卞俊“清真有检识，以名理著称，”是一个名理学家。论者谓：“初期名理学家大抵由检察名实，特别是由考察人物以至于循名责实使人位相称，因此与法家相近。一到稍后，便转入了道家”。具体的说，是从嵇康、阮籍开始，“由于理论本身的发展，更由于现实政治的发展，名理学就归本于道家而形成了玄学。”[3]
缪播。《晋书》本传称“才思清辩，有意义”。又，《隋书·经籍志（一）》录有《论语旨序》（三卷），题“晋卫尉缪播撰”。按，《论语》之学，旧分齐论、鲁论二源，至两汉张禹、郑玄，皆综合齐鲁而以鲁学为主。曹魏“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后诸儒多为之注”[4]何晏所开风气，是从重文字训诂又再转为重义理阐发。《隋志（一）》所录存西晋人治《论语》之作六家八种，崔豹《论语集义》、江熙《集解论语》、卫瓘《集注论语》、郭象《论语体略》和《论语隐》，乐肇《论语释疑》和《论语驳序》（注：乐肇，中华书局点校本作“栾肇”，但《晋书》及南、北史无栾姓人物，乐、栾繁体字极相似，当以“乐”为正。），以及缪书，今虽不存，但大抵可以推断都是受何晏《论语集解》及王弼《论语释疑》影响的作品。同书所录东晋《论语》学庾亮、庾翼、王濛、孙绰、李充、蔡系六家，也大抵都是习染玄风的学者。
锺雅。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卷5载：“祖士言与锺雅相调，祖语锺曰：汝颍川之士利如锥。锺曰：卿燕代之人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汝利锥。锺曰：吾有神锥。祖曰：既有神锥，亦有神槌。”（注：见丛书集成本第87页。按，此则记事又见唐修《晋书》卷62祖逖传附传，但文字彼此出入较大。）所记虽是诙谐掌故，仍多少能够反映锺雅出于颖川新学之家，与以范阳祖氏为代表的北州旧姓儒门之学植有迥然不同的传统。
以上得倾向玄学或兼修儒玄的越府士族佐吏21姓30人。再加上沾染玄风甚深，号称“中朝八达”而出于寒素的光逸，则为31人。
另外，尚有：
孙惠。据《晋书》本传，司马越收兵下邳，惠化名南岳逸士秦秘之，自称“逍遥川岳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略有道家之风，又称“窃慕墨翟、申包之诚”，受世乱影响，思想趋于驳杂机变。
甘卓。据《晋书》本传，卓祖甘宁为吴将，本人亦有武干，治理梁州都督沔北，以“为政简惠”著称，似亦稍染玄学时风。
荀闿。颖川荀氏，本为儒学旧族。到荀闿这一代，有所变化。《晋书》荀勖传附传载，闿兄邃“解音乐，善谈论”；闿“亦有名称”，儒、玄色彩，都不十分明显。
邹捷。《世说新语·排调篇》“头责秦子羽云”条刘注，称捷父邹湛“辩丽英博”，大抵也是喜善“谈论”的士人。《晋书·文苑传（邹湛）》只说他“少以才学知名”， “子捷，亦有文才”，于学、才、文的内容，则一字未提。
潘滔。《晋书》无传，《世说新语·识鉴篇》“潘阳仲见王敦小时”条注引《晋阳秋》录其小传，称其“有文学才识”，未载其学的内容色彩。
顾荣、纪瞻。《晋书·纪瞻传》载：“召拜尚书郎，与（顾）荣同赴洛，在途中共论《易》‘太极’”。二人对王弼“太极天地”之说有不同的理解和评判。唐长孺先生分析此事，指出“二人虽高谈王弼《易注》，实则仍守汉儒家数”。吴亡之后的扬州地区，一方面是“玄学以及其他风俗习惯亦传入江南”；另一方面， “老庄之学在江南缺乏基础，接受自较困难”（注：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页371、368。又见于《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页74、73。按，唐文以纪、顾之例说明“入洛吴士在十年之后仍然没有能以此见长”，似以纪、顾在途论《易》为吴平十年南士初入洛时事，但召瞻拜尚书即，已是永嘉元年事，且此次赴洛，半途而退，《晋书》《资治通鉴》并载，唐语或有小疵，但这不影响该文的结论。）。要之，顾、纪是江南士人中最早入洛的一批， 自赵王伦、齐王冏主政时期接触京师新学风，转司马越府时，多少受到新学的一些影响，已非旧儒又尚未达到儒玄兼修。
杨俊。弘农杨氏，本为儒学旧族。据《晋书·杨佺期传》，至俊父杨准，“七世有名德”；据《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注引荀绰《冀州记》，杨准与一些玄学家交好，俊亦以“清出”见称。
阎鼎、刘乔。《晋书》卷60、卷61各有传。唯记事行，不叙学术。
还有雷思进、刘望，无传记材料，其文化倾向无考。
以上12人，玄、儒色彩模糊。
大体说来，越府中笃守儒学及以儒为主的士族佐吏有14姓17人。其中冀州平原华氏（轶）、勃海石氏（熙）、中山刘氏（舆、演、挹），幽州范阳卢氏（志），雍州北地傅氏（宣），并州太原温氏（祗）等6姓8人，都是河北名族；河内司马氏（济、佑），陈留江氏（统），高平郗氏（鉴），琅邪颜氏（含），东莱刘氏（佑）等5姓6人，虽在黄河以南，仍是当地儒学旧姓；至于薛兼所在的扬州，学风依然比较保守，杜毗、李兴所在的益州，更是玄学未曾过化之区。这些儒门名士，加上出于寒素，“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认为“《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之陶侃，则越府中以儒学倾向为主的佐吏约为18人。
根据以上所列，在越府文化倾向大致可以推断的佐吏中，沾染玄风之士约为儒学之士的1.7倍多（不计寒素，为1.76倍；计入寒素，为1.72倍）。越府作为一个中高层职位玄学化程度相当高的扈从集团，在西晋后期的权臣幕府中（武帝朝局无权臣），是很突出的。这种现象，与司马越府根基在河南山东新学之区，谋主是玄谈领袖，且越本人属帝室疏支，所受儒学教养相对嫡宗较浅有比较大的关系（注：笔者待刊文稿《司马颖督区幕佐和文化倾向之考释》第四节“司马颖越地域对峙中的文化分歧”，对此已有所论析，可以参看。），也是随着时间推移，政治形势和士林风气进一步变化的产物。
司马伦、冏当政(300～302)，属全国性动乱之早期，臣僚对时局恢复正常尚有较大信心，伦府刘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冏府祖逖， “有赞世才具”，二人不以“荒鸡鸣”为“恶声”，中宵习剑，积极准备报效朝廷[5]，便是史家耳熟能详的故实。这也表明当时北方旧姓大族对传统儒学的救世功能尚未完全失望。司马乂、颖当政(302～304)，全国动乱延续时间渐长，胡骑南下之势在将发已发之际，但规模有限，一些儒士尚存收拾乱象的幻想， “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的陆机，虽“见朝廷屡有变难”，犹“谓（司乂）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6]。当然，这种情形已不多见。不过，司马乂、颖为晋武亲出，受过比较严正的皇家教育，他们的统治根基又在儒学传统深厚的河北地区，儒族旧姓在权力中枢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像颖府谋主范阳卢志那样的世家子弟，尚不乏其例。
到司马越当政(306～311)，宗王内争暂停，而全国动乱渐久，且匈奴刘部、羯族石部及鲜卑拓跋相率突入中原，洛都晋室，岌岌可危。时人惊呼“永嘉之际，氛厉弥昏”，“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注：二句皆刘琨语，见《劝进表》，载昭明太子（编）《文选》卷37（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702；《答卢谌》（第一章），见逯钦立（编）《全晋诗》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851。），一般的朝臣士人对时局愈益悲观， 日感国事无可为，士林之中“尚虚玄，不以世务婴心，纵酒放诞”[7]的风气进一步蔓延开来，儒家传统教义维系人心的作用进一步弱化。在这种情势下，司马越辟引大批不拘执旧学教条而具有一定玄学倾向，比较能够与时俱进的大族名士入幕，借以张扬府望，装点“霸朝”，近乎势所必然。
“越府隽异”与司马睿集团关系详绎
田余庆先生已经指出，“从人物构成和历史渊源说来，扬州一窟，同样是司马越、王衍势力所派生出来的”； “昔日司马越府隽异陆续归于司马睿府，成为司马睿府‘百六掾’的主干”[8]。这个提示，合乎当时的历史情实，可惜语焉欠详。以下试就现存越、睿二府佐吏承转之资料，对此作一具体考察。
越府佐在两晋之际的归趋，视其与江左政权的关系，可分四个类型。
第一类，永嘉前后已死，约25人。
其中，王衍、庾、刘望、司马济、卢志、曹馥、王斌、王儁、潘滔、刘挹、闾丘冲等，为匈奴、胡羯（包括乘乱而起的汉族强盗武装）所害；姜赜、缪播、裴遐等，为司马越父子所戮；阮脩、王玄、刘畴等，为其他政治力量所杀；卫玠、阮瞻、郭象、江统、刘舆、刘乔、邹捷、傅宣等，则大抵为正常性死亡（包括病故）。此外，越府已辟而未就官的王敞，未随其兄王导及司马睿过江，很可能也同王衍一道死于石勒手下[9]。这些人享年不及元帝称制，其迎拒顺逆的政治意向，纵使生前已有蛛丝马迹，究竟未成定局。
第二类，未见入仕司马睿府，约26人。其中，政治态度明显与司马睿立异者，如阎鼎，在洛都陷落后，拥秦王业为皇储，西行长安，任太子詹事，总摄百揆，因无力笼络住关东士族头面人物，终至败亡。又如华轶，在江州甚有威惠，流亡之士归附甚众，永嘉末，仍以奉事洛京为臣节，屡次不尊江左教命，终遭除灭。
对司马睿心存隔阂而沟壑未深者，如孙惠，先被司马越署为安丰太守，在越、睿夹击扬州都督周馥的作战中立有军功，由于同司马睿所署安丰太守何锐难以相安共处，史称“惠既非南朝所授，常虑谗间，因此大惧，遂攻杀锐，奔入蛮中”。但“朝廷明其本心”，死后“追加弔赙”⑩。又如卞敦，在司马睿为镇东将军时，两晋皇统移嬗形势尚未分明，不应镇东军咨祭酒之辟，而依傍华轶旧友、荆州都督山简幕下；杜弢之乱平定后，卞转投王敦幕下；至东晋朝廷正式建立，始就任太子左卫率。又如谢鲲，在越府时，惧怕政局混乱，称病去职，避地豫章；复逢王敦临州，授任左将军（迁大将军）长史，仍优游寄遇，从容讽议，虽不满王敦晚年所为，关系并未破裂。那么，他对司马睿的态度，似乎也在若即若离之间。
此外，还有一批越府旧吏也未见转赴睿府的记载。包括石熙、乐肇、糜晃、刘洽、冯嵩、刘蔚、杨瑁、裴邈、孙询、冠军夷、瞿庄、何遂、满衡、杜概、雷思进、李兴、温祗、杨俊、刘佑、程收、眭迈等人，本事不详，难以究诘他们在王业鼎革中的行止和意向，姑且附在此类。
第三类，南渡投归司马睿府内外，约27人（注：以下所列越府幕佐，有21人转归（或先入）睿府幕佐，两府幕职及材料依据，参见拙搞《西晋八王幕佐分府考录》和《司马睿“百六掾”与江东“霸朝”》（待刊）；此外还有刘演（未及渡江，先卒）、郗鉴、陶侃、甘卓皆先后转归江左节度，任都督、州剌，寄方面之重；邓攸、赵穆，也是著名的中兴太守，参见《晋书》各人本传及《世说新语·赏誉篇》“太傅东海王镇许昌”条注引《赵吴郡行状》。）。
其中，最多为徐州，6人，包括琅邪王导、王澄、王、颜含，广陵华谭、戴渊。这里是司马越势力的根基，越、睿二府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此即一例证。
其次为扬州，5人，包括丹阳纪瞻、薛兼及甘卓，吴郡顾荣，吴兴沈陵。这里是司马睿经营霸业的新基地，越、睿二府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此亦一例证。
再次为司州和豫州，各4人，包括河东裴邵、河内司马祐及平阳邓攸、汲郡赵穆；颖川荀闿、庾亮、锺雅，汝南周。这里大多是魏晋新学孕育之地，越、睿二府文化倾向上的承接关系，此中可见端倪。
又再次为兖州，3人，包括泰山胡毋辅之，陈留阮孚，高平郗鉴。
最后为青、并、益、冀、江五州，各1人。包括乐安光逸、太原王承、蜀郡杜毗及中山刘演、鄱阳陶侃。
第四类，越府辟而未应，后转归睿府内外，约11人。
这些人何以不应越府辟引，却又接受司马睿的辟引和授职，以下试一一考察。
1.范阳祖逖。据《晋书》卷62本传，逖先为司州主簿，永宁元年至永兴元年(301～304)历仕司马冏大司马府、乂骠骑府、覃太子东宫府、炽豫章王府，但自惠帝被司马颙、张方劫持至长安后，关东诸侯司马虓、略、模等竞召，逖皆不就。司马越命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逖以母丧不之官。“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避屯泗口，被司马睿用为徐州剌使，移驻京口。
2.河南褚。《晋书》卷77本传载：司马乂当政时(302～304)，任冠军将军， “知内难方作，乃弃官避地幽州”。后又避河北寇而还乡里。“及天下鼎沸，招合同志，将图过江”，道路不通，司马越引为参军，辞病不就。愍帝在长安即位，荀组“举为吏部郎，不应召，遂东过江”，元帝朝官至奋威将军、淮南内史。
此二人辞越府之召，或称丁忧，或称养病，都有确实的理由。不过，推案史传，褚早在司马越当政之前，已有弃官避难之举，且已有转仕江左之志，在司马越败之后，仍拒受西台官任。祖逖也早在“惠帝反正”、东海王主事之前，便多次辞谢司马越派系的三位宗室都督的辟召。由此观之，母丧、疾病，既是事实，也是借口，更主要的仍属一种政治上的选择。
3.陈留蔡谟。《晋书》卷77本传载，其父蔡克曾仕司马颖大将军丞相府。“谟弱冠察孝廉，州辟从事、举秀才，东海王越召为掾，皆不就，避乱渡江”，司马绍引为东中郎将参军，司马睿辟为丞相掾、参军，元帝朝官至义兴太守。
4.泰山羊曼。《晋书》卷49本传载：“少知名，本州礼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难渡江，元帝以为镇东参军，转丞相主簿，委以机密”。“与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又与郗鉴、蔡谟等合称“兖州八伯”。
5.琅邪王舒。《晋书》卷76本传载：“少为从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营当时名，恒处私门，潜心学植。年四十余，州礼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为青州（事在永嘉元年——引者按），舒往依焉”。“及元帝镇建康，因与诸父兄弟俱渡江委质焉，参镇东军事”。元帝朝官至青、徐二州都督。
6.北地傅敷。《晋书》卷47《傅咸传》载：敷“清静有道，素解属文。除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太傅参军，皆不起。永嘉之乱，避地会稽，元帝引为镇东从事中郎。素有羸疾，频见敦喻，辞不获免，舆病到职”。
以上4人未入越府，可能也各有自己的具体背景，但对中原大乱的时局判断，对洛都政权的丧失信心，对江左霸业的政治敏感，则是他们仕退去就的共同心理基础。
7～8.义兴周、周札兄弟，《晋书》卷58《周处传附传》载：周仕宦不显，而名重一方。石冰、陈敏、钱璯接踵拥兵扬州，图谋割据。自太安二年至永嘉四年(303-310)，联络江东大族同起义兵，先后“三定江南”，威惠颇著。司马越召为参军，诏补尚书郎、散骑郎，都未到任。司马睿初镇江左，以为仓曹属。西晋末，官至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周札“少以豪右自处”，历仕司马冏、晏府，越辟参军，不就。睿为丞相，引为从事中郎，参与平定钱璯冶。东晋初，官至右将军、都督石头城水陆军事。王敦起兵，札开门相迎。
看来，周氏为三吴豪右，长于武略而短于文学，以乡里势力为门户根基，对离家北仕或兴趣不大，总以保全江左宗族为职志，故疏于司马越而稍亲于睿，又疏于睿而稍亲于王敦。
9.会稽贺循。 《晋书》卷68本传载，西晋平吴，循历任阳羡、武康县令，得陆机荐引，入洛补太子舍人。司马伦篡位，称疾辞职。参与平定石冰，坚持不受陈敏署官。后入司马睿安东府，越命为参军，不起，转睿丞相府军咨祭酒，成为东晋初朝廷的重要礼学顾问。
10.吴郡陆玩。《晋书》卷77本传及《通鉴》卷86永嘉元年载，弱冠有美名，郡檄纲纪，不就；司马越辟为太傅掾，赴洛半途而退。司马睿引为丞相参军，元帝朝官至侍中。
11.庐江杜夷。《晋书》卷91《儒林传》载，少而恬泊，寓居中原，十载足不出门，年四十余，还乡闭门授徒，惠帝时，请为江州别驾，怀帝初，司马越辟，并不就。司马睿为丞相，用为国子祭酒。贺、陆、杜三人的进退趋止略有同异，大致合乎当时江南名士的一般行为轨式：武帝时，遭受新朝排抑，赋闲在家；惠帝前期，承太康之治，政局尚较稳定，颇有赴洛求仕者；惠帝后期，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南士中热切事功者仍滞留中朝，辗转于诸王府中，企望借力于幕主得以建功立业，恬退世务者，或以“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一类口实而命驾南归”[11]；怀帝即位以还，胡族铁骑渐有黑云压城之势，不仅居留南方的名士视中原为畏途，连原先已在越府者也多回江左避难、避官了（注：拙作《西晋八王幕府合说》对此有所论述，文载《北大史学》第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如顾荣、戴渊、薛兼、纪瞻、甘卓、华谭、陶侃等人，都是永嘉初年甚至更早便南返转仕新府或暂时退隐的。
如上所述，祖逖以下诸人，越府已辟未就而转仕睿府，具体情由无法似也不必一一考详，他们主要是一种政治行为，其中自当包含着疏离府主司马越的政治意向，但这种疏离，主要又只是有见于司马越无力收拾胡族铁蹄下内外交困的中原政局，而并非要逃脱更非要反对司马越一系政治营垒。以今揆古，辟署之主与辟置对象之间在辟署行为发生之前，往往已经存在一定的政治认可与亲和关系；而且辟署之命既经发出，就具有一定的法令性效力，史籍亦多有虽辞辟不就而仍以该官衔相称之例。在今日所知的未应越府辟引的全部士人中，除睿府谋主王导之弟王敞未渡江而死于永嘉之乱以外，其余全数皆归睿府或为睿所用，这毋宁说仍是越、睿二府之承接关系和亲缘性质的一个特殊形式的反映。
结语
总括上述，司马越府佐吏可考者约79人，其中转入睿府或转受睿节度者约27人，占三分之一以上(34.2%)；加越府已辟而未就官的12人中有11人亦归睿府内外，则占四成以上(41.2%)；而且，未投司马睿旗号下的，主要为永嘉之乱前后已死及生平事迹无考者(88%)。易而言之，司马睿府佐吏可考者约84人，其中越府已辟者30人，占三分之一强(35.7%)；专以骨干府职为言，现知睿府长史、司马、军司、军谘祭酒、从事中郎五职35人中，越府已辟者20人，占半数以上(57.1%)；若计至军谘祭酒，则为16人，占总数（24人）的三分之二。当然，我们所能查考的越、睿二府成员，尚有不少缺漏，已知的越府僚佐，也有相当一部分去向难明，上述这些数字，受资料流失的影响，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历史实况。纵使如此，它们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除永嘉之乱前已经先死者外，所谓“越府隽异”的大部分，都南渡转投司马睿麾下。尤其是倘若只计长史、司马、军司三项核心幕职，则睿安东府长史裴邵，司马王导，军司顾荣；镇东府长史纪瞻，（右）司马王导、王、戴若思，军司顾荣；丞相府（右）长史周、薛兼，司马王导，八人皆已先仕越府，只有镇东迁丞相府左长史刁协不在此列。因此，睿府上佐绝大部分来自越府，可以断言无疑。而且，如前文所证，这八名高层幕佐，五名以玄学倾向为主，二名（顾、纪）也已对玄学有所接触，只有薛兼可算是儒学中人；睿府或多或少沾染玄风者，绝大部分来自越府。当然，自越府解体于永嘉之末，到睿府鼎盛于建兴、建武之交，或者说，自中原“八王之乱”结束，到江左东晋政权开张，其间还隔有一段距离。但毕竟通道已经成形，出口已经开掘。那么，说“越府隽异”为江左流寓政权准备了一个玄学化的领导核心，殆亦得实之论。
收稿日期：200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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