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外包与国内就业：基于全球15个国家25个行业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外包论文,国家论文,国内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服务外包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一个新的经济现象。近几年来，服务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已成为跨国公司开展国际业务的主要形式，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已经从以制造业外包为主发展到以服务外包为主，服务外包成为跨国投资的新引擎。然而，伴随着国际服务外包的日益增加，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主要发包国开始以服务外包会减少本国的就业机会为借口，限制本国的服务外包。那么，国际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国内就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效应是正是负？是大是小？显著还是不显著？笔者从世界发包国中选取15个国家，利用这些国家的25个行业层面的数据，计算服务外包率，并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国内就业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在国外，不少学者从发包国的角度出发就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进行了探讨，但是，这些结论存在很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外包只是影响就业的弱因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占了大多数，Garner（2004）指出，美国转移到国外的服务岗位只占总就业量的很小一部分，长期来看，服务外包不会降低美国的就业和生产率，相反，若工人能转移到新的工作岗位，其就业水平则会提高。Falk等人（2008）考察了服务外包对奥地利、芬兰、德国、意大利、荷兰这5个欧盟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不大；另一种观点认为外包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Feenstra等人（1996）认为外包是美国制造业对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Bosworth（2004）认为，美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IT技术的发展，美国把大量IT服务领域的职位通过离岸外包的方式转移到其他国家；Scholler（2006）认为服务外包对德国的就业存在负面影响。
近几年，服务外包也成了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卢锋（2007）回顾了当代服务外包的演变过程和行业表现，并探讨了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成绩和问题；江小涓（2007）评述了国际服务外包的进展、特点和趋势，并总结了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总体情况与发展趋势；刘庆林、陈景华（2006）认为服务业外包对发达国家就业的消极影响是非常小的，从长期看反而可以增加其对技术性工人的相对需求，即服务业外包可以带来外包输出国和外包承接国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提高；徐毅、张二震（2008）认为外包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对就业并没有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在此过程中外包引起的规模效应抵消了其替代效应。
总的来看，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已有研究往往集中于对某些单个国家的分析，即使针对同一个国家的研究，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也相差甚大，缺乏系统性的国际比较。基于此，笔者利用OECD数据库提供的2000年和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①，对15个主要发包国的25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具体测算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国内的就业效应，进一步研究服务外包对国内就业的影响。
二、对国际服务外包规模的测度
研究国际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首先必须对各国的服务外包水平进行测度。然而，服务外包量难以直接测量，这主要是因为在产品生产过程或商务流程内的服务外包部分是不确定的，无法建立统一的标准，并且，即使具体的外包业务流程是确定的，研究者也很难有足够的信息进行确切的测量。笔者主要借鉴了Amiti和Wei（2004a）提出的两种间接的测量方法。
1.服务外包的总体规模
第一种测度方法主要是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收支平衡表中对服务贸易项的统计。原表中服务贸易共包括三大类，即运输、旅游与其它贸易项目。运输与旅游中的外包活动涉及离岸外包的内容极少。其它贸易项目具体包括通讯、金融、保险、其它商业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等等。其中，其它商业服务包括会计与其它后台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包括计算机程序设计等，这两项属于服务外包项目的范畴。笔者以这最后两项（其它商业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的进口量加总值来近似地代表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规模，计算得出了2005年世界前30位的服务外包发包国（见表1）。从总体上看，主要发包国绝大多数为欧美发达国家，排在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德国、美国与英国，他们的服务外包额分别达到了549.78亿美元、526.59亿美元和337.4亿美元。巴西、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外包业务也有较大发展。中国排名在第11位，外包额为179.09亿美元。可见，中国既是主要的服务外包承接国，也是主要的发包国。
通过这种方法，还可以分析国际服务外包的总体发展趋势。在图1中，分别计算了排名前三位的德国、美国、英国以及中国1997年至2005年的服务外包额。可见，近年来，国际服务外包发展迅速，德国、美国、英国分别由1997年的304.41亿美元、233.14亿美元、116.30亿美元增长为2005年的549.78亿美元、526.59亿美元、337.4亿美元，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英美两国的增长量还超过了一倍。与这三个国家相比，中国服务外包额的基数虽然较小，但2001年以来迅猛增长，个别年份的增长率甚至超过了20%，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种测度方法的优点在于数据可以在IMF的统计年鉴中直接找出，简单易行，而且均来自各成员国的官方统计部门，统计口径与统计渠道比较一致。但遗憾的是，这种方法只能大体上代表服务外包的发展规模与趋势，与真实数据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并且无法求出分行业的服务外包指标，为了进一步探究国际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还需要借助其它测度方法。
2.分行业的服务外包率
测度服务外包水平的另一个指标是分行业服务外包率（OSS）。在这里，借鉴Feenstra和Hanson（1999）对产业层面的制造业外包规模的估测方法，构造一个计算服务外包规模的函数：
采用OECD数据库提供的各国2000年和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该指标。将以下7类服务作为外包的投入品：邮政与通讯服务、金融与保险服务、房产与咨询服务、租赁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研发服务、其它商务服务。运用该方法，分别计算出了德国、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西班牙、中国、比利时、加拿大、瑞典、匈牙利、波兰、捷克、丹麦、葡萄牙这15个主要发包国25个行业的服务外包规模。表2列出了其中8个国家2005年的分行业服务外包率。从整体上看，各国服务外包率的平均值并不是很高，在1.93%-4.81%之间；另一方面，各国服务行业的服务外包率都高于制造行业的服务外包率，其中，金融与保险业、房地产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比较突出。以世界最大的发包国德国的数据为例，德国各行业的服务外包率平均值仅为2.49%，服务行业的服务外包率5.12%远大于制造行业的服务外包率1.84%，其中金融与保险业的服务外包率最高，达到10.07%。
第二种方法虽然比较复杂，但从微观层面测度了一国的外包水平，更具有理论价值。同时也应看到两种测度方法的区别：第一种方法测度外包总体规模，是绝对指标，第二种方法测度分行业的服务外包率，是相对指标。这两种方法测算出来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在第一种方法中，德国的服务外包额高居第1位，而匈牙利排在了第23位；但在第二种方法中，匈牙利的服务外包率平均值为4.81，大于德国的2.49，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大国的德国，其经济总量远远超过了匈牙利。因此，在测度一国服务外包水平时，可以综合这两种指标，以便全面分析问题。
三、理论分析、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1.理论分析
笔者参照Scholler（2006）的相关研究进行理论模型的构建。假设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线性齐次生产函数F为：
这里Y代表产出，L表示同质的劳动投入，而变量Ω表示同质的其它投入，如资本、中间产品、服务及技术等。变量Ω和L对生产的影响被视为可替代的。
由同质性假设，把投入都乘上一个λ（λ=2，3，…），促使产出扩大了λr倍。这里r是一个常数，且符号为正：
再假设一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函数为：
π=pF（L，Ω）-wL-ωΩ （3）
这里，p代表商品的竞争价格，假设其等于1；w表示外生的工资，ω代表外生的其它投入的价格。在最优收益情况下的利润最大化条件为：
即边际产品之比等于要素价格之比。
一个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基于其成本最小化条件。而成本是关于最优投入需求下的产出水平，以及这些投入的要素相对价格的函数：
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劳动需求依赖于工资w，而其它投入的需求依赖于要素价格ω，如资本的租金、进口原料、服务投入的价格等。根据谢泼德引理②可得以下需求函数：
由于假设Y是一个线性齐次生产函数，则有C（w，ω，Y）=YC（w，ω，1）。而其它投入Ω和劳动L之间的替代弹性δ由要素价格的外生性变化而决定，即：
由定义可知，δ总是非负的（Allen，1938），如果劳动L的要素价格相对于其它投入Ω的要素价格上升，即w/ω的值上升，则劳动投入将被其它投入所替代。
在Y恒定的条件下，要素需求弹性为：
=-（1-m）δ＜0（9）
=-（1-m）σ＜0（9）
这里L表示劳动的需求价格弹性，表示劳动与其它投入的交叉价格弹性，m表示劳动在所有投入中所占的份额。
等式（9）和（10）是要素需求理论的两个基本结论。由此可知，工资w的上涨会导致劳动需求L下降；而其它投入的要素价格ω上升则会增大劳动需求。
2.计量模型
根据上面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构建计量方程。条件需求方程（7）可以衍生为对数形式的线性回归方程：
通过已有文献可知，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一是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如果进口更加便宜的服务投入与劳动要素之间是替代的，那么，外包将会减少劳动需求，即替代效应；二是如果服务外包促进了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将会导致生产效率提高、工资增长，那么，在给定产出水平的情况下，对劳动的需求将会减少，即技术效应；三是服务外包将通过规模效应影响劳动需求。如果外包导致企业生产率提高，使得企业更加富有效率并且竞争力提高，在产品需求扩大的同时，企业将增加对劳动的需求（Amiti和Wei，2004），即规模效应。总的影响效应是由这三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用之前构建的分行业服务外包率
替代
，表示影响劳动的其中一种其它投入，因此，某行业的劳动需求L是一个关于服务外包OSS、工资、产出Y的函数，得出服务外包对就业产生影响的计量方程为：
3.数据说明
笔者以OECD数据库2009年公布的15个主要发包国2000年和2005年48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为基本表，把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LABORSTA）中按国际行业分类标准（ISIC-Rev.3）提供的分行业就业数据与工资数据进行分类合并，最终选出20个工业行业和5个服务行业共25个行业（见表2）。其中，去除了农业、矿业以及社会福利事业中的一些行业，这是由于前两者一般不被认为是会进行服务外包的行业，而后者一般不具有可贸易性（Scholler，2006）。在所使用的数据中，行业实际产出以各行业工业增加值表示，劳动投入使用各行业年均从业人员数来代替。为了消除价格影响，对涉及价值的指标进行价格调整，对各行业工业增加值，以2000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工业增加值进行平减，得到实际工业增加值；对工资率水平，以2000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工资进行平减计算所得；分行业服务外包率根据OSS函数计算得出。
四、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笔者采用静态的面板数据，主要有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似然不相关回归两种估计方法（Baum，2006）。由于面板数据在时间上仅有2年，并且在时间上也不连贯，因此采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较为合理。具体是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由于只是对每个国家各行业样本的自身效应进行分析，且Hausman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国家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笔者统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此外，对于两期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方法与一阶差分的估计方法具有同等效用，这有利于去除一些难以控制的因素。在模型估计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也有助于避免因不同行业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差异可能造成的横截面异方差。固定效应模型又区分为组、时间以及双向的固定效应（Greene，2000）。在估计中，时间以及双向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多数变量无法通过检验，省略了这部分结果。最终得出如下结果。
1.服务外包对不同发包国国内就业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其中，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中国、加拿大、瑞典、匈牙利这8个国家的服务外包对其国内就业有负效应，而荷兰、奥地利、比利时、波兰、捷克、丹麦、葡萄牙等7个国家的服务外包对其国内就业存在正效应。
2.在这些国家中，有负效应的国家比有正效应的国家的服务外包量排名在整体上靠前。其中，负效应最大的国家为德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也是在世界发包国排名中居于前三位的国家，当服务外包增长1%，德国和英国的就业会分别下降0.175%和0.133%，与已有研究较为一致（Amiti和Wei，2004b）。这说明外包的就业效应与服务外包量的大小有一定关系，外包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很多时候要在外包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显露出来。另外，产生负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的外包是把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环节外包出去，从而对国内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造成负面影响，这是替代效应的表现。
3.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国内就业的影响还与承包国的类型有关系。一般认为，对低工资国家的服务外包会降低本国的就业水平，而对高收入国家的服务外包对就业影响不显著（Falk和Wolfmayr，2008）。荷兰、奥地利、捷克、丹麦和葡萄牙等国家的服务外包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承包给了欧美发达国家，而不是亚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这也是这些国家的服务外包没有对其国内就业造成负效应的原因。这些国家的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规模效应，即外包促使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使得企业更加富有效率并且竞争力提高，从而企业的产品需求增加，进而企业扩张规模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4.服务外包对我国的就业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与李伟庆和汪斌（2009）的研究结论不同，他们认为，我国工业行业的服务投入品国际外包时，人均劳动生产率与实际产出均有显著的正效应，即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服务外包对就业有正效应但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李伟庆和汪斌（2009）采用的是1997年与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早期的服务外包，是把资本密集型的服务环节外包出去，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程度比较小，对劳动就业的影响要小于同类外包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徐毅、张二震，2008），而笔者改用2002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的最新数据，自从入世以来，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我国逐渐由资本密集型服务环节外包转向劳动密集型服务环节外包，服务外包对国内就业的替代效应逐渐显现。
5.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是不显著的。只有英国、瑞典和比利时等国家的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但是，影响系数比较小，外包对就业影响的方向也是不确定的，有正有负。可见，服务外包对就业造成的影响并不像许多西方国家强调的那样严重，在大多数情况下，服务外包仅仅是影响国内就业的弱因素，工资水平和产业规模仍然是影响国内就业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看，服务外包并不是一定会对发包国国内就业产生不利的影响，还可能促进国内就业的增长，这主要取决于服务外包量的大小、外包带来的替代效应是否超过规模效应以及外包环节的类型。发达国家盲目地认定服务外包不利于国内就业，盲目地对服务外包进行限制是不合理的。
五、基本结论
笔者利用OECD数据库提供的各国2000年和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分析了15个主要发包国25个行业的服务外包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服务外包对各国国内就业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正负效应取决于服务外包量的大小、外包带来的替代效应是否超过规模效应以及外包环节的类型；一个国家的外包数量越大，其就业负效应可能就越大，外包规模较大的德国和英国所产生的负效应最明显；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是不显著的，它仅是影响就业的弱因素，国内的工资水平和产业规模仍是影响本国就业的重要因素。
进一步来看，虽然近年来服务外包正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但仍处在较低的水平，最大的发包国德国在2005年的服务外包率也仅有2.49%，可见，外包所产生的各种效应包括就业效应在内都是有限的。西方媒体大肆渲染外包对其本国就业的替代作用，导致中国、印度、菲律宾等主要承包国成为发达国家仇视的对象，限制了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这对许多承包国相关行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等发包国，不应该只是片面看到服务外包对其国内就业的替代效应，还应该看到服务外包对其国内就业的规模效应，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共同促进本国和承包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就业增长。
注释：
①在实际分析时，个别国家的数据有调整，具体是：英国为2000年和2003年；比利时为2000年和2004年；中国为2002年和2007年并采用本国提供的投入产出表。
②由谢泼德引理可知，条件投入需求可以由求关于投入品的价格的微分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