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与西部农民的流向选择——以四川省广汉市调查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汉市论文,为例论文,流向论文,理性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战略上讲，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上路在于非农化。对于农民而言， “非农”的去处有两个：一是城市，二是小城镇。很多学者对农民流向小城镇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小城镇在“城乡间建立人口蓄水库”，为“农村日益增加的过剩人口和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去处”（费孝通，1983、1984）；“小城镇在吸纳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姜长云，2003）；小城镇“应当是刚刚洗脚上田又缺乏足够转移资本的剩余劳动力的优先选择”（刘铮，2003）；城镇化（指小城镇化－作者注）“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林金忠，2003）。
也有学者质疑“小城镇真是农民的乐土吗”（孙庆瑞，2000）？ 还有学者甚至认为“小城镇道路”是“中国城市化的妄想症”（秦尊文，2001）。农民，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民到底何去何从？他们在选择流向时到底是盲目的，还是理性的？笔者试图通过对四川省广汉市的两个小城镇的调查，作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概念、数据说明和理论假设
（一）主要概念说明
1、农民和流动农民：本文的农民是指一种“身份”，即户籍属于农村的人，包括从事非产业，但没有改变农村户籍身份的人；本文的流动农民是以“农村的非农从业人员”代替的。
2、小城镇：本文主要是指已经建制的镇，不包括县城（或县级市）所在的城关镇和习惯上称谓的集镇。
3、城市：本文指县级及其以上的城市。
4、乡镇企业：本文指农民兴办的具有营业执照的个体、私（民）营企业，包括原来属于集体，现在已经“改制”为农民所有的企业。但是，使用农业普查资料时所指的乡镇企业是指“乡镇集体、村和村民小组、乡村联户和农户个人投资兴办的各种经济类型的生产经营活动单位，包括虽然领取的是农村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但雇工8人以上的企业”。
（二）数据说明
文中广汉市的数据来源，主要有：（1）实际调查；（2 ）广汉市乡镇信息系统年报表；（3）德阳市统计年鉴；（4）德阳市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资料汇编；（5 ）2003德阳乡镇经济手册。
（三）理论假设
1、农民具有有限理性，其流向行为是在信息尽可能充分的条件下，按自己所具有的计算和认知能力所作出的选择。
2、城市对西部地区的农民具有比小城镇更强大的吸拉力，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在聚集人口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
二、农民的有限理性与流向选择
古典经济学把人假定为“经济人”，认定其行为是理性的。在亚当.斯密看来，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多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最大的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新古典经济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对人的行为的假定包括：（1）个体为达到目的而选择手段的行动决定是合乎理性的；（2）个体可以获得足够充分的关于周围环境的信息；（3 ）个体根据所获取的各方面信息进行计算和分析，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目标的行动方案，以获得最大利润或效用（丹尼尔·贝尔，1988；汪翔，1989）。然而，这种思想却受到了新制度主义的批评，新制度主义学派在批评最大化问题时，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阿罗认为，人的行为“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诺思对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人的有限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环境是复杂的，不确定的，交易越多，不确定性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卢现祥，1996）。因此，人的行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西蒙则提出以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的观点，他认为“管理人”与“经济人”的差别在于前者寻求“最优”，后者寻求“满意”或“次优”，在他看来，人们在选择行为的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标准，而只是“满意”标准。因为现实中的人不可能具备充分信息，况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和计算能力都是有限的（赫伯特·西蒙，1988）。应该说，阿罗和西蒙等人以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使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更加接近现实实际。
在分析农民（小农）的行为时，传统的观点总是把农民看作是理性选择的“另类”，认为农民经济行为的动机与谋利的企业家的行为的动机有很大差异，农民有自己独特的行为逻辑和规则，对最优化目标的追求和对利弊的权衡，不是在利润与成本之间计算，而是在消费满足程度和艰辛程度之间估量（Chayanov.1986/1925），农民规避风险的主导动机和与自然的“互惠关系”，体现的是农民对抗外来生计压力的一种“生存理性”（Scott，1976）。所以，农民的行为很难说是一种理性选择。然而，舒尔茨却认为：农民作为经济人，与企业家很类似，尽管他们由于技术和资本的限制，经济规模小，收益低，但其生产趋近于一种既定条件下较高效率的均衡水平，一旦有了投资的机会和有效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Schultz，1964），波普金甚至把农民看作是公司的投资者，认为他们的行动选择是在权衡各种利弊之后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作出的（Popkin，1979）。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经济行为的研究则证明：一方面，农民在人多地少的现实面前采取趋于“过密化”的生存策略，完全不同于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家的理性策略，另一方面，农民并不缺乏经济理性，一旦有了外部的刺激，农民就能走出支配他们的“过密化”生存逻辑（黄宗智，2001）。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农民大规模的外出就业活动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度时期，把农民这种大规模的迁徙流动看作是非理性的行为，称为“盲流”，为此，中央和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制定了限制农民“盲目流动”（包括流出和流入）的相关政策，然而政策的威力不仅没有阻挡住滔滔“盲流”，“盲流”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并且，农民的流向也不是像一些理想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流向小城镇、或把小城镇作为流向大中城市的“转运站”，从而缓解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相反，多数农民都直接奔流向大中城市。特别是西部地区，尽管各级政府耗资费力地大搞小城镇建设，却没有或难以发挥“缓冲和积蓄人口的中间体或蓄水池”的作用。
中国农民的流动和流向选择到底有没有理性成份？有多少理性成份？ 从农民微观个人行为来看，有一点应当肯定，中国农民的流动，绝对不是盲目的、完全非理性的，他们的流动总是具有比较明确的动因和目标，一开始他们也许仅是为了从非农化活动中挣得更多的现金收入，以补贴务农收入的不足，然后，在流动的过程中，根据新的信息不断地反思，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试图找到一条最佳的流动路线和流向目标。尽管流动的结果并非完全符合行为者的预期，甚至事与愿违，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其行为选择过程的理性成份，只是由于其拥有的信息不充分，认知能力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所导致。即农民的流动和流向选择是具有有限理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的调查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龚益民的调查显示，95％以上的农民外出务工是由本地村民、亲戚或家庭成员等带出的，只有4.7 ％是自发外出（龚益民，1994）；蔡昉1995年对济南市的调查表明，81.8 ％的农民把追求更高的收人作为迁移流动的首要目标，有7.2％和51.8 ％的农民在流动前真正了解和了解一些流入地劳动力市场情况，不了解情况的占41.1％（蔡昉，2001）；鲁小彬2002年对武汉市的调查则说明：53.1％的农民是经过相关培训（包括专业技术培训和语言培训），有备而流，81.2％的农民在流动前已对城市用工信息较明确，只有18.3％的农民是“盲目”（指不了解相关信息）外出（鲁小彬，2002）；李强2000年和2002年的调查证实：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长距离流动，反之，受教育程度越低，则越倾向于近距离流动；笔者2002年对四川省绵阳市农民流向的调查表明，之所以更多的农民流向城市而非小城镇，是由于小城镇的预期和现实收入都低于城市的水平（李富田，2003）。
从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尽管农民流动和流向选择的理性成份在不断增大，但由于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所处环境条件的限制，他们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和对信息的分析、判断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流动和流向选择只是一种有限理性行为。
三、广汉市实证分析
广汉市是成都平原西北边缘的一个县级市， 这里曾经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广汉市的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经济实力连续多年排四川省十强之列。广汉市有总人口57.5万人，其中农民45.9万人，占79.8％。如何把占80％左右的农民转移到非农领域，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2003年8月下旬， 我们对广汉市的兴隆镇和南兴镇进行了典型调查。之所以选择这两个镇进行调查，是因为这两个镇在成都平原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兴隆镇的农业很有特色，主要通过发展蔬菜生产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南兴镇的工业水平较高，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就地转移了一部分劳动力。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两个发展模式差异较大的镇的农民在非农化进程中流向选择有趋同的地方，也存在一些差异。这次调查，我们采取的是访谈方式，不仅走访了镇、村主要干部，而且采用非机率抽样方式选择村民进行入户调查。
（一）两镇的基本情况
兴隆镇位于广汉市的西北部，距广汉市12公里，1994年建镇； 南兴镇位于广汉市的西南部，距广汉市7公里，1985年建制。两镇的镇域面积、 人口总数和乡村人口数很接近，但是，两镇的产业结构、劳动力从业结构和发展模式却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兴隆镇是以农业为主的镇，主要走农业产业化道路， 而南兴镇的工业基础较好，工业化水平较高，农村工业化是其特色。
表1 兴隆镇、南兴镇基本情况比较
镇域
镇区 乡村 产业结构（％）
从业人员结构（％）
镇别 面积
面积
人口
人口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一 第二 第三
（公
（公
（人） （人）
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顷）
顷）
兴隆 3035 23026594 26047 46.9 41.9 11.2
60.9 21
18.1
南兴 3216 53 29474 26956 22.2 57.3 20.5
51.1 29.6 19.3
镇
数据来源：广汉市《2002年四川省乡镇信息系统年报表》
（二）两镇从业人员分布及流向分析
1、按农业普查数据资料分析
根据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资料（普查的时点标准为1996年12月31日）（见表2），兴隆镇和南兴镇的从业人员中分别有14306人和10000人从事农业生产，分别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为74.5％和50.6％；两镇的非农从业员分别为4891人和9777人， 分别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为25.5％和49.4％；在非农从业人员中，到本镇非农乡镇企业务工的人数为：兴隆镇437人，占8.9％，南兴镇5665人，占57.9％。如果我们把农村中的非农从业人员看作是流动农民，那么，南兴镇的非农乡镇企业吸纳了半数以上的当地流动农民，而兴隆镇的非农乡镇企业则只吸纳了很少一部分当地流动农民。小城镇的乡镇企业到底能够吸纳多少农村劳动力呢？两镇的普查数据显示，并不如有的学者所想象的是“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李宝库，1997）那样乐观。兴隆镇镇区（指镇政府所在地，下同）企业从业人员98人，仅占非农从业人员的2％，南兴镇镇区企业从业人员829人，也仅占非农从业人员的8.5％。那么更多的非农从业人员流向了哪里呢？主要的流向有三个：第一，流向分布在村的乡镇企业。兴隆镇的18个非农乡镇企业中有16个分布在村，南兴镇的77个非农乡镇企业中有50个分布在村（见表3）。尽管分布在村的非农乡镇企业规模较小， 每个企业的从业人员相对较少（广汉市的平均水平是：每个镇区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72.71人，村企业从业员为35.29人），但由于企业数量较多，也吸纳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第二，流向本镇以外的其它小城镇。但由于西部地区的小城镇的总体规模较小，产业水平不高，所以西部地区其它小城镇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也应该是很有限的（不排除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流向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城镇）；第三，流向城市。从广汉市的农业普查数据来看，有27.6％的非农从业人员流向了大中城市，如果加上流向县级市（小城市）的人数，那么这个比例会更高。
表2 1996年兴隆镇、南兴镇从业人员分布情况 单位：人
镇别从业人 农业从 非农从
非农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及来源 镇区企
员合计 业人员 业人员
业从业
人员
小计 本镇 本市 外市
兴隆镇 19197
14306
4891 488
437
431198①
南兴镇 19777
10000
9777 6937 5665 828
444
829
（注：①该数据在普查资料上为488人，很显然是把全镇的非农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数与镇区企业从业人员数混同了。按照广汉市平均镇区企业人员规模大致是村企业人员规模的2倍推算为98人。）
表31996年兴隆镇、南兴镇非农乡镇企业地理分布情况 单位：个
镇别企业数 县城 镇区 村
兴隆镇
18 0 216
南兴镇
77 0 27
50
数据来源：《德阳市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资料汇编》
2、按2002年年报数据分析
根据广汉市2002年四川省乡镇信息系统年报表的数据资料（见表4），兴隆镇和南兴镇的非农从业人员分别为7139人和8759人，分别占从业人员总数的39.1％和48.9％；两镇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分别为2715人和8045人，分别占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8.0％和91.8％（注：由于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并不都是来源于本镇，所以，如果减去来自于镇外的从业人员数，实际比重要低一些。）；两镇镇区从业人员分别为308人和331人，仅分别占非农从业人员数的4.3％和3.8％。由于时间和统计口径不同，这组数据与农业普查资料的数据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却都反映出一个相同的、不争的事实，即两镇农民的主要流向不是当地的小城镇。如果我们不把在当地村企业从业的农民看作是流动农民的活，那么农民的主要流向可能是城市。
表42002年兴隆镇、南兴镇从业人员分布情况 单位：人
镇别
从业人农业从 非农从 乡镇企镇区企
员合计业人员 业人员 业从 业从业
业人员人员
兴隆镇 182531111471392715 308
南兴镇 179089149 87598045 331
资料来源：广汉市《2002年四川省乡镇信息系统年报表》
3、按调查数据分析
年报数据和普查数据中没有明确地反映出非农从业人员中到底有多少流向了城市，我们的调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两镇政府2003年“非典”时期的统计资料。兴隆镇有5200个农民外出务工，其中省外务者1000人左右，省内市外务工者3900人左右，广汉市市区务工者300人左右； 南兴镇外出务工者2000人左右，其中省外务工者893人，省内镇外务工者1100 人（同时南兴镇也吸纳了来自镇外的务工农民近2000人）。镇外务工的农民流向城市的机率有多大呢？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为此我们分别走访了兴隆镇西林村和南兴镇农兴村的干部和村民，他们根据本村和本家庭的情况估计的机率是60—80％，如果我们取中间值70％，那么兴隆镇和南兴镇的镇外务工农民中分别有3640人和1400人流向了城市。
如果把调查估计数据与农业普查资料、年报资料的数据联系起来看，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两镇的非农从业人员中流入当地小城镇的比例很小；②分布在本村的乡镇企业在吸纳农村劳动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厂不进镇”是两镇农民非农化的一大特色，在南兴镇又表现得特别突出；③镇外流动农民的主要流向是城市；④如果我们把农民非农流向分为村企业、镇区企业、城市三类，按照农民流向数量多少排序，大致的结论是，兴隆农民流向为：城市—村企业—镇区企业；南兴镇农民流向为：村企业—城市—镇区企业。
（三）农民流向选择的理性成分分析
1、两镇农民流向共同性的理性原因
在流向选择上，兴隆镇和南兴镇农民存在一个共同倾向， 就是极大多数农并没有把当地小城镇作为主要的流入地。是他们不愿意就近流动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调查发现，极大多数农民，特别是年龄稍大（30岁以上）的农民都非常乐意选择就近流动务工，因为这样流动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但是他们却很少流向小城镇，这是为什么？这是农民经过理性分析后作出的现实选择。
按照托达罗（M.P.Todaro）的人口流动模型， 预期收入的差距决定了农民的流动和流向，而预期收入取决于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实际收入（工资水平）差距和流入地的就业概率两个因素。兴隆镇和南兴镇由于镇区第二、三产业不够发达（兴隆镇更为突出），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非常有限，就业概率很低。如果我们分别把两镇镇区企业从业人员数近似的地看作小城镇的就业容数量，若两镇的流动农民都流向各自的小城镇，则其就业概率分别只有4.3％和3.8％；如果我们分别把两镇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053元和3180 元）和两镇财政供养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15243元和10715元（注：两镇农民人均纯收入和财政供养职工平均工资的数据来源于《3002 德阳乡镇经济手册》））近似地看作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实际收入，则两镇流动农民在小城镇的预期收入分别为655.4元和407.2元，这不仅低于两镇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也低于两镇农民人均家庭的收入，甚至低于两镇农民人均农业收入（注：根据《2003德阳统计年鉴》的数据， 广汉市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现金）收入为1764.97元，人均农业（现金）收入为844.7元，两镇的水平大致相当于全市的平均水平。）。可见，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多数农民舍小城镇而流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是在信息相对充分的条件下作出的。一方面，他们在本能上愿意就近流动（包括流向小城镇），另一方面，他们又熟知镇区的就业岗位非常短缺，哪怕是当地小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很高，于他们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求的。况且，当地镇区企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比财政供养职工的工资水平要低得多。所以，即使向当地小城镇流动的直接成本为零，如果考虑机会成本（即因为流向小城镇而损失的其它机会收入），极大多数农民也未必选择小城镇为流向地。
2、两镇农民流向差异性的理性原因
兴隆镇与南兴镇的农民在流向选择上的明显差异是，前者主要流向城市， 其次是村企业，后者主要流向镇内村企业，其次才是城市。
兴隆镇与南兴镇尽管相距不到20公里，但是， 历史上两镇农民却有着不完全相同的传统，兴隆镇农民从农安土的观念比较强烈，而南兴镇农民经商务工的意识比较浓厚。按定势思维，兴隆镇的农民向镇外流动应该较少，南兴镇的农民向镇外流动较多，而现实却正好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出两镇农民行为的理性成分在不断增加。
兴隆镇之所有更多的农民选择了向镇外的城市流动， 是因为镇区和镇内的乡镇企业数量较少、规模较小，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很有限。对于多数农民而言，他们要么固守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事实上他们在当地种植蔬菜也很有特色），要么远离家乡，到城市去谋取非农收入。但是，一旦镇内有适当的非农就业机会，他们在作出成本、收益和风险的比较分析以后，也会毫不犹豫地回到本地就业。
表2和表4的数据能够较好地反映出该镇农民流向的理性成分在不断增加的事实。1996年，该镇有74.5％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2002年这一比重下降到69.9％，表明更多的农民从“过密化”的生存理性向着收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和追赶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社会理性转变。而事实上，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从业人员的经济理性成份也在不断增加，因为这部分从业人员多数为老人和妇女，他们要么是不可能在非农产业找到合适的岗位，要么是为了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留在农村。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对于一部分妇女个人来说，这种选择也许是非理性的，但是对于其所在的家庭来说，这种选择却是理性的，因为也许这样的选择才会使家庭收益最大化。当然，也还有一部分青壮年专业种、养殖户留在农村，他们是在权衡了外出务工与在家务农的收入以后，作出的选择。
值的特别注意的是，近年兴隆镇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和搞农业产业化经营， 增加了乡镇企业的数量和就业机会，兴隆镇的非农从业人员流向有一个显著的变化：镇内企业从业人员由8.9％上升到37.7％，即与1996年相比，2002 年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原来流向城市的农民返流到了镇内乡镇企业（主要是村所在地的企业）。这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农民流向城市并不是完全盲目的，他们是在拥有并分析了镇内非农产业的就业需求和工资水平信息而排除镇内流动的可能性之后作出流向城市的决策的；第二，农民返流表明，其理性成分在增大。他们已经有一些城市工作的经验，对城市的用工就业信息有更加明确的了解与认识，同时对镇内信息也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基础上作出的回流决策。
南兴镇的流动农民极大多数流向了镇内的村企业， 选择一种“进厂不进城”和“进厂不进镇”的流动模式。
1996年南兴镇的乡镇企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 其吸纳流动农民的能力也达到较高水平。按照农业普查资料的数据，理论吸纳率（注：理论吸纳率是指理论上可以吸纳的农民数占流动农民数的比重。 这里是指在本镇非农乡镇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与本镇非农从业人员之比；实际吸纳率是指实际吸纳的本镇非农从业人员与本镇非农从业人员之比。）达到71.0％，实际的吸纳率57.9％，还有42.1％（4112人）的流动农民向乡镇企业以外或镇外（主要是城市）流动。2002年镇内乡镇企业吸纳流动农民的能力进一步提高，理论吸纳率高达91.8％，实际吸纳率约为78％，约有22％的流动农民向镇外流动。南兴镇的镇内企业（主要是村企业）之所以有较高的吸纳率，主要是由于该镇的乡镇企业数量多、规模大、档次较高。1996年，该镇的非农乡镇企业数达到77个（其中有50个分布于自然村），比兴隆镇多59个。并且乡镇企业的投入规模较大，档次较高，从2002年的乡镇债务余额上可以看出，南兴镇因为乡镇企业投人而形成的债务余额高达2.2亿元（居广汉市之首），比兴隆镇（0.1亿元）高出许多，该镇有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有的企业就业容量超过1000人，这为镇内流动农民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就业机会较多只是南兴镇农民选择流向村企业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村企业的工资水平较高。由于南兴镇发展乡镇企业的历史较长，交通便利，信息灵敏，流动农民的选择性较大，再加上村企业工资刚性的作用，该镇村企业的工资水平与镇区企业和广汉市市区企业的工资水平差异不大，与全国城市的工资水平相比尽管要低一些，但是由于其流动成本低，流动的机会成本更低，所以更多的农民在对成本与收入进行权衡以后，作出了向村企业流动的选择。
在南兴镇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该镇农民在流向选择上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90年代后期，南兴镇农民曾大规模流向城市，2001年开始返流。据当地镇、村干部和村民估计，90年代后期流向城市的农民约占流动农民的70％，比1996年高出20多个百分点。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现象的发生呢？ 当地干部的解释是：“前几年一些集体企业跨了，用工量减少，一部分人只有外出打工挣钱。这几年通过企业改制和技术改造，企业搞活了，用工量增多，大部分人又回来了”，“外出务工人员，带回了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的观念，更有利于本地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个人的发展”。这番话的理论含义是：不管农民向镇外流动，还是回流，都是由于经济理性使然，即经济效益最大化是农民确立流向目标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折射出农民行为的社会理性成份在增加。
然而，该镇也有一部分农民向镇外的城市流动， 他们为什么不选择镇区企业或村企业就业呢？调查发现，流向城市的农民主要是两类人：一是有资本、有经验的中年人，二是有知识、有文化（一般是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没有选择镇、村企业就业，不是由于他们不能在此就业（只要愿意，都可以找到就业岗位），而是由于城市更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也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回报。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这部分人拥有的信息相对充分，认知和计算能力较强，其行为选择的理性成份也较多。
四、结论与思考
（一）西部农民的流向选择具有有限理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观念已经植根于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 也许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而言，西部农民的理性意识要淡薄一些，但是，已经解决了生计问题的西部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人，其行为的理性成份是不容怀疑的，他们的行为选择是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所作出的最优选择。反映在流向选择上，一方面，他们对外界不可能做到充分理解和认知，他们的流向范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选择的流向行为将会产生的后果没有十分的把握，有时甚至可能事与愿违，但是，他们总是在可供选择的流向范围内，尽量选取自以为有利于达到目的的流向行为。所以，相对于西部农民的经济环境和自身内部条件来说，他们的流向选择是具有有限理性的。
（二）西部小城镇的人口聚集功能有待于重新审视
不可否认，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在聚集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西部地区的很多小城镇未必也具有这样的功能。从广汉市的调查可以看出，由于乡镇企业离散分布，小城镇的第二、三产业不够发达，就业容量有限，农民尽管有流向当地小城镇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在政府投资有限、民间资本短缺的情况下很难转化为现实。因此，各级政府在实施小城镇战略时，必须因地制宜，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切忌生搬硬套，一轰而上。
（三）政府的政策主张应该尊重农民的理性选择
政府制定农村政策时，必须正视农民理性意识增强的现实，尊重农民的理性， 就再也不能够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而换取所谓的全局利益。政府的政策主张只有使农民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并且使农民选择这种主张，比选择政府所反对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净收益时，政府的政策才可能得到农民的积极回应，否则政策主张就可能落空。
政府在关注城市下岗人员再就业问题的同时， 必须通盘考虑城市流动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在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就业制度、薪酬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有较大的改革，为城市流动农民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生存环境。
（四）基层政府的服务功能必须强化
农民的有限理性，导致其行为选择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农村基层政府应该尽可能向农民提供及时、准确和相对充分的信息，为他们创造更多、更有效的选择空间，同时，通过培训和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提高农民的认知能力，从而增加农民行为选择的理性成份，克服行为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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