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邪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态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狭邪小说有一个显见的发展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咸丰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三种不同类型。之所以有此变化，与其创作的社会背景有必然的联系，但根本原因是作者的思想感情有较大差异。狭邪小说既是一部通俗的晚清社会妓女生活史，也是一部形象的末世文人心态演变史。
关键词 狭邪小说 晚清社会 妓女生活 创作心态
以妓女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古代的诗词、戏曲和小说中屡见不鲜，但就创作势头之猛、内容之丰富而言，则以清道光、咸丰以及光绪时期相继出现的“狭邪小说”最为突出，仅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收，就有十部之多。狭邪小说有个比较明显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咸丰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三种不同的类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就曾指出：“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这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不同时期狭邪小说的不同特点。之所以有此“三变”，这与小说创作的社会背景有必然的联系，但其根本原因则是作者的创作心态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拟就此略作探讨。
一、才子佳人的梦幻曲
——文人理想中的青楼生活
《红楼梦》的诞生在中国小说史上确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将世情小说创作推向了顶峰，而且对以后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无以伦比的影响，可以说，清后期小说家大多难以摆脱《红楼梦》的影响，因而这时期出现的多是些学《红》或仿《红》之作，狭邪小说正是在对《红楼梦》的学习和模仿中产生的。如鲁迅先生所言：“直到道光间，《红楼梦》才谈厌了，但要叙常人之家，则佳人又少，事故不多，于是便用了《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情，场面又为之一变。”[①]早期的狭邪小说如《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正是如此，它们是才子佳人情趣以及大观园理想世界在青楼题材中的再现。
《品花宝鉴》是狭邪小说的开山之作，但它所反映的不是妓女生活，而是才子和男伶之间的风流韵事，这反映了中国娼妓史上特殊的一幕。娼妓在中国由来已久，至唐已非常繁盛，宋代理学盛行，为了维持风化，朝廷开始禁止职官狭妓；明沿宋制，虽没有废除妓院，但仍禁止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狭妓，但招优不禁，达官名士为了不犯禁令，常呼伶人侑酒，歌舞谈笑。到了清雍正年间，推行“除贱为良”政策，开始以法津的形式废除娼妓制度，在一个时期内，娼妓得到一定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居京的达官贵人、膏梁子弟和文人士大夫慑于王法，只好承袭前明遗风，以扮演旦角的伶人为狎玩对象，称之为“像姑”，也叫作“花”，这些伶人虽为男性，却被视作妓女般的玩物，并以此为时尚，至清中叶，此风尤盛，据《菽园赘谈》记载：“京师狎优之风，冠绝天下，朝贵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惯熟。”[②]《品花宝鉴》就以清中叶的北京为背景，反映了这种“时尚”。全书主要写青年公子梅子玉与男伶杜琴言的同性恋故事，兼及一大群名士、名伶的风流韵事，旨在区别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书中人物事迹多是作者的经历见闻，主人公一“玉”一“言”，则隐含“寓言”之意，含有辩证雅俗的劝惩之意在内。然而，作者塑造的这两个理想人物，“亦不外伶人如佳人，客为才子”，写他们两人的感情明显地模仿了宝、黛爱情的写法，情意缠绵，悱恻动人，但“独有佳人非女”，令人大倒胃口。这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在特殊的背景下，文人的变态心理。
从《花月痕》开始，狭邪小说的“摄像镜头”真正对准了青楼。全书模拟《红楼梦》甄、贾宝玉之格式，写了韦痴珠和刘秋痕、韩荷生和杜采秋两对才子和名妓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穷通升沉的不同遭遇。韦痴珠文采风流，倾动一时，却怀才不遇，落魄失意，既不能自展其才，也无法救其所爱；秋痕钟情于痴珠，但因鸨母作恶，终不能嫁痴珠，结果是痴珠贫病而亡，秋痕也为之殉情。韩荷生才貌与韦痴珠相当，但他先为达官幕宾，参机要，由此进入仕途，后因战绩卓著而封侯，采秋也随之平步青云，封为一品夫人。作者魏秀仁一生科场蹭蹬，穷愁潦倒，因而作书以韦、韩自况，韦痴珠的遭遇是他自身经历的写照，韩荷生则是理想的化身。在作品中，韦、刘爱情虽以悲剧告终，但感人至深；两个妓女形象也塑造得异常纯洁、完美，可敬可爱。
《青楼梦》更是一部典型的理想化的狎妓之作。作者对《红楼梦》推崇备至，创作时也刻意模仿，如《红楼梦》有所谓正册、副册、又副册，合为三十六钗，而俞达在《青楼梦》中也凑了三十六妓；《红楼梦》中有个“大观园”，《青楼梦》中也建造了一个“挹翠园”，等等。书中三十六妓是作者理想中的红颜知已，主人公金挹香则是自己的化身。金挹香以痴情、至情赢得了众名妓的衷心爱戴，他娶了其中五人为妻妾，与其他人也时时欢聚于挹翠园中。金挹香不但情场得意，仕途也很顺畅，他花钱捐官，得授余杭知府，政绩显赫，在数年间，实现了他“游花国，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效琴瑟，抚子女”的人生理想。最后父母双双跨鹤登仙，自己因众美离散而看破红尘，也悟道羽化，所钟情的三十六妓也纷纷归列仙班。
这三部小说虽写法各异，但“精神所在，实无不同”，其共同特点是写理想化的青楼生活，如鲁迅先生所言，是“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③]三位作者有大致相同的经历：陈森曾客居北京，两次应试皆落第，靠做幕僚为主；魏秀仁少年时以文名，二十余岁考中秀才，中过举人，但多次应试，终未能中进士，一生多做幕宾或讲学；俞达则终身以坐馆教书为业。总之，他们都渴望功名利禄，但科场失利，仕途不畅，虽有满腹才志，却无处伸展，“块然块垒于胸中而无以自消”，于是“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④]，他们寄情于声色，肆图在青楼中觅求知音和慰藉，俞达在《青楼梦·题纲》中就曾这样说过：“当世滔滔，斯人谁与，竟使一介寒儒，怀才不遇。公卿大夫竟无一识我之人，反不若青楼女子，竟有慧眼识英雄于未遇时也。”与历代落魄文人相同，在青楼中，他们始而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垒块，继而则因“同是天涯伦落人”而同病相怜，他们对青楼女子倾注了真情，也获得了她们的青睐。在长期相处中，他们和妓女在思想感情上日益接近，因而不仅发现了她们的才和美，也了解了她们的不幸和痛苦，在他们看来，人世间只有这些女子才是至善至美、值得歌颂的，也只有她们才是真正理解自己的知音，因此，他们笔下的青楼生活往往带有理想化色彩。这反映了中国文人，特别是不得志文人的一种普遍心态。
二、情场忏悔录
——对青楼生活的客观审视
康熙、雍正以后，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有所发展，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资本势力远远超出了明代，随之而来的是金钱崇拜的风气在社会上日益盛行，这对青楼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雍正元年至八年，清政府持续推行“除贱为良”政策，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否定和废除了已实施了千余年的乐籍制度，从雍、乾至嘉、道年间，官妓基本消失，然而，娼妓并没有因此而绝迹，代之而起的是私妓乘机勃兴，并日趋繁盛，而青楼文化的内涵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陶慕宁师所言：“官妓既革，青楼逐不再承担为士大夫消愁遣兴的义务，妓女也不必再含英咀华、濡染翰墨去迎合士大夫的雅趣。妓家的一切均以迅速赢利为依归。”[⑤]在封建大夫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堕落。随着资本势力的冲击，传统的观念也发生的变化，士人失去了昔日“四民”之首的优越地位，在青楼中也自然没有了往日的光彩。在现实面前，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明白了，妓女与嫖客交往的目的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寻求风流才子的爱情，春梦惊醒，难免一番感慨，因此，在魏秀仁、俞达辈尚沉浸于才子佳人式浪漫幻想的时候，一些作家就已另起炉灶，开始创作“实写妓家，暴其奸谲”的小说了，始作俑者是邗上蒙人的《风月梦》。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断言，《海上花列传》为“实写妓家”的滥觞之作，这实际上是因未曾见到《风月梦》所致。《海上花列传》光绪十八年（1892）才开始连载于《海上奇书》杂志，而《风月梦》则在光绪九年（1883）已有了上海申报馆的排印本，比《海上花列传》早了近十年。《风月梦》的特点是揭示“嫖”字之害，它以扬州地区一群嫖客与妓女的活动为中心，揭露了妓家的骗人伎俩，旨在“警愚醒世”。书中精心描绘了五个嫖客的嫖场经历，他们迷恋于烟花场中，无一有好结果，通过他们的不同遭遇揭示出：“那些粉头，皆系花言巧语，哄骗人的银钱，以致为色所迷，夫妻反目，倾家荡产，损财丧命”，即使象双林那样的“出类拔萃贤淑妇人”，结局仍是害人害已。这些描写，对于那些痴迷烟花者，确有“警愚醒世”的作用。
在“实写妓家”的作品中，《风月梦》出现最早，但影响最大的却是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和孙家振的《海上繁花梦》为代表的所谓“海派狭邪小说”。
咸丰以后，海禁大开，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上海的商业得到畸型发展，城市人口逐年增加，娼妓业也应运勃兴。特别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实行了严厉的禁娼政策，秦淮名妓、扬州、苏州等大中小城市的妓女都纷纷南逃上海，杭州、宁波等地的妓女也都聚集于“十里洋场”，上海娼妓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这在王韬的《海陬冶游录》等书中有详细的记述。在当时上海的上层妓院中，“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因此，“一班离乡背井，浪迹江湖，旅经上海独居客栈的公子王孙、官僚豪客、富商巨贾、文人学士，莫不流连忘返，视堂子为安乐窝，以此作呼朋唤友，饮酒宴客，拉交情，谈生意的好场所。同时，上海的一班闻人大亨也因此而利用长三堂子作为应酬交际的场所，千娇百媚的妓女则成为大亨们达成各种政治经济交易，乃至消磨‘英雄’斗志的诱饵。”[⑥]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上海滩的妓院里，还活跃着一批所谓的洋场才子，如以名士著称的改良主义者王韬、二爱仙人李芋仙、《海上繁花梦》的作者孙家振、申报馆总纂雾里看花客钱征以及著名的谴责小说家吴趼人、李伯元等，都是在花界颇有名望的风流才子。他们在“赏花”之余，还用自己的生花之笔写了大量的狭邪文字，这为“十里洋场”娼妓业的繁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的“海派狭邪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产生的。
《海上花列传》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的遭遇为主线，广泛地描写了众多官僚、名士、商人、买办、纨绔子弟、地痞流氓的狎妓生活以及妓女的悲惨命运，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近代上海的青楼生活面貌。与《风月梦》相同，作者之意在于暴露娼家的奸谲，因此对鸨母、妓女、嫖客、帮闲、流氓等都作了大曝光。这里的嫖客不再是风流才子，对妓女也不再知心、体贴，象史三公子，赖头龟之流，对妓女就只有欺骗、摧残；妓女也不再是品貌齐全的佳人，对嫖客也不再是情深意长；至于鸨母更是如此，虐待妓女，敲诈嫖客，一切以赚钱为重。尽管作者也写了陶玉甫与李漱芳真诚的爱情，写了他与李浣芳纯洁的关系，但这种爱情最终没有好的收场。嫖界已没有了理想之光。
《海上繁花梦》也以妓院生活为中心，较真切地记录了上海滩的嫖、赌恶习以及发生在其间的种种欺骗、敲诈与坑害行径。主人公谢幼安为作者自况，全书写他与好友杜少枚同游上海，少枚迷恋妓女巫楚云与颜如玉，想娶之而归，但巫、颜二人意在骗财，对少枚实无真情，失意之际，少枚又沉沦赌场，愈隐愈深。少枚屡次受骗，又亲自目睹了嫖界种种骗局与惨事，终于在良友的影响与劝诤下，翻然悔悟。本书“用意在警醒痴迷，与《海上花》相同。《海上花》以蕴蓄胜，《繁花梦》以明快胜，殆异曲而同工也。”[⑦]这比较恰切地说明了该书特点。
总之，这类小说的共同点在于写实，它们要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嫖界，这是作者们的一种自觉追求。三位作者都有比较丰富的青楼生活经历，经过一番历炼，他们认识到，“‘嫖’之一字，为害非轻”，因此，就以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借小说暴露娼家的奸谲，以图警愚醒世，留戒后人。《海上花列传》作者在开卷第一回就表明，自己的创作目的是：“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方其目挑心许，百样绸缪，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经描摹出来，便浑身令人欲呕，其有不爽然若失，废然自返者乎？花也怜侬具菩提心，运广长舌，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却绝无半个淫亵秽污字样，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孙家振在《海上繁花梦·自序》中也宣称：“仆自花丛选梦以来，十数年于兹矣，见夫入迷途而不知返者，岁不知其凡几，未尝不心焉伤之。因作是书，如释氏之现身说法，冀当世阅者或有所悟，勿负作者一片婆心。”正是由于出于劝世的目的，作者能够以客观的态度来审视和反映青楼生活，因而书中没有了前期小说的浪漫色彩，他们以写实的笔法，揭露了嫖界的种种黑暗，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妓女们的堕落责任并不在于她们自身，而在于她们寄身的环境，因此，对她们不是憎恨，而是带有同情和怜悯，正是基于此，作者们在暴露其弱点或恶行的同时，并不抹煞她们身上值得称道的东西，对她们内心的痛苦和悲惨的命运也做了客观的展示，对陶玉甫和李漱芳、谢幼安与桂天香那样真挚的爱情，也做了由衷的赞美。与“溢美”之作相比，这些小说无疑有了较大的进步。
三、“嫖界指南”
——末世文人的白日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上海的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刺激下，得以飞速发展，同时娼妓业也进入一个恶性繁衍时期。继高等妓院之后，各类私娼、暗娼的发展，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青楼的商业化本质得到充分的发挥，礼教与廉耻在金钱冲击下，已微不足道。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九尾龟》，在众多狭邪小说中可谓别具一格，堪称“溢恶”的代表。
“九尾龟”本是书中有一个官僚康已生的浑号，“他得这个徽号是只因为在他家里九个女人公开的丑行所致”。虽然作者自称他写的是一部“寓言醒世”的大书，“上半部形容嫖界，下半部叫醒官场”，但作者的兴趣实际上仍在嫖界，官场不过是略为点缀而已。作者主要是通过主人公章秋谷在嫖界的经历，展示花柳场中层层黑幕。作者对青楼生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一再宣称“上海那些堂子里头的风气，一天一天的愈染愈深；那班倌人们的人品，便也愈趋愈下。”他还多次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堂子里的人，果然一个个丧尽良心”，“倌人看待客人，纯是一个假字”，其目的都是为了骗钱，因此书中所写妓女，除陈文仙外，无一好的。作者带着强烈的义愤，每当写到激烈时就称妓女为“牛鬼蛇神”、“通天魑魅”。嫖场黑幕至此暴露已极。
嫖界黑暗如此，怎样才能既在这里满足自己的欲望又不吃亏受骗？这是作者着力表现的问题，为此，作者在对嫖界暴露的同时，又以赞赏的态度，精心塑造了章秋谷这一了嫖界的“当代英雄”形象。作者一再称他“万斛清才，一身侠骨”，是“风流才子，诗酒名家”，“当今侠客，当世奇才”，但其奇才主要体现在嫖界。章秋谷在二十二岁时就自夸，在嫖界已有五年刻苦自学的资历，达到了“阅历甚深，十分精细”的高超水平，被公认为“花柳惯家，温柔名手”。他凭自己的手段出奇制胜地长嫖界同道之志气，灭倌人名妓之威风，因此成了为嫖客翻本争气的能人，虚伪、奸诈的妓女的克星。
在作品中，作者对章秋谷的嫖场经历作了细致的描摹。通过这一典型人物，形象地表明：嫖界黑暗，无功架不得妄入。倘若有功架，有金钱，有相貌，尽可出入青楼；倘若没有，还是尽早回家，免得人财两空，还落个“瘟生”的绰号。正因为如此，尽管作者曾一再表白“并不是闲着笔墨，旷着功夫，却做那嫖界的指南，花丛的历史”[⑧]，可是，不仅批评家几乎众口一辞认定它是“嫖界的指南，花丛的历史”，就连当时的嫖客也把它真正看作是“嫖界导游图”、“花国入门书”。
郑逸梅在为张春帆写的传中说：张“阅历欢场，颇多闻见，于是酒杯块垒，绮梦莺花，写成《九尾鱼》一书”，“书中主人公章秋谷，即作者影子”[⑨]，《谭瀛室随笔》的作者也说，书中章秋谷，“亦即张君以之自况也。”[⑩]这样看来，作者确实是将小说当“嫖界指南”来写的。对此，鲁迅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的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11)这段话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这类小说家的创作心态，《九尾龟》堪称这类小说的代表，其主人公章秋谷也正是一位“才子+流氓”式的“英雄豪杰”。这是末世文人独特的病态心理的反映，是他们的“白日梦”。
钱谷融先生在《文艺创作的生命与动力》一文中指出：“一个作家总是从他的内在要求出发来进行创作的，他的创作冲动首先总是来自社会现实在他内心所激起的感情的波澜上。这种感情的波澜，不但激动着他，逼迫着他，使他不能不提起笔来；而且他的作品的倾向，就决定于这种感情的波澜是朝哪个方向奔涌的；他的作品的音调和力量，就决定于这种感情的波澜具有怎样的气势和多大的规模。”(12)用这段话来解释狭邪小说的创作心态，同样是十分恰切的。通过对狭邪小说的整体性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它演进的每一个阶段，都表现了作者独特的心理，它既是一部通俗的晚清社会妓女生活史，也是一部形象的末世文人心态演变史。
注释：
①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
②引自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2月第1版，P786。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篇。
④陈森《品花宝鉴序》。
⑤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P214。
⑥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P29。
⑦ ⑩《谭瀛室随笔》，引自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卷一。
⑧《九尾龟》第三十三回。
⑨《张春帆》，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11)鲁迅《二心集》。
(12)引自《文艺报》197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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