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教育培训援助：内容、目标与成效
詹 林，吴雪艳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摘 要： 作为美国对外军事教育培训援助的关键组成部分，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项目(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由国务院主导，国防安全合作局和国防部共同管理，向盟友和友好国家提供美式军事培训与教育课程。该项目创始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至今已具有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组织机构及运转模式，体现了美国在对外安全援助领域的创新。基于印度尼西亚的战略价值，美国对其开展的军事教育与训练项目主要围绕人权问题、民主化改革和反恐合作三大议题，以双方认同为基础密切军事联系，以核心人物和利益集团为重点深化美国影响，目光长远、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想熏陶并建构“美式认同”，推动了美国对印尼政治外交战略的实现，充分体现了对外军事教育培训援助对于实现援助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项目；对外军事教育培训援助；美印(尼)关系；公共外交
自2010年“重返亚太战略”提出以来，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关注度不断增加。特朗普上台后，虽然任期前5个月将亚洲政策的关注重点转向东北亚朝核问题，对东南亚地区有所“忽视”，但为了强化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抗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仍然不忘回首观望，不断密切与东南亚联系，尤其是与印度尼西亚(下文简称印尼)，美印(尼)双边关系正进一步加深。纵观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美国始终紧紧抓住印尼“军人政治”的特性，以军事互动为推手促进双边关系发展，而其中军事教育培训援助的作用至关重要。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就开始通过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项目(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下文简称IMET项目)为印尼提供军事教育培训援助，促进双边军事关系发展，进而辐射政治、外交领域，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本文以IMET项目为视角，研究军事教育培训援助的内容、目标与成效，从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教育培训援助案例窥见美印(尼)关系的发展脉络，以揭示美国军事外交和公共外交的特殊手段。
一、印度尼西亚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日益重要
2011年11月，美国与印尼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2015年又再次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合作领域扩大到区域和全球的层面上。[1]不断升温的双边关系反映了美国日益重视印尼的战略价值。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印尼位于东南亚地区，周边的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巽他海峡是世界最具战略价值的海峡，全球将近一半的商船会途经印尼附近海域。印尼周边海上通道的安全与开放事关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军事利益。[2]其次，印尼人口超过2.6亿，领土面积约1904万平方公里，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3]印尼经济较为发达，在东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争取的主要对象。例如，2017年的《美国政府全球水战略》将13个国家和地区列为实施全球水战略的高度优先地区，其中东南亚地区只有印尼入选。[4]出于平衡中国在东南亚力量的需要，印尼已经成为美国东南亚战略部署的目标跳板之一。2017年4月，特朗普为安抚“被冷落”的东南亚诸国，派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访问印尼，稳定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5]第三，作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拥有数量最多的伊斯兰教徒，还出现了伊斯兰捍卫者阵线(Front Pembela Islam)、东印尼圣战者组织(Mujahidin of Eastern Indonesia)、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等恐怖团体，是支持反恐怖主义的重点国家。“9·11事件”后，美国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外交活动重点之一，印尼与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开展利害相关。第四，印尼国内实行了民主化改革，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就开始关注“民主化”这一议题。2004年开始，美国既在中东主动塑造伊拉克式外生民主化进程，又在东南亚积极支持印尼式内生民主化进程。[6]美国希望通过改革将穆斯林国家推向民主，并将印尼作为范例加以推广。第五，印尼与中国在南海部分海域存在海洋权益主张重叠。根据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战略指导下，中国是美国的首要挑战者，[7]印尼也就成为了美国加以笼络而“扰乱”中国的关键棋子。
基于印尼的重要战略价值，美国一直重视与印尼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积极开展与印尼的军事合作，提供各方面军事援助。IMET项目作为军事教育培训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奠基石。2010年至2018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IMET项目重点是军队专业化改革和英语教育培训，旨在提升双方参与区域和国际维和行动的协助能力。印尼作为东南亚地区IMET项目的最主要参与者，从资金分配来看比重较为稳定，约占20%左右(见图1)，并有一定的上升趋势。2018年，美国将IMET项目在东南亚的援助国家缩减为10个,其中印尼所占比重最高，达到24.74%(见图2)。
图1 2010-2018年IMET项目部分支出(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for Foreign Operations and Related Programs , FISCAL YEAR 2018。
图2 2018年东亚太平洋地区IMET项目预算(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for Foreign Operations and Related Programs , FISCAL YEAR 2018。
二、美国对外军事援助与IMET项目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对外援助提供国，其中军事援助是整个对外援助体系的关键部分。对外军事教育培训作为美国经常性的对外军事援助活动，被官方认为是一项着眼长远的战略性投资，而其中的IMET项目则经常被认为是美国对外军事教育培训的全部。[8]由美国国务院(DoS)主导，国防安全合作局(DSCA)和国防部(DoD)共同管理，IMET项目通过向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国际学员提供美式军事培训与教育课程，既提升了受援国的军事水平和双方联合作战能力，又传播了美国军事标准与价值观念。
(一)历史沿革
IMET项目为受援国提供相应资金与军事教育培训课程，覆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超过5000名国际学员在约150个军事院校及基地接受教育培训，课程门类高达4000种。[9]IMET项目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以下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项目初创期。1969年尼克松总统上台后，为减少美国对外军事援助的经济负担，维持对盟友和友好国家的军事政治影响，IMET项目应运而生。作为美国对外安全援助的奠基石，IMET项目在创立初期受到众多法律及规定的限制。在1961年《对外援助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1)的框架之下，美国国会于1976年出台《国际安全援助与武器出口控制法案》(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Arms Export Control Act)，提出以原有的法律和军事援助为基础，将军事教育培训作为最有效的工具加以推行。其中，法案的第541条指出国际学员通过以下3种途径参与IMET项目：(1)在美国(服务院校除外)和海外参加军事教育和训练课程；(2)在美英两国的学习研究机构和海外参加学校和相关专业的特殊课程；(3)在美国和海外参观军事设施并观察其军队人员活动。[10]同时，还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促进美国与受援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与积极互惠关系；二是提升受援国利用自身防务资源的能力，从而实现独立自主。[11]该法案通过后，国会随即拨款2815万美元支持IMET项目。[12]
管理机制上，国务院、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主管整个项目，由军队各部门分工负责具体事务。首先，各驻外使馆和战区联合作战司令部(CCMD)了解受援国的培训需求，利用IMET项目的预算编制和提交工具向参谋长联席会议(JCS)提交建议的IMET项目年度预算计划。同时，通过任务资源战略计划(MSRP)向国务院提供类似的建议预算。由联合作战司令部、国务院、国防安全合作局等进行联合审核，以确保IMET项目资助的恰当性。最终，由国务院决定IMET项目年度计划与预算，呈报国会批准，每个符合条件的计划将纳入年度国会预算(CBJ)并加以公布。
第二阶段为调整完善期，包括指导思想、项目内容、运行机制3个方面的发展与健全。首先，尼克松之后的诸位总统根据各自的政治外交战略需要，对IMET项目指导思想有所修改增补，均体现在《对外援助法案》中。例如卡特政府在目标中增加了提高受援国对国际性基本问题的参与意识，包括国际公认的保护人权意识。[13]里根政府为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外军事干预能力，强调重点关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援助。其次，项目培训内容不断健全。1985年的《国际安全与发展合作法案》(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ct)中，IMET项目新增了关于美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学员交换项目以及海事培训的内容。[14]1990年在修改《对外援助法》的第541条时，又扩展了IMET项目的目标并成立了“拓展性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项目”(Expanded-IMET Program，下文简称E-IMET项目)，其具体目标是使受援国增进对美国的理解、尊重军队的文官制度、有效管理自身防务资源、在军事法律程序中尊重人权。E-IMET项目的成立表明美国在推动对外军事教育培训时有了更清晰的公共外交意识。第三，项目的运行机制走向完善。2000年《安全援助法案》(Security Assistance Act of 2000)新增第548条，规定IMET项目需要对受援国及该国学员的情况进行详尽地记录，[15]还增加了对国际学员回国任职后的跟踪调查，采用建立相关数据库的方式，包括基本信息、参训信息及后续任职信息等。在应对处理有关对外事务时，一旦涉及到相关国际学员，其在IMET项目中的活动档案将会被首先调档，作为一手人员资料。此外，国防部还要求对国际学员数据库进行持续完善更新。[16]
第三阶段为稳定发展期。2010年至今，IMET项目的受重视程度有增无减，投入资金在波动中有所上升(见图3)。在前期法律框架以及国家战略的指导下，培训重点不单单局限于军事技能教育与培训，还兼顾民主自由价值理念、人道主义传播等内容，逐步形成一个全面综合的对外军事教育培训项目。
图3 2010-2018年IMET项目全球支出(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for Foreign Operations and Related Programs , FISCAL YEAR 2018。
(二)指导目标
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2016-2017年度联合报告指出，IMET项目的总体指导目标可概括为以下3点：第一，进一步通过有效互利的军事合作来实现地区稳定，强化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寻求解决问题的手段，加强防务合作；第二，通过对外提供军事教育与培训，增强受援国军队能力，提升与美军的联合作战水平；第三，提高外国军民的素质能力，灌输民主自由思想，树立维护民主价值的观念，保护国际公认的政府和军队人权。[17]国防部在《安全援助管理手册》(Security Assistance Management Manual)第十章“国际训练”中将IMET项目目标简要概括为：促进双方友好关系、相互理解与沟通联系；提升受援国自主训练能力；培养受援国管理国防建设能力；强化操作和维护美国原产设备的技能。[18]并且，手册中还强调上述所有目标都应同时推进，将重点从运营和维护美国军事设施逐渐转向提升受援国国内管理能力，增强对美国的理解，保持友好军事关系。
为达成上述目标，IMET项目在坚持总体安全援助战略下，依据美国对外战略，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与现实需求，制定特定国家方案。
为了克服传统软阈值和硬阈值函数存在的缺点,国内外学者对小波阈值函数进行大量研究,提出了很多改进方案或者新的阈值函数。文献[12]提出了一种新的双阈值函数的方法,
(三)运行方式
据论坛透露，未来上海将继续探索以城市为切入点，发挥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平台枢纽功能，逐步将产业国际竞争力合作论坛打造成推动产业国际合作的公共服务平台，为加强区域间产业与贸易协调，深化国际产业融合和向价值链中高端转移探索新路。
国会根据《对外援助法》每年划拨IMET项目资金，国防安全合作局负责管理资金并进一步向各军事部门(MILDEPs)发放，各院校、基地、科研院所使用资金开展相应教育培训课程。
(四)课程设置
3. 反恐合作
具体课程分为基础语言技能培训、正规化专业军事技能培训以及实地研究项目三大类。一是基础语言技能培训，由国防语言学院英语语言中心(DLIELC)承担。IMET项目的硬性英语能力要求使得国际学员能够掌握基本沟通能力，通过交流促进专业知识理解和人际关系发展，甚至一定程度上在向民主治理转型方面发挥作用。二是正规化专业军事技能培训，如西点军校等综合性军事教育院校设置了政治、军事、文化、工程技术等基础课程。美国还不断将最新的军事理论引入对外军事教育培训中，如将联合作战、国际维和行动、国际反恐理论等课程融入对国际学员的教育之中。[20]三是实地调查研究项目，通过参观美国院校、政治机构，接触美国的生活方式，使国际学员更加尊重人权、公民权利和民主价值，并信仰法治。
此外，独立的E-IMET项目将培训课程重点置于提高职业水平，科学有效地管理国防资源；加强对军队行为的监督，提高军队和司法体制效能。使得受援国能够依照国际公认的人权法则改革军事法制，理解尊重军队民主化，促进军民关系和谐发展。为了能使E-IMET项目取得更好的效果，美国国会还允许一定数量的非国防部门政府官员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职员参与其中。[21]
(五)参训人员
受援国参训人员主要包括以下5类。一是专职人员。根据IMET项目要求，除特殊情况[注] 特殊情况指由国防安全合作局特别授权。 外，接受培训的人员从可能在该国国防机构中担任关键职位的专职人员中挑选，这也是参加专业级别学校培训的强制性要求。二是军事人员。IMET项目培训名额由受援国的国防机构分配给相关军事人员。三是普通公民。虽然IMET项目的军事培训课程要求参与学员是国防机构或武装部队的文职人员，但是普通公民也可以通过E-IMET项目参与其中。四是警察队伍及执法人员。尽管《对外援助法》第660条规定不允许培训警察部队或执法部队人员，[22]但仍存在一些例外情况[注] 例外情况指国防安全合作局依据个人资料或其所属单位性质，准许某些警察部队或执法部队人员参加IMET项目。 。五是军警和非警务人员，但需要证明其受训后两年内不会参与任何民事执法活动。[23]
锚杆机注浆是根据其设备性能进行的钻孔操作，从应用效果来看，该流程能够为水泥浆灌输提供对应通道。技术难度较大，但是对稳定工程基础可起到重要推进效果，建筑的安全性、可靠性是施工第一要求，所以要对基坑锚杆机注浆十分重视，需要注意的是，地下环境较为复杂，技术人员在作业时要提高对周围的观察，如果发现四周存在疑似障碍物，要立刻停止对应工作，并针对障碍物进行合理分析，确定其影响程度低才能继续后续处理。具体工艺操作流程要严格按照工程标准执行，不能贪图一时简单而忽略重复灌浆的重要性，只有将规则落实到细节，才能保证土建工程的有效性。
参与教育培训的国际学员，不仅通过英语语言培训课程增强交流能力，同时可以了解美国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司法系统、严格的军事组织程序以及文官军队管理制度。民主自由的言论氛围，对平等人权的追求会对他们起到一定熏陶作用，潜移默化的价值观植入促使他们认同美国外交理念与政策，从而更好地辅助美国维护地区利益。
三、美国对印尼IMET项目的具体实施
作为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国家，印尼具有三大主要特性。第一，通过民主化改革成功地从威权政治走向现代民主；第二，多元宗教国家，种族宗教矛盾升温，蕴含恐怖主义风险；第三，军政关系复杂，军队作为印尼国内一支重要实权派力量，在印尼独立建国、发展改革及最终实现转型过渡到民主国家过程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改革后，印尼国民军不断转变其在国家治理和政治军事中的“侵入性角色”，朝着成为一支具有传统军事职责和独特国家特色的专业武装部队的目标迈进。[24]正是基于以上3点特性，美国以IMET项目为切入点，从军事教育培训援助入手，影响与印尼军事关系，从而辐射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
(一)发展历程
纵观整个历史，美国对印尼IMET项目的历程可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
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不仅威胁印尼的国内社会安全，还挑战印尼的外交政策，寻求反恐合作成为必然出路。美国充分利用印尼的反恐需求，深化双方安全合作联系。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这段时期内美国对印尼IMET项目逐渐走向衰退。1991年11月的东帝汶帝力大屠杀事件，使得印尼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美国也开始关注印尼的人权问题，国会采取了一系列对印尼军售和军事的限制措施，并禁止将资金用于对印尼IMET项目。尽管如此，美国为印尼部队提供的训练并没有完全停止，五角大楼仍然继续资助印尼联合特种部队，如通过联合交流与培训项目(JCET)[注] 全称Joint Combined Exchange Training，该项目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美军特种部队与受援国军队和警察开展的一种短期培训项目，目的是让受援国军警熟悉美军特种部队的技战术特点和行动方式，从而能更有效地开展联合行动。 ，为后来政府部门寻求恢复对印尼IMET项目埋下伏笔。1995年，部分致力于促进印尼理解与尊重军队民主化的IMET项目资金得到解禁。然而，1999年因印尼不满东帝汶公投发动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国会最终中止了军事交流与教育培训项目。
第三阶段是2001年至2004年。美国对印尼IMET项目逐步恢复。在军方和政府多重努力下，2001年国会提出在印尼达到以下六大标准的前提下，提供20万美金用于IMET项目，第一、二条指出逮捕所有涉嫌资助和教唆组建民兵组织、违反人权的官兵；第三，允许被迫流散到西帝汶和印尼其他地方的东帝汶人回到东帝汶；第四，不得妨碍联合国东帝汶过渡时期权力机构的活动；第五，阻止西帝汶民兵组织成员入侵东帝汶；第六，协助调查印尼军队和民兵组织违反人权的行为，阻止今后任何类似准军事袭击行为的发生。[26]虽然印尼在以上六大方面有所努力，但是效果并不显著。2001年7月30日，布什政府宣布逐步恢复与印尼的军事关系，并考虑向印尼提供有限的军事培训和非致命性军事装备。此后的“9·11事件”进一步推动了双方IMET项目的恢复，2002年国会将对印尼IMET项目的年度预算增加了一倍，达到40万美金。2004年，美国国防部决定全面恢复对印尼IMET项目。
第四阶段是2005年至今，随着美国与印尼军事正常化，IMET项目全面开展。2005年初，由于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证实印尼已满足了相关条件，美国国会决定向印尼开放IMET项目。[27]近十几年来，美国对印尼IMET项目的拨款不断增加，于2013年超越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最大受益者菲律宾(见图4)，成为IMET项目的关键参与方。
图4 2010-2018年印尼与菲律宾所得IMET项目资金比较(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for Foreign Operations and Related Programs , FISCAL YEAR 2010-2018。
(二)三大议题
2011年至今，印尼参与IMET项目的国际学员人数以及美国每年开展的课程数基本保持稳定(见表1)。根据美国战略布局以及印尼需要，美国为印尼定制的IMET项目主要围绕人权问题、民主化以及恐怖主义三大议题。美国旨在通过IMET项目影响印尼国内政治走向，适当施加压力，牵制其外交行为，培养东南亚“伙伴”，从而实现美国对印尼的战略目标。
在新一代技术融合图书馆服务的实践中，手机技术是应用广泛而投入较小的。我团队于2016年与本地一家公司合作，围绕纸质图书服务设计了10多种功能，实施效果良好。基于此，该项目在2018年6月获得了全国高校应用案例二等奖。
表1 2011-2017年IMET-1[注] IMET-1是一年资金项目。每年9月30日前由国务院国外业务部根据相关计划拨款法(FOA)制定。另外还有IMET-2和IMET--X项目。 项目的印尼国际学员人数与课程数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Military Training Report , FISCAL YEARS 2011-2017, Joint Report to Congress。
1. 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一直是美国外交重点，美国政府与军方将印尼作为推行人权的“改造试点工程”，通过IMET项目进行正面引导、侧面施压，推动印尼维护人权进程。
对照组给予奥氮平(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52688,规格5 mg/片)治疗,起始剂量为5 mg/d,若患者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1周内将用药剂量上调,上调至15~20 mg/d,连续用药2个月。
首先，通过IMET项目课程正面引导提高印尼参训人员的人权意识。IMET项目的重点不仅仅在提供军事技能训练上，还涵盖人道主义、紧急救援项目培训。国际学员可以通过多个途径接受人权培训，如以人权为重点的课程、民主制度的实地考察和E-IMET项目明确认证的有关人权和相关概念的推动课程。根据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2016-2017年度联合报告，国际法律国防研究所(The Defens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为来自印尼的国际学员提供包括武装冲突和人权法在内的课程。[28]所有海军研究生院(The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硕士学位课程要求印尼国际学员必须参加相关人权研讨会。[29]此外，根据国防部指导意见，他们还可以通过实地访问相关机构的方式(如媒体和大学)提升人权认识，参与讨论美国政府结构、司法制度和政党制度。[30]
其次，利用IMET项目向国内侧面施压，使印尼在维护人权方面有所作为。受1991年帝力事件以及1999年东帝汶公投中印尼侵犯人权行为的影响，IMET项目在20世纪最后10年走向低谷。美国国会曾提出重启IMET项目若干限制条件，并要求进行一系列认证，来对印尼政府和军方施压。[31]为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印尼政府主动开展人权活动。1998年6月25日，印尼提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Human Rights)，还成立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从国家层面促进人权保护。并且，印尼政府批准了一些国际人权文件，如《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印尼政府一方面从国内改革入手，建立维护人权的良好社会氛围，一方面重视国际人权合作，积极参加IMET项目中有关人权课程。
2. 民主化改革
民主化改革不仅仅是印尼自身国家转型的需求，也是美国在印尼的重点关注议题之一。民主自由的印尼对美国至关重要，不仅事关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部署，更与穆斯林世界民主化利害相关。
苏哈托在位32年，实行威权统治和政府控制经济的强化模式。以军队为后盾，改革政党制，迫害印尼共产党，扶植自己的专业势力集团，形成了一个包括政府官员、商人、医药文化界人士等在内的庞大组织，几乎裹括了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精英。[32]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多年的社会矛盾积聚，发生动乱。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欲从高度集权的威权国家演变为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和最分散的政治制度之一，民主化改革需求迫在眉睫，其中军队民主化改革(军民关系、文人治军)、政府政党改革(民主法治)尤为重要。
美国政府与军方紧紧抓住民主化改革的契机，扩大对印尼的影响，力求建立一个“美式自由民主”的国家。因此，IMET项目及E-IMET项目成为推动民主化改革的动力之一。针对印尼的情况，美国对外的军事教育培训援助具体设置了国防资源管理、腐败应对、专业化军事教育等课程。
3）对粗过滤器旁通阀进行内漏检测，将粗过滤器下游各个用户用水全部关闭，然后将粗过滤器出口阀慢慢全部关上，粗过滤器出口压力维持在5.0 kg，将出口压力泄压至零后，关闭泄压阀，出口压力基本无上涨，说明粗过滤器旁通阀无内漏现象。
印尼民主化改革至今，已取得较大进展。1999年，政府颁布了第22号和第25号法律，将部分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到省政府，强调地方选举的重要性。[33]2004年开始，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人民协商会议(最高权力机构)负责。2014年印尼总统大选后，美国和印尼在经济和民主相关问题上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34]民主文化不仅在印尼扎根，而且已经开始蓬勃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印尼不断向“西方民主”靠近。
IMET项目旨在通过军事技术课程以及专业指导来提升防御能力并促进地区稳定。这些课程侧重于在美军各初级、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中开设职业军事教育和军队管理课程。[19]参与院校和军事基地多达150处，其中包括著名院校及研究中心，如西点军校(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美国空军学院(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George C.Marshall European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亚太安全研究中心(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等。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深刻吸取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后，美国开始调整在东南亚的战略。1965年受美国支持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少将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苏加诺(Bung Sukarno)政权，史称“九·三○事件”。苏哈托上台后，美国致力于推进与印尼的双边关系，将其视为东南亚战略的重要支点，通过给予印尼大量军事援助(包括军事装备以及军事人员培训等)，稳定东南亚地区态势，遏制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大。美国还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印尼侵犯人权的行为，如1975年东帝汶危机爆发，美国对此问题一直不对外公开发表任何声明，表面上保持所谓的不干预“沉默”政策，但实际上纵容了印尼对东帝汶的吞并。[25]20世纪80年代，印尼一度成为IMET项目的最大受惠者。
“9·11事件”后，印尼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Megawati Sukarnoputri)迅速前往华盛顿会见总统布什探讨反恐问题。印尼在反恐方面的主动表现与美国对印尼的战略完全契合。在联合声明中，双方对加强反恐合作、增强军民关系达成共识。[35]在诸多恐怖主义事件中，印尼政府也频频向美国示好，表达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美国政府及军方顺势将印尼作为其东南亚“全球反恐战争”的重要基地。2011年，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科林·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表示，反恐怖主义使命的本质是美国领导下的联盟，印尼正是美国的重要“盟友”。
全诗的六个诗节中，每一诗节都有九个诗行，韵律结构相似，押“abcddabcd”的不工整韵，给读者的节奏感很强。诗人在每一节主重音前面，刻意安排了一连串的次重音。如第一、二、六、七这些长诗行中，前面几个音节往往是次重音，然后才是主重音，共有七个重音，为七步抑扬格。而第三、四、八这些短诗行，每一行有三个重音，为三步抑抑扬格。在每一节，长短诗行交替，韵律变换，起起伏伏，使诗歌有独特的音响和节奏效果，也表现了诗人童年轻快奔放的心境。
[12] The White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urity Assistance Act of 1976, H.R. 11963, 94th Congr., 1976, https://www.congress.gov/bill/94th-congress/house-bill/11963?q=%7B%22search%22%3A%5B%22H.R.+11963%2C+94th.%2C+1976%2C%22%5D%7D&r=2.
IMET项目以美国外交战略为基础，以印尼需求为契合点。美国通过IMET项目，不断推动印尼在人权问题、民主化改革以及合作反恐上有所作为，通过这种军事外交和公共外交手段间接实现对印尼的战略目标。
四、美国对印尼战略目标的实现
美国对东南亚的战略目标是以印尼为“抓手”，维系与东南亚各国关系，阻碍中国“扩大”的外交，维护“自由”“开放”的东南亚秩序。[38]从根本上来讲，也就是培养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代言人”。IMET项目作为美国对外军事教育培训援助的重点，以双方认同为基础，以印尼核心人物和利益集团为重点，目光长远、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想熏陶，符合美国对印尼的定位，为实现其对印尼的总体战略目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以相互认同为基础密切双方关系
IMET项目以美国和印尼的认同为基础，提升印尼对项目的参与意愿，使得双方联系加深。首先，该项目服务于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战略。通过IMET项目开展对外军事教育培训，可提高印尼的军事能力和作战水平，使得美国联合作战水平以及海外战略延伸能力得到加强。[39]更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维护了其在全球的安全利益与领导地位。虽然美国在该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相对于削弱国土防卫转而扩大海外军事力量来讲，这笔生意还是比较划算的，尤其是在特朗普任期下，这一项目极具价值。
其次，对于印尼来讲，美国先进的军事理论技术、丰富的实战经验以及完善的军事教育体系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参与IMET项目可进一步提升本国军事人员素质和整体国防能力。此外，印尼还将IMET项目视为一种机会，印尼武装部队领导人经常说，他们最需要是对军官和士兵进行更好的培训和教育，而这正是美国拥有特殊专长的领域。更有一些印尼高级军官认为通过IMET项目可增进与美国联系，进而推动印尼成为全球安全合作中的一员。[40]这也就为印尼接受美国IMET项目的军事培训援助提供了心理支持。
多年来，成千上万的印尼军人从IMET项目中受益。印尼在提升自身军事人员素质的同时，还深入地了解美国在战斗和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中的军事表现，进而增强了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期许进一步的军事合作乃至政治外交合作。
(二)以目光长远的教育模式拓展多领域合作
IMET项目放眼长远，不仅仅旨在维护美国当前的自身利益，更注重长期利益拓展；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更注重多领域广泛影响。
IMET项目采用所谓的“先利人后利己”的模式。从运行方式上看，该项目先由各驻外使馆和战区联合作战司令部了解受援国的培训需求，提出相应的预算编制，以受援国需要为出发点，以培养军事技能为首要，推动了军事政治人才的成长。从课程上看，这一项目是以对印尼产生切实益处为基础，提供了一个直接了解印尼需要的机会，对症下药，找准合作对接点。先满足其对于军事技能的需要，而后附带深化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政治影响，从而推动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一教育安排并不是通过几次参训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此外，美国注重数据收集分析工作，立足于数据优势。建立IMET项目资料档案以及印尼国际学员的跟踪调查数据库，培训后仍然维持与参训人员联系，不断追踪完善数据库成员信息，以备长期掌握参训人员任职情况、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为日后的安全合作或寻求政治支持做好铺垫工作。
近些年，高中单亲家庭子女的数量有大幅增长趋势。单亲家庭子女在学习、品德方面不乏有出类拔萃者，但大多数表现较落后，成为班级工作的难点。如何做好单亲家庭子女的心理教育工作，已经成为学校、家庭乃至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
该项目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契机，从简单的军事教育与培训入手，向整个安全合作领域拓展。IMET项目被认为是对外安全防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美国与印尼的IMET项目最为重要。[41]双方由最开始的人权和反恐培训项目，向多领域安全军事合作发展。教育培训人员往来是互信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双方以对话为先导，不断加强安全领域的沟通。2015年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访美，双方共同发表“全面防务合作联合声明”，肯定了印尼欲成为“全球海洋支点”构想，也肯定了美国为促进亚太地区和平、繁荣、稳定和安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且提出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的承诺，目前双方每年举办的军事合作活动超过200项。[42]美国将印尼作为其领导的多边演习的积极参与者，不断扩大任务范围，强化印尼在联合演习中的作用，表明了印尼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举足轻重。双方甚至还提出要共同为缅甸提供一系列军事培训，[43]以此来提升印尼在东南亚地区的领导能力，突出其在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地位。
进一步发展IMET项目符合双方利益要求，在IMET项目的引导之下，双方将未来合作重点置于军事专业化、海上合作、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国防联合研究和打击跨国威胁等多个领域。
由图3可知，结构不对称参数Δθ的存在，使得6个导磁爪距呈不均匀分布，即出现3段长导磁爪距(其机械弧度和3段短导磁爪距(其机械弧度且长、短导磁爪距交叉分布。假定永磁转子以转速nx(电角速度ω)相对于定子绕组顺时针旋转，在k时刻，永磁转子的N极或S极旋转至和段的电角度和经历的电角速度分别为：
(三)以核心人物和利益团体为重点深化美国影响
IMET项目以受援国核心人物和利益团体为影响重点，为美国接触印尼军队政治领导人提供了机会，参训人员多是日后可能在军方或者政治领域担任领导人物者。通过IMET项目可以实现美国军方对这些重要部门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会是长期深远的，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更会向民主、法治、人权等领域渗透，全面提升两国外交关系，因而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
全新欧陆GT敞篷版所搭载的仍然是一台排量为6.0升的W12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635马力，峰值扭矩900牛·米，由一台8速双离合变速箱配合主动四轮驱动系统传递动力，可在3.8秒内由静止加速至100公里/小时，最高车速可达333公里/小时。除了澎湃的动力性能之外，全新欧陆GT敞篷版的W12发动机还配备了一套“可变排量系统”（Variable Displacement System）。该系统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可以主动关闭一半的气缸，指定气缸的进气门、排气门、燃油喷射以及点火装置均会关闭，借此达到提高燃油经济性的目的，其官方公布的油耗成绩仅为12.4升/100公里。
以利益团体为培训重点，深化项目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期，军队民主化改革者是受训重点，IMET项目对印尼民主化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核心温和改良派小团体中，几乎所有人都是IMET项目的毕业生，如高级军事将领阿古斯·维多约约(Agus Widjojo)，他曾于1988年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94年又在美国国防大学获得国防安全硕士学位，退休后仍然是安全改革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45]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阿古斯·维拉哈迪库苏马(Agus Wirahadikusumah)受训回国后，在充满争议与反对声中仍致力于推动印尼军队改革。[46]
IMET项目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具体针对重点目标对象，如此的项目设置，加强了美国对印尼关键人员乃至政治军事领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是一种明确目的引导下的精心谋划，可深化美国影响，培植具有“美国信仰”的海外发言人。
(四)以潜移默化的思想熏陶构建“美式认同”
美国是一个价值观思想浓厚的国家，一直将对外思想输出以及价值观塑造作为其内政外交的重点。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指出，要进一步强化美国在多边机制中的作用和提倡美式价值观，推动美国影响力。[47]IMET项目的开展同样承袭了这一指导思想，不同于直接增加在海外军事基地驻军和更新武器装备，也不仅仅局限于安全领域和专业化技能训练，还包括“灌输”法律思想、民主自由精神的法律课程，如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文件。
IMET项目从为印尼培养人才入手，非常注重协调与受援国重要业务和人事部门的关系。IMET项目及其子项目不仅接收军方人员，还接收政府机关人员。通过提倡“民主化”改革，形成对文官权威的服从和尊重，实现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最终在军队、政府乃至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对军政关系的认同与共识，从而弘扬民主自由的法治精神。
据《财经》报道，阿里内部对于杨伟东的调查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杨伟东此次涉嫌贪腐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优酷于2018年推出的“这就是”系列综艺，主要是关于综艺项目的收支问题。该系列综艺以《这！就是街舞》打头阵，后陆续推出了《这！就是灌篮》等。
许多参训的印尼毕业生都会在军队、政府和企业中担任高官，通过接触这些未来领导人，希望他们能利用参训机会充分了解美国历史文化传统，鼓励他们学习美国所推崇的民主治理和公民社会形式，进一步了解军事机构在民主中的作用。这种军事接触的战略回报之一就是建立印尼国际学员与美国军官之间长期的人际往来，这种微观的个人接触对于美印(尼)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参训人员不仅仅学习实用的军事技能与作战战术，还潜移默化地受到美国军事教育思想、文化价值观的熏陶，他们更为认同美式军事教育和民主自由观念，甚至增加对美国的情感认同。
例如印尼前总统苏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作为IMET项目的毕业生，苏西洛上台后充分理解两国之间良好的防务关系以及外交关系的重要性。因此，他曾公开强调说，随着对民主日益增长的需要，印尼要与其他民主国家(如美国)合作。[48]事实上，苏西洛一直被视为推动美国与印尼两国关系的关键人物。深受IMET项目教育的影响，他参与了军队改革，对国家民主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还曾多次前往美国。2005年，苏西洛还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入选国际名人堂。[49]2009年，在参加完匹兹堡举办的20国领导人峰会后，他还访问了哈佛大学，许多美国官员和公众对此次访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50]美国的民主法治对他的影响颇深，他将自己的儿子阿加斯·尤多约诺(Agus Yudhoyono)送往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学习，并让其在本宁堡接受为期6个月的“机动尉官职业课程”训练(该训练隶属于IMET项目)。[51]作为总统，苏西洛与美国总统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如布什和奥巴马。2010年11月，在苏西洛与奥巴马两人的共同努力推动下，美国与印尼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为进一步发展成“战略伙伴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Ge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quartzite mine in Sanchahe LI Yi XU Ke LUO Huai-peng(102)
结 语
自20世纪60年代起，IMET项目开展至今已有数十年，是美国整个对外安全援助中一项极具特色的内容。该项目设计缜密，以双方的认同为基础，目光长远而不失重点，采用长期培养追踪模式，从核心人物和利益集团入手，进行军事技能培训和思想价值观熏陶。一方面推动了美国军事技能、训练体系、民主自由价值观念在受援国(政府及军队)中的传播，加强了美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培育了对美国的认同，使美国的领导力深入人心，维护了其在东南亚区域的地位，弥补了权力真空。尤其是在特朗普“美国优先”执政理念指导下，是具有现实价值的。
以IMET项目为重点的对外军事教育培训援助，既是美国用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影响全局、抓住关键”的军事外交手腕，又是一种通过教育培训“抓住人心、撬动全局”的公共外交手腕。对外军事教育培训援助以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关系为切入点，针对具体国家特性，以满足受援国基本需要“量身定制”教育培训内容，进而改造其军事体系，培植深厚的军事联系，影响受援国军事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以教育培训为载体建构受援国对美文化、价值观认同，推动海外民主拓展工作开展，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政策偏好与政治倾向，实现美国对外战略目标，是美国巧实力外交的一种应用体现。对外军事教育培训援助的开展之于军事、外交、政治三大领域均有重大意义，之于我国目前正开展的外警培训、外军交流更具借鉴价值。
(感谢《南洋问题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完善修改本文提出的宝贵指导建议，文责由作者自负。)
注释：
[1]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U .S .Relations With Indonesia , U.S. DoS, August 14, 2018, https://www.state.gov/r/pa/ei/bgn/2748.htm.
[2] Bruce Vaughn, Indonesia :Domestic Politics ,Strategic Dynamics ,and U .S .Interests ,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anuary 31, 2011, pp. 33-34, https://digital.library.unt.edu/ark:/67531/metadc689391/.
从影响核心人物入手，推动受援国参与。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虽然不是IMET项目参训者，但却深受其影响，并在印尼大力推广IMET项目。苏哈托执政期间将具有“双重职能”[注] 印尼语为Dwifungsi，即军队在社会中扮演了职业军事力量和社会政治力量的双重角色。 的军队作为控制国家和民族的战略工具。他将许多军事人员派往美国学习军队发展学说和军事战术技能。他认为IMET项目不仅仅是实现军队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有效途径，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更是与美国开展外交活动的关键窗口。[44]
[3] CIA, The World Factbook 2018, July 2018,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download/download-2018/index.html.
[4] USAID, Water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2013-2018, August 2018, p. 3, https://www.usaid.gov/what-we-do/water-and-sanitation/us-global-water-strategy.
[5] Prashanth Parameswaran, “What Did Pence’ s Indonesia Visit Achieve?”, The Diplomat , April 22,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4/what-did-pences-indonesia-visit-achieve/.
[6] 翟崑：《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印尼民主化进程的干预》，《外交评论》2005年第4期，第152页。
[7]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December 2017, p. 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每年度委托甲级资质的质量检测单位对所监督工程的原材料和实体质量进行质量监督抽样检测，提出质量监督抽样检测报告，为质量监督检查提供科学、客观、有效的数据支撑。
[8] 蔡劲松：《美国对外军事援助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7月，第25页。
[9]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Military Training Report Fiscal Years 2016and 2017,Joint Report to Congress , Volume I, The Description of Programs-Page II-1, https://defenseoversight.wola.org/primarydocs/fmtr_2017.pdf.
[10][11] GP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Arms Export Control Act , SEC541, p. 4; SEC543, p. 5, https://www.gpo.gov/fdsys/pkg/STATUTE-90/pdf/STATUTE-90-Pg729.pdf.
在当前形势下，“伊斯兰国”在中东受挫，大量势力回流东南亚，印尼反恐形势严峻，外国战斗人员涌入附近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的可能性上升，获得美国在反恐合作方面的支持尤为重要。[36]美国同样重视这一情况，特朗普政府打算加强与东南亚领导人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2018年1月，美国防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Norman Mattis)访问印尼，提出特朗普政府希望印尼在亚太地区的海洋安全中扮演“中心角色”，并在此基础上与印尼合作对抗恐怖主义。2018年5月，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兰德尔·施里弗(Randall G. Schriver)提出，特朗普政府东南亚战略的三大优先事项为加强反恐合作、提升区域海上安全能力和深化与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的防务合作。[37]可见，反恐合作是双方的诉求所在。近年来，IMET项目对于反恐日益重视，引入先进的反恐联合作战课程，更逐步以反恐为基点向其他安全合作领域拓展。
[13] The Senate-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The 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1, as amended SEC. 543.(3), http://www.atlascorps.org/blog/wp-content/uploads/2013/02/faa.pdf.
[14] The Senate-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ct of 1985, https://www.congress.gov/bill/99th-congress/senate-bill/960.
[15]One Hundred Sixth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at the second session, Begun and held at the City, January 24, 2000, https://fas.org/asmp/resources/govern/hr4919-pl.html.
[16]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Congress, The 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1, as amended SEC.543.(2), p. 199, https://www.usaid.gov/ads/policy/faa.
[17]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Military Training Report Fiscal Years 2016and 2017, Joint Report to Congress, p. 14,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65162.pdf.
[18] DSCA, Security Assistance Management Manual (SAMM ), chapter 10, p. 25, http://www.samm.dsca.mil/chapter/chapter-10.
[19] 杜飞：《“预防性防御”美国“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项目介述》，《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15年第1期，第52页。
[20] 张小健：《美国对外军事培训特点分析》，《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5页。
[21] 甄帅：《美国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计划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5月，第8页。
[22] United States Code, 2010 Edition Title 22-Foreign Relations and Intercourse , chapter 32-Foriegn Assistance, Sec. 2420-Police training prohibition, https://www.gpo.gov/fdsys/pkg/USCODE-2010-title22/html/USCODE-2010-title22-chap32-subchapIII-partIII-sec2420.htm.
[23][30] DSCA, Security Assistance Management Manual (SAMM ), chapter10, C10.6.4.4, C10.11, http://www.discs.dsca.mil/pages/itm/.
[24][46] John B. Haseman, Eduardo Lachica, “The U.S.-Indonesia Security Relationship: The Next Steps”, the United States -Indonesia Society , January 2009, p. 10, p. 14, http://usindo.org/wp-content/uploads/2010/08/HASEMAN-LACHICA-BOOK-Final.pdf.
[25] 王琛：《1975年东帝汶危机中美国对印尼的政策——基于美国解密外交档案的分析》，《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3期，第99页。
[26]Indonesia and U .S .Military Ties Briefing , Jakarta/Washington/Brussels, July 17, 2001, pp. 4-5, https://www.files.ethz.ch/isn/28114/b007_indonesian-us_military_ties.pdf.
[27] J. Lobe, “US paves way for new Indonesia military ties”, The Asia Times , January 28, 2005, http://www.atimes.com/tag/southeast-asia/.
[28]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Military Training Report ,Fiscal Years 2016and 2017,Joint Report to Congress , The Volume I-Section IV-Part IV-II-East Asia and Pacific, p. 15, https://www.state.gov/t/pm/rls/rpt/fmtrpt/2017/index.htm.
[29] GAO,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gencies Should Emphasize Human Rights Training and Improve Evaluations , October 2011, p. 12, https://www.gao.gov/products/GAO-12-123.
[31][39] Richard F. Grimmett,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 ,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October 28, 2004, pp. 5-6, http://link.sandiego.edu/portal/International-Military-Education-and-Training/dcdT9-gcqAs/.
[32] [美]罗德著：《巧笑的将军——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52页。
[33] Max Walden, Democracy in Indonesia :A cause for celebration , February 2017,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democracy-indonesia-cause-celebration.
[34] Joshua Kurlantzick, “Keeping the U.S.-Indonesia Relationship Moving Forward”, Council Special Report , No. 81 (February 2018), p. 8, https://www.cfr.org/report/keeping-us-indonesia-relationship-moving-forward.
[35] Andi Alimuddin, Seniwati, The United States -Indonesian Military Relationship in Countering Terrorism In Indonesia , Proceedings of 23rd IASTE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penhagen, Denmark, June 28, 2016, p. 12, http://www.iraj.in/journal/journal_file/journal_pdf/14-287-147488197089-94.pdf.
[36] Jason Tedjasukmana, “In Indonesia, Corruption Scandals Plague Anti-Graft President”, The Time , September 26, 2011, http://content.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2094188,00.html.
[37] Randall Schriver, Testimony on American Leadership in the Asia -Pacific , May 15, 2018, p. 3,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051518_Schriver_Testimony.pdf.
[38] David Shambaugh, “U.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in 2018: More Continuity Than Change”,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 , No.18, 2018,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books/us-relations-with-southeast-asia-in-2018/9EA5305BD5E162655F552C750CF59000.
[40] Juwono Sudarsono, Michael S. Malley and Sri Hartati Suradijono, Exp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United States -Indonesia Security Partnership :The Military Education Component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http://www.usindo.org/events/expanding-and-strengthening-the-united-states-indonesia-security-partnership-the-military-education-component/.
[41] Oleg Korovin, Jennifer Sim and Joann Saw, Defence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Conference Report , Singapore: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010, p. 12, 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4/07/ER101130_Defence_Diplomacy_SEA.pdf.
[42]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 Office of the Press and Secretary For immediate release, October 26, 2015,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10/26/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america-and-republic-indonesia.
[43] Murray Hiebert, Ted Osius and Gregory B. Poling, A U .S .-Indonesia :Partnership for 2020-Recommendations for Forging a 21st Century Relationship , September 2013, pp. 11-12,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publication/130917_Hiebert_USIndonesiaPartnership_WEB.pdf.
[44] Abigail A. Walton, “Indonesia after Suharto”,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 November 1, 1998, http://fpif.org/indonesia_after_suharto/.
[45]Indonesian Military Reforms Fail to Get U .S .Attention , Open Forum with Colonel John Haseman (Former Defense Attache, U.S. Embassy in Jakarta), February 6, 2008, http://www.usindo.org/briefs/indonesian-military-reforms-fail-to-get-u-s-attention/.
[47] The White House,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Era”, National Security &Defense , December 18,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
[48] Frega Wenas Inkiriwang, The New Chapte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onesia Defense Relations :Reengagement Through IMET , the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Fort Leavenworth, Kansas, January 2013, p. 76, http://www.dtic.mil/docs/citations/ADA589879.
[49] Jesse Truesdale, Fort Leavenworth honors president of Indonesia , September 12, 2005, p. 45, http://www.basehorinfo.com/news/2005/sep/12/fort_leavenworth_honors_president_indonesia/.
[50] Antara, “SBY attends Harvard University Forum”, Jakarta Post , September 29, 2009, https://23.253.57.128/blog/story/2009/09/sby-attends-harvard-university-forum.
[51] Cheryl Pellerin, “Hagel Talks to Indonesian Soldiers About Education, Training”, DoD News , August 27, 2013, http://www.dsca.mil/news-media/news-archive/hagel-talks-indonesian-soldiers-about-education-training.
U.S.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id to Indonesia:Content, Objectives and Effects
ZHAN Lin WU Xue-yan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As a vital part of foreign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id, the U.S.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 (IMET) is l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co-managed by the 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and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It aims at providing American militar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courses to allies and friendly countries. The IMET program was founded in the 1960s and has develop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legal system,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operational mode, reflecting the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security assistance. Based on the strategic value of Indonesia, the U.S. IMET program towards it mainly focuses on the three major issues: human rights, democratization reforms and anti-terrorism cooperation. Besides, resting upon the mutual recognition of the two sides, the IMET program focuses on the core interest groups in Indonesia and puts emphasis on long-term and imperceptible ideological edification and building “American identit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onesia’s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As a result,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the foreign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id in achieving the foreign strategic goals of the donor country.
Key words: IMET program, foreign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id, U.S.-Indonesia relations, public diplomacy
中图分类号： D83/8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9)02-0059-14
收稿日期： 2018-12-07
作者简介： 詹林，男，安徽池州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副处长、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吴雪艳，女，北京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包广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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