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人口观念及其时代影响
汤二子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南京 211815）
【摘要】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动态调整，主要是为了适应现实社会状况的变化，但随着文化基因传承下来的中华传统人口观念亦对中国人口政策具有某些影响。通过梳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发现古代中国人口观念属于扩张性的，即努力增加国家人口总量以期增强国家力量，从而不会对民众的生育进行控制，甚至会努力吸引其它地方的人口来到本国以增加人口。此外，中华传统人口观念中重男轻女的理念对于家庭生育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当代计划生育政策会受到传统人口观念中某些消极思想的挑战，但业已纳入到能够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之中的人口发展规划必然会对经济与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中华传统文化；人口观念；计划生育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国家掌控下的“生育政策”要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实现“配套衔接”，意味着生育政策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动态变化。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从实施以来，相关调整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从严格执行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到2013年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这种“单独二孩”政策，再到2015年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这种“全面二孩”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是因为执政者会根据实际情况去权衡更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口战略。人口发展路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基数与人口结构，传统人口观念所形成的文化基因是决定单个家庭人口生育决策的一个因素。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放到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去考察，进而审视出中华传统人口观念。
一、中华传统人口观念
在古代中国，封建皇权或君权的专制统治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决定了世袭统治者把维持统治地位放在治国的首要位置，统治者追求可供自己专断操纵的国家力量是维护统治的关键。在如何增强国家力量方面，“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荀子·王制》），即君王统治下的人口总量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从而在战时或混乱年代形成了“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的局面。由于“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大学·释“治国、平天下”》），封建君主至少愿意在外表上把自己塑造成有道德的形象，进而去争夺民众前来归附，实现“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篇第十三》）。人口总数增加有助于提高国家整体力量，这种朴素的统治理念具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人口总量构成劳动投入规模，劳动资源又是经济生产的必需要素，人口数量增加势必会提高社会总产出，而社会总产出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衡量国家总体实力的显性指标。
第三，联系生活。生活是真实的，写作来源于生活，应该是真情实感的体现。评价一篇文章要看感情是否真挚，能否打动读者，是否来自亲身经历的真情实感，凭空臆想，脱离现实生活的作文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打动读者，是没有价值的。
古代中国的人口总量没有达到资源与环境对人口的最大承载限度，因而古代统治者可以毫无顾忌地将精力放在追求人口总数的增长上。梁惠王问过孟子以下问题，“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三）》），足见他作为一国之君对追求更多民众数量的欲望之强。先秦法家极为关注军事战力与土地扩张，他们也将人口总数放在重要位置，如商鞅指出“有土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诚任，不患无财；民诚用，不畏强暴”（《商君书·错法第九》），更多民众数量是其推行“农战”政策的前提。土地与民众，很多时候可以象征诸侯国君的统治地位，孟子对于单方面争夺土地而牺牲民众的行为给予了强烈批判，他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墨子认为“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墨子·非攻中》），表明他也认为牺牲民众数量去追求土地扩张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民众数量“不足也”。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以及人口死亡率相对过高，中国古代社会大部分时期没有出现总人口数量的无限制激增，正如 Malthus 指出的在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使得人口增长率等于0的均衡点，即宏观环境制约着人口增长并最终让民众数量趋于稳定[1]。尽管统治者鼓励民众无限制生育，“虽有子，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即人与生俱来的生理条件限制了绝大多数男性的生育年龄不会超过六十四（八八）岁，女性就更短，不会超过四十九（七七）岁。社会生产状况与人类自身生理条件共同制约了古代中国总人口的增长，使得在分裂与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君努力招徕民众以抢夺竞争对手的人口，这样就会让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如商鞅对秦国国君所建议的“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商君书·徕民第十五》）。这种理念到汉代依然盛行，贾谊提出对匈奴人要“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即满足他们耳目口腹的生理需求，那么“四者已牵，又引其心，安得不来”（《新书·匈奴》）。
古代诸侯国君竭力追求民众数量，也有人冷静地看到仅仅增加人口总数是不够的，国君以及君子或官吏需要对民众进行管理与教化。孔子和冉有来到卫国，见该国人口众多，冉有问在人口多了以后国家还应该做些什么，孔子说要让民众“富之”，冉有问百姓在富足以后还应该做些什么，孔子说要对其“教之”（《论语·子路篇第十三》）。“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新书·无蓄》），即民众不富足就无法实现国治而安，所以“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第十三》）。民众聚集得越多，如果不加以治理，或者上层统治者不能解决其对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那么民众就有可能扰乱社会，即“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一个社会中的人口数量增加以后，需要“财货”而“富之”才能避免于“乱”，这体现在人均总产出应该达到相应的标准，社会总产出就难以作为这方面的衡量指标了。Solow和Swan构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具有向稳态收敛的趋势，当经济达到稳态时，人均产出取决于人均资本占有量[2,3]。如果人口增长率发生变化，经济稳态就会被打破，人均资本占有量与人均产出均会向新的稳态作动态转移，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人口增长率提高通过稀释人均资本占有量而降低人均产出。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过程，经济向稳态的转移也是一个长期过程。然而，人们的目光更多地专注于短期结果，并且短期内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人均指标）未必一定呈现反向关系。因此，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与社会精英绝大多数都没有足够地重视人口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乃至于综合国力方面所存在的不利影响，绝大多数都秉承人多力量大的观点。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所沉淀下来的这一思维逻辑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口的发展。历史资料显示西汉人口大约为6000万，战乱使得三国时期人口降低到3000万左右，隋朝时期人口恢复到5000万以上，唐代天宝年间人口达到了8000万至9000万，北宋末年人口终于过亿，尽管元朝时人口降低到了8500万左右，而明朝万历年间人口又增加到1.97亿，清朝道光年间达到了4.3亿的人口规模[4]。中国人口规模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加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规模，国家逐渐在人口数量方面感到了压力。
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沉淀下来的追求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的统治理念与价值取向导致中国人口数量经历了几次较大增长，这是新时代中国存在巨大人口压力的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地制定并修正适合中国国情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其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与提高人口质量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计划生育政策相对收紧的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政策要求新婚夫妻只能生育1个孩子，极个别情况可被允许生育2个孩子。随着严格执行紧缩的人口政策，中国人口总体增长趋势出现了变化，即由高速增长转变为稳定增加。在总体生育率低于自我更替水平2.1时，要求变革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引起了顶层设计者的关注，终在2013年12月28日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提出男女双方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就是“单独二孩”政策。然而，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所产生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9]，即没有非常显著地人口增长。鉴于此，“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不到3年，“全面二孩”政策就更替了这一政策。从“一胎化”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逐步放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现出顶层设计者既重视国情需要，也尊重民众意愿，尽可能在不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满足民众因为传统人口观念所形成的生育意愿。
二、时代影响
在新中国初期，巨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国家生育控制力度的缺乏，人口呈现出急剧增长。这波急速人口剧增导致当前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让社会所承担的人口压力达到一个峰值。武康平等人根据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尝试定义老龄化率，详细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6]。人口剧增所带来的严峻形势让中国政府开始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其首要目标就是要在短时间内抑制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的势头。人类作为高级情感动物，生育是人类性行为的一种结果。弗洛伊德性学说指出性欲及其能量生来即有，李晓阳和高旋卫也探讨了人类性欲的形成机制[7]。性欲是人类本能，如果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必将生育众多婴儿。“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韩非子·备内》），男性在性欲方面相对会超过女性，性欲上无节制在生育更多子女之外，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家庭矛盾或社会问题。古代中国因为生活条件恶劣与医疗水平低下，高死亡率缓解了缺乏必要生育控制措施下的高出生率对人口增长的压力。在死亡率能够得到较好控制以后，继续缺乏必要的节育措施，那么人口必然会随着高出生率而呈现爆炸式增长。生命权是所有文明社会中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在死亡率降低的情况下，唯有通过控制出生率才能让人口规模保持平衡。因此，节育措施是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如201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规定“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另外，如何处置违背计划生育政策的妊娠是极为棘手的，强行终止妊娠一直以来都受到极大非议，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新时代计划生育政策更加致力于优化人口结构这一目标，提倡晚育优生。对于单个家庭来说，生育子女总数越少，孩子获得的教育、医疗等平均资源就会越多，这些资源决定着作为未来劳动者的儿童的身体健康素质以及个人生产能力[8]。
中华民族秉持文化基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所以正常的新婚夫妻组成家庭以后都有生育子女的意愿，甚至儒家礼教将婚礼看成是传宗接代的手段，如“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礼记·昏义第四十四》）。鉴于“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孟子·滕文公下》），即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实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组成家庭来生育子女。对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的“后”，并非无论男女都被当成“后”来对待。无论是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家、墨家或法家、道家，还是掌握社会话语权的绝大多数成功读书人，甚至掌握国家统治权力的封建帝王，他们对于男人与女人的看法与态度是不同的，这是困扰与迫害中国女性达几千年的社会毒瘤[5]。“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第二十九章》），古代中国上层统治精英、思想家以及儒家定义的君子，都人为地把女性放在低于男性的层面，导致中国社会大众在各自家庭决策中也将男女区别开来，形成环绕全社会的重男轻女现象。“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列子·天瑞》），中华传统文化将男性贵于女性视为理所当然，导致的副产品就是单个家庭将男丁视为家庭的“后”，生育女性被看成会耗费家庭财力而成为负担，即“养女太多，一费也”，从而调侃说出盗贼都不会去生育五个女孩的家庭，即“盗不过五女之门”（《颜氏家训·治家第五》）。在当今普通家庭中依然存在这种思维，因为文化思维具有传承惯性，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种传统人口思维观念让“一胎化”、“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始终会被某些家庭违反，因为这些家庭想着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生育男孩以成为家庭的“后”。
对于当代中国的男女人口分布，《2017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给出了1970-2016年共计47年的男女人口数量信息，男性占比比女性高2-3个百分点左右。从人口总数来看的话，人口相差的数量是相当大的，比如在2016年，全国男性人口总数为70815万人，女性人口是67456万人，男性比女性要多3359万人。仅从生理角度来看，男女比例应该维持在1:1左右，而当代男性比女性却高了三千多万人，不排除存在一些不利于女婴正常出生的行为，比如通过B超技术检测性别并非法终止妊娠女婴的恶劣行为。中华传统人口观念中对女性的歧视现象，必须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以及男女平等国策的大力宣传，彻底予以扫除。特别地，要在全社会树立女性也是养老防老维持孝道的半边天，警惕只把男性作为维持孝道的传统观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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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古今统治者对于人口总数存在截然不同的追求。在古代中国，由于战乱等原因，统治者竭力追求人口总数以增强国家力量，如通过实施优惠政策招徕他国民众以增加人口等。尽管古代中国生活水平低下，但在上层统治者如此追求人口总数的背景下，中国人口出现过几次大的飞跃。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庞大的人口数量对国家发展所形成的压力是巨大的，中国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坚定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从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变为新时代逐渐放缓的“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孩”政策，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生育政策要“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中华传统人口观念中的把男丁当作家庭的后代来看待，进而歧视女性的问题，对推进新时代计划生育政策是种阻碍，这成为新时代计划生育政策所致力于解决的社会伦理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华传统人口观念中的积极因素应该传承下去，比如重视富民与教化等主张，中华传统人口观念中的消极思想应该及时地予以清除，比如女性歧视现象，把人口发展纳入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中。
女性癫痫患者焦虑、抑郁和失眠发病率及相关因素分析 … ……………………… 李晓裔，邵西仓，吴云，等 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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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汤二子:中国歧视女性的社会根源及在国家治理上的红利:古今论据[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8（4）：176-206.
[6]武康平，倪宣明，殷俊茹: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J].经济学报,2015(1):47-60.
[7]李晓阳，高旋卫:人类性欲形成机制研究[J].中国性科学,2005(8):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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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江砥,董静,詹汉荣:生育新政之后民众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探析——以湖北黄冈市区市民生育意愿随机问卷调查为例[J].人口与发展,2018(3):117-128.
[10]汤二子:儒家孝式社会控制与当代国家治理[J].原道,2018(2):269-280.
作者简介： 汤二子（1988-），男，汉族，安徽巢湖人，经济学硕士，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
责任编辑/陆一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