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古代中国整体思维对管理思想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管理思想论文,思维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必将涉及到思维方式。因为思维方式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高凝聚或内核。换句话说，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当一定的思维方式经过极其复杂的选择，正式形成并且被普遍接受之后，它就具有相对稳定性，成为一种不易变更的思维结构模式，或形成所谓思维惯性，并由此决定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具有传统文化特征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势必受到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和影响。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种典型形态——整体思维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时，就不能不将其与这一典型的传统思维方式——整体思维作一比较研究。这种传统的整体思维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其根本目的是维持整体自身的平衡、稳定和完整。古代中国的整体思维主要有对称、中庸、兼两、联系等四种主要形式，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对整体性问题给予了深入的思考并且赋予方法或应用的特征，为此，本文将着重视探讨整体思维这四种主要形式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通过比较研究，不但有利于加深了解古代管理思想的形成及特点，抓住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精神，使其古为今用，而且对现代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发现现代管理理论具有借鉴、促进作用，从而对指导管理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对称思维与管理的整体稳定观
对称是一种二元结构，也即是一种最简单、最普遍的整体结构形式。对称思维是对自然界中的对称现象的反映、抽象、上升，由此决定对称思维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寻求事物的平衡状态，追求整体的稳定性。对称思维的这种本质特征反映到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上则表现为管理就是保持整个系统的平衡和稳定，且称之为管理的整体稳定观。
整体稳定观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础，它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过程，以力求达到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管理组织内各种组织和状态的最佳和谐为目标，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序稳定结构。这种管理观可以从古代管理思想的价值取向——义利观即“义利合一”的整体价值观上得到很好的印证。在这一整体价值观中，“义”是指精神价值，是正义、道义，是有利于社会国家、有利于人民的最高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而所谓“利”是指物质价值，是指个人的名利、财富、地位等。历代各思想学派在解决“义”与“利”这种“二元”关系的对称问题时，其共同的努力方向都是要平衡“义”与“利”之间的关系，使“义”与“利”融合、统一到一个有机体中，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平衡发展，从而保证国家的稳定。这种“义利合一”观体现在管理活动中，就是各家所主张的“义以生利”、“以义制利”、“以利制义”。如孔子所主张：“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管理者的职责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义”与“利”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整体把握中求得“对称”性发展，做到“义以生利”、“以义制利”、“以利制义”的义利合一。唯有如此，管理者才能真正推出模范的行为，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才能充分调动、发挥处于管理系统中心地位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由此，在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这一条件下，管理者才能协调好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外部环境与管理组织内部各种组织和状态等多种“二元”关系，使之在有序中求得平衡对称，从而创造出较为丰富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满足整个社会和人民的需要，以致实现其最终目的——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二、中庸思维与管理的协和观
随着认识领域的扩大，出现了中庸思维，又称中和、中行、中道，也就是均衡。中庸思维的基本特征即是注重事物的均衡性，也可以说是行为的适度性。中庸思维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任何事物或行为都包含着两个相互对应的方面。只有当这两个对应的方面处于均衡状态时，事物或行为才属于一种最合理、最完善的境界。反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事物或行为的两个方面并不处于均衡的状态，那么，这个事物或行为必然是不合理或不完善的，正如孔子所主张的“扣其两端用其中”以及无过无不及的“中庸”观。这种思维方式强调适中与适度，反对过分与不足。
由于受这一中庸思维的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出现了一种新的观念即管理的协和观。这种协和观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均衡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一致”。具体地讲，在生产管理上，“天”是指“自然之天”、是“天时”，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人”则是指“人事”，是人事条件。这就是说管理者必须把握好“天时”和“人事”之间的度，在充分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和人事条件充分成熟的条件下，做到取其中，适其度，做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从而实现生产管理的有序。在社会管理上，“天”是指“天意”，是“道德义理之天”，是社会管理者所必须遵循的道德法则和行为准则；而“人”则是指“民意”。由此，管理者必须“依天顺人”，遵循天意，依照“天意”这一最高准则行事，同时，要体贴“民心”，顺应“民意”，正确处理好“天意”与“民意”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到不偏不倚，做到“敬德保民以配天”，从而维护国家稳定、社会协调，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则强调“知行一致”，强调“知言”、“观行”，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正确做到“听其言”、“观其行”，正确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度，才能正确做好人才的考察、选拔和使用工作，做到知人善任。由上可见，管理的协和观与中庸思维有着内在的本质一致性，管理协和观是中庸思维方式在管理上的应用。
三、兼两思维与管理的经权观
受中庸思维的影响和启迪，出现了兼两思维，亦即兼顾、兼有。这一思维方式要求从对立的两个方面来思考问题，要求在对立和二元结构中兼而有之，它强调的是要看到任何事物都有对立变化的两方面，主张由此达彼，通彼达此，融合变通，如此，才能不失片面，把握事物的全面性、完整性。
此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也日渐丰富和发展，管理的经权观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兼两思维的影响下，作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规范的经权观追求的是“执经达权”和“通权达变”。这里的所谓’经”是“变中不易的常理”，是管理中普遍的、稳定的原则。如儒家提倡“九经”作为治理天下国家的基本原则，比较鲜明地反映着以宗法血缘制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国家管理的特色，是当时社会管理者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些基本原则即所谓“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在实际施行过程中还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管理者必须在执“经”的条件下求变，做到“执经达权”。所谓“权”是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这里的“权”包含二种含义，即“用经之权”和“变经之权”。所谓“用经之权”是指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侧重。所谓“变经之权”，不是指改变经本身，而是指在贯彻“经”的过程中，按照以往的方法去推行而行不通的时候，那就要变。按照兼两思维方式，“权”和“经”虽是互相对立的双方，但不应绝对互相排斥，而应兼两顾之，即一方面要“持经”，要“有所不为，有所不变”；另一方面则要“达权”，要“有所为，有所变”。也就是说，这种经权观一是要求“执经达权”，即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目标；二是要求“通权达变”，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也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经·系辞下》），管理的长远目标正是由于不断的变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实现。
四、联系思维与管理的战略决策观
继兼两思维之后，在整体思维中，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联系。在联系思维中，一个事物或物体通常不会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另一个事物或物体有着联系。换言之，一个事物通常是一个联系网络上或整体结构中的事物，离开这种网络或结构的事物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基于此，人们的思维活动就必须以联系的方式运行，而不是以孤立的方式存在。当考虑某一个事物时就必须考虑与其相关的事物，这既包括该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影响，也包括其他事物对该事物的影响。
这样一种思维形式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战略决策思想中获得了最充分的表达，这种战略决策思想尤其集中体现在《孙子兵法》一书中。该书论述的中心内容就是战略问题。具体地说，孙子重点指出了战略谋划的重要性，他强调进行战略决策前必须周密分析各种条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将各种相关条件、因素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统筹。要求一方面要综合分析事物本身的各种因素条件，另一方面则要分析本事物与他事物的关系，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如在考虑事物本身各因素时，孙子提出要“经之以五事”，这五事就是“道”、“天”、“地”、“将”、“法”，战略决策须从“五事”即五个方面加以分析研究，做到“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兵法·计篇》）接着他又强调要考虑本事物与他事物的关系，要做到“知己知彼”，于是提出了“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在“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比较、研究、提出各种方案，进行决策，这就“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也就是说，管理者在作出战略决策时，要知己知彼，要对彼此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联系统筹，全面衡量，这样才能作出合符主客观情况的、实事求是的、切实可行的战略决策。可见，这种管理战略决策充分展现了联系这一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
五、现实意义
通过分析研究，不难发现思维方式对管理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换句话说，伴随思维方式的变化发展，管理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发展有时并非完全同步，但思维方式对管理思想的极大作用力确实存在。这就给我们一些启示：作为管理的主体——管理者必须对思维方式给予充分足够的认识，正确地运用思维方式来完善管理，丰富思想，以适应管理实践发展的需要，而要做到完善与丰富，就必须不断进行思维创新，进行创造性思维。
当前，我们国家的管理现状还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事业的需要，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要改变管理的这种落后面貌，首先要改变不适应当前管理发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行为方式是现实化了的思维方式，是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超脱过时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式的束缚，进行思维创新，进而创造出顺应管理实践发展的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要管理创新，就必须改变原有的思维结构模式、程式和思维定势，超越思维惯性，摆脱思维惯性的制约和影响。
于是，这就要求管理者必须在知识的洪流中建立动态的知识结构，实现知识的不断创新，为整体运用知识、进行管理创新打下基础；必须加强创造性思维训练，加强思维的广阔性、流畅性与灵活性训练，勤于思考，积极想象，促进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发展；增强自信心，弘扬创新精神，养成大胆质疑的态度；充分发扬中国思维的本质精神，只有这样，管理者才能锤炼、培养、发展自己的思维创新能力，才能开拓创新，才能在对管理规律的深度把握下以创造性思维探索新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创造出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推出切实可行的、富有创意的管理模式，以致最终实现管理创新，推动我国管理事业向前高速发展，建立起适应知识经济这一时代特征要求的、崭新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
收稿日期：1999—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