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总统早期治国理念探研
——以美国联邦政府平定“威士忌叛乱”为观察视角
石庆环 李俊霖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辽宁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辽宁沈阳110036）
摘 要： 华盛顿总统的早期治国理念，一定程度上在联邦政府平定“威士忌叛乱”的政治实践中得以具体体现，并对当时美国国家构建和后来政治制度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通过对联邦政府平定“威士忌叛乱”具体史实的研究，我们既可以梳理和总结出华盛顿总统早期治国理念的核心内容，又可以发现其当时价值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 美国华盛顿总统；“威士忌叛乱”；治国理念；联邦制
由于美国华盛顿总统的早期治国理念并未以系统的政论著作形式流传于世，而是散见于其言行所表达的政治思想中，尤其体现在任职期间的具体施政过程中，因而探寻其治国理念的内容和精髓，直接研究其政治实践可能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为此，本文选择从美国联邦政府平定“威士忌叛乱”切入，进而展开对华盛顿总统早期治国理念的探研。当然，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华盛顿总统政治思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美国学者以华盛顿在总统制建立和发展历程中扮演的角色为重点，对其在美国联邦制发展过程中的思想贡献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与评估① 国外学者代表性成果包括：1.George Washington.Washington’s Political Legacies With a Biographical Outline of his Life and Charact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l;2.Jeffry H.Morrison,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George Washingt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9;3.Karen S.Hoffman,Popular Leadership in The Presidency：Origins and Practice,Plymouth：Lexington Books,2010;4.Sidney M.Milkis,Michael Nelson,The American Presidency Origins and Development,1776-2014.Los Angeles：CQ Press,2016. ；国内学者对华盛顿总统政治思想的研究，同样以阐释其在美国联邦制和总统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功绩为主线，同时辅之以对其生平和品格的评价，并将以华盛顿总统为代表的美国国父们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操守，作为美国1787年立宪成功的政治文化基石来看待② 国内学者代表性成果包括：1.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李秀红：《乔治·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制的初步实践》，东北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0；4.张光在：“谁造就了华盛顿的不朽英名”，《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既为本文提供了丰厚的研究基础，又为深化研究预留了一定的空间。
《说文·山部》：“，山骨也，从山网声。”“”隶定作。《正字通·山部》：“，冈本字。”改变构件布局图式，字又作。《经典文字辨证书·山部》：“，正；岗，俗。”因声符“网”讹作“”，“”便简作“岡”。如唐《净善塔铭》作，唐《石经》作。调查字书及碑刻文字，“岡”字的形体演变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专卖税法》出台与西部边民的不佳境遇
所谓“威士忌叛乱”，是指1794年6—9月间发生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以宾夕法尼亚地区为核心的美国西部边疆地区① 叛乱波及地域相当于今天的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的部分区域。 边民的武装抗税活动。“威士忌叛乱”源于西部边民对179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专卖税法》的抵制与反抗。依据1791年《专卖税法》，酿造或进口威士忌等含酒精的蒸馏饮品须向联邦政府缴纳所谓的“威士忌税”，故此，这一武装抗税活动又被称作“威士忌叛乱”。值得注意的是，“威士忌叛乱”的爆发，虽是联邦政府不合时宜和不公平税收政策的直接后果，但联邦政府和东部精英集团对西部边民权利诉求的长期忽视，却是导致联邦政府信用危机和西部边民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以后，解救财政危机和偿还战争债务，是新政府必须应对的棘手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联邦党人则想出了有效的对策。在联邦党人看来，征收“威士忌税”，不论对于缓解财政危机抑或是践行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都是一个可行且十分必要的措施②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赋课并征收直接税、间接税、进口税与消费税，偿付国债……唯所征各种税收，进口税与消费税应全国划一。” 。事实上，截止到1790年，联邦和各州政府尚未偿还的债务数额仍然有5400万美元和2500万美元〔1〕，其中大部分是独立战争期间大陆会议、邦联及各州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而欠下的。能否如约偿还上述债务，不但会直接影响联邦政府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信誉，还关乎1787年立宪以及由此产生的联邦政府的合法性。为此，时任财长汉密尔顿提出：由联邦政府依据票面价值，偿还独立战争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所欠债务〔2〕，并以开征新税、建立合众国银行和发行新债等方式筹措所需资金。可见，在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心目中，建立联邦政府只是其建国理想的开始，要真正实现建国的目标，还必须采取其他切实可行的措施，而以联邦政府为平台，以联邦法令为主要形式的宪政实践，无疑是较为理想的方案。据当时官方估算，如果征收“威士忌税”，仅1791年一年，就可以为联邦政府增加收入97.5万美元〔3〕。如此有效的财政增收政策，显然是美国国内债权人所乐见的，而这些主要居住在东部各城镇的商人和有产者，也恰恰是联邦政府和联邦党人在政治上的有力支持者。在这个意义上，制定并颁布《专卖税法》和开始征收“威士忌税”，既是联邦党人实现政治理想的一次重大政治实践，同时也是联邦政府为获得东部地区商人和有产阶层支持而进行的一次政治动员。实际上，当时汉密尔顿财长制定的偿还债务计划和税收政策，恰好代表了东部精英阶层的权利诉求，而《联邦宪法》所建立起来的代议制度，又使得东部精英集团得以迅速地将手中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本。
与东部精英集团相比，西部边民由于缺乏表达政治经济诉求的机会和手段，所以也就无法在当时联邦政府的经济与财政政策中受益。同时“‘西部’这个词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发展阶段而非某个特定的地理位置”〔4〕，故而，由于西部边民对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贡献之微不足道，尤其是由于他们自身财力有限，致使其难逃在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当然，美国建立初联邦党人的财政经济政策和东部势力的挤压，更加速了西部边民最终沦为前两者牺牲品的进程。首先，由东部精英主导的土地投机活动挤压了西部边民的生存空间。“威士忌叛乱”爆发前，当时西部最穷困的10%的边民所拥有土地在该地区土地总量中的比重，已由2%降至1%；同一时期，大地产在该地区土地总量中的比重由26%增至35%〔5〕。参与此类土地投机的，大多是来自东部城镇的政商精英集团，而这种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资本掠夺所产生的马太效应，却是以西部边民的进一步贫困化为代价的。其次，联邦政府在税负政策上偏袒东部工商业者。建国初期，联邦党便与东部工商业精英组成政治联盟，这使联邦政府更有理由坚信，“没有美国社会中的有力分子的积极支持与和衷共济，新政府是无从建立起来或无法维持下去的”〔6〕。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联邦政府在制定《专卖税法》时，不惜以牺牲边民酿酒者的利益来关照大酿酒商。由于“大部分边民的土地面积不会超过100英亩，而且通常边民的土地远离陆路和运河枢纽，难以将粮食运往费城出售”〔7〕，因而对西部边民而言，便于运输且销路不愁的威士忌，是其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根据《专卖税法》，威士忌酿造者需依据其酿造成品的酒精含量缴纳每加仑20至40美分不等的税金① “酒精含量10%左右，每加仑征税20美分；酒精含量低于10%，每加仑征税21美分；酒精含量低于5%每加仑征税22美分；酒精含量超过10%但低于20%，每加仑征税25美分；酒精含量位于20%至40%之间每加仑征税30美分；酒精含量超过40%，每加仑征税40美分”引自1791“Excise Act”,http：//memory.loc.gov/cgi-bin/ampage?collId=llsl&fileName=001/llsl001.db&recNum=322,2017年7月20日。 。在当时，威士忌的售价是平均每加仑1美元，由此观之，“威士忌税”无疑是一项重税。此外，《专卖税法》还明文规定，大酿酒商和经销商可以享受额外的优待② “应缴税额不超过50美元的纳税人必须立即完成缴税程序；应缴税额超过50美元但低于500美元的纳税人可以根据其酿造者、进口商或者经销商等不同的身份选择立即缴纳税款或者在4个月内完成缴税；应缴税额超过500美元的纳税人可以根据其酿造者、进口商或者经销商等不同身份选择立即缴纳税款或者在6个月内完成缴税……”引自1791“Excise Act”,http：//memory.loc.gov/cgi-bin/ampage?collId=llsl&fileName=001/llsl001.db&recNum=322,2017年7月20日。 。反观边民酿酒者，他们除要忍受高额且不平等的税率之外，还要忍受大酿酒商的盘剥。因为“边民们根本没有自主酿造蒸馏酒的能力，他们需要向大的蒸馏酒酿造者缴纳用于酿酒谷物总数的一半作为酿造费用，而缴完‘威士忌税’后，他们的实际所得只有初始用于酿酒的谷物所产威士忌价值的三分之一”〔8〕。从这个角度上看，《专卖税法》不但巩固了大酿酒商对于美国国内威士忌市场的垄断，还在事实上将此项税收的重担压在了边民的肩上。英国政治学家维尔在《美国政治》一书中所阐释的“区域性的行为方式，成就了美国政治史上的明显特征”〔9〕的观点，可以用于说明这一问题。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为了偿还联邦债务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向原本就在贫困边缘挣扎的西部边民征收繁重且不公平的赋税，这或许是美国政治行为区域化和阶层化的最直白甚至最赤裸裸的显现。最后，在继续西进的问题上，东部精英依旧依据自己的利益，主导联邦政策的走向。建国初期，向西部拓疆已成美国减缓东部生存压力和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国家战略，但经过1790年和1791年两次失败的军事冒险③ 两次军事行动的统帅分别是乔赛亚·哈马（Josiah Harmar）和圣·克莱尔（St.Clair）将军，最终均因联邦军队和前来助战的边民协同不利而败于原住民部落。 之后，联邦政府决定暂缓以军事手段拓展西部边境。因为联邦政府担心，过度激进的拓展西部边界会触及英国和西班牙在北美地区的利益，从而引发不必要的外交纠纷。但对西部边民而言，联邦政府暂缓西进的政策，却使他们的生活进一步陷入窘境。诚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的“安全阀”理论所言，西进为破产农民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希望，使他们免于铤而走险，客观上维护了美国社会的总体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联邦政府西进步伐放慢甚至停止西进，却使逐渐失去土地而又无以为生的西部边民陷入了愤怒但又得不到释放的痛苦境地。而当西部边民不能向新的土地求生存时，他们必然要向新政府讨说法，甚至还要以有效的形式发泄不满情绪。
由上观之，在美国建国之初，西部边民在追逐“美国梦”的过程中，他们与新政府及东部精英集团的矛盾实际上已逐渐显现出来。“威士忌叛乱”既是西部边民与东部精英集团之间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又是独立战争的革命热潮退去后，利己主义取代革命联盟所导致的冲突。西部边民对于东部精英集团的不满，一方面源于他们现实生活的困顿，另一方面则源于他们对东部精英集团背弃《独立宣言》信条的失望和愤恨。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曾将反对专卖税（Excise）作为联合整个英属北美大陆的口号，并将其称作“自由国度人民的噩梦”〔10〕。而联邦政府建立后，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积极推动的税收和偿债政策，并没有顾及西部边民的切身利益，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和加剧了他们的贫困，这就使得西部边民自然而然地将联邦政府的此番作为与殖民地时代英国政府的政策等量齐观。加之联邦政府暂停了对于继续西进的支持，使得西部边民在面对现实生活的困窘及政治上的被边缘化境况时，难以找到适当的宣泄渠道。于是，1791年联邦政府《专卖税法》的出台，恰好给西部边民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出口，并最终以“威士忌叛乱”的形式表达出来了。
综上所述，华盛顿总统的早期治国理念，既包含了联邦制、依宪依法施政和“君子无党”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也包含了奇正结合的政治权术和谋略。作为有着高尚品格和人生境界与道德自律和法治观念的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总统可以在独立战争胜利后主动卸去一切公职，也可以在连任两届总统后主动宣布归隐山庄。然而，在直面危及联邦制和法治存续的突发事件时，华盛顿总统却能善用权术以达到其所认定的正确的政治目标。按照传统政治理论的标准衡量，我们很难将华盛顿总统的治国理念归为“人治”或者是“法治”的范畴。但或许正因为华盛顿不受固定的政治理论框架约束，才使他可以在法治的制度框架下，熟练运用自身的政治智慧，将人治积极的一面展现出来。华盛顿总统依据自身对宪法的理解，借助诸如平息“威士忌叛乱”等政治实践，充分印证了唯有制度与公权力执行者的能力、信念和品德的高度契合，方能达成理想的社会治理效果。① “一部确定各种有待于解释的总原则的宪法，并不是政府。它仅仅是一个计划。政府通过具有合法权力的官员成为现实……”[美]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1页。 华盛顿总统的政治实践和治国理念还进一步表明，在影响法治和权力制衡机制实施效果的诸多因素中，特定岗位上的公共权力执行人的能力和素质与坚持法治和权力制衡原则的意愿，对于达成理想化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目标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宪法文本本身，这也正是华盛顿总统在美国历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占据显要地位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华盛顿总统的早期治国理念，不仅仅是其个人政治智慧与谋略和政治理想与境界的集中体现，而更多地承载着美国国父们对建立良好与健康政府的期许。
二、“威士忌叛乱”与华盛顿总统的平叛举措
“威士忌叛乱”，通常以1794年7月16日联邦收税人约翰·内维尔（John Neville）的住宅遭到边民的围攻和焚毁为标志，紧接着一场席卷美国西部各县，以袭击、侮辱收税人，抢夺并焚毁税收账目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边民武装抗税浪潮正式拉开序幕。在抗税事态逐步扩大的过程中，以大卫·布拉德福（David Bradford）和休·H.布拉肯里奇（Hugh H.Brackenridge）为代表的乡绅开始有计划地参与并逐渐主导了事态的发展。其中，以布拉德福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用武力逼迫联邦政府废除“威士忌税”，并宣称“如果不支持我们，你们将不得不继续忍受专卖税税吏（excise officer）的蹂躏”〔11〕；而布拉肯里奇及其温和派支持者则坚持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武力抗税）在道德上无可指责，但却有违法度”〔12〕，进而希望能够以和平谈判的手段解决争端；但最终布拉福德的强硬立场获得了大部分边民的支持。于是8月1日，一支由7000名边民组成的抗税队伍袭击了西宾夕法尼亚地区的重镇匹兹堡，至此，西部边民反对“威士忌税”的武装抗税活动正式发展为反政府叛乱。
对于当时西部边境各县的经济状况以及边民们对“威士忌税”的反感态度，时任总统华盛顿并非全然不知，相反，土地测量员的工作经历，使总统深知西部边民的特性，尤其是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因此，面对边民洗劫匹兹堡的行为，华盛顿总统选择了坚决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在不违宪的前提下采取一切可用手段平定叛乱，并保障《专卖税法》得到忠实地贯彻与执行。当然，在平定叛乱的各种选项中，华盛顿总统没有完全放弃和谈的想法，相反，还摆出了通过和谈解决争端的姿态。1794年8月1日，总统派出由总检察长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贾思帕·耶茨（Jasper Yeates）和参议员詹姆斯·罗素（James Ross）组成的和谈委员会，前往叛乱地域尝试与边民和谈。为表示诚意，华盛顿总统许诺赦免那些诚心悔悟并愿意继续遵守联邦法律的叛乱分子，而对于冥顽不化者则不予宽恕；但与此同时，总统也表示联邦政府不会以取缔《专卖税法》作为和谈的交换条件，并保留事后追究叛乱分子法律责任的权力。从上述谈判条件可以看出，华盛顿总统虽表示可以赦免西部边民的叛乱行为，但对于引发叛乱的“威士忌税”却没有承诺进行修改。这是因为华盛顿总统意识到，西部边民的叛乱行为已然脱离了和平请愿的范畴，上升到危及法律尊严和联邦政府合法性的程度，此时政府倘若做出修改《专卖税法》之类的原则性让步，那么，联邦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将会遭受质疑，甚至可能会引发联邦主义者和州权主义者之间的新一轮党争，其结果对安定社会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于华盛顿总统当时的矛盾心理和策略，后世史家理查德·H.科恩评价道：“这是一次缺乏诚意的谈判，它更像是一种应急策略而非解决危机的成熟政策，它表明总统并不确信和谈是否会奏效，以及武力平叛是否能避免。”〔13〕的确，面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华盛顿总统凭借其老练的政治经验，做出迅速而坚决的回应。同时，军旅生涯铸就的坚强意志，也不允许他放任民粹主义的泛滥，即便联邦政府的政策确实出现了疏失，作为总统的华盛顿也决心“依据宪法规定行使总统行政权，维护联邦统一和联邦法律的权威，同时也尽可能地为平叛行动争取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14〕从这个角度上看，当时的和谈，只能看作是华盛顿总统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是其平息叛乱计划的备用方案。此举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方面以谈判为诱饵进一步分化参与叛乱的边民；另一方面向国内民众展现联邦政府和平平息事态的诚意；与此同时，还能为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前期准备工作赢得一定的时间。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华盛顿总统的和谈计划较好地实现了其预期的目标：既彰显了华盛顿总统个人忠于宪法与法律，捍卫联邦制与联邦法律权威的决心，又消除了部分民众“担心总统制最终将演变成君主制并且导致腐败”〔15〕的疑虑。
新疆橡胶草胚性悬浮细胞体系的建立……………………………………… 朱乐乐，杨露露，任汝豪，杨青哲，张慧艳，闫 洁（32）
平定“威士忌叛乱”之后，如何处置参与叛乱的西部边民，是华盛顿总统和联邦政府面临的又一个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一方面，参与暴乱和反政府活动的民众大多是西部各县的失地边民和农业工人，经济上的贫困和“威士忌税”给他们造成的客观压力，是促使他们抗税和袭击税吏乃至于从事反政府活动的最主要动因；另一方面，认定西部边民的武装抗税活动是叛乱行为及武力平叛，都是以联邦政府政治上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西部边民违法参与叛乱的证据确凿，如不加以惩治，不仅难堵东部精英们的悠悠众口，也会使民众对《专卖税法》的合理性，乃至联邦政府的政治正当性产生怀疑。关于这一点，正像联邦法官彼得斯（Peters）所指出的那样，“这场审判的政治意义超过法律价值……虽然最终被送上法庭被告人数不会太多，但此时的时势需要有替罪羊。军队、联邦政府和东部地区的民众需要彰显他们在平叛过程中取得的功绩”〔28〕。所以，最终华盛顿总统再一次以其过人的政治智慧破解了这一难题。在被联邦军队逮捕的叛乱分子中，有两人经审判被认定犯叛国罪。判决公布后，华盛顿总统又赦免了他们。通过对叛乱分子的审判，华盛顿和联邦政府再一次向国内外宣示了联邦政府的合法性，同时，总统特赦权的巧妙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部边民对联邦政府的敌对情绪，并向社会公众展示了行政首脑善用行政权可能带来的积极意义，以便借此拉近联邦政府特别是总统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打消后者对总统行政专权的疑虑，恢复了新政府的信誉。
“君子无党”的政治中立原则，是华盛顿总统一直遵从的政治信念，也是其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近代以来，议会制度与政党政治就像双生子一样如影随形。尽管政党在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并扮演着重要角色和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执掌国家公器的巨大诱惑面前，任何政治势力都禁不住诱惑，而这种党同伐异的政党之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早在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就目睹了由于党派斗争而导致的种种低效和浪费，并试图以大公无私的政治情怀，聚十三州之精英共商国是。这一政治信念也随着华盛顿就任总统而成为其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盛顿政府中，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与反联邦党魁首杰斐逊分别掌管财政和外交事务，这足以说明华盛顿个人并无党派门户之见，而真诚地希望两党求同存异，共同服务于国家和为人民谋福祉。但“君子无党”的治国理念，并不表明华盛顿总统能在两党出现政见分歧时作壁上观，相反，在早期立国之争的政治漩涡中，他也很难洁身自好。华盛顿总统虽在理论上信守宪法关于总统在立法机构的党派纷争与冲突中保持中立的原则，但“纵观平定‘威士忌叛乱’的过程可知，华盛顿总统在此期间每逢抉择都更倾向于赞同汉密尔顿的观点和主张”〔29〕。并且，华盛顿总统认可联邦党人汉密尔顿提出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已赞同联邦党人的政治主张，就连直接引发“威士忌叛乱”的《专卖税法》出台，也得到了华盛顿总统的默许。可见，对于华盛顿总统而言，信奉“君子无党”的政治原则是一回事，但当国家利益与某一党派的政治倾向或者政治决策相吻合时，赞同和支持后者则是另一回事。因此，在“威士忌叛乱”发生后，总统还是决定继续支持联邦党人的征收“威士忌税”政策，并最终武力平定了西部边民的武装抗税活动。因为华盛顿总统坚信：联邦党人工商业立国的国策，确实有利于美国社会经济的长远利益，为此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甚至付出政治代价也未尝不可。
但正值美国民众和舆论关注和谈与政治斡旋的时候，1794年8月7日，华盛顿却以总统的身份发表公开讲话，谴责发生在匹兹堡的边民叛乱，并称叛乱是“对政府正当执法行为和个人权利的侵犯”〔16〕。总统此次讲话虽不代表平叛活动进入军事行动阶段，但却再一次申明了联邦政府在叛乱事件中将扮演宪法和秩序守护者角色的决心，其目的是占领舆论的制高点，通过掌握新闻主动权的形式，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联邦政府的执行力和处理危机能力上来。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华盛顿总统在讲话中，还引用了1792年《民兵法》中的一段表述，即“当联邦法律在一州内的实施遭遇抵制或阻挠，而抗法力量之强以至于常规司法手段或联邦执法官难以保证联邦法律的强制实施时，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可以在一名联邦陪审法官或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的提请下，召集该州民兵镇压叛乱，并保证联邦法律的执行……”〔17〕。总统对上述法律的援引和阐释，既可以看作是联邦政府准备武力平叛的必要舆论铺垫，又可以看作是总统武装平叛的正式宣言，并且恰在此时，西部各县因叛乱而导致社会失序的说法，也逐渐被联邦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的调查所证实，从而使平叛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华盛顿总统和联邦政府一边。首先，通过威尔逊法官致信华盛顿总统得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华盛顿县和阿勒格尼县，叛乱势力过于强大以至于联邦法律的执行和实施遭遇极大阻碍，常规司法程序和当地联邦执法官已无力控制局面。”〔18〕其次，来自联邦政府的和谈代表也报道称：“叛乱分子已经拟定了一份正式的计划，用以削弱乃至于颠覆联邦政府。”〔19〕在此紧急形势下，华盛顿总统依据《民兵法》，正式向参与叛乱的西部边民发出了最后通牒① “参与叛乱的相关人员，应于9月1日之前停止一切违法活动，和平地回到各自住所”。华盛顿1794年8月7日的演 讲 (George Washington-Proclamation,August 11,1794),http：//avalon.law.yale.edu/18th_century/gwproc03.asp,2017年7月20日。 ，使武力平叛最终提上议程。
华盛顿总统武力平叛决定之所以做出得如此迅速和果断，“谢斯起义”的前车之鉴和阴影仍萦绕，如果联邦政府不能迅速在西部边境地区恢复秩序，那么联邦制（federalism）相较于之前的邦联制（confederacy）的制度优越性便会大打折扣，继而联邦制存在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这也是作为联邦制坚定拥护者的华盛顿总统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此时华盛顿总统绝不能坐视叛乱扩大，更无法冒着联邦制和宪法可能被废弃的风险，将平叛的希望寄托于和谈。但一向谨慎持重的华盛顿总统也清楚地意识到，在代议制体制下，行政首脑没有世袭君主那样至高无上的权威，其决策时刻都被置于立法与司法部门及舆论与民众的监督之下。况且正值联邦政府初建，以反联邦党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政治家和广大美国民众，出于对殖民地时代受英国政府压迫的忌惮，对联邦行政机构依旧持有担忧和不信任的态度。因而，此时华盛顿总统不仅需要从法理的角度阐明联邦政府铁腕平叛的理由，还要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到民众对联邦政府的拥护和支持。而发表公开演讲，将自己做出政治决策的缘由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无疑可以向民众展现华盛顿总统及其联邦政府的坦诚与守法，这对争取民心无疑大有助益。8月23日，联邦政府方面的和谈代表布拉德福德，在写给财长汉密尔顿的信中也建议：“不论和谈结果如何，都应招募军队做好武装平叛的准备”〔20〕，这预示着武装平叛已成定局。9月25日，华盛顿总统在向国会的公开讲话中也表示，西部边民们“除了服从并接受相关法律之外，别无选择”〔21〕，而华盛顿本人将以总统的身份“确保法律的公正实施”〔22〕。同时华盛顿总统又一再声明：此次武装平叛是应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等州爱国者的请求，“虽万般无奈，但迫于形势又不得不为之”〔23〕。在讲话的最后，华盛顿总统还鼓励美国人民，要以“坚定地维护宪法和法律”〔24〕的方式支持联邦政府。10月20日，政府平叛军队正式向发生叛乱的20个西部县挺进。联邦政府之所以选择在这一时间行动，是因为据相关情报报道，当时西部叛乱各县有可能向西班牙和英国派出谈判代表，寻求国际力量支持。如果情报属实，不仅使叛乱升级为国际冲突，而且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为此，联邦政府只有迅速派遣军队在最短时间内平定叛乱，方才可以证明新政府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秩序方面所具有的担当能力和责任感，同时也才能显示出华盛顿总统在把握政治时机方面的超凡智慧。
三、华盛顿总统早期治国理念在平叛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通过引导学生大量阅读经典，培养人文素养。通过为学生开设英语时事新闻、英美报刊选读、焦点访谈等系列课程，从VOA、BBC、CRI、CNN、NPR、ABC等选取最新教学材料，培养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及时获取信息的能力。在教学中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启发引导学生思考，注重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平定“威士忌叛乱”是美国建国之初联邦政府一次重大的政治实践。平定叛乱的全部过程，一方面显示出联邦政府的权威和依宪依法执政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华盛顿总统早期治国理念的核心内容。华盛顿总统的治国理念，从内容上看，既包含了联邦制、依宪依法施政和“君子无党”等思想，又包含了总统在道德操守和政治谋略等方面所遵循的原则；从来源上看，既有欧洲政治思想传统的熏陶，又受其家庭出身、教育环境、军旅生涯和政商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实践中，尤其是在平定“威士忌叛乱”中，华盛顿总统的治国理念得到了具体体现。
在华盛顿总统的早期治国理念中，联邦制和依法施政思想是其核心和精髓，也最具代表性。在华盛顿总统看来，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威，与联邦政府遵守宪法和依法施政，二者彼此依存、并行不悖① 具体表述为“既谋求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又承认人民主权的共和主义原则是美国联邦制度和国民性的基石”。参见：Carol S.Ebel.One Cause,One Purpose,One Nation： Washington,The Whiskey Insurrection,and Executive Authority.Edward G.Lengel.(eds).A Companion to George Washington.Malden：Wiley-Blackwell,2012.p.448. 。这种对于联邦制的理解与宪法文本一起，奠定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治文化的底色，而平定“威士忌叛乱”，则可以被看作是美国立国之初联邦政府尤其是总统行使权力的一次政治尝试。通过平定叛乱，华盛顿总统不仅成功地树立和巩固了联邦政府的权威及形象，而且将宪法文本中规定的抽象总统权力具象化② 这一事件在美国总统制的发展历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这是美国总统首次依据其职权召集民兵并以武力强制美国民众服从法律。 ，特别是将联邦政府行政机构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反应迅速、依宪依法施政以及联邦政府决策与执行的公开化等优点展现得淋漓尽致，给美国民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在平叛全过程中，也展现出华盛顿个人对于联邦制之下总统与其领导的联邦行政机构所应扮演角色的准确定位和姿态，即在代议制民主、联邦制和分权制衡等宪法基本精神的约束下，总统及其所领导的联邦行政机构仅仅是联邦权力的行使者，而非拥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更没有欧洲君主那样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华盛顿在平叛过程中对于总统权力有效且有限度地运用和把握，为美国总统制的政治实践开创了很好的先例，或许这种实践还不能被当作正式的“宪法解释”，但却堪称在遵守宪法前提下行使总统权力和维护联邦制原则的较好范本。
然而，出乎预料的是，联邦政府武力平叛的过程异常顺利，联邦军队一路西进并未遭遇多大的抵抗，到了11月19日，政府就基本结束军事行动，平叛军队胜利回师，并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凯旋游行。在凯旋庆典仪式上，华盛顿总统又向参众两院议员发表了演讲。当时总统演讲目的有二：其一，庆贺联邦军队平叛胜利；其二，向议员们陈述联邦政府以迅速而果断的武力手段平定叛乱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在回顾和总结平叛政治实践的经验时，华盛顿总统表示，对叛乱分子抱有幻想只会导致“政府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25〕。接下来，华盛顿总统对联邦军队将士、联邦政府各级职员以及忠于联邦的地方政府和民众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并告诫国人：“美国人民幸福生活最珍贵的源泉和保障就是《联邦宪法》，你们应该珍惜它，并且为了你们自己和为追求美好幸福生活而背井离乡来到北美大陆的人们守护它”〔26〕。在演讲的最后，华盛顿总统还向议员们表达了赞成和支持现行联邦财政制度的态度。他认为，由汉密尔顿财长倡导的联邦财税制度，“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偿还公共债务的有效途径”，“我们更应该竭尽所能维持国家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按时偿还债务，以免债务累积到压垮政府的地步”〔27〕。作为有着丰富政治经验和人生阅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华盛顿总统当然清楚《专卖税法》与“威士忌叛乱”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因果关系；但作为时任美国总统华盛顿又不得不承认，汉密尔顿和联邦党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确实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大有裨益。同时，由于维护联邦制、法治和社会秩序是总统的职责所在，华盛顿又无法抛弃这些责任而去同情和怜悯叛乱者。
当然，美国建国之初，在联邦政府立足未稳，总统与国会两权互不相让，联邦党与反联邦党就立国方略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华盛顿总统仍然面临着如何将联邦制和“君子无党”的治国理念转化为切实有效的政策与法规的巨大考验，而“威士忌叛乱”恰好为总统接受并最终通过这种政治考验提供了机遇。在平定“威士忌叛乱”的过程中，华盛顿总统首先解决了联邦政府平叛的合法性问题。通过援引宪法和《民兵法》等相关法律条文，巧妙地将联邦政府的政策、立法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当作一切立论的前提，因而西部参与叛乱的边民自然就被置于法治和秩序的对立面，从而为联邦政府后续的武力平叛举措出台扫清了政治障碍。其次，通过注定不可能成功的和谈策略，使美国民众一方面对联邦政府和谈的诚意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对西部边民的叛乱及危害深恶痛绝，并最终使政府武力平叛举措为民众理解和接受。再次，对舆论和媒体的巧妙利用，也是华盛顿总统平叛成功的一项重要策略。在华盛顿总统的安排下，大量与叛乱相关的讯息被登报刊载，“以此树立华盛顿总统理智而仁慈的形象，并使之与‘叛乱者’固执、目无法纪、拒绝和谈和痴迷于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形象形成对照”〔30〕。这种强大的舆论攻势和宣传导向，不仅把联邦政府打造成决策透明和有责任担当意识的好政府，并进一步凸显了华盛顿总统平叛行动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权威性。最后，在处置参与叛乱的边民的问题上，华盛顿总统同样兼顾了法律权威和人情两个方面，达到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目的。在联邦法院认定参与叛乱的两名边民犯有叛国罪后，华盛顿却利用总统权力赦免了2名罪犯。华盛顿总统之所以选择赦免罪犯，一方面因为伴随联邦政府平叛的胜利，已达到了稳定联邦制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此举，可以向民众展示新政府的仁慈与宽容，有利于提升前者对政府的信任和好感。
2.2 槐耳清膏对NCI-N87细胞凋亡率及自噬小体的影响 槐耳清膏（8、16、32mg/ml）作用 NCI-N87细胞24h后，流式细胞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8、16、32mg/ml浓度能促进 NCI-N87 细胞凋亡，自噬小体形比例增加。（P＜0.05）。结果见表2。
四、余 论
通过上文的阐释与分析，我们看到：美国建国之初，联邦政府税负摊派是引发西部边民武装抗税和社会动乱的始作俑者。“威士忌叛乱”虽由于华盛顿总统超凡的政治智慧与谋略最终得以及时且顺利地平定，但此事件仍留下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美利坚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十三个州所认同的总代表的联邦政府，在面临数额不菲的政府债务和巨大还债压力时，选择以何种财税手段偿还债务，特别是如何在不同的地域和阶层间合理划分应交税额，本就是一个十分敏感和棘手的问题，需要谨慎处理；而时任财长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主导的新政府在制定与实施新的财税政策时，却过于偏袒东部精英集团，而忽视甚至是不惜牺牲西部边民的利益，其结果引发后来的“威士忌叛乱”亦就不足为奇。
其次，伴随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使得此时财富在美国社会各阶层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转移变得更加迅速，由此也使得在分配国会议席，选择农业立国还是工商业立国作为其基本国策，以及在不同行政区之间分派税负等具体的施政举措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在这种新的危机和挑战中，以联邦党人为核心的新政府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需要，适时调整政策和合理分配利益，相反，他们仍奉行传统的“东大西小”和“以东压西”的地域歧视政策，并最终导致西部边民走上公开武装反叛联邦政府的道路。
最后，独立战争之后，依据1787年《美国宪法》，联邦政府虽实际上取代了殖民地时代英帝国对于各州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的管辖权，但个人私权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摩擦和博弈并没有随着美国的独立与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消解，相反，在“人人生而平等，并被造物主赋予了不可剥夺的权利”信条的指引下，经历过独立战争洗礼的美国人，更加珍视自己的权利，以至于敢于质疑政府的权威和追求自身的福祉，而无论这个政府是近在咫尺抑或远在大洋彼岸。实际上，在反抗新政府的“威士忌税”中，西部边民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权利诉求。当时西部边民真正关注与关心的是，他们负担政府的运营成本、政府公权力给他们带来的保障程度以及他们的实际支付能力三者之间是否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政府政策能否达到或者维持这种平衡，也正是美国民众对于政府治理效果满意与否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税负过重，还是政府政策过于偏向某一地区或者利益集团，都会带来利益受到损害的美国民众对于新政府的反感与厌恶。长此以往，势必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甚至是社会的失序，“威士忌叛乱”恰恰就是美国立国之初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在制定财税政策时无视西部边民的处境而引发政府治理危机的典型案例。尽管有华盛顿总统的庇佑和支持，但联邦党人主导的《专卖税法》还是难掩其先天不足，以至于“西宾夕法尼亚地区的‘叛乱’平定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的《专卖税法》执行情况仍旧是差强人意，其税收成本远超过实际征税额。”〔31〕
1801年，托马斯·杰斐逊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专卖税法》被废除。作为“威士忌税”主要推动者的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也因牺牲边民和小农利益的经济政策而失去对于政局的影响力，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地促成了民主共和党人在1800—1825年间对总统职位的垄断。”〔32〕
大量研究提示hsCRP及Lp-PLA2与斑块的稳定性相关联，在斑块不稳定时两者均明显升高，而斑块趋于稳定时两者均明显下降，在急性冠脉综合征[1,2]及急性脑梗塞患者中均观察到该现象。本研究旨在揭示hsCRP及Lp-PLA2的检测有助于客观有效的判定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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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Early Governing Ideas of President Washingt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elling the Whiskey Rebellion of Federal Government
SHI Qinghuan LI Junlin
（History School,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136,China）
Abstract: Early governing ideas of President Washington somehow were reflected in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quelling the Whisky Rebellion by federal government,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o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America.Therefore,by exploring the detail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ractice in defeating the Whiskey Rebellion,we cannot only sort out and sum up core contents of early governing ideas of President Washington,but also find out their values at that tim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s.
Key Words: President Washington of America;Whisky Rebellion;governing ideas;Federalism
中图分类号： K7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91（2019）05-0155-10
收稿日期： 2019-03-08
作者简介：
石庆环，女，吉林双辽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国政治制度史和英美宪政史；
（1）毕业设计文档的撰写和整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指导教师需要定期对毕业设计进行阶段性总结，针对每个学生指出近阶段的改进之处，并提出后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和方向。特别是文档撰写过程中对于设计说明书的内容剪裁、布局排版、语言描述、绘图技巧等进行多次反复的交流指导。
李俊霖，男，辽宁大连人。辽宁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宪政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美国联邦政府腐败治理研究（1883-1978）”（编号：14BSS020）。
【责任编辑 孙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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