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笔谈）——大学文化与古典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古典文学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文化与论文,中国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5-0005-09
很久没有听报告了。近日偶听一学校领导作社科科研项目申报动员报告，问在座的教授们：“现在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大好时机，中央一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我们要问一问自己，研究的东西究竟对国家、对我们的城市在决策上有没有影响？在政策上有没有帮助？当然，繁荣文化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总不能老是搞繁荣文化这一路吧？”
领导对于加快社科发展的用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将“发展社科”与“繁荣文化”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有用的，而后者却是不急之务，只是一种点缀升平活跃大众的文化生活式的花花絮絮，这就不对了。遗憾的是，有这种误解的，并不只是个别的领导，而已成为普遍的一种社会成见。这篇文章，我首先简略梳理所谓“大学文化”的含义，然后，不仅从大学文化的现代意义以及古典文学的基本内涵，而且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一般被视为“唐诗宋词、花花草草”的古典文学。在今天的现代化情境下，究竟古典文学与大学文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一、什么是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就是指现代大学里所创造、传承的所有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化的总称，是在大学的保护下进行的“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总和（纽曼）。学术自由，探索真理，引导社会，是大学文化的基本理念。古典文学无疑是大学文化中的一种元素。
从基本理念产生伊始，大学文化往往就是相对于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社会大众文化而言，有着自己的精神、身体以及自身发展规律和特殊活力的一种“财富”积蓄活动和文化生产机制。从大学文化的发展史来看，无论是西方近现代史上的社会“思想库”，或科技“孵化器”，以及进步“加速器”，还是中国近代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取得相对独立自由发展的同时，又对于各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社会大众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引导作用。仅仅从20世纪看，众所周知，大学文化不仅产生过改变历史、重塑社会的一流思想家，而且产生过主导时代思想、引领知识大众的各种技术进步与文化思潮，由教堂、庙堂而学堂，遂成为由传统社会而现代社会的一幅权力转移的缩影。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情境下，大学文化除了科技的力量之外，其他力量显得活力不够，大学文化引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势头似乎正在发生一种逆转，好像是大学文化反而正在俯首听命于社会政治组织、各种意识形态以及市场经济杠杆而风光不再。尽管如此，大学文化的基本理念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有自我正当化的潜力，仍然在不断振作精神，聚集力量，启动新机，开掘资源，正在重新收复在意识形态及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下丧失的地盘。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以探索真理和引导社会为基本宗旨的大学文化，从来都不与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相对立，换言之，即从来不将“有用”“无用”相对立。不仅如此，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文关怀，更是大学文化的灵魂。西方的且不说，譬如中国宋代太学生的“清议”：太学生们在学校里臧否人物，辨别是非，抨击豪强，干预政府的用人政策。这里的人文关怀如何而来？既与宋代哲学所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相一致，又与历代史官贤人的传统（即清议的历史学）和历代英杰志士诗文的熏陶（即养气的文学）相承接。显而易见，这里并没有“文化”就是退守书斋，“社科”就是参与社会的分别。只有破了这个分别相，我们才能看出大学文化的核心品质，谈到它的真实价值。
然而大学理念的其中要义之一即学术独立自由，使得大学文化具有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重要品质。换言之，大学文化中必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对社会文化不一定有直接用处的，它本身就是目的。我们常常看见一种所谓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将一些人文科学方面不具有应用性的题目，视作“基础研究”。实际上，这一概念即是将“有用”孤立绝对化的产物，因为它已经首先预设了作为某种用途的“基础”理论。而学术独立的要义是学术以自身为目的。
那么，学术独立与大学文化引导社会文化的功能是不是有矛盾呢？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正是大学文化的生命所在。从知识创造而言，正是因为有学术独立，才会不被社会文化牵着鼻子走，得大自在身，因而具有引导社会的真正力量（不然，所谓引导社会，就变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实际不过是社会的一种力量引导另一种力量而已）。从人才培养而言，也正是因为不是太照顾于社会实用，因而有了更大的创意空间，孔子说：“君子不器。”朱子注：“器者，各适其用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不成为一才一艺的学问，反而可能对社会有“体无不具，用无不周”的贡献。正是表明了无用的“成德”与有用的“引导”“服务”社会，恰有着相互依存之意。况且，说到底，“成德”本身也是一种经世的目的，在社会进步的项目中，还有什么比人人成德的社会更重要的呢？
无疑，古典文学属于大学文化的一部分。同样担负着探索原理、知识实验和人文思索的重要任务。它有“经世”之学的内容，也有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内容。我们可以将后者称为“积累提高型”，将前者称为“传播普及型”。大学文化实在是由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的。
从“积累提高型”的角度来看大学文化，必须承认，每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游戏规则”，自身的自足目的。而且，可以说“积累提高型”的现代性，主要即体现在学术自立原则上。学术自立的原则，又是建立在知识与理性充分地分化，知识活动充分地客观化（求真求实）这一现代学术内在要求的自觉上。在这个意义上，譬如一个研究古典经学的专家，可以完全不顾窗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他的工作同样地具有充分的现代意义。而且，越是纯粹，越是心无旁骛，越体现分化专一的现代理性。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科研管理，用一种貌似理性的要求，来干预此专家的学术活动，实际上就破坏了学术自立的原则。而这样的干预，越是在急功近利的时代，越是容易出现，而且还往往打着现代化的旗号。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应该注意到，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单一概念，而是一个充满着内在紧张的叙事。功利与自立，正是其中的紧张之一。解决的办法之一，即做适当的区分，比如我们有关“积累提高型”与“传播普及型”的区分，只有区分清楚，才会有不同的尊重，不同的要求。
二、古典文学在现代大学文化中的位置及其对于社会文化应有的普及传播意义
一般对于“普及”的观念，仍有误解。似乎“普及”就只是中小学生读经典，诵古诗，或者坊间一些流行的畅销的普及读物。如果普及仅仅止于这样的层面，那么大学文化也就混同于社会大众文化，失去自家的身份了。但是大学文化的传播普及特点，正是在于相对于现成化知识系统的新新不已的创造性，以相对于社会时尚文化转移不定而言，文化与思想的根源性。于是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作为现代大学文化之一部分，古典文学已经具有了不尽同于古代的现代意义，这现代意义究竟是什么？
第一，逻辑地具有了启蒙的现代价值。为什么古人与今人生活在并不相同的社会环境里，却具有不尽同而可相通的价值呢？道理是：一切语言中，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古典文学实际上具有语言符号学所主张的能指与所指的任意原则，即一个古典的能指，可以表现现代社会的思想价值和生活对象。举例而言，饥溺为怀是为中国文学之一种文化精神（《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人溺己溺的人道情怀，并不因时代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只要存在着压迫不公、存在着人的基本权利受到剥夺伤害的现象，就一定有对压迫不公的反抗。因而关心天下，心系底层，与时代痛苦息息相关，依然是现代价值。因而饥溺为怀的古典情怀，通往平等公正的不灭的社会理想，通往永远关心人道、博爱人间等现代启蒙理性精神，这也正是现代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应有的重要影响之一。又如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也是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传统。现代生活当然不可能如陶渊明那样五次辞官，又有一定田产可以躬耕自活。但是陶的崇尚自由，任真率性的生活意境，仍然不失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现代价值。因为，现代思想正是主张解放人的自主力量，反对主人式的限制，反对官僚科层化的僵化宰制，反对将某种假大空的价值，建立在牺牲个人基本幸福的基础上。所以陶渊明的桃花源人生，具有永远的人文价值。其他如择善固执的精神，国身通一的精神，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等等，这都蕴含着极可宝贵的现代价值。譬如择善固执，既可成为中国式的清教精神（现代化之源），又可成为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资源；国身通一，士以天下为己任，既可成为“天民先觉”式的启蒙使命感，经一番转化之后，也可成为政治人生优先，政治参与可贵，公共空间扩展的价值资源。
第二，充分含蕴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代代相传，不仅是千年传统社会的立国基础，而且也是现代国家现代民族赖以转型复兴的基础。德国哲学家和文化历史学之父赫尔德说过：“语言表达了群体的集体经验。”“诗人是一个民族的创造者。”西方现代化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有着强大的民族自信、民族尊严和精神凝聚力的民族，才是真正具有现代化动力的主体性的民族；而只有真正具有主体性的民族，才能够健康有力地走向富强之路。我们要不要生活在我们自己打造的文化精神世界里，这已经成为我们迈向现代不可否认的第一选择。广义的古典文学融会了民族思想价值与历史，是民族精神最典型的载体。陈寅恪先生早就说：“吾民族所承受之文化，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虽有贤者，势不能不以文学创作为旨归。”中国诗文文学，在数千年的传承过程中，以深受人文教育熏习的士人为主体，历史性地承担了文化精神重要的使命，充分浓缩了取之不尽的价值资源。举例而言，中国文学长于表达一种广大人间存有温情与善意的精神，无论世道如何浇漓，人生多少艰难，此一温情与善意，绳绳相续，历久不渝。《诗邶风》：“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古涛十九首》：“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陶渊明《杂诗》：“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杜甫《羌村》：“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李白《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凡此种种，皆体现出民族精神中富于人性、温良与美好的心灵价值，不仅是一个民族走向富强的深厚精神动力之一，而且是创造一个富于人性的社会的基本幸福指数以及永远可贵的精神财富。当然，古典文学中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是一整幅的文化价值，如既有仁善温情的菩萨心，也有刚健英烈的汉子气。行健不息的生命精神，坚韧不拔的君子人格，积极有为的人生取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品质，依然是贯穿中国千年文学的文化素质。其他，如忧乐圆融、和谐乐群、清莹美感，以及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等，皆吾民族文学所蕴含的不朽的文化精神。爱国、爱民族、爱文化，正是古典文学可以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大爱大德！
第三，集中凝聚了民族的心灵体验和集体记忆。中国有人类历史上承载量最丰厚、历史最悠久的古典文学，有多少人类精神生活的悲喜故事，幽细心情！而千年前的诗篇、小品，千载而下读之，依然声口宛然，神情浮现，这是多么令人珍惜的精神遗产！想到世世代代的读者，共有一脉会心的了悟，亲切的认同，从而向未来敞开一新新不已的精神魅力，这是何等令人感叹的事情。长远地看，其价值，远远比一时一地的功利的策论时文，重要得多。所以，有的学校，仅以科研项目的有无，来作为博士生导师上岗不上岗的根据，实在是可笑之极。
古典文学中当然也不尽是正面的经验与价值，作为集体记忆，也包含着不少前现代的历史教训。如已故四川大学著名教授缪钺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几千年文学的两大情结》，其中之一即“士不遇的感慨”。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由于专制的暴力，政治的黑暗，用人的不公，多少人才遭到压抑甚至毁灭的命运。即以胡震亨《唐音癸签》为例，开列的流贬诗人名单，就是48人之多。有的仕途失意（如王维、孟浩然、杜甫、李商隐、陈陶、罗邺等），有的流离道路（如骆宾王、李峤、杜审言、韦承庆、张说、王翰、崔辅国、李白、韩愈、白居易、柳宗元、韩偓等），有的赐死被诛（如宋之问、王昌龄、李冶、武元衡、卢仝、皮日休、司空图等），唐代的文学，是苦难的文学。前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苦难人生，至今仍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与借鉴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典文学中含有一些与现代性不一致的传统思想观念，并不等于对于现代社会就没有借鉴意义。譬如现代思想推崇个人主义，要求冲破对个性自由的束缚，伸张人的自然权利。这对于人性的解放，当然具有积极正面的价值。但是，个人权利的表达，是一种“拥有”的主体哲学，甚至更可以发展为“占有”的主人哲学。“拥有”是一种外在，自我中心的主客对列关系，即容易倾向于宰制和征服客体或对象，然而西方现代思想的研究表明，征服和宰制也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塑方式，意谛牢结，我们拥有或希望拥有的东西，都很容易反过来压迫我们。法国哲学家马塞尔(G.Marcel)说：“我们越让自己成为‘拥有’的奴仆，就越使自己成为‘拥有’所包含的啃啮人心的焦虑之猎物。”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文学中一直十分推重的“境界”美学，就是另一种存在的体验。“境界”以儒家的仁学和道家的道论为根源智慧，结合诗人对于世界恒有之兴发感动审美经验，将我们引领到一种很不相同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主客二元的僵硬对列松解开了，自我向着他者敞开，生命与生命充分交流对话。孔子论诗“人而不学《周南》《召南》，将正墙面而立”，与李白“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得兴每不浅”，都是经典表达。既不是厌弃生命，走向神灵；也不是过度伸张自我，自陷于占有焦虑。中国文艺美学所具有的前现代的形上智慧，在现代性的权利观念凯歌狂进而又疲态呈露的情境下，依然不失其另一种灵性空间的想像意义。
三、社会学思考：古典文学如何影响社会文化
其实我这里所思考的对象，并不限于古典文学，而是包含了古典文学在内的大学文化，尤其是大学人文文化。因为大学文化中的科技文化，如何转变成社会资源，已经有比较妥当的制度安排和沟通途径，而大学文化中的人文文化，却明显相形见绌。尤其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浪潮冲击着原来的人文精英格局，知识经济与高科技的全球化浪潮也消解着原有的人文理性热情。然而，国外成功的经验也一再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尤其是有人预言说21世纪将是信息与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仅仅就文化行销的社会学而论，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就已经提上来了：你不去做，就眼睁睁看着别人去占领市场（前一阵关于《英雄》的讨论，就说明这一点。从行销学来说，《英雄》是成功的，从文化价值论，《英雄》则不仅是失败的，而且几乎只是一负面的积累）。包含古典文学在内的大学文化如何影响社会文化？难道我们还要不断地坐而论道，甚至还在继续没完没了地争论所谓“学术研究的工具性”么？我认为可以通过下列途径，逐步重建大学人文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1.诗歌节。节日是一种习俗文化，在现代社会，传统的习俗文化不仅正在发挥着休闲、旅游、康乐、假日和商贸等功能，而且产生文化心理形塑的潜移默化之功。中国古代是诗歌的大国，可是中国的现代诗歌节日文化却几乎凋零殆尽。龙应台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诗人刚走，马上回来》，表彰德国的诗人节日之多之热闹，如1997年整年的海涅和舒伯特的200岁冥诞纪念，1998年盛大的布莱希特100岁冥诞纪念活动，以及1999年全德轰轰烈烈的歌德250岁冥诞纪念活动，文章结尾作者有点辛酸地说：“让我想想，和歌德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家有哪些？纪晓岚、袁枚、姚鼐、龚自珍、李汝珍、陈端生，然后，当然还有吴敬梓和曹雪芹！他们的冥诞有谁记得有谁庆祝呢？”除诗人节之外，中国古代与诗歌文学有关的节俗，诸如花朝、上巳、寒食、清明、端午、七夕等，其实都已经失落了风雅的意味，拱手让给了商业社会的平庸。今天的大学文化，能否重建昔日诗歌节俗的光彩？
2.文学教育。从体制上看，教育局、文化局、出版局等建制，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设施，各自为政，互不通气。仅文学教育一端而论，即几头走不通。有没有可能创设一制度，让大学里的诗人、艺术家、批评家，走向中小学，在那里培植力量，储备人文社会的人才资源？有没有可能让教授和研究生到博物馆等去当导游或咨询，搭建大学与社会相通的知识管道？现在一些大城市里人们对于人文讲座的需求表明，大学文化的资源远未开发出来。
文学与教育之间制度化关系的另一个大胆的假想，是关于国学考证的刍议。现在社会上有那么多的证书考试，连普通话都纳入了考证的范围。而“财富大考场”的考题内容已经涉及到中国文史。对古代的科举制度加以取其精华的改造，以广义文学考试来确定国家公务员和各级教师资格，是一项重要制度建设。可以一劳永逸带来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
3.文化行销。上面提到21世纪是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与台湾、香港、东京比，我们这方面差距甚大。1998年冬天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坐电车从香港岛一头到另一头，沿途看见的麦当劳，都有大人小孩一起排队。原来当天发行一个kid猫的新版本，买到的人甚至有将麦当劳的食品弃而不食。我们且不论其中消费主义的恶习，单说文化行销的力量，就已经超过了物质商品。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市场极大，漫画、电子游戏、流行服饰等，都是文化产业，大学人文文化与产业结合的人才特别缺乏。如何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强势文化的入侵下保住一点起死回生的生机，最近上海《大唐贵妃》的成功是一个较好的表现。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也值得学习。文化观光和旅游方面的开掘，古典文学与历史当然有很多工作可以国际化地开展，但不要像浙东“唐诗之旅”那样，总是跟着日本人后面来开发我们自己的好东西。
4.有效的写作。这一传统方式依然是重要的。在我看来，能不能在通俗与精英写作方面，每两年出现一些重要的大学作家，不仅依然是保住大学文化优势的重要指数，而且能不能贡献一流作家，仍是大学文化引领社会的死生大事。所以中文系加强写作，将写作力作为大学中文系排行榜的参考指标之一，十分必要。
5.完善和建立人文学专家咨询制度。如果一座城市，对于人文学专家有充分的尊重，建立各种专家咨询与听证制度，来保证教授们参与城市精神建设和文化措施建设的有效努力，那么，人文学的知识资本和文化财富可以不断增值，反之则贬至不可收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实际上是自掘大学文化的坟墓。
总之，我的意见是：第一，在新的现代化情境下，大学人文应对社会文化发生更积极的作用；第二，我们不能以“有用”“无用”这样看待文化的绝对二分模式，来束缚自己；第三，如果我们将大学文化分为积累提高型与普及传播型，可以减少一些所谓“学术工具化”的自我焦虑。
收稿日期：200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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