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孟禄访华与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派别纷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派别论文,教育界论文,纷争论文,中国论文,杜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7)04-0118-08
1921年9月5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孟禄(Paul Monroe)来到中国。9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胡适遇到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郭氏告诉胡适，孟禄想找他谈话。胡适当天在日记中记下：“此次北京高等师范的人极力垄断孟罗，想借他大出风头。我因为看孟罗的面上，不能不去招待。但孟罗也觉得他现在他所处的环境不妙，故有点焦急。前次他不愿王文培同他出去游历各地，也是他不得已的苦衷。他很怕北大一方面因此同他隔绝，故托郭先生邀我去一谈。我就去见他，他开口就说：‘I don't want to be isolated’（我不想被孤立），可想见他的感想。我与他约定后日去看蔡先生，并约定星期四晚上邀北大的几位同事和他相见。”[1]孟禄访华是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关于他在华的活动已经有了很详细的研究，但胡适所记的事件却被长期忽略。实际上，这一事件涉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的矛盾，颇为重要，反映了借鉴外国学制进行变革的中国高等教育界在制度转型时期的派系纠葛，只有追根溯源，方可澄清史实，检视二十年代中国学制变革中的复杂状况。
一
事情要从杜威(John Dewey)访华开始讲起。杜威访华，肇始于他1919年初的日本之行。是年2月，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得知杜威到日本游历、讲演的消息后，即致函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商讨邀请杜威访华的办法。最后由杜威的三位中国弟子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分别代表北大、南高师、江苏省教育会负责杜威来华的接洽事宜。杜威在中国的两年时间里，一直与“新教育共进社”的五家合办者——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暨南学校密切配合，共同活动和发行著作，推行新教育。杜威在北大、教育部进行了近半年的五大系列讲座，在南高师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讲座，在北高师教育研究科讲了几个月的“教育哲学”。因而，在中国学界，与杜威直接有联系的高校是北大、北高师和南高师这一南二北的三所高校。北大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学术机关，邀请杜威访华的团体中以北大最具学术实力，相较于南北高师主要是关注杜威教育哲学的方面，北大因为有哲学教授胡适，更具对杜威思想全面介绍的权威性。作为杜威少有的中国及门弟子，胡适在国内首先对杜威学说作了详细的文字介绍，并作为北大代表，也是北京教育界唯一的代表到上海欢迎杜威。在杜威历时两年的中国行中，胡适大半时间都陪伴在侧，甚至打算辞去北大职务专门陪同杜威。[2]杜威离开时，胡适又写了《杜威先生与中国》的文章送别。其实杜威的演讲内容非常专业，也不引人入胜，潘光旦先生回忆当时在清华听杜威演讲实验主义哲学的情形：“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3]但胡适为杜威做的翻译则吸引了很多人。当年听过胡适做翻译的杜威讲座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后来回忆：“1919年秋的一天，她的一位朋友约她到北京高师去听杜威讲演，她因不懂哲学又不懂英文，不想去听，朋友则劝她：你不用想这个那个的，有一位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做翻译，不但说的有精神，而且说到一般人都可以懂哲学，他本人还非常漂亮有风采，你非去听一次不可。杨去听了后，对胡适的翻译赞不绝口。”[4]杜威的到来无疑为胡适增添了声威，胡适也因此成为杜威思想的中国代言人。当时胡适还着力想促使杜威与北大定一个长约，但因北大的风潮变动没有成功。作为北大的教授，胡适与杜威的密切关系必然加强北大对杜威的学术垄断。
紧接杜威访华的美国教育专家孟禄是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他直接参与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对1922年学制的制定起了直接影响。因为孟禄是教育行政和中等教育方面的专家，他主要对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发表了很多看法，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没有提出具体意见，但他的访华却成为透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界内部派系分歧的重要事件。
1918年夏，严修、范源濂等人赴美考察教育，结识了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部长的孟禄，得到他诸多帮助指导，就有意聘请他来华。1919年冬，袁希涛、陈宝泉组织欧美教育调查团赴美，因有感于中国教育的空虚和美国教育的务实精神，再次商诸孟禄想聘请他来华调查教育状况，希望他能以欧美科学的背景及其自身丰富的实际教育经验，诊断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以谋求改进的方法。孟禄觉得“杜威之在中国，乃一种启发式之讲演，对于中国教育前途，恐无多大利益，若囗中国教育之改进，非先从调查入手不可”[5]，所以欣然应允，后因哥伦比亚大学教务繁忙及家事拖累，一时未能成行。1921年8月，孟禄致电中国教育界，他将作为校董之一来华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愿借此机会践前日之约。于是国内教育界知名人士严修、范源濂、张伯苓、陶行知等人遂电请孟禄延长旅行时间，以调查各省教育。同时，为使调查顺利进行，还在京发起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作为此次调查的枢纽和将来一个永久研究教育机关的预备。实际教育调查社在北高师设立筹备处，负责筹划孟禄调查与讲学事宜，主要拟订调查的事项、方法、区域、形成和随行人员。北高师校长邓萃英被推为临时主任，主持一切事务，由该校教育科教员王文培、汪懋祖协助。北高师《平民教育》杂志社还特地出版了一期“孟禄专号”，为孟禄来访铺路宣传，该校教育科教员王文培作为北京教育界欢迎孟禄的唯一代表到沪，陪同孟氏北上。
孟禄于1921年9月5日到达上海，1922年1月7日回国。在历时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主要是北高师教育科教员王文培、南开大学主任凌冰、南高师教育科主任陶行知等孟禄的中国弟子陪同翻译，他们过去都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另外北高师教育科学生王卓然、汤茂如作为助手担任翻译助手和书记职务。孟禄调查了北京、上海等9省18市的二百多处教育机构和教育设施，并应邀在各地讲演、座谈和讨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调查结束后，在北京召开了盛大的教育讨论会，报告调查结果。由于实际教育调查社设立在北高师，陪同人员多为北高师成员，所以相较于杜威与北大的亲密关系，孟禄则和北高师更为接近。杜威访华初期正是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界各高校联合抵制北洋政府，关系很好，但随着学制变革的推进，北大与北高师因高等师范的变革方向产生分歧，孟禄访华时矛盾已经公开化。
二
按民初学制规定，高师可以设研究科，学生在本科毕业后，再经两年研究科学习，其学历便与大学毕业相等。1920年北高师开办教育研究科，招收高师和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及大三学生。就在北高师大加改革时，11月，该校校长陈宝泉辞职，调任教育部任普通教育司司长。[6]关于他的辞职推测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有校外校内两方面的原因。在“五四以前，中国教育界以学德国教育学说为主，北高师的科目以德语及教育为主”[7]，由于中国教育界主要是通过日本为中介引入德国教育学说，所以留日派在北高师势力很大。随着美国现代派教育学说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压倒德国传统教育学说，五四前后，中国教育界逐渐转为向美国学习。当时教育总长范源濂主张注意欧美教育，并派员出去考察。1919年冬，陈宝泉就由教育部派赴欧美考察教育。陈自美国归后，就抱彻底改革师范学制之决心，决意进行仿照美制的改革[8]，但改革遭到东洋派教员的反对，陈宝泉受压辞职。
相较陈宝泉是受校内压力辞职的议论，纷嚷一时更为人瞩目的是校外的原因，那就是正协助北大校长蔡元培处理校务的蒋梦麟所听说的“谓先生之辞职，为某教育会某学阀之欲吞噬高师，及某系之逼迫而然”。蒋梦麟因旁人指出而明白某教育会指的是“江苏省教育会”，蒋梦麟本人“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又代表北大，逼先生（指陈宝泉——引者注）辞职而并吞北高”。因此传言，蒋氏专门作《说明北京高师事件经过之事实致陈宝泉先生书》，向陈宝泉和外界表白心迹。蒋梦麟在文中说明，事实是有北高师归并北大之议，但提议者是陈宝泉本人而非蒋。当时陈举哥伦比亚大学之教育院①为例，力持高师不能独立，蒋赞同高师不能独立，但因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即将赴法，他本人精力有限，无法兼顾而不同意北高师归并北大。此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和北大校长蔡元培也都不赞成归并。因为陈后来只要求联络，所以蔡赞成帮忙。在陈要求保密的情况下，蒋没有在北大召开评议会，而是找了“数同事商量”。大家讨论认为“两校性质不同，办法不同，不易联络，只有参考哥伦比亚大学办法，由北京大学先办一教育院，北京高师学生毕业后，可入教育院三年级，补习不足科目，及自由选修大学各系科目，两年毕业，授予教育学士学位，以此意为根据，拟定办法数条”，陈过目后表示同意。范源濂因陈宝泉多次辞职，所以要蒋梦麟“速由北大呈部，请办教育院”，为陈解难。[9]蒋梦麟的申辩是公开发表，现在没有找到陈宝泉有什么公开反驳的回应，推测大致属实。②即使关于陈宝泉的意见方面不能确定，蒋梦麟及与他商议的北大同事认为如果北大要参与改变北高师现状，就得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办教育院的方法办理则是可以确定的。
蒋梦麟没有具体指出与他商议的北大同事名字，但结合当时北大具体情况，应该是指胡适、陶孟和等英美派。如果按他们的计划采用哥伦比亚大学办师范学院的方法，那么就要改变中国原来仿照日本专门设立独立师范院校培养师资的制度，并且其中暗含了大学强于高师的前提。但事实上，当时北高师不但被视为与北大“并驾齐驱”，甚至“理科优于北京大学”。[10]所以有北高师教师撰文谈到：“浅见者流，见欧美大学多附设师范院或教育科，则有高师合并于大学之议。此种论调，将为全国教育发展之统盘筹划，抑为一二私人吞并扩张之阴谋野心，吾不得而知；要自理论及事实二方面合而观之，殊令人有不得不怀疑者在。何则？大学师范院或教育科之与师范大学性质不同，目的攸殊，固可并行而不相悖者也。师范院及教育科，主在教育学理之研究，师范大学则主在教授技能之养成。故其内容之设施也，一则注重教育原理之发明及试验，一则注重教授技能之练习及纯熟，一则期望教育专家之培养，一则期望中学师资之造成，一则按学理的系统以分科，一则准中学的课程以分部；质言之，即一重于教育的理想，而一重在教授的实施也。故师范大学成立后：在一方，普通大学仍不妨附设教育科或师范院，以宏其教育学理之造就；而在一方，师范大学仍不妨准对［对准］中学教育之现状，以广储中学师资之人才，各行其是，两不相害，又何必贪饕心生，必遂其兼并扩张之谋而后快哉？”[11]尽管蒋梦麟申明陈宝泉之本意是北高师不能独立应并入北大，北大的意思是办教育学院招收北高师毕业生而非合并高师，陈宝泉也不是因北大之压力而辞职，但北高师内部师生和舆论都认为陈宝泉辞职是因为北大派欲垄断教育界并吞高师的压力。[12]
教育总长范源濂本拟派北大教授陶孟和继任北高师校长，但北高师学生认为陶为北大派，这是北大合并北高师的野心而反对此一任命，陶遂表示了辞职。虽然范源濂申辩并无以北大并吞北高师之意思，陶孟和也是陈宝泉认为的“最为妥善”之人[13]，但外间舆论却不以为然。陈独秀就曾致函胡适和高一涵讲到“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14]。
以孟禄一个刚到中国半月多、不一定洞悉底细的外国人，都察觉与北高师接近会导致与北大的疏离，是则北大和北高师的矛盾其实已经很明显了。而孟禄将与北大隔绝视为被孤立，也是当时北大在学界势力的侧面反映。不过孟禄从26日到29日因生病住院无法见客，和胡适的约定也没有实现。孟禄出院后参观了清华和北大，接着就到各省考察，直到12月9日才回北京。孟禄较杜威访华时间短，也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进行系列讲座，主要是在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另和全国各省教育界人士开了两次比较大型的教育讨论会。杜威的演讲覆盖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孟禄的演讲基本集中在教育方面，他关注中小学教育，特别是中学，这和培养中等教育教师为目的的高师密切相关；杜威偏重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在学理上的研究，孟禄则注意教育方法和教育实践的指导。在哥伦比亚大学，孟禄是师范学院的教授，哲学系的胡适与他的关系并不密切，从哥大师范学院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大多在师范院校教育系统任教，北大仅有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归来的蒋梦麟，而他又因为担任太平洋会议代表而各地奔走和到华盛顿与会。所以不管孟禄本意如何，在中国的行程中，孟禄与北高师的接近较北大更多一些。不过，在南高师基础上刚成立的东南大学也在通过争取孟禄以提升在全国教育界的地位，从孟禄访华过程及事后联系看，它与孟禄的联系更为密切。
三
在杜威访华时，东南大学还是南京高师时代，在校长郭秉文领导下，南高师教育科已经聚集了陶行知、郑晓沧等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留学生，他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积极宣传得到的评价是：“如果说北大成为传播杜威对中国思想影响的大本营，那么‘南高则是他对中国教育影响的广播站’。”[15]杜威每周只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上两个小时的课，但孟禄是师范学院教授，这些师范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和孟禄的关系比和杜威亲近许多。孟禄来访，东南大学就更积极与他联系。东南大学本想请孟禄多留一些时日，但孟禄没答应，商务印书馆的监理张元济就与郭秉文商量让商务印书馆和东南大学一起邀请。后来见孟禄有点松口，他们就商量“孟既非无意，最好请其继续，否则明夏再来，亦不迟。但主体只能由东南大学与公司两团体，不愿再有第三人凑入”[16]。东南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其实是想将孟禄据为己有。
设立在北高师的实际教育调查社自1921年12月起被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里，教育改进社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昌设五个交际部主任，北京一部主任是蔡元培。实际教育调查社由于设在北高师，负责人和主要办事人员也是北高师居多，合并后北高师在教育改进社中的影响大大降低，而江苏省教育会和东南大学的影响大为扩展。在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下，东南大学逐渐成为南方的学术中心。《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也是由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陈宝泉、北大教授胡适、东南大学（南高师）教授陶行知共同编辑。虽然陈宝泉曾任北高师校长，但此时却非北高人员而是教育部司长，而中国教育学界中最重要的三派力量——北大、北高师、东南大学势力消长的微妙变化可见一斑。在南高师基础上创设的东南大学，保留了南高师的教育专业，与前者相比，科研风气更甚，力量也更为厚重。它的教育系在陶行知、廖世承、俞子夷等哥伦比亚大学专习教育的留美学生的努力下，成为各种新式教育的实验地，也成为全国教育界的关注中心。1922年，由于孟禄的资助和聘请，美国教育测验专家麦柯尔(W.A.McCall)和科学教育专家推士(G.P.Tuiss)来华帮助中国教育改革，他们与东南大学合作，在江浙一带推广实验各种新式教法。东大的文、理两科不仅可与北大相提并论，教育科与北高师相比也毫不示弱，在新教育理论的传播方面甚至远远超过北高师，一时之间声誉渐起，仿佛中国的哥伦比亚大学。[17]借着孟禄的牵线搭桥，东南大学留美学生与美国教育专家合作，成为中国新教育试验的积极倡导者和施行者，改变着中国教育界力量的格局，同时也瓦解着中国高等教育中大学、高师、高专三足鼎立的模式。
是否应该有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从该制度出现在中国始就有争论[18]，晚清民初延续的独立师范教育体系因为留美学生的增多和势力增大而受到强劲的挑战。东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仿行美国综合大学制度的国立大学，在事实上打破了中国独立的师范体系，其校长郭秉文与北大派的胡适、蒋梦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与东南大学在南高师基础上慢慢扩建成综合性大学不同，北大英美派的胡适、蒋梦麟设计的建立综合性北大的步骤是想合并北京地区其他国立高校。北京国立高校众多，又都与北大有渊源，合并是建立综合大学最快的方式，此法已被一些与北大不相关的人提出。③但具体合并必然是以北大为中心，裁减他校。因而在蒋梦麟、胡适等留美派学人想引入美国大学制度、改变中国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时，又因中国业已成型的独立师范制度占有一定势力而遭遇反对。不论是处于真诚的教育追求，还是实际的教育决策，北大派偏重大学的观念扩展对北大和北京整个高等教育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不止限于北大内部的变动，更涉及到北京高校全体的日后发展。孟禄所感受到的北大与北高师的矛盾仅是一个开端，在喧嚣已久的学制改革中，地位愈加特殊的北大与北京其他国立高等专门学校渐行渐远，逐渐形成北大与其他国立高等专门学校的对立，直接影响了1922年学制的出台。④
曾任职北高师和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汪懋祖就杜威、孟禄相继来华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有过很好的概括性诠释与评价，他指出：“自欧战激荡世界，国人思潮为之一新。其间杜威博士来华，予吾人以新教育之概念与其涂辙；孟禄博士又指示实际的方针，益坚其教育救国淑世之信心，遂有全国教育改进之运动。”[19]杜威、孟禄的中国之行堪称中美教育交流史上一桩盛事美谈，不过其间所透出的中国教育界的派系矛盾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
中国近代学制改革深受国外的影响，1922年学制更涉及中国教育体制从仿行日本到仿行美国的转移。学界研究多注意从参与人员的教育思想观念上分析此一变革的缘由和结果，但当一项外国制度要成为“中国的”，教育理论的孰新孰旧外，必然还和教育界各方派系的人事关系、学校存废的现实问题、教育与政治的牵连等更现实的方面密切相连。对杜威、孟禄等美国教育专家访华所反映的中国教育界的派系矛盾以及势力消长变化作一细致研究，正可丰富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学制变革的深切认知，探测民国教育界的众生百态，描绘近代以来“外来”与“本土”因素交相作用下中国教育变革的复杂状况，并扩展对中外教育交流史在多层面上的了解。
收稿日期：2007-06-01
注释：
①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多翻译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但蒋梦麟申辩原文用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院，所以在本段叙述蒋梦麟的申辩时，采用蒋的说法，在文中其他地方除原文引用外，均采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②陈说有私人回复，但尚未能找到。
③如周春嶽在1917年反对蔡元培将北大改为文理科大学时提出应合并北京各专校成一综合大学。见周春嶽：《大学改制之商榷》，《新青年》，第4卷第5号。
④此一过程，作者已写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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