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学术论文,塞万提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如任何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塞万提斯研究汪洋恣肆、了无边际。为避免被浩瀚的资料所淹没，本著几乎仅仅撷取了塞万提斯学术史中最为突出的冰山一角，而这一角便是作为绝对中心的《堂吉诃德》研究。然而，即便如此，也只能披沙拣金，取精用宏；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则在所难免。此外，学术史梳理，无论多么简单、客观，也会有意无意地沾染上研究者的色彩。这色彩既有意识形态属性，也无可避免地体现了研究者的视野和学识、性情和偏好。因此，即使笔者恪尽职守，努力做到不偏不倚、客观公允，但事实是：绝对的客观和全面是不存在的。
至于本篇所要展示的研究部分，自然无法涵括整个塞学中的诸多问题，甚至是其中的主要问题；盖因四百年塞万提斯研究如汗牛充栋，成果之繁博，所涉之深广岂是区区一部专著可以一网打尽？况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也都是当代文学，站在时代的高度，背靠民族文化，塞万提斯无疑也是说不尽的。如是，这无论如何都只是我国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粗陋的开端。也就是说，本著充其量只能算部分学术史研究或研究之研究，甚至只是笔者塞万提斯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毕竟是相对主观的一面，故而更有丑媳妇见公婆的忐忑与羞惭，在此从实招来。但是，这种抛砖引玉无疑是学术发展的重要环节。谓予不信，本人不妨略述如下：
在历时四个多世纪的塞万提斯研究中，《堂吉诃德》始终是无可争辩的中心。尤其是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所谓塞万提斯研究，如果称得上研究的话，也只是《堂吉诃德》研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为《堂吉诃德》研究鸣锣开道的，是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海涅、拜伦等一大批浪漫主义者“拨乱反正”，奉塞万提斯或堂吉诃德为一尊，甚至干脆将自己“等同于”哭丧着脸的游侠骑士。他们的许多观点至今仍萦绕在我们耳边。
然而，正所谓时移世易，时代有所偏侧，十九世纪的宏大叙事在二十世纪的解构风潮中变得破碎、模糊。于是反思和重构成了当务之急。于是十七至十八世纪的那些不是研究的研究逐渐浮出水面，并多少为我们显示了最初的解读。无论如何，从现代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它们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为后来的追根溯源、探赜索隐奠定了基础。
最初的接受主要是嘘声和笑声。嘘声来自同时代文人，其中洛佩的判决奠定了塞学最初的负面基调。笑声是一般读者给予塞万提斯的回报。他们不是在堂吉诃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他同命运共欢乐，便是视他为十足的疯子、逗笑的活宝。
十八世纪是个理性的世纪、启蒙的世纪、新古典主义的世纪，但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继续面临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接受与评价。如果说英国翻译家彼得·莫特乌斯开启了十八世纪正面评价和肯定《堂吉诃德》的先声，那么法国译者阿兰-热内·勒萨热恰好从反面否定了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后者不仅翻译了阿维利亚内达的伪作，而且在《译者前言》中猛烈地抨击了塞万提斯。因此，塞万提斯必得等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才真正扬眉吐气。浪漫主义定塞万提斯为一尊，对《堂吉诃德》可谓推崇备至。德国作家先声夺人，于一八○○年和一八○一年率先推出了两个版本。首先是施莱格尔兄弟，继而是谢林和海涅。与之遥相呼应的当然还有英国诗人拜伦等。他们对《堂吉诃德》的高度评价一扫笼罩在塞万提斯头上的阴霾，并奠定了塞学在西班牙，乃至世界文坛上的崇高地位。与此同时，西班牙本土的塞万提斯研究迅速升温，并在生平和版本研究上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此后，现实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塞学扩展了新的维度。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等，将塞万提斯及《堂吉诃德》研究引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然而，以上学术史梳理可以证明，或褒或贬，甚至大褒大贬，构成了传统塞学的两大阵营。当然，两者之间也有打破排中律的钩沉索隐和修辞研究，如梅嫩德斯师徒的版本考据或有关学者的审美批评。二十世纪的情况有所不同。随着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虚无主义批评的兴起，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受到了挤压；但意识形态批评同样强劲，尤其是在冷战期间。塞学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环或一隅，变得越发地汪洋恣肆，无论观点还是方法，又何啻五花八门！
因此，本著不可能也无意于评判活瀚塞学的所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只想攫取其沧海之一粟，并管窥蠡测，对文学及文学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般规律和特殊形态发表一家之言，进而对我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富有借鉴意义的相关方面略陈管见。失当和谬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出，以裨更正。
一、最初的是非恩怨
我总是夜以继日地劳作，
自以为具有诗人的才学，
怎奈老天无情毫不理会。①
这是诗人塞万提斯对自己的总结，它出现在一六一四年的长诗《帕尔纳斯山之旅》(Viaje del Parnaso)上当非偶然，因为事实上塞万提斯一直未能跻身于“黄金世纪”诗坛的大诗人行列。用当时文坛泰斗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 y Carpio，Félix)的话说，简直“没有比塞万提斯更糟糕的诗人”。②除却洛佩的鄙弃，时人对塞万提斯的诗作少有论评。
洛佩虽然比塞万提斯年轻十五岁，却被誉为“天才中的凤凰”，连塞万提斯本人也曾称其为“自然界的怪才”，③并在十四行诗《题洛佩·德·维加之〈巨龙颂〉》(A Lope de Vega por su segunda edición de La Dragontea)和《伽拉苔亚》(La Galatea)中对其大为赞赏。洛佩则投桃报李，也在他的牧歌体小说《阿卡迪亚》(Arcadia，一五九八)中将塞万提斯列写入诗人乐园或世外桃源阿卡迪亚山诸公之列，从而委婉地赞扬了塞万提斯。诚然，他与塞万提斯的矛盾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两位文坛巨擘有生之年曾偶为邻居，住在弗朗科斯街(今塞万提斯街)，一个在今十一号的位置，另一个在今十八号的位置，可以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凑巧的是，两人都曾是喜剧演员赫罗尼莫·委拉斯开兹(Verázquez，Jerónimo)家的常客。洛佩屈尊降贵是因为委家有个漂亮的女儿——名伶埃莱娜·委拉斯开兹(Verázquez，Elena)；而塞万提斯所以踏破门槛的原因，却是推销剧本。更巧的是，塞万提斯一家墓地所在的坎塔拉纳街如今成了洛佩·德·维加街。此外，两人曾两次在相近的时间参加相同的教团，还曾先后或同时服务于莱莫斯伯爵和“无敌舰队”。至于两人的创作道路，则更是出奇地雷同：涉足所有的体裁，尽管效果大不一样。可怜的塞万提斯生前从未享受到大作家的荣耀，并且可能至死也没有真正弄清楚洛佩何以轻而易举地在文坛独占鳌头。然而，因为不可究诘的原因，两人反目为仇，以至于塞万提斯对洛佩颇有微词；④洛佩则以牙还牙，谓“没有比塞万提斯更糟糕的诗人，也没有哪个傻瓜会喜欢堂吉诃德”。⑤在一首致塞万提斯的十四行诗中，洛佩更是竭尽揶揄贬抑之能事：
堂吉诃德何足挂齿，
光着腚子到处乱跑，
只会兜售姜黄笑料，
惟有粪坑是其归宿。⑥
有关塞万提斯和洛佩的恩怨是非，自梅嫩德斯·皮达尔(Menéndez Pidal，Ramón)至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两人缘何反目成仇，形同水火？这场恩怨对两人的创作乃至当时的文坛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诸如此类，也许永远难有定论。
倒是洛佩的判决奠定了塞学最初的基调。尽管罗德里格斯·马林(Rodríguez Marín，Francisco)发现《堂吉诃德》早在其诞生之初就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尽管在短短几十年间就有二十八个版本在西班牙和布鲁塞尔、里斯本、罗马等地问世，但塞万提斯的文名却一直没有摆脱洛佩的判决。
二、滑稽的堂吉诃德
当然，与洛佩的疾言厉色不同，时人大都视《堂吉诃德》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遣闷、逗乐之作。据纳瓦罗(Navarro，Alberto)考证，“十七世纪的西班牙读者，无论有意无意，大多视堂吉诃德为有血有肉的凡胎真身，而非脱离现实、纯属虚构的文学人物。于是，他们在堂吉诃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他同命运共欢乐，从而使源自现实生活的人物重新回到了生活”。⑦此话虽然未可全信，但堂吉诃德自降生之日起，确实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著名学者罗德里格斯·马林也曾考证，早在堂吉诃德诞生初期，西班牙人就接纳了他。从一六○五到一六二一年间，在古都巴利亚多利德和塞维利亚、萨拉曼卡、科尔尔瓦、萨拉戈萨等许多西班牙城市都出现了堂吉诃德的形象。人们视堂吉诃德为喜庆的标志，在庆祝活动中予以演示：“堂吉诃德和桑丘、杜尔西内娅一起，出现在众多民间喜庆节目中，被人们当作逗乐的小丑到处演示……”⑧“谁也没把他(堂吉诃德)视为值得尊重的严肃人物；恰恰相反，他们拿他的形象和德行做笑料……”⑨坡雷尼奥(Porre
o，Baltazar)于一六六二年出版的《好王费利佩三世言行记》(Dichos y hechos del se
or don Felipe el Bueno)中同样记叙了类似景况，谓国王远远看到有人在哈哈大笑，就对身边的侍从说，“那个读书人不是疯了，便是被堂吉诃德的故事逗乐了”。⑩国王猜对了，因为侍从的调查结果是那个年轻人果然在读《堂吉诃德》。(11)
此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诗人作家见证并记叙了《堂吉诃德》的巨大反响。葡萄牙人皮内伊罗·达·维伊加(Pinheiro da Veiga，Tomé)在一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的致友人信中如是说：
这当儿，有人来唤，叫我看世上最可笑之人。那人便是堂吉诃德，他瘦高个儿，披一件绿色衣裳，甚是不修边幅。他看到有几位妇人在杨树下乘凉，便就地跪下来大示其爱。算他倒霉，两个混混过来了，招来了更多的闲人。围观者足有二百之众。那两个混混学着堂吉诃德的样子，嬉笑喧闹。堂吉诃德只好桑丘似的保持沉默，但姿态依然虔诚。他双手捂着面孔，犹如被人鞭笞一般。而那两个，只管学他的模样跪在地上，说道：“弥撒总得有信徒。”说罢，他们开始祈求宽恕……人们忍俊不禁，喧闹声、嬉笑声响彻云霄……(12)
巴利亚达雷斯·德·巴尔德罗马尔(Valladares de Valdelomar，Juan)则更加直截了当，谓拉曼恰的堂吉诃德的所作所为“既可笑，又疯癫”，“故其作品对灵魂更有害，也更意味着让读者浪费时间”。(13)
同样，贡戈拉(Góngora y Argote，Luis de)也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提到了堂吉诃德和桑丘：
王后生了，路德来了，
异端邪说纷纷嚷嚷，
骗走了美酒和佳肴
还有许多金银财宝。
小丑倡优仓促上阵，
大肆炫耀丑态毕露，
只为来使欢愉尽兴，
教务会议成果乃存。
婴儿入了多明我会，
生来就是西班牙人，
举国欢庆不在话下；
穷了我们，富了他人；
还有余兴讴歌伟业：
堂吉诃德、桑丘·潘沙。(14)
此诗是否出自贡戈拉之手，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无论如何，诗中记录的堂吉诃德和桑丘印证了《堂吉诃德》的风行及时人对它的看法。
“黄金世纪”最负盛名的文艺批评家格拉西安(Gracián y Morales，Baltasar)更是完全不屑于《堂吉诃德》式的戏仿反讽、嬉笑怒骂，认为文学应该修辞立诚、重教废乐，将一切严格建立在有用的基础之上。(15)
然而，鉴于《堂吉诃德》妇孺皆知的现实和它的逗笑程度，十七世纪即有不少戏剧作者或引用，或演绎，或改编，不同程度地将堂吉诃德搬上了舞台。洛佩·德·维加虽然鄙视塞万提斯，对《堂吉诃德》更是竭尽贬斥之能事，但反过来无意中扩大了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影响。作为西班牙“黄金世纪”的文坛泰斗和戏剧至尊，洛佩在其喜剧《傻夫人》(La dama boba，一六一三)中把女主人公傻夫人比作堂吉诃德，并借人物(奥克塔维奥)之口说：
好个女堂吉诃德，
只会逗世人发笑。(16)
另一位戏剧大师、《塞维利亚的嘲弄者》(El burlador de Sevilla，一六三○)(17)的作者蒂尔索·德·莫利纳(Tirso de Molina)也在其作品《想当然的恶果》(Castigo delpenseque，一六一三-一六一五)和《虚假的阿卡迪亚》(La fingida Arcadia，一六三一)中提到了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其中，前者借人物琴齐利亚之口，道出了作者眼中的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就是这样，
马德里城耳闻目睹，
无不成了小说作料。
《堂吉诃德》第二部中，
拉曼恰人依然如此，
骑着瘦马驽骍难得，
东奔西走只凭意兴，
还有桑丘牵着驴子。(18)
在《虚假的阿卡迪亚》中，人物安赫拉说道：
瞧我在此多么走运，
遇到诸如此类图书！
塞万提斯虽然已故，
《堂吉诃德》又有续著，
第三卷中还有故事，
供人消遣多么有趣！
骑士文学骑士威风，
田园牧歌牧童邀宠，
终于酿成此等噩梦，
丧失理智颠倒神魂，
诲淫诲盗败坏传统！(19)
从以上两段唱词看，蒂尔索·德·莫利纳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态度还算平和、公允，至少他并未无视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一部《前言》中的表述和《堂吉诃德》的描写。他还在其作品中肯定了桑丘的忠心，并称塞万提斯为“我们西班牙语的薄伽丘”。(20)
塞万提斯在《前言》中(借他人之口)开宗明义，写道：
既然您追求的目标是消除骑士小说的影响及世人对它的痴迷，那就不必借用哲人的名言、《圣经》的说教、诗人的杜撰及巧言令色和圣徒奇迹……你只管抱定宗旨，直到把骑士小说那一套装腔作势的把戏扫除干净。(21)
《堂吉诃德》又开篇有言：
不久以前，有位绅士住在拉曼恰的一个村里，村名我不想提了……这位绅士闲来无事(他一年到头几乎总是无所事事)，就埋头看骑士小说，看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简直把打猎啊、打理家业啊忘得一干二净。他如此刨根究底、痴迷于斯，竟不惜变卖良田去买骑士小说，把能到手的统统搬回家来……可怜他被那些巧言令色迷了心志，常常彻夜难眠，一心只为探究个中奥秘而苦思冥想……
长话短说，他钻进书里，从早晨到夜晚，从黄昏到黎明，不能自拔。他这样没日没夜、了无休止，终于恼汁枯竭，失却了理智……
总之，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性，以至于冒出一个世上最疯癫的荒唐念头：为报效国家、扬名四方，他应该也必须效法书中骑士，去行侠天下……(22)
“黄金世纪”的最后一位大师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Calderón de la Barca，Pedro)也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到堂吉诃德并率先使用“吉诃德式”(“quijotesco”或“quijotada”)等概念。(23)其中《萨拉梅亚镇长》(El alcalde Zalamea，一六四○)是这么说的：
有个家伙
跨着瘦骑
驽骍难得，
转过街角，
翻身下马，
身形颇似
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
录其事迹。(24)
另一剧作《嫩手不伤人》(Las manos blancas no ofende，一六四○)又借人物之口说道：
悠悠骑士文学，
静卧千年古墓，
陪伴堂吉诃德。
仅凭区区造作，
怎能将其复苏？(25)
“黄金世纪”的另一位重要诗人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Quevedo，Francisco de)在一首题为《堂吉诃德遗嘱》(Testamento de Don Quijote)的谣曲中虽然对堂吉诃德这个人物不无讥嘲，却并未因此而否定塞万提斯：
在生命的磨盘中，
拉曼恰的吉诃德
伤痕累累无生气，
受尽跌打与蹂躏。
躺在盾牌上，
盖着护卫甲，
恰似老乌龟，
缩着脑袋瓜，
声音颤巍巍，
口授绝命书
(没了门牙，
嘴巴漏风)：
“写吧，我的骑士，
上帝保佑我们清净，
我要留下遗嘱，
此乃最后心意……
将我身躯埋葬于斯，
落叶归根还给土地，
可惜血肉消磨殆尽，
实难抚慰它的饥谨。
既然如此瘦削，
无须另寻灵柩；
剑鞘权作棺材，
将我瘦骨安葬。
之前须涂香料，
之后安放教堂；
在我墓碑之上，
刻下如下文字：
“曾经辗转四方，
征战独眼巨人，
了却盲目一生，
堂吉诃德之灵。”
仗我战功卓著，
送给桑丘岛屿，
虽然并不富庶，
安闲度日可足。
给我驽骍难得，
(并非天赐原野，
养尊处优之地)；
老而艰难困苦，
恪尽职守不变，
以便保持晚节，
一心只为战斗。
给我心中美人，
百担过冬木柴。
将我宝剑挂起，
裸剑锋利无比，
除却铁锈裹身，
不许随意进鞘。
长矛当作扫把，
驱除梁上蛛网……(26)
类似戏仿颇多。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伪作。其中费尔南德斯·德·阿维利亚内达(Fernández de Avellaneda，Alonso)的《堂吉诃德第二部》(Segundo tomo d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一六一四)就严重歪曲了堂吉诃德的形象。围绕阿维利亚内达的真实身份，学术界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探讨与辨析。过去曾有不少学者认为阿维利亚内达即洛佩·德·维加，但这种观点已经受到愈来愈多的现当代学者的怀疑与否定。
有关这部伪作(或续作)的真实作者，研究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洛佩·德·维加而外，卡斯蒂略·索罗尔萨诺(Castillo Solórzano，Alonso de)、利尼安·德·里亚萨(Lian de Riaza，Pedro)、阿利亚加修士(Fr.Luis de Aliaga)、萨阿拉斯·巴尔巴迪略(Salas de Barbadillo，Jerónimo)、帕萨蒙特(Pasamonte，Jerónimo de)、蒂尔索·德·莫利纳、贡萨莱斯(González，Gregorio)等，都曾是怀疑对象。同时，随之产生的还有众多善意的改编，如纪廉·德·卡斯特罗(Guillén de Castro)的同名长篇小说、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的同名喜剧，等等。著名学者梅嫩德斯·佩拉埃斯(Menéndez Peláez，Jesús)称类似改编或仿作仅十七、十八世纪的西班牙就多达三十余种。(27)
且说阿维利亚内达在“序言”中为自己辩护并公开贬斥塞万提斯，说他嫉贤妒能、中伤他人，并说：
阿卡迪亚有很多人写，狄亚娜更非出自一人之手，何况米盖尔·德·塞万提斯早已老朽，堪比圣塞万提斯古堡。近年来他总是求全责备、闷闷不乐，无论何人何事都让他心绪忿忿。因为如此，他孤家寡人，朋友全无。就算要写献词，也必得临时招募干亲……
知足吧，抱着《伽拉苔亚》和那些散文体喜剧过活吧，别再拿小说丢人现眼：快烦死人啦！(28)
无独有偶，萨拉斯·德·巴尔巴迪略也于一六一四年抛出了他的仿作《准点骑士》(El caballero puntual)。此作除了歪曲堂吉诃德的形象，还刻意创造了一个毫无理想主义色彩的投机分子——胡安·德托莱多。这个所谓的骑士使出浑身解数，只为混迹宫廷、跻身上流社会，但最终免不了戏法被人戳穿的尴尬和落魄，以至于不得不回到乡村，在极端的孤苦和潦倒中终其一生。他在致堂吉诃德的信中，谓斗巨人、荡城堡并不难，“难的是面对此时此地的所有不幸，并同各色人等及其丑恶、愤怒与傲慢作不懈的斗争。因为，惟有这些恶行与恶习才是真正的、强大的敌人”。(29)
伪作也罢，仿作也好，阿维利亚内达等人的唯一好处也许是刺激塞万提斯，使他不得不加快步伐，于一六一五年推出续著，以正视听。
三、崇高的堂吉诃德
即使有文坛泰斗的判决，即使被大多数人“误读”，《堂吉诃德》在十七世纪也并非完全没有知音。事实上，后来的许多观点在当时曾不同程度地露出端倪。除了前面提到的蒂尔索·德·莫利纳(将塞万提斯比作薄伽丘)，罗夫莱斯(Robles，Juan de)也曾高度赞扬塞万提斯并将自己比作堂吉诃德，将他全力捍卫的“纯真、优美”的西班牙语比作“杜尔西内娅”。(30)同样，吉尼翁内斯·德·贝内文特(Quiones de Benavente，Luis)在其幕间短剧《赎罪世界》(Entremés de la paga del mundo)(31)等作品中提到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谓堂吉诃德是理想主义者，而桑丘·潘沙是现实主义者。诸如此类，虽然流于简单，因为它们往往只是片言只语，但多少表明时人并非完全没有读懂《堂吉诃德》。
与此同时，被阿索林(Azorín)誉为塞学鼻祖(32)的书检官们给出了最初的评价。其中，马尔克斯·德·托雷斯(Márquez de Torres，Francisco)在批文中是这样评价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
本人奉国王陛下京都马德里总办古铁雷·德·塞蒂纳(Cetina，Gutierre de)博士之命，审读了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的《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恰》(第二部)，并未发现任何有违教义、有伤风化、有背道德规范和人伦美德之处。相反，该书广征博引，极富教益。作者旨在扫除空洞无物、谎话连篇、流布甚广、荼毒无穷的骑士书，并身体力行。所用卡斯蒂利亚语纯朴正宗，并无矫揉造作、哗众取宠之嫌，或有损国语、令明智者恼怒厌弃之风。
该书针砭流弊，鞭辟入里，恪守基督训世之道，使讳疾忌医者乐于受其良方，于不知不觉中品尝其良药；此药甘之如饴，非但毫不苦涩难咽，而且疗效显著。其难能可贵，在于使人闻过则喜。不少作者不谙和风细雨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之道，终使一切努力付之阙如。他们不在学识上以第欧根尼(Diogenes)为楷模，却胆大妄为(且不说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模仿犬儒作风，专事中伤诽谤，令人难以接受。幸亏他们发现此路不通，及时止步；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变成损人专家，至少让第欧根尼望尘莫及、反称为师，从而在智者面前抬不起头来，在百姓面前威信扫地。至于塞万提斯，无论国内国外，却是有口皆碑。此人与上述人等截然不同，可谓庄重得体；其作品委婉入理，所到之处均颇受欢迎；不论西班牙、法兰西、意大利，还是德意志或佛兰德斯，皆视为奇迹。本人不妨举一例以证之：
今年一六一五年二月，法兰西派使节前来我国商谈法西两国王子公主的通婚事宜。当月二十五日，本人随上司托莱多大主教堂贝尔纳多·桑多瓦尔·伊·罗哈斯(Sandoval y Rojas，Bernardo)阁下回拜了该使节。陪同该使节访问马德里的不乏文质彬彬、高雅饱学之士，他们走到大主教及众助祭牧师跟前，询问哪些是西班牙最受欢迎的天才作家。本人向他们谈起了正在审阅的有关著作。他们一听塞万提斯之名，便争先恐后、七嘴八舌地议论、赞许起来，谓法国及毗邻诸国都熟悉他的作品，如《伽拉苔亚》，他们之中有人竟能背诵此书的首篇；还有《训诫小说集》(Novelas ejemplares)等。他们对作者赞不绝口。本人遂提出带他们去见作者，他们听了更是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并详细询问了他的年龄、职业、身份及财产等情况。本人不得不实言相告，谓作者当过士兵，乃贫穷老迈的一介乡绅。其中一位听罢，便一本正经地说：“如此人等，西班牙理应使其富有，难道国库就不能惠及一二吗？”另一位绅士却不以为然，他尖锐地指出：“倘使贫穷能迫其写作，愿上帝永远不要让他致富，盖因受穷更须写作，结果穷了自己，却富了世人。”
作为审读，此意见似乎略嫌冗长，或许还会招来恭维、溢美之非议，然本人只是从实道来。况且，当今世上谁愿奉承一个无以回报的穷人呢？而阿谀奉承者，即使多么虚情假意、言不由衷，其目的不外乎图个回报。这足可堵住悠悠之口，打消本人之顾虑矣。(33)
同样，托莱多的瓦尔迪维埃索(Valdivielso，Joséf de)教士也不约而同地出具了类似的审读意见：
奉御前会议诸大臣之命，本人审读了米盖尔·德·塞万提斯所著《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恰》(第二部)。该书并无违反天主教神圣信仰及伤风败俗之处；相反，却能使人娱而向善、乐而忘忧。古来人等无不称颂寓教于乐，谓此道对国家大有裨益。连素以严肃著称的斯巴达人也崇尚笑口常开，忒萨里亚人则以欢笑庆祝节日……
该书作者笑里藏真，柔声细语中满储教益，诙谐幽默中施行劝诫；训斥你，却叫你鱼儿遇饵般欣然吞下。如此，作者就能完成其旨在驱除骑士小说之大业。该书天才之作，为我国争光，又深受外国赞羡。(34)
这些虽然都是有关官员站在官方立场上作出的评价，但多少肯定了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价值。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当时，《堂吉诃德》也是不乏好评的。当然，几个世纪之后，这些评价连同由御前会议大臣胡安·德·阿梅斯盖塔(Amézqueta，Juan de)以国王名义颁发的一纸“特许”状，又多少印证了后代学人否定塞万提斯的一种观点：塞万提斯是个奉行罗马天主教廷的意志，并站在皇权立场上写作的“御用文人”。
与此相仿，一六五五年版《堂吉诃德》的出品人马特奥·德·拉·巴斯蒂达(Bastida，Mateo de la)在其致弗朗西斯科·达帕塔(Zapata，Francisco)的献词中充分肯定了塞万提斯的功绩，认为《堂吉诃德》用它的嘲讽揭露了古来骑士小说害人匪浅的夸夸其谈，从而解救了那些沉溺于骑士传说而不能自拔的读者。(35)
同样，尼科拉斯·安东尼认为《堂吉诃德》用它的滑稽黯淡了它从属的骑士文学。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种反讽式的解构。(36)
约瑟夫·莫雷特(Moret，Joseph)在其作品中借人物之口，谓塞万提斯“是个了不起的好作家，他给出的并非寓言，而是事实”。(37)
除此而外，十七世纪西班牙本土对《堂吉诃德》的正面接受还表现为一些有趣的改编。其中，纪廉·卡斯特罗的同名喜剧堪称经典。它对《堂吉诃德》的理解既形象又深刻，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卡斯特罗在其作品中突出表现了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比如，它开篇便是堂吉诃德解救落难妇女的情景：
听，有人求救；
快，快马加鞭！
像是美丽性别
在彼身处困境。
快，桑丘，快！
且看何为骑士……(38)
此后，理发师三言两语道出了堂吉诃德发疯的原因：
堂吉诃德
虽然贫穷，
却是绅士；
大名鼎鼎，
毋庸置疑。
所以发疯，
皆因孤独，
昼夜读书，
满纸荒唐，
手持长矛，
脚跨瘦马，
出了村庄。
神甫和我
跟随其后，
一为怜悯，
二为友情。(39)
更有甚者，堂吉诃德不拘于表象，对世人的“现实主义”眼光更是大为不屑，他振振有辞：
宵小之辈，
难成大事，
只信眼睛，
不谙天道。(40)
可见，即便是在十七世纪，《堂吉诃德》在西班牙本土的接受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然而限于时人的普遍认知水平，以及洛佩等权威人士竭尽贬抑之能事，《堂吉诃德》终究免不了“花香墙外”的命运并被贴上了“出口转内销”的标记。
四、堂吉诃德在境外
《堂吉诃德》一俟问世，就受到了西班牙邻国的青睐。其中，第一个英译本出自托马斯·谢尔顿(Shelton，Thomas)之手。(41)谢尔顿在致沃尔登爵士(Lord Walden)的信中写道：
为满足友人的好奇心，鄙人耗时四十天，于五六年前译完了《堂吉诃德的故事》……倘非诸多友人百般敦促，鄙人已然将译作束之高阁。如今，有人对拙译进行了校勘，更正了疏漏，替鄙人省却了一大麻烦(恕鄙人事务繁忙)；出版者又将拙译交到了大人手里。鄙人对此曾有不悦，阁下何等高贵，怎可让拙译玷污了眼睛和双手。然容貌虽丑，鄙人视同己出。为此，鄙人恳请阁下惠览并予庇护……(42)
法译本出自塞萨尔·乌丹(Oudin，César)之手，出版于一六一四年。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为表彰乌丹，曾赐予三百法郎的奖金。在此之前，乌丹还翻译并分别于一六○八和一六一一年出版了《无事生非的好奇者》(El curioso impertinente)(43)和牧歌体小说《伽拉苔亚》。乌丹在致国王的献词中写道：
臣多么希望陛下能直接看到或听到这位游侠骑士用母语说话。然陛下日理万机，无暇顾及。于是臣不揣冒昧，跟随其遍游西班牙，并最终将其带回法兰西、教他说我们的语言。于是，一如圣太摩(San PedroTelmo)遇到了风暴(谁人不惧呢？)，他惶然而至，来取悦尚未见过他的各色人等。臣不想使他变得更加勇敢，只希望他聊胜于阅读某些虚幻小说；倘有裨益，则不枉所花时间。若陛下能惠顾一二；他也许会张口说他的母语，以谢恩典。那一定会更有意思。臣愿从实招来：臣才疏学浅；加之此类作品原本鲜活，一经移译，就难免有所损失。倘使哪天陛下垂爱，必会有更好的译者乐于效力。论才干，人皆在臣之上；论意志、勤劳与好学，则臣不逊于人。
但愿陛下将这位骑士收于麾下；他必尽心竭力，即使不能征战沙场，也可娱人解愁、聊作消遣……(44)
一六一八年，法文版《堂吉诃德》第二部在巴黎出版，封面上首次出现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形象，一瘦，一胖；一个骑马，一个骑驴。译者是法国作家法朗斯·法兰西·德·罗塞(Francois de Rosset，Francés)。
一六二二年，意大利文版《堂吉诃德》在威尼斯面世，译者叫洛伦佐·弗兰西奥西尼(Franciosini，Lorenzo)。这个译本相当任意。为迎合意大利读者的阅读和生活习惯，弗兰西奥西尼多有变通，甚至擅自改动人物姓名。
一六四四年，德文版《堂吉诃德》在法兰克福问世，译者帕奇·巴三藤·范德索利(Bastelnvon der Sohle，Pahsch)很可能是约阿希姆·恺撒(Caesar，Joachim)的笔名。然而这个译本印数很少，几乎没有发行，并且已经散佚殆尽。(45)然而，该版因为有四幅插图，而成为《堂吉诃德》的第一个插图本。
一六五七年，《堂吉诃德》被翻译成荷兰文。这是境外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并配有二十四幅精美的插图。
一六六二年，插图版西班牙语完全本《堂吉诃德》在布鲁塞尔面世。这不仅是第一个原文插图本，而且发行量相当大。(46)出版商胡安·蒙马特(Monmarte，Juan)在献词中写道：
在众多图书当中，《堂吉诃德》固然渺小(即便嘲讽了古往今来的骑士小说，自己终究也是一部骑士小说，旨在消遣受众)，但名气却并不小……语言幽默风趣，终成道德文章，使人在忍俊不禁中得到启迪，从而学会鄙弃傲慢。它非特在西班牙赫赫有名，在外国同样备受欢迎与尊崇。我敢说(且事实如此)，世上没有第二本书耗去这许多纸张、惠及这许多书商。如此成就皆归功于作者妙笔神来，使众口不再难调：无论智者还是笨夫，雅士还是俗人，老汉还是小孩，士兵还是学生，皆欣欣然共赏之。(47)
继一六五七年荷兰版、一六六二年布鲁塞尔版及一六七二年至一六七三年维尔杜森兄弟(Hermanos Verdussen)版《堂吉诃德》(插图三十四幅)之后，西班牙本土也于一六七四年推出了一个插图版。该版封面上赫然写着“全新插图修订版”等字样。
一六八七年，又一英文版《堂吉诃德》在伦敦出版。该版同样配有插图，译者是约翰·菲利普斯(Philips，John)。
一七○○年，彼得·莫特乌斯(Motteux，Peter)的英译本在伦敦出版。译者在序言中说：“在时下的诸多版本中，最不该忘记的是我自己的《堂吉诃德》。我竭尽全力，从前译者手中拯救了塞万提斯，并赋予他以自由：穿上合身的衣服尽情地冒险。”莫特乌斯在严厉批评前译者偷工减料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塞万提斯，谓“塞万提斯的语言风格既现代又讲究，男人女人无不言如其人”。(48)这就一言道破了塞万提斯的秘诀：现实主义方法。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不同，理发师和神甫有别。各色人物因身份不同而语言相左。这正是塞万提斯现实主义方法的最好体现。
此外，画坛对《堂吉诃德》情有独钟。自它流传之日起，欧洲的不少画家、版画家(和铜版画家)以其人物为素材，创作了大量令人过目不忘的鲜活形象。除了大量插图，最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画家让·莫尼耶(Monier，Jean)为舍韦尼城堡(49)所作的系列油画。有诗为证：
杜尔西内娅在此长眠，
跌打滚爬曾是个胖妇，
呜呼哀哉，寿终正寝；
飞花烟灭，变成灰烬。
虽为村姑却出身名门，
方圆百里，数她有名，
雍雍容容似大家闺秀，
实乃堂吉诃德之心病。(50)
注释：
①瓦尔布埃纳·普拉特(Valbuena Prat，Angel)：《塞万提斯全集》(Obras completas de Cervantes)，第1190-1221页，马德里：卡斯塔利亚出版社，1999。
②见诸1615年版《八出喜剧和八出未上演的幕间短剧》(Ocho comedias y ocho entremeses nuevos ,nunca representados)的《致读者序》(Prólogo al lector)。虽然塞万提斯对洛佩的诗才有所保留(比如《帕尔纳斯山之旅》只给了他区区三行，远不及对贡戈拉和克维多等人的赞美)，却充分肯定了他的喜剧天赋。
③⑤洛佩·德·维加：《书信集》(Antología de cartas)，第68页，马德里：卡斯塔利亚出版社，1985。
④在《堂吉诃德》第一部第四十八章中，塞万提斯借人物之口说：“戏剧已经成了可以兜售的商品，人们常说(而且说得在理)，不这样做，戏班子就不会收购。剧作家为了抛售自己的作品，也只能投其所好。我说得究竟是否属实，只消看看国内一位大手笔的那些数不清的剧作就一目了然了。他文笔华丽精巧，词曲优美动听，而且充满了庄严的警句，总之是风格高雅，誉满天下。可是为了迎合戏班子的口味，他的作品并非全都十全十美、达到了应有的高度。”译文参考了董燕生译本(《堂吉诃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
⑥转引自阿尔梅罗主编(Armero，Gonzalo ed.)《〈堂吉诃德〉四百年》(Poesía：Cuatrocientos aos de Don Quijote por el mundo)，《诗刊》(Poesía，马德里)2005年(总)第45期，第26页。
⑦《吉诃德和堂吉诃德在美洲》(Quijote y Don Quijote en América)，转引自纳瓦罗《17世纪西班牙的〈堂吉诃德〉》(El Quijote espaol del siglo XⅤⅡ)，258-263页，马德里：里亚尔普出版社(Rialp Ediciones)，1964。
⑧⑨转引自《17世纪西班牙的〈堂吉诃德〉》，第258-259、260-263页。
⑩(11)(13)转引自里瓦斯·埃尔南德斯：《〈堂吉诃德〉解读》(Lecturas del Quijote)第12、12、13页，萨拉曼卡：西班牙学院出版社，1998。
(12)皮内伊罗·达·维伊加：《巴利亚多里德记述》(Memorias de Valladolid)，转引自罗德里格斯·马林《塞万提斯研究》(Estudios cervantinos)，第110页，马德里：阿特拉斯出版社，1947。据考证，《堂吉诃德》的初版时间应为1604年，由马德里胡安·德·拉·库埃瓦(Juan de la Cueva)印刷所印制，具体出品时间为1604年9月26日；由马德里书商弗朗西斯科·德·罗夫莱斯(Francisco de Robles)出资，并于同年12月20日开始行销。见《〈堂吉诃德〉四百年》，第19页。
(14)《贡戈拉诗集》(Góngora：Poesías)，第221页，墨西哥城：波鲁阿出版社，1986。这里所说的路德，系泛指英国来使。此前，天主教和新教刚刚达成和解。
(15)他倡导直言不讳的批评方式，更反对将自然理想化，认为艺术不应是自然的附庸、不应人为地给自然戴上漂亮的面具，“有一张虚构的面孔……一切丑陋被忽略不计”；并极而言之，称所谓和谐、美丽的自然“母亲”“其实是个后娘”。《批评家》，又译《针砭时弊者》(El Criticón)，第7-98页，马德里：卡特德拉出版社，1980。
(16)被认为是洛佩的喜剧代表作和洛佩戏剧的最高成就之一，写男人在两种女人面前的艰难抉择：一个是绣花枕头，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傻夫人；另一个其貌不扬，但聪敏善良。
(17)唐璜因此而走向世界。
(18)转引自《<堂吉诃德〉四百年》，第43页。
(19)转引自《〈堂吉诃德〉四百年》，第43页。《堂吉诃德》第二部首版分为三、四两卷。
(20)《托莱多的郊外别墅》(Los cigarrels de Toledo)，转引自《〈堂吉诃德〉解读》，第15-16页。
(21)《堂吉诃德》，第7-29页，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及西班牙语国家语言学院联合校订版，马德里，2004。译文参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杨绛译本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董燕生译本。
(22)(23)《堂吉诃德》，第7-29页，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及西班牙语国家语言学院联合校订版，马德里，2004。译文参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杨绛译本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董燕生译本。
(24)见之于《明天是新的一天》(Maana será otro día，1646)等。
(25)转引自《〈堂吉诃德〉四百年》，第43页。
(26)转引自《〈堂吉诃德〉四百年》，第44页。
(27)梅嫩德斯·佩拉埃斯：《西班牙文学史》，第707页，莱昂：埃维雷斯特出版社，1993。
(28)转引自《〈堂吉诃德〉四百年》，第44页。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二部“致读者前言”中进行了辩护并借寓言故事以驳斥阿维利亚内达。他还说：“此人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也不敢出示真姓实名，就连出身、籍贯也是伪托的，仿佛犯了弑君大罪。倘若你碰巧见到他，就请转告他：我一点也不生他的气。”
(29)转引自莱奥波尔多·里乌斯《塞万提斯作品批评述要》(Bibliografía crítica de las obras de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第1卷，第275页，马德里-巴塞罗那：穆里约书店(Librería de Murillo)，1905。
(30)转引自《17世纪西班牙的〈堂吉诃德〉》，第307页。
(31)发表时间不详。卡塔雷罗(Cotarelo，Emilio)：《幕间短剧选编》(Colección de entremeses，loas,bailes，jácaras y mojigangas desde fines del siglo ⅩⅥ a mediados del XⅧ)，第501-507页，马德里：西班牙作家新书馆(NBAE)，1911年。
(32)转引自《〈堂吉诃德〉四百年》，第42页。
(33)(34)《堂吉诃德》，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及西班牙语国家语言学院联合校订版，第539-540、538页。译文参考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孙家孟译本。
(35)转引自《17世纪西班牙的〈堂吉诃德〉》，第305页。
(36)安东尼：《西班牙新图书馆》，转引自《〈堂吉诃德〉解读》，第43页。
(37)莫雷特：《投向康奇利约学士历史和法律堡垒的泥丸》(El bodoque contra el propugnáculo histórico y jurídico del licenciado Conchillos)，转引自里乌斯《塞万提斯作品批评述要》第3卷，第12-13页。
(38)(39)(40)(42)转引自《17世纪西班牙的〈堂吉诃德〉》，第268、270、271、35页。
(41)据谢尔顿称，他早在1606或1607年便译出了《堂吉诃德》第一部，尽管出版时间是1612年。
(43)《堂吉诃德》第三十三至三十五章中的一个故事，几可独立成篇，杨绛译作《何必追根究底》。
(44)(45)(47)(48)转引自《(堂吉诃德〉四百年》，第36、51、66-67、74页。
(46)这个版本还首次将标题改为《奇情异想的骑士堂吉诃德·德·拉曼恰的生平与事迹》(Vida y hechos del ingenioso cavallero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
(49)法国卢瓦尔河谷地区城堡名，堡内装饰极为精美。
(50)佚名诗人题于壁炉上的《杜尔西内娅》。转引自《〈堂吉诃德〉四百年》，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