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Stroop效应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语论文,效应论文,Stroo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04)01-0050-04
美国心理学家John Biddley Stroop（1935年）最早发现了Stroop效应。它是指同一刺激的颜色信息（红色）和词义信息（绿）发生相互干扰的现象，当命名用红墨水写成的有意义刺激词“绿”和无意义刺激词“×”的颜色时，会出现前者的颜色命名时间比后者长得多。最初Stroop效应只集中于注意领域的研究；后来，心理语言学家也进行了大量的Stroop效应的研究，对于字词的认知产生了有益的启示[1]。
1 双语Stroop效应研究的出现及其意义
近年来心理语言学家研究较多的Stroop效应主要是同一语言内部以及双语者两种语言之间的Stroop效应。双语者两种语言之间的干扰一般来说是语言内干扰的75%。在语言研究任务中，呈现某种类型的干扰词，当干扰词与目标词之间存在正字法或音位上相关时，对目标词反应的潜伏期缩短。比如，干扰词与目标词的第一个字母或开头的一些字母相同，就产生了稳定的形式上的易化效应。当干扰词与目标词之间存在语义上相关时，对目标词的反应潜伏期就延长，这一效应称为语义干扰效应。例如，目标词cat，干扰词Cap，就比干扰词pen时反应时短；而目标词cat，干扰词dog，就比干扰词pen反应慢[2]。当语言研究任务中所有的刺激材料和目标词并不是只存在于一种语言内，而是存在两种语言形式，比如英语和西班牙语，干扰词与目标词之间存在语义或形式上的相关时，产生了语义干扰效应或形式易化效应，继而出现了双语Stroop效应的研究。
双语Stroop效应研究像其它双语研究一样，也得出了有关语言生成的一般结论，研究者据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模型，向人们展示了语言生成的层次和过程。在实践中，这一效应的研究结果可以用来指导双语者第二语言的学习，以及两种语言之间的转化。尤其是在中国，我们可以应用它的研究范式进行中－英文学习的研究，解决目前中—英文教学和学习中的难题。
2 双语Stroop效应研究范式
目前，有关双语Stroop效应，最常用的两种研究范式：图—文干扰任务和翻译任务。图—文干扰任务是心理语言学中最早使用的Stroop效应研究任务，通过这一干扰任务，心理语言学家对语言的生成模型进行了推断。
2.1 图—文干扰任务中Stroop效应的研究
为了命名一个物体，必须首先提取与这个物体有关的概念，然后利用必要的音位知识去表达这个概念。同一物体常常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表示，人们可有多种可选择的名称，但必须从中做出一种选择。例如Peterson & Scnory(1998)研究表明，当个体命名一张couch（沙发）的图画时，sofa也可以表达这幅图的意义，并且两个词都有特定的音位。这一发现表明在概念转化为词语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词语会产生竞争。对于单语者来说，由于同一语言中完全同义的词很少，所以发生竞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对于熟练双语者来说，几乎每个概念在两种语言中至少都有一个词表示，这就增加了竞争的可能性。尤其是当双语者的第二语言是口语时，双语者就不能像单语者那样无干扰地进行词语的选择[3]。为了研究双语者的两种语言之间的干扰机制，心理学家进行了图—文干扰任务实验。
图—文干扰任务是经典Stroop任务的一个简单的推广。在图—文干扰任务中，向被试呈现图画与干扰词，二者同时呈现，或者先呈现图画，然后呈现干扰词，要求双语者以一种语言命名图画，而干扰词以另一种语言呈现，指导双语者在命名图画时忽略干扰词，以研究干扰词对被试命名反应时的影响。
Hermans,Bongarert,debot and Schreuder(1998)[3]选取荷兰—英语双语者进行了图—文干扰实验，在这一实验中，向被试呈现一幅图画，要求以英语进行命名，然后呈现干扰词（干扰词以英语或荷兰语呈现），命名时指导被试忽略干扰词，通过改变干扰词与图画名称的相关性以及干扰词呈现的时间，推断语言生成之前的过程。实验者采用的干扰词与图画名称的相关性类型有语义相关和形式（正字法或音位）相关两种。结果表明，语义相关的干扰词产生了干扰作用，而形式上相关的干扰词产生了易化作用。
2.2 翻译任务中Stroop效应的研究
有研究者指出，当把前面介绍的图—文干扰任务改为翻译任务时，双语者命名时是否还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呢？基于这一疑问，研究者从翻译任务这一角度进行了Stroop效应的研究。1990年，Laheij,debruyn,elens,Hartsuiker and Helaha[4]在一个翻译任务中检验了Stroop效应。实验者选取荷兰—英语双语者为被试，要求他们进行从第二语言（英语）到第一语言（荷兰语）的翻译，干扰词以荷兰语呈现，并与要生成的词语在音位上或正字法上相关；干扰词的呈现时间分翻译词呈现前400ms(-400ms)和翻译词呈现后140ms(+140ms)两种。实验结果表明，当干扰词呈现时间为+140ms时，与生成词语义上相关的干扰词产生了干扰作用，即翻译词语的反应时间延长了；而在正字法上相关的干扰条件产生了易化作用，反应时间缩短了。这一结果类似于图—文干扰实验的报告。
La Heijet al(1990)只是研究了从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的翻译。Natasha A Miner and Judith Fkroll[3]将La Heijet al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从第一语言到第二语言的翻译。在实验1中，Natasha al利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双语者重复了La heij al.的主要实验条件。而在实验2中引入了一项新的操作，干扰词不再以输出语言的形式呈现，而是以先前呈现的将要被翻译词语的语言形式（输入语言形式）呈现，其余条件与实验1相同。因此，在刺激材料中，将实验1中由西班牙语到英语的翻译，改为由英语到西班牙语的翻译。例如，一个双语者翻译cat为gato，单词dog就是一个语义相关干扰词，而单词can则是一个形式相关干扰词。这种干扰词以输入语言形式呈现的实验，没有观察到显著的语义干扰和形式易化效应。通过实验1和实验2错误率以及两种类型错误（对干扰词本身命名和翻译了干扰词）的分析，La heij al.得出翻译任务中产生的语义干扰效应只产生于同一种语言内竞争的结论。
2.3 其它双语Stroop效应研究任务
除了图—文干扰和翻译任务之外，还存在一些可供心理学研究者使用的其它形式的任务，比如定义命名任务、跨语言启动条件下的Stroop效应研究等。La heij al[2]采用定义命名任务证明了同一语言中语义干扰和形式易化效应的存在。这一任务，将图—文干扰任务中的图画改为定义。并分为三部分，连续地呈现于屏幕上，前两部分给出了定义词语的分类信息，只有在呈现了第三部分之后，目标概念才能决定。其余的实验条件和程序与图—文干扰任务类似。
3 研究范式支持的双语理论模型
3.1 有关双语者语言生成的模型
双语Stroop效应研究结论支持了Poulisse and Bongaerts[6]和Hermans[7]提出的双语者语言生成模型。这一模型假设双语者语言生成包括三级水平：第一级是概念水平，提供了概念线索和语言线索，概念线索提供了目标语言的语义特征，语言线索指明了双语生成的目标语言；第二级水平是辅助定理水平，包括每种语言中词语的抽象的词汇表征；最后一级是音位水平，呈现了将要生成的词语的音位特征。
下图中，A表示图画命名任务中语言生成模型。向被试呈现一幅图画，只能激活概念水平的概念线索。但是，图画命名模型假设，双语者两种语言存在非选择性提取，即有目的地说一种语言，并不能有效地排除对另一种语言的激活。所以，在辅助定理水平上两种语言都受到了激活。由于两种语言受激活的程度不同，在辅助定理水平上就进行了语言的选择。受到强激活的目标语言，进一步激活相应的词语的音位特征，生成某一词语；而受到弱激活的目标语言，其相应词语的音位特征未受到激活。
图B展示了与图画命名任务不同的翻译任务的语言生成模型。向被试呈现要被翻译的词语，不仅激活了这一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而且激活了语言线索。概念线索和语言线索的结合更有利于目标语言辅助定理水平的激活；同时，概念线索对非目标语言的激活大大减弱，因而允许语言的选择在辅助定理水平之前进行。当干扰词以输出语言呈现时，就与先前的词汇选择产生了竞争，观察到了正常的Stroop干扰效应；当干扰词以输入语言形式呈现时，由于在辅助定理水平之前已经排除了对非目标语言的选择，这些干扰词就不具有竞争性，也就不再产生干扰效应。
图1 双语生成模型
3.2 关于双语者第二语言词汇表征通达机制的模型
有关双语者第二语言词汇表征通达机制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Dotter & Eckardt等人提出了单词联想模型(word association model)和概念中介模型(concept mediation model)。两种模型都把双语者的语言表征系统分为两个层次，即词汇表征层和概念表征层，因此，这两个模型也被称为“阶梯模型”。两种模型都认为双语者的两种语言存在共享的独立于词汇表征的概念表征，但存在两个独立的词汇表征。
但是，Kroll和Stewart[8]考察了图片命名和翻译任务的差别，结果发现，在图片命名任务中，被试用第一语言反应比用第二语言反应要快；而在翻译中，被试把第二语言翻译成母语的时间要比把母语翻译成第二语言的时间短。因此，单词联想模型和概念中介模型都无法解释上述结果，于是Kroll提出了一个非对称性模型，即整合的层次模型。在该模型中，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都有联系，只是它们之间的强度不一样。第一语言到第二语言之间的词汇表征强度弱，而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的词汇表征强度强，这是因为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必须经过第一语言获得语义表征知识。随着第二语言熟练程度的提高，它的词汇表征层与其概念表征层之间的联系也会逐渐建立起来，但两种语言词汇表征层之间的联系永不会消失。（左图：整合的层次模型）
Natasha et al.(2002)进行的双语翻译实验研究得到的翻译不对称性支持了整合的层次模型。这种不对称性反映了两种翻译任务在过程上的差异，向前翻译（从第一语言到第二语言），假设要求概念的参与，向后翻译（从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假设在第二语言与其对应的第一语言词汇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即需要词汇的参与。另外，在这一实验结果中还发现语义干扰效应在向前翻译方向上大于向后翻译方向上，这是由于第一语言到第二语言的概念表征强度较强；形式易化效应在向后的翻译方向上大于向前的翻译方向上，是由于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之间的词汇表征强度强，容易导致竞争。总之，Natasha et al.的双语翻译任务有力地支持了Kroll整合层次模型的“非对称性”。
4 双语Stroop效应新的研究方向
4.1 对神经生理机制的研究
通过对双语Stroop效应研究范式的分析，发现这些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出现这种效应的内在心理机制是怎样的，仍不得而知。另外，在这种效应之下，隐含的生理机制又是怎样的，人的脑神经在这些活动中是怎样运行的，这正是当代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课题。所以，双语Stroop效应的研究应将语言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神经科学联系起来，使这一效应的研究更加系统化、深入化。
4.2 对中—英文双语学习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有关中—英文双语的实验研究已为数不少，但主要是针对实际教学中学生学习英语的困难进行的。由于中文是正字法结构比较深的表意文字，它不像英文那样看到单词就知道读音，故中文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机制和生理机制不同于表音文字的学习。在中英文学习中存在的Stroop效应，也将成为研究中文学习的重要手段。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双语Stroop效应研究的范式，进行中英文双语的研究，揭示中—英文双语生成的一般过程，探讨中－英文之间的Sroop效应并在实践中合理利用。对于中—文学习中的中—英文转化机制，以及学习过程中的加工策略等，是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