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兵娇[1]2009年在《实践哲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探索》文中研究表明翻译是译者与作者沟通心灵的桥梁,翻译也是译语与译语文化发展的基石,它见证了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它也诠释了人类的共存与对话。长期以来,传统理论思想将翻译禁锢在语言转换的“围城”中,将“忠实”与“对等”确立为译者必须恪尽职守的行为准则。然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启发我们,要跳出纯语言的藩篱,关注翻译所处的文化世界。从文化角度思考翻译,我们看到翻译永远不只是对原作意义的简单复归,翻译中充满了两种文化的交合、渗透与对抗。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的过程就是文本意义在新的文化时空中的重构过程。本文所进行的主体性探索就是在这样一种话语语境中展开。本文选取实践哲学为理论视角,指出译者主体性研究要走出理论哲学视角下的观念世界,超越主体性那种自我、自我意识的主观理性的匡囿。同时,本文借鉴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主体与主体性概念,对译者主体及其主体性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强调译者是实践主体,突显译者主体的实践性。因为实践主体是一种社会性与历史性的存在物,译者也由此获得了社会性与历史性的主体性本质。本文以译者作为实践主体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为论述的基点,通过描述与解释、理论诠释与个案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论证译者主体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本文旨在揭示,译者作为实践主体是唯一性的。马克思实践哲学强调只有人,且必须是参与实践的人才能成为主体,由此,本文对主体的界定就排除了作者、读者、接受环境等成为主体的可能。同时,本文还通过对译者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阐释与论证,来证明译者的主体性并非就是主观能动性或者创造性的主观自主与自为,社会性与历史性彰显了作为主体的译者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要受到其自身所处的社会与历史现实境遇的影响与制约。本文在关注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翻译什么的同时,也更突出强调译者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允许他(她)去翻译什么。在论证与分析中,本文始终将翻译与译者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相结合,考察译者翻译活动背后的现实背景是什么,是什么因素促使译者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又是什么使译者对原作做出或增、或减、或删、或改的举措。本文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参与意义重构的过程。译者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不仅体现为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的现实语境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与制约;同时,译者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也决定了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必然反映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与历史的条件与主题。显然,我们对译者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考察,无疑将可以再现翻译与译者的一种社会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由此,翻译成为了译者居停的现实社会与历史的缩影和照映。倡导译者发挥主体性,就是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具有一种社会意识与历史意识,因地制宜,适时而动,只有这样才能使译作成功地接受社会历史的检验。
赵秀芬[2]2003年在《论译者的介入》文中提出传统的翻译研究关注译文是否准确传达了原文的含义，换言之，一直以来翻译研究更关注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比。在这种关注之后，翻译的过程以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尝试运用文学批评中强调读者接受过程的接受理论来探讨翻译的过程，并用以解释译者在其中的活动。 接受理论标志着文学批评理论由重作者、重作品向重文本、重文本和读者关系的转变。其代表人物汉斯·罗伯特·姚斯、沃尔夫冈·伊瑟尔以其理论先驱汉斯—乔治·伽达默尔和罗曼·英伽登的观点对于解释翻译过程以及其中译者的活动有极大的启发意义。英伽登关于文学作品的图式结构的观点以及伊瑟尔关于文本具有定向作用的观点可以解释翻译过程中译者介入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姚斯关于文学阅读中对话性理解的观点可以用来解释文本的不确定含义；此外伽达默尔的“视域”、“视域融合”以及姚斯的“期待视域”可以描述翻译及译者介入的过程。 在阐明了译者介入的合理性及必然性之后，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影响译者介入的因素，即译者前理解、视域的构成，以及译者介入的具体表现，以促使译者明了那些影响自己翻译活动的因素以及自己的翻译活动本身，从而更好地进行翻译实践。译者介入的合理性并不是说译者可以胡乱、任意地介入；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该努力做到正面介入并避免负面介入。 通过分析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介入，我们可以看到，文本的意义并不是永恒、一成不变的，译者的介入将能够更好地发掘原文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复译应该大力加以提倡。此外，由于译者的介入，追求原文与译文的对等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传统的翻译标准不再适合评判译者的翻译实践，必须制定新的翻译标准以适应翻译研究的发展，而译者的介入可以为生成新的翻译标准带来众多的启示。
汤（竹君）[3]2006年在《中国翻译与翻译研究现状反思》文中研究表明本课题的主体部分共分七章：翻译理论与实践反思；学科研究现状的学理反思；治学态度与学术规范；主体性、主体间性与翻译伦理；翻译政治与意识形态研究；翻译策略与翻译批评；全球化与文化认同。第1章从总体上对翻译研究和翻译现状进行了初步反思。第2章力图澄清译界关于学科名称与体系框架的模糊认识，并从观念和评判力两个方面列举实例，指出学人在当前观念转型时期亟待注意的一些问题。最后，将常见论文写作模式划分为七种，并抽取典型论文做范例分析。第3章详细论述了目前翻译研究中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规范问题。第4章将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问题与翻译伦理研究结合探讨，还指出了国内译界关于“主体性”、“subjectivity”等关键术语的某些错误认识。第5章详细阐述了翻译政治概念及研究范围和意识形态概念及研究范围，并分别解释了中西观点的差异与分歧。第6章从贴近翻译实践的角度具体探讨了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批评的问题。第7章先概要评点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活动所牵涉的文化认同问题，接着又结合博奕论对具体译例进行分析，以为论证。 本课题的特色，首先在于剖析中国翻译研究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翻译史分期、学科框架、本土传统、新旧观念冲突等等。其次在于覆盖了翻译实践领域的绝大部分关键论题：译者主体性、主体间性、翻译伦理、翻译政治、意识形态、翻译策略、翻译批评、文化认同等。 本课题研究以批评性反思为主，触及具体问题。既以学术为主体，也不回避非学术因素，以期能提醒译者在商业氛围中保持职业信念，提醒同行学者在量化学术评价机制的压力下保持头脑清晰。
蒲红英[4]2015年在《论译者内部心理动机对翻译实践的介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翻译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将译者心理活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使翻译学的研究更加人性化。要揭示译者心理活动规律,翻译心理学势必要研究译者的翻译动机。本文将译者心理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将内部心理动机分为认知动机、自我实现的动机和审美动机。内部心理动机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引用相关名家译例阐明翻译内部动机对译者翻译实践的影响,以验证译者内部心理动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性。
李占喜[5]2010年在《译者主体性意识的语用透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的语用学视角对译者的主体性意识赋予了新的语用含意,并对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意识进行了语用透视。笔者认为:译者客观、不偏不倚的翻译态度将会对其译文选择具有重要作用;在语篇释意交际过程中,译者读者和研究者身份的"介入"使其调动其现有的认知资源,解读出与作者交际意图相匹配的最佳关联;在语篇产出交际过程中,译者的作者替身、再创造者、协调者身份的"介入",在最佳关联的引导下进行语言选择,以确保译文读者认知和谐的方式,达到跨文化交际的成功实现。
唐萍[6]2015年在《文化介入视角下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介入论”植根于“异化”的大原则下,紧随着“文化转向”的译论思潮,汲取“解构主义”的研究成果,通过多种“介入”手段和方法,以传递“异质文化”为己任,藉由“创造性的叛逆”实现对原文所在、可无限被放大的系统最大程度整体的“忠诚”,并由此获取对其终极真义的无限逼近。将“文化介入论”引入中国现代散文英译研究不仅有助于从宏观到微观地指导翻译实践,也为中国历代散文英译的评价和批评提供标准参照,更为整个中国文学翻译和中华文化传播带来启示。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简述了中国现代散文的特征和国内对张培基英译散文的研究现状；第二章通过译例从“增译”、“转换体现节奏美”和“俚语再现幽默效果”叁个角度赏析了张培基散文的英译成就,同时因其对语言层面而非文化层面和地道译文的偏重将其归为与“介入论”背道而驰的“归化”领域；第叁章介绍了“文化介入论”的产生、定义、研究现状和其中文化的范围并讨论了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张培基英译散文中的体现；第四章以张培基译萧红作品《祖父死了的时候》的四段译文为例,借助互文、前指和新会话含义等理论深入探讨中国人的情感文化如何在“文化介入论”的指导下被最大程度的传递；第五章以张培基译巴金作品《一千叁百圆》为例,从词汇、句法、篇章和翻译技巧四个层面,藉由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等理论对影响翻译的男权主义追根溯源至其性别自恋,并由此探索“文化介入论”如何指导中国女性文化散文的翻译。此外,笔者借助涉及文学、语言学、心理学和翻译自身等多学科理论对张培基译文及其本人进行了解构式剖析,尝试给出自己的阐释版本并配以细微详尽说明。作为总结,笔者以一种后解构主义视角对两篇译例进行反思,依照如伊瑟尔的隐含读者等理论说明如何对作者进行解构；第六章总结了中国现代散文翻译应以“异化”为原则,并根据前文研究列举了四个翻译策略：零翻译、“抵抗式”直译、“原文中心式”意译和“文化导向式”改译；第七章对“文化介入论”的理论性质及其对散文及整个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做出总结,阐明其有待完善之处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做出展望。
朱健平[7]2003年在《翻译的跨文化解释》文中提出诠释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从特殊诠释学发展到普遍诠释学，再由普遍诠释学上升到了哲学诠释学，从而使这门古老的学科在二十世纪的人文学科领域再度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接受美学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哲学诠释学和现象学在文学理论中的进一步延伸，与诠释学，尤其是哲学诠释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翻译研究成果可为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提供有力的例证，另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则可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本论文运用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基本原理探讨了翻译的本质、翻译标准和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等翻译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具体地说，我们紧紧围绕“翻译即解释”这个命题，对“翻译即解释”的基本内涵、翻译解释的基本特征、翻译中理想的解释度和现实的解释度、翻译中解释的结果(目的语文本)与解释的对象(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讨论。 我们将努力证明，解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但翻译是有限度的解释。正是由于翻译解释的有限性，翻译才需要一定的标准。翻译的标准体现为目的语文化(或其中的某个亚文化)对理想解释度的期待。决定理想解释度的不是原作者，也不只是源语文本，而是目的语文化(或其中的某个亚文化)与源语文本之间的视域差，正是这种视域差决定了翻译中理想解释度的大小。但在实际的翻译中，由于译者与目的语文化之间以及与源语文本之间视域差的存在，加上译者的能力和性格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的解释度常常会偏离理想的解释度。正因为作为翻译的解释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有限性，所以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才呈现出一种既同且异、交叉互补的关系。 本论文共分为十章。第一章为导言，主要阐述翻译研究与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之间的本质联系，简要介绍诠释学派的研究现状，说明本论文将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拟采用的主要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二章分别从两个视角考察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首先，我们从翻译研究流派的划分入手，分别从研究层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对翻译(学)性质的认识和对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关系的认识等几个方面考察了翻译研究各个流派的情况。 我们认为，从研究层次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语文学派、语言学派、文化学派和哲学学派;从研究对象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重源语文本和重目的语文本两大类;从研究方法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重规定和重描写两大类;从对翻译(学)性质的认识来看，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其实是个伪命题;从对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关系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对等派和非对等派，其中对等派中又可进一步分为绝对对等派和相对对等派，而绝大多数翻译理论其实都是介于主张绝对对等和主张根本不对等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的相对对等派，而相对对等派又往往会在翻译应该在何种程度、哪个层次、哪些方面对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 由于这种划分的结果常常会使翻译研究各流派互相交错，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因此，我们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各个流派之间的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并且纠正了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偏见。比如，我们指出，并一‘·是所有的传统翻译理论都是重源语文本，而所有的当代翻译理论都是重目的语文本的:‘样，重规定的研究方法并不只是传统翻译理论的专利，当代翻译理论中有很多流派其实沁祥也在使用。 接着，我们从翻译研究由从属走向独之的过程入手，指出翻泽研究走向独立主要经历了两条途径:一条是从零散的语文学研究脱式走向系统的语言学研究模式，再从狭隘、静态的语言学研究模式中独立出来;另一条川是摆脱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而独立出来。翻译研究分别从这两个模人中独立出来以后，在文化这一更高的层面汇合，形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文化学派，从而几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然后，我们集中探讨了翻译研究的哲学学派，认为哲学学派虽然至今尚未正式命名，但它实际上已经存在那儿了。我们认为，以下两个事实足以证明哲学学派在翻译研究中的存在:第一，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哲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致使许多当代着名的哲学大师都十分关注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翻译问题.发表了很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第二，这些哲 学家的翻译思想己经渗透到了翻译研究之中，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们的影 响下，翻译理论家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从哲学的高度讨论翻译问题的论文论着，这些译论 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显得非常独特而又突出，但它既不属于语文学派，又不属于语言学派， 也不属于文化学派，因此，我们建议称之为哲学学派。只是这个学派并不像其他学派那样 有基本相同的观点或立场，因为它本身似乎还不是十分的成熟。 第二章是基本原理的评述部分。首先，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哲学淦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发展历程，目的是想从整体上对诊释学和接受美学有个较为完整的了解，但主要还是为了说明哲学诊释学作为一门诊释学哲学与传?
喻锋平[8]2005年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谈译者主体性的介入和受限》文中认为从介绍鲁迅对译者的形象比拟入手,指出译者是介于忠诚和叛逆之间,译者主体性肯定会介入翻译过程中,但又受到来自自身和社会等条件的制约。在翻译研究中我们既不能忽略译者主体性,应看到译者主体性介入翻译过程的影响,还必须清理意识到各种主客观因素对主体性发挥的限制。
龚小平, 张岚[9]2004年在《论译者逻辑介入与翻译教学》文中研究指明“忠实”是翻译的最高标准已成为译界共识 ,然而如何才能忠实 ,却有不同的看法。有观点否认译者逻辑介入的客观性 ,而本文以“翻译两次交际论”论证译者逻辑介入整个翻译过程 ,是“忠实”翻译的必要条件。因此 ,翻译教学的内容就不仅仅包括翻译技巧 ,它还应包括语用学知识、文化背景知识及作者的相关知识 ,才能为译者逻辑规约与校正整个翻译过程提供条件 ,才能培养出真正“忠实”的译者。
辛广勤[10]2018年在《“译者伦理”?——皮姆翻译伦理思想析辨》文中指出安东尼·皮姆在其《论从译者伦理》及多篇文章中阐发了他的翻译伦理思想,认为翻译伦理即译者伦理(涉职业译者、泛职业译者和代理译者),认为他们皆主要处在交互文化空间,短期为交换价值而译,长期为文化合作而译,影响广泛。但皮姆翻译伦理思想问题很多。本文认为皮姆交互文化空间过于理想化、忽视译者主观能动性,而译者伦理不能代替翻译伦理,因翻译伦理涉及多方复杂因素,如原文类型与质量、不同翻译所涉不同价值层级等。
参考文献：
[1]. 实践哲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探索[D]. 熊兵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2]. 论译者的介入[D]. 赵秀芬. 首都师范大学. 2003
[3]. 中国翻译与翻译研究现状反思[D]. 汤（竹君）.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4]. 论译者内部心理动机对翻译实践的介入[J]. 蒲红英. 求知导刊. 2015
[5]. 译者主体性意识的语用透视[J]. 李占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
[6]. 文化介入视角下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研究[D]. 唐萍. 信阳师范学院. 2015
[7]. 翻译的跨文化解释[D]. 朱健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8].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谈译者主体性的介入和受限[J]. 喻锋平. 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9]. 论译者逻辑介入与翻译教学[J]. 龚小平, 张岚.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4
[10]. “译者伦理”?——皮姆翻译伦理思想析辨[J]. 辛广勤. 中国外语.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