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情境下组织冗余作用研究：兼谈市场搜索强度的调节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冗余论文,情境论文,强度论文,调节作用论文,困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有组织冗余文献主要关注这类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并争论于究竟应该用何种理论对此加以解释。事实上，组织冗余仅是作为一类常见的闲置资源而存在，其效用的实现和具体情境相关。情境变化，它们和绩效的关系也会随之改变。Tan和Peng[1]认为，正是因为样本企业及其所处的情境不同，关于组织冗余作用的实证研究才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由此可见，我们应关注情境变量在组织冗余作用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组织冗余有不同形式，且可以通过不同作用机理影响绩效。现有文献经常提及组织冗余在企业面对困难情境时将发挥缓冲功能，但较少对此进行实证检验。困境的来源和表现形式有很多种，金融危机带来的困境是非预期的、不可控和完全外生的，自身决策失误或者经营不善所导致的困境是可控的和内生的，那么不同类型的组织冗余在这两种困境中发挥的作用一样吗?困境中，企业经常积极进行外部投资机会搜索、寻求扭转局面的途径，这又会对组织冗余作用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期望通过分类、分情境研究更为细致地刻画组织冗余的作用，以帮助我们寻求现有文献相关观点存在分歧的根源所在。
一、文献回顾和假设提出
1.文献回顾和简评
三篇关键文献对组织冗余理论研究起到基础性作用：早在1963年，Cyert和March明确提出组织冗余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组织拥有的资源中超出实际所需资源的那一部分”或“未被使用的资源”，[2]从组织行为理论出发认为组织冗余具有缓冲环境变化等作用，这开启了学术界对组织冗余的关注，并引发了对其功能的广泛探索；Bourgeois梳理并总结了组织冗余的相关定义和所具备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较为系统地回顾组织冗余的测量方法，并指出财务指标可以用来衡量组织冗余的数量大小，为之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3]而Sharfman等从企业部门、企业整体和行业三个层面分析了组织冗余的来源，并按照流动性和使用专有性高低把组织冗余分为非沉淀冗余和沉淀冗余两种，之后的实证研究也经常采用这种逻辑对组织冗余进行分类。[4]非沉淀冗余的流动性较高，不面向特定应用，包括现金、现金等价物等；沉淀冗余流动性较低，已经面向特定应用，包括过多的员工和管理者报酬、管理费用等。从这三篇文献我们也可以看出，相关研究经历着组织冗余作用→组织冗余特定作用→不同组织冗余的特定作用，以及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的发展历程。
组织冗余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组织行为理论和代理理论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组织冗余具有支持创新、减少内部冲突、缓冲环境变化以及维持组织稳定等作用，[1]后者认为组织冗余是管理者对权力、工作安全性等自我利益追求的结果，并将带来更多的诸如盲目投资等代理问题。[5]之后，又有研究同时从这两种理论出发，认为组织冗余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6]鉴于这些矛盾的结果，部分学者开始对组织冗余的作用进行情境化研究。
大量文献对组织冗余的特定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关注较多的为组织冗余和创新之间关系。一方面，组织冗余较少时，管理者危机感增强，且对资源使用的约束增加，他们更加关注如何提高效率以在短期内改善绩效，而非创新。组织冗余较多时，企业对创新失败的容忍能力增加，管理者放松对资源的控制，员工可以更为自由地实验。因此，组织冗余有利于企业创新；[1]另一方面，Baysinger和Hoskisson认为管理者对权力的追求导致组织冗余催生的是多元化扩张、盲目扩大生产等行为，而非创新。[7]类似地，Mishina等发现组织冗余的存在会将管理者注意力从通过创新发展内部能力，转向通过并购来满足其多元化战略需求。[8]此外，组织冗余容易增强企业满足感、减弱其创新动力，员工和管理者对待创新项目更加随意，而并不专注于做好这些项目。[9]因此，组织冗余又被认为有害于企业创新。组织冗余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得出矛盾的结果。同样，Nohria和Gulati、[10]Herold等[11]证实组织冗余是把双刃剑，适当数量以下的组织冗余有利于创新，过量之后则会造成负面影响即“过犹不及”。在对组织冗余和创新关系进行检验的过程中，有研究发现不同组织冗余所起的作用不同。如Greve对日本造船业的研究就证实，只有沉淀冗余和研发活动之间才有显著的正向关系。[12]而还有部分研究关注于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例如，Huang和Chen证实沉淀冗余正向调节技术多样化和创新绩效之间关系，而非沉淀冗余负向调节二者关系。[13]
组织冗余近年来逐步引起我国研究人员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组织冗余本身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组织冗余来源的分析和检验，定性研究的如方润生、[14]定量研究的如张朝宓等。[15]李晓翔和刘春林[16]则证实组织冗余结构的变化具有规律性，有意识地去调整组织冗余结构对企业绩效是有利的。(2)组织冗余和绩效关系的研究。这其中的实证研究包括：蒋春燕和赵曙明[17]直接研究组织冗余和绩效关系，分析并证实二者之间存在S型关系；邹国庆等[18]证实组织冗余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企业治理水平的改善则会减弱组织冗余的影响。(3)组织冗余对创新作用的研究。这其中的实证研究包括：郭立新等[19]分析并利用上市公司的数据证实组织冗余和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李冬伟等[20]证实组织冗余不仅直接影响企业价值，还可提高智力资本的效用，方润生和李雄诒[21]证实分散冗余和组合冗余分别与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张玉利等[22]对麦乐送的案例分析表明，组织冗余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来源之一。陈嫒媛和齐中英[23]定性分析后认为不同组织冗余对文化创新、结构创新等所起的作用不同，对企业长期绩效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自从Cyert和March[2]等的开创性工作以来，组织冗余一直是管理学界的关注热点之一。在Bourgeois[3]之后，相关实证研究逐渐增加，管理学顶尖期刊如AMJ、AMR、ASQ等都有相关论文发表。但是正如相关学者所指的那样，组织冗余作用还需要深入的、情境化的研究。[24]情境不同，组织冗余的作用会有所区别，我们需要知道在具体情境下应当如何对待组织冗余，因此选择并研究合适的情境变量所起的调节作用就很有现实价值。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细化和解决的问题。尽管我国学者对组织冗余作用的研究较晚，但研究发展趋势也是由定性分析逐步转向定量研究，这一过程中也有少量研究对组织冗余的具体作用进行探索，例如冉敏就定性分析了组织冗余对企业的战略选择的作用机理。[25]这些都可为本文的研究提供重要支持和参考。
2.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企业在正常和发展时期积累和维持组织冗余，以在困境中使用和消耗，组织冗余这种跨时期平衡资源供需的功用经常被相关文献提及。[26]但是，困境可以是外部不可控因素导致的，例如金融危机、重大自然灾难、政治动荡；也可以是企业自身经营不善所带来的。企业在这两种困境中的能动性不同，响应策略以及所需资源也会有所区别，我们需要对组织冗余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等进行分类研究。
有文献认为，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导致企业所处环境变化时，企业可以通过吸收和消耗组织冗余减少资源供求缺口，进而保护自身内核免受或者少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时组织冗余将起到缓冲作用。[27]一般而言，内核是指那些至关重要的业务流程和活动、稀缺资源等企业赖以生存或藉以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构件。例如，稳定的产能经常就是制造型企业的内核。为了减弱上游企业供货中断给这一内核所带来的影响，企业经常维持一定数量的原材料或者零部件库存，这些都属于组织冗余的范畴。组织冗余的这种缓冲作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在被使用时才得到体现。如上文所述，组织冗余可分为沉淀冗余和非沉淀冗余，而不同类型的组织冗余面向的具体应用情境也会有所区别。
金融危机出现后，外部资源环境发生变化，企业面临更多来自环境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减弱和消除需要更多资源的支持，这里主要指沉淀冗余。沉淀冗余通常已经内嵌至企业的业务流程中，面向特定的主题和应用，[4]因而可以直接支持和保护内核，使其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这是因为内核总是由特定的资源构成，只有相应的沉淀资源才能够直接为其提供资源支持，而那些不面向特定应用的非沉淀资源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例如，支付较多的员工工资或者投资者分红就是一种典型的沉淀冗余，能够带来较高的信任和忠诚。它们虽然提高了企业成本，但却能在困境时期增加企业内外部的稳定性以及管理层制定和执行决策的能力，这些对于困境企业至关重要，可见组织冗余的效用在金融危机时凸现。相反，如果沉淀冗余较少，内核将缺乏缓冲和保护机制，那么正常的环境波动也会对其造成破坏。例如，那些过度追求生产精益化的企业在面对供应链正常波动时也会显得捉襟见肘，供应链的这种脆弱性就来自于库存、备用供货渠道等沉淀冗余的缺乏。而且，危机环境下普遍存在的资源价格剧烈波动、资源供求失衡等现象均会对企业的正常运营产生较大干扰，[28]沉淀冗余也能够平稳不同时点间的资源价格波动和供求失衡。
有研究认为，在经济正常和繁荣时期，盈利难度相对较低，企业关注盈利的同时容易忽视研发和创新等能力的培养。而企业在危机时期盈利变得困难，这些看似闲置和富余的能力得到重视，并将发挥作用，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28]这些能力本身就属于沉淀冗余。近年又有研究提出，企业在正常时期会关注创新等，金融危机则造成企业对生存的关注以及对创新等的忽略，这种忽略恰好又是金融危机破坏能力的重要来源，因此这时富余的创新能力更显重要。[29]尽管出发点不同，但是这两类观点都说明危机凸显了冗余能力之类沉淀冗余的重要性。金融危机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机会。[30]在当市场一旦机会出现或者好转时，闲置厂房等沉淀冗余也能够立即支持企业做出响应。可见，尽管意味着成本，但是当外部出现诸如金融危机的环境变化时，沉淀冗余的作用得到增加。
相反，非沉淀冗余不面向特定的主题，在转化为沉淀冗余后才能发挥作用。而在重大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情境下，资源间的相互转化能力降低。例如，危机对上游企业各种形式的破坏均有可能造成有钱却买不到所需资源的状况。[24]而且，诸如过剩现金等非沉淀冗余还容易减弱企业及其管理者对来自外界的威胁以及绩效下降的敏感性。尤其是非沉淀冗余充足的情况下，管理者更容易认同危机中机会的一面，进而诱发对风险性项目的盲目和过度投资，这也是代理理论经常诟病的。[12，31，32]因此，金融危机负向调节非沉淀冗余和绩效间关系。我们得到本文的第一组假设：
假设1：金融危机将：(a)负向调节非沉淀冗余和绩效关系；(b)正向调节沉淀冗余和绩效关系
除了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引发的困境之外，企业还可能由于自身经营不善而陷入绩效不佳的困境。这里绩效不佳的困境并不仅意味着企业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根据组织行为理论等[2，31]企业对绩效水平有个期望值，该值高低受企业历史绩效水平(历史因素)和其它企业绩效水平(社会因素)两个方面的影响，是让管理者感到满意、并希望达到的绩效状态，也是企业判断经营状况的重要参考。如果绩效没有达到期望水平时，管理者通常会对绩效不满意、认为绩效不佳，并会对此做出反应，以搜索提高绩效的途径。有研究指出，这时的反应往往有助其改变当前不佳的绩效状态。[31]
绩效不佳情境下的变革和调整意味着要改变企业先前的策略和活动。一方面，沉淀冗余已经面向具体的应用，体现着企业先前的资源结构和活动安排，这时将成为改变和调整的对象，沉淀冗余的积极作用减少。而且绩效状况越差，需要的改变和调整越大。例如，企业对某个产品的市场前景做出错误的乐观判断，建立并维持过多的产能去响应未来需求，这些过剩的产能很难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作用，在经营不善、需要变革的企业中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沉淀冗余所形成的内核保护机制反而会阻碍调整和变革，这一点也经常是代理理论相关文献所诟病的。[4]比如这里所说的过剩产能，企业在纠正市场策略时首先就需要将这些产能剥离出去。剥离是一项复杂的过程，且意味着前期投入的放弃。更为重要的，管理者经常不愿意承认先前判断的错误，存在承诺升级效应，在实际绩效表现不佳时也会如此。[33]这种非理性行为导致沉淀冗余给企业带来进一步的破坏。
非沉淀冗余的灵活性优势在此时恰好得以显现。变革和调整需要资源支持，诸如充裕的现金等非沉淀冗余能够满足多种需求，其作用在这时得到增加，也经常成为企业扭亏为盈的基础。而且有研究认为，股东等会把内部经营不善归咎于管理者，这导致管理者的投资等行为变得更为谨慎，[33]非沉淀冗余催生盲目投资的现象得以减少，这也是内部绩效不佳和外部金融危机对非沉淀冗余所起调节作用不同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得到：
假设2：绩效不佳将：(a)正向调节非沉淀冗余和绩效关系；(b)负向调节沉淀冗余和绩效关系
市场搜索是对市场机会的关注和把握过程，其概念自从被Nelson和Winter[34]明确提出以来，经常用于解释企业的某些行为和现象。市场搜索强度增加意味着企业外部活动增多、采取扩张型战略。根据代理理论和资源约束理论，对于蓄意扩张的企业而言，非沉淀冗余的存在尽管能够对其机会的寻求和把握提供一定程度的资源支持，但更可能降低对成本和风险的关注。市场搜索行为的典型代表即为投资活动，现有研究也经常用投资额衡量市场搜索强度。具有扩张倾向的企业更容易在充裕现金等的支持下贸然做出投资决策，决策质量降低，非沉淀冗余所发挥的效用也将得到减少；相比之下，那些倾向于维持现状、采取保守策略的企业则会更加审慎的制定投资之类的决策，同样的现金等资源发挥的效用更大。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指非沉淀冗余有害于投资之类的市场搜索行为。换言之，同样的闲置现金等非沉淀冗余对具有投资扩张倾向的企业及其管理者而言，更容易催生盲目乐观的心态和投资决策，而这种负面影响对那些保守型企业则相对较弱。
由此可见，市场搜索强度的增加将负向调节非沉淀冗余的作用。金融危机情境下，这种负向调节作用会进一步加强，原因有三：第一，尽管危机中蕴含着机会，但是其导致社会整体经营环境恶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比起正常时期，金融危机情境下，投资风险以及贸然投资所带来的损失都会更大。第二，金融危机导致融资成本增加，这时盲目投资所带来的资金利用低效率、甚至浪费更具破坏性。第三，具有扩张倾向的企业在金融危机情境下更倾向于发现“机会”的一面，例如在其它企业抛售资产、退出市场时盲目进行大规模收购活动，尽管存在少数成功案例，但多项研究均证实盲目的抄底行为对企业健康发展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35]
金融危机意味着来自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这时企业及其管理者具有辩护归因倾向，经常将损失归咎于外部环境，而不是因为自身决策失误。但是当企业绩效不佳时，企业及其管理则会具有基本归因倾向，倾向于从自身寻找原因。即使在企业积极进行市场机会搜索和把握时，这种归因倾向也会让其决策和行为变得更为谨慎。尤其在前期绩效表现不佳的情境下，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往往对管理者投资决策不会表现出太大的耐心，这种压力也会让那些致力于扩张型策略的企业更为关注投资的效果。因此，我们关于非沉淀冗余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3：(a)市场搜索强度将负向调节非沉淀冗余和企业绩效间关系；(b)金融危机会增强这一调节效应；(c)绩效不佳则会减弱这一调节效应
如前文所述，和非沉淀冗余不同，沉淀冗余由于已经面向特定的应用、可转换性较差，难以催生盲目决策以及诱发其它代理问题。在扩张型企业中，市场搜索强度增加，诸如投资之类的行为增多，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充裕的智力资源等沉淀冗余也可为扩张型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灵活性。更为重要的是，市场扩张速度经常远远超过相应的组织机构发展速度。例如，新项目或者新子公司组织机构的规范化均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沉淀冗余的存在可以替代当时所不具有的正式和规范的计划、制度等，以保证组织运转的正常性和灵活性、实现核心业务和活动的连续性。而且，沉淀冗余所形成的内核保护机制能够减少扩张过程伴随着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情境下，企业还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沉淀冗余的这种缓冲作用将更为明显。因此，市场搜索强度正向调节沉淀冗余和企业绩效间关系，金融危机将进一步增强这一调节效应。
另一方面，绩效不佳说明前期策略和决策的正确性有待商榷，企业需要做出相应调整和变革，这时对外部市场机会的搜索和把握需要更加谨慎。而且企业处于困境时，经常会实施在正常时期不会实施的策略和行为。[36]常见的极端情况，如处于经营困境的企业经常孤注一掷地扩张市场和大规模投资，其目的是期望通过这些行为重塑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信心，并从中寻找转机。[37]我们很难相信这种刻意、甚至非理性的市场搜索行为能够实现沉淀冗余的积极作用。相反，那些绩效良好的企业有能力且有精力去关注外部机会，其所做出的投资增加等决策更为科学，也容易通过市场搜索等外部行为实现沉淀冗余的积极作用。综合来看，我们得到本文最后一组假设：
假设4：(a)市场搜索强度将正向调节沉淀冗余和企业绩效间关系；(b)金融危机情境会增强这一调节效应；(c)绩效不佳则会减弱这一调节效应
二、实证设计
1.样本选择
由于涉及投资等数据，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行为和制造业的有着显著区别，因此本文样本选择对象为我国A股制造业企业(按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并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收集了对称的六年数据，并把时间分为两个时间窗口：未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阶段(2005年、2006年、2007年)和受到影响的阶段(2008年、2009年、2010年)。在确定最终样本企业时我们进行了如下剔除：①剔除2001年之后成立的企业。因为本文采用的风险计算方法需要前三年财务数据。②剔除制造业中未有次类行业编码的企业。这类企业往往作为“其它类制造企业”存在，将这些未有次类编码的企业归为一类，计算其行业均值是不严谨的，因此我们将其剔除。③剔除了ST、*ST企业和数据缺失的企业。最后我们得到345家企业(次类行业分布见表1)，所有数据和信息均来自于Wind财务数据库，数据分析采用STATA软件。
2.指标选择
(1)因变量
对企业绩效的衡量有两种，分别是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Scherer认为股票的变化并不能有效地反映企业的收益或者损失，而财务绩效则能有效反映企业真实的盈利状况。[38]与其它关于组织冗余作用的实证研究一样，[39-41]我们选取年度ROA(总资产报酬率)作为企业的财务绩效指标。ROA是总资产收益率或者总资产净利率，研究过程中我们采用了这两种指标进行分析，采用总资产净利率时的系数和显著性和总资产收益率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在文中仅汇报了总资产收益率的分析结果。
(2)自变量
①组织冗余：自从Bourgeois[3]指出某些财务指标与组织冗余数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后，大量实证研究直接采用这些指标衡量组织冗余。其中，非沉淀冗余经常用流动比率或者资产负债率测量，沉淀冗余用管理费用/销售收入测量或销售费用/销售收入测量。为了减少单个指标所可能造成的测量效度不足，本文先对这些指标值进行标准化，然后再分别进行加总，以综合测量企业组织冗余的数量。即用标准化后的流动比率加上标准化后的资产负债率测量非沉淀冗余，用标准化后的管理费用/销售收入加上标准化后的销售费用/销售测量沉淀冗余。
②市场搜索强度：用投资支出衡量，为了消除企业规模影响，在分析过程中以投资支出额比上同期资产额。在本文的模型中，投资和组织冗余采用的均为同一年度末的数据，这是因为管理者一般都倾向于维持一定预期数量的组织冗余，[41]企业在投资之前会保持大量现金，这会影响前一年度流动比率等指标。因此，投资之后的组织冗余数量能够更准确地体现企业对待组织冗余的态度以及更准确地检验组织冗余对投资效果的调节作用。
③是否金融危机：我们采用二分变量表示，其中第一个时间窗口(2005年、2006年和2007年)是正常时期，设为0；第二个时间窗口(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是金融危机时期，设为1。为简单起见，文中的“危机”所指的即为本变量。
④绩效不佳：绩效不佳是一个比较的概念，涉及期望绩效水平和实际绩效之间的比较。其中，与文献一致，我们选择前一年的ROA衡量企业的实际绩效。Cyert和March认为期望绩效同时受到企业之前的绩效水平(历史比较)以及行业中其它企业的绩效水平(社会比较)两方面的影响。[2]之后部分研究也从这两个方面估计期望绩效。和文献保持一致，我们分别用这两种方法来计算期望绩效，这也是近年来研究经常采用的模式(Harris和Bromiley[42]；Miller和Chen[32])。具体做法是：对企业前三年的绩效进行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出下一年的期望绩效，反映企业自身的历史属性；对行业前三年的绩效进行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出下一年的期望绩效，反映企业的社会属性。二者均值，即为期望绩效。绩效不佳的计算方法如下，值越大，说明对绩效越不满意：
(3)控制变量
本研究涉及的控制变量包括：①年龄。本文计算企业成立日期到上一年年末(12月31日)的天数，以此衡量企业年龄的长短。②规模。本文采用上一年年末的总资产衡量企业规模(单位：元)。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均对年龄和规模取了对数。③运营效率。我们采用年度总资产周转率衡量企业的总体运营效率。选择运营效率的原因在于，资产周转率等可能会影响到企业对组织冗余的利用能力，因此本文也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
三、实证结果
表2给出了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面板数据的分析通常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以模型7为例，我们进行Hausman检验，卡方值为79.01(p=0.0000)，说明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我们对其它所有模型都进行了Hausman检验，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于是，本文最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见表3，所有模型F值均显著。
表3模型2显示，金融危机、绩效不佳、非沉淀冗余均和绩效显著负相关，但是市场搜索、沉淀冗余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却不显著。根据假设1a和假设1b，金融危机情境下非沉淀冗余、沉淀冗余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分别被负向和正向调节。模型3显示，非沉淀冗余和金融危机的乘积项系数为-0.288(t=-3.01，p=0.003)，说明金融危机发生后非沉淀冗余系数由-0.195减至-0.483(-0.195-0.288)，其和绩效间关系被负向调节，而沉淀冗余和金融危机对应的乘积项系数为0.135(t=4.60，p=0.000)，说明金融危机发生后沉淀冗余系数由负(-0.074)增至正(0.061=-0.074+0.135)，沉淀冗余和绩效间关系被金融危机正向调节。因此假设1a和假设1b均得到很好地支持。
假设2a认为绩效不佳时，非沉淀冗余作用被正向调节，表3的模型4显示非沉淀冗余和绩效不佳的乘积项系数为0.083(t=2.09，p=0.037)，说明受到绩效不佳因素的影响，非沉淀冗余系数由-0.286增至-0.203，因此这一假设也得到很好的支持。尽管模型7中沉淀冗余和绩效不佳的乘积项系数为-0.024，且t=-2.02，p=0.044，但模型4中这一乘积项并不显著，因此我们认为假设2b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
表3的模型5显示非沉淀冗余和市场搜索乘积项的系数为负(-0.048)，且t=-4.83，p=0.000，即因此假设3a被支持，即市场搜索强度将负向调节非沉淀冗余和企业绩效间关系。而假设3b和假设3c认为金融危机和绩效不佳情境分别减弱和增强这种调节效应。模型5显示非沉淀冗余、市场搜索、金融危机三者乘积项系数为负(-0.008)，且t=3.71，p=0.000，假设3b得到支持。结合模型5和其它模型中非沉淀冗余的系数，我们可以认为在本文的样本企业中，市场搜索实际上增强了非沉淀冗余对绩效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情境下更是如此。尽管沉淀冗余、市场搜索、金融危机三者乘积项系数为正，但t=0.13，p=0.899，所以假设3c不被支持。
模型6则显示，沉淀冗余和市场搜索乘积项为正(0.042)，且t=2.16，p=0.031，说明市场搜索正向调节沉淀冗余和绩效关系，即沉淀冗余的系数在市场搜索影响下由-0.077增至-0.035(-0.077+0.042)，假设4a得到支持。但是，沉淀冗余、市场搜索、绩效不佳三者乘积项系数为负(-0.006)，且t=-1.96，p=0.051，因此绩效不佳情境减弱了这时市场搜索的调节效应，假设4c得到支持，但假设4b并未得到支持。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和其它资源一样，组织冗余和绩效的关系取决于作用和成本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会随情境而发生变化。现有关于组织冗余和绩效关系的文献之所以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主要也是因为其实证研究情境不同。[1]因此，对组织冗余简单做出有利或有害的判断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尽管表3显示部分模型中组织冗余和企业绩效间显著负相关，但我们仍不能贸然认为组织冗余一定有害。在模型3中考虑金融危机的正向调节作用之后，沉淀冗余系数就由负值变为正值。由此可见，探索不同情境下组织冗余和绩效关系的变化显得更有意义，这也正是Tan和Peng[1]所提倡的。
现有文献经常提及组织冗余的缓冲功能，并将其作为组织冗余有利观点的重要理论支持，但较少对这一功能做进一步分析和检验。组织冗余可分为非沉淀冗余和沉淀冗余两类，由于流动性、可转换性的不同经常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困境也有不同的类别，可以是由金融危机之类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外患”，也可以是由企业经营不善所带来的“内忧”。通过假设1和假设2的提出和检验，本文证实不同类型的组织冗余不同困境中表现出的作用有所区别。其中，非沉淀冗余、沉淀冗余和绩效关系分别被金融危机、绩效不佳这两种情境正向调节，而在金融危机情境下非沉淀冗余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反而被负向调节。这些说明组织冗余一定具有缓冲功能的观点值得商榷，需要更为精细化的研究。
除了困境这一需要企业被动接受的威胁情境之外，本文同样分析市场搜索这一主动的机会寻求行为对组织冗余作用的影响。对假设3的检验结果证实市场搜索对两种组织冗余作用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这同样是对组织冗余情境研究的推进。企业经常因为缓冲功能、机会把握等原因积累并维持组织冗余，并且会一直面对究竟应该以何种形式维持组织冗余存在的问题。本文研究发现，非沉淀冗余和沉淀冗余有各自的适用情境，不能一概而论，关于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2.管理启示
本文是对组织冗余缓冲功能的细化分析和检验，同时也是对“环境不同，组织冗余作用不同”[1]等观点的推进和佐证，研究结果也给我们带来若干思考和启示。
(1)企业如何储备资源应对外来威胁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外部威胁是完全外生的、不可控的，企业很难对此产生影响，只能被动接受。本文结果显示，这种外来威胁的出现正向调节沉淀冗余和绩效间关系，却负向调节非沉淀冗余和绩效的关系。其原因在于，沉淀冗余已经沉淀于企业内部、面向特定应用，在环境变化时能够即时发挥其保护企业内核的缓冲功能。非沉淀冗余效用的实现还需要将其转化，外部威胁的出现给这一转化过程带来了更多的时间压力和困难，而且非沉淀冗余的存在会降低决策的谨慎性。这说明企业通过预留现金去响应外来威胁的做法值得商榷，将它们面向特定的应用科学地进行沉淀会更加有效。
(2)企业如何储备资源应对内部困难
与金融危机不同，由于经营不善等自身原因导致内部出现困难时，企业需要对现有的策略和行为做出调整和变化。非沉淀冗余能够对变革提供资源支持，其灵活性优势这时得到凸显，而且管理者此时也将面临来自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对非沉淀冗余的利用质量得到提高，代理理论所诟病的组织冗余弊端此时会有所改观。如若维持了大量的沉淀冗余，则意味着企业针对现有策略等已经做了充分的资源配置，可能会对调整和变革形成障碍。尽管本文中沉淀冗余和绩效不佳乘积项并不显著，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得若干启示：管理者经常偏好规模扩大、排斥规模缩减，认为后者是对其能力和先前决策的否定，本文研究结果则对这一倾向做出反驳。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需要非沉淀冗余的支持，剥离和清算不必要固定资产等以获取急需的现金资源在这时是明智之举。
(3)企业策略与组织冗余作用关系
本文证实市场搜索这一主动的机会寻求行为会负向调节非沉淀冗余和绩效间关系，说明快速扩张的企业容易忽视对现金等非沉淀冗余利用的谨慎性，存在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和浪费的隐患，这类企业应该尽量减少“闲钱”的拥有量。有研究认为，外来资源中有一部分将以组织冗余形式存在于企业中。[4]因此，投资者在选择扩张型企业作为投资对象时应更加谨慎。金融危机情境下，部分企业看到危机中机会的一面，并致力于“抄底”等资产购买行为，以实现规模扩大、市场进入等目标。本文实证结果对此做出反驳，因为金融危机情境下的市场搜索会进一步降低非沉淀冗余对企业绩效的积极效用。
3.关于组织冗余缓冲功能的进一步思考
Bourgeois认为，组织冗余通过保护企业内核而发挥出缓冲功能，[3]这种观点也经常被其它文献提及。组织冗余如何保护企业内核?尚无进一步分析。内核是那些对于企业正常经营至关重要的要素或其集合。[3]内核所受影响包括两类：一是内核自身被动的变化。例如，供应链中断将造成企业生产经营以及其它关键业务面临威胁，对于本文样本中制造类企业而言，正常的生产活动等就是其内核。沉淀冗余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企业容忍供应链的这种中断，它们“包裹”在企业的这些关键业务周围，吸收来自环境的各种波动和冲击。当然，这种内核保护在企业需要变革和调整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这种保护使得内核对外界变化并不敏感。例如，沉淀冗余充足的企业较难感知供应链变化，进而较少做出相应调整。另一方面，沉淀冗余可转化性低，企业调整将意味着这些已经面向特定主题资源的浪费，因此它们的存在降低了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机。非沉淀冗余不面向特定主题、和内核相对分离，其作用实现还需先进行沉淀、转化为相应的沉淀冗余，否则将只能以闲置资金等形式存在，无法对内核形成保护。本文实证结果也证实，沉淀冗余在金融危机情境下效用增加，非沉淀冗余恰好相反。二是与内核相关的资源和活动需重新组织。绩效不佳、经营陷入困境需要企业反思其决策逻辑，尤其需要对关键业务流程做出变革和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新的资源需求，沉淀冗余很难转为它用，甚至会成为变革的对象和桎梏，调整的空间也将减小。例如，出于某些战略考虑，企业建立和维持了较多的员工队伍、产能、库存，甚至某个领域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些沉没成本都会给企业的策略选择形成一定约束。相反，非沉淀冗余灵活性高、适用性强，可以满足多种资源需求。内核相关资源和活动的变化以及重新组织通常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生存风险，而和企业具体经营相对分离的非沉淀冗余则能够降低它们进一步陷入困境的可能性。[8]非沉淀冗余的这一作用也得到本文数据的佐证。这也解释了那些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为什么在重组过程中往往进行着不良资产的剥离、新资金的注入等行为和操作。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组织冗余作为一类特殊的资源，其和绩效间关系仍然受到作用和成本两个方面的影响。情境不同，所体现出的作用也有所区别，这些都需要专门分析和检验。结合本文研究结果，我们认为组织冗余对内核的积极作用应该分为两类，它们分别对应不同的组织冗余：一类是企业在面临外部环境威胁、需要做出被动响应时，沉淀冗余所形成的内核保护机制可以吸收来自外部环境的威胁，这就是文献经常提及的缓冲功能。另一类是企业在面临内部危机、需要主动做出调整和变革时，非沉淀冗余则能够提供灵活的资源支持，这即为Sharfman等[4]所指的组织冗余支持变革的作用。换个角度说，资源的数量和结构安排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理念、战略导向等，外来威胁经常通过减少某些关键资源的供给对企业内部形成破坏，但这并不能说明企业自身的决策逻辑等存在问题，沉淀冗余恰好能够弥补相应供给的不足。内部经营困境的存在则说明企业在决策等方面存在问题、其资源结构需要进行调整，而这又需要不面向特定主题的非沉淀冗余。由此可见，企业可根据具体情境和资源需求维持相应形式的组织冗余，因此未来仍然需要对组织冗余作用进行更多的情境化研究。
4.研究局限
我们经常把事件分为事件前、事件中和事件后三个阶段，金融危机发展阶段同样可以如此划分。本文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和危机中这两个阶段的企业数据，后危机时代企业的环境资源变得充裕，市场中机会增加，这时组织冗余和绩效间关系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相对于危机前，二者关系在经历了危机之后是否会产生变化?企业更为谨慎还是更为盲目地对待投资等市场搜索行为?对于绩效不佳这类困境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些有趣且有意义的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本文研究组织冗余在金融危机、绩效不佳这两种困难情境中分别所起的作用，那么在顺境中如何呢?这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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