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正是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活水源头。邓小平作为20世纪中国诞生的一位文韬武略兼备、内圣外王合一的历史伟人，不仅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而且具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他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承者，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华民族优秀思想、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从而使他的思想必然表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这也是他能够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娴熟运用
有人认为，邓小平早年出国所接受的主要是西方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并不大。还有人以邓小平的谈话、文章几乎没有引用过多少传统文化典籍为理由来说明这一点。我认为，此看法有待商榷。
首先，从邓小平的读书生涯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少年时期就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且终生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
要了解邓小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能不首先透视一下其读书生涯，因为这与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创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纵观邓小平的一生，他的读书生活主要是在少年时期。从5岁私塾发蒙到15岁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之前，邓小平在家乡读了近10年的书。这期间读的东西除《三字经》、《百家姓》一类的启蒙书籍外，还有“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当时的教学方法，虽是死记硬背、苦学苦练，但它对一个人文化功底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正是这10年的求学经历，为邓小平打造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也练就了一手苍劲有力的毛笔字。从1920年秋到1927年春，邓小平在欧洲生活了6年多的时间。这期间，除了在法国的巴耶中学读了5个月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近1年外，其余时间主要是做工和从事党团工作。所以，邓小平曾说：“我读的书并不多”[1]，并开玩笑说，他只有中学文化水平[2]。
邓小平在学校读书的时间虽不太长，但他终生爱学习，爱读书，传统文化典籍始终是他最喜欢读的书。邓榕在谈到父亲的读书情况时说：“父亲特别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中外古典名著、历史人物传记、时事评论专辑乃至整本整册的二十四史，他通通都喜欢读。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还是《资治通鉴》。”[2]事实上，从1927年初回国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以后，邓小平能集中时间静下心来读点书，就只有“文革”中流放江西的那段特殊岁月了。1969年因“战备疏散”而离开北京时，邓小平所能带的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之外，就是几大箱沉甸甸的书籍。在这些书中，中国历史方面的，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中国文学方面的，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桃花扇》和诗经、唐诗、宋词、元曲等等。在江西3年多时间里，除了每日上半天的劳动以外，邓小平都是在以书为伴中度过的。对此，邓榕回忆：“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在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我们到江西探亲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2]
邓小平是一位通晓中国历史的伟人，他以传统文化发蒙并在日后的长年岁月里悉心研读了许多中国古代文献，尤其钟情和喜爱中国传统经史典籍。他不仅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和滋养，而且还形成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厚国学功底。
其次，从邓小平的具体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传统文化思想的娴熟运用，而且可以看到他对传统文化的独到见解。
尽管一个人对传统文化精华的掌握并不在于他引用过多少古代经典，但通过它却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其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观点。在此，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窥视一下邓小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纠正在西藏民主改革后出现的不顾社会实际，急欲向社会主义过渡而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问题，邓小平在1961年1月听取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工作汇报时，语重心长地引用了《资治通鉴》上的事来说明白己的观点。他说：“在西藏工作，特别要防止命令风，瞎指挥风，搞试验要慢慢推广，不要一下子普及”。还说“我最近看了《资治通鉴》，历史上遭到严重破坏后（因西藏遭受过叛匪的洗劫），真正搞起来两年就恢复了”[3]。连史籍上这样具体的事都了如指掌，可见邓小平对《资治通鉴》是相当熟悉的。
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过程中，就如何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与毛泽东的主张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革”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邓小平不愿违心地去主持起草这个肯定“文革”的决议。他明确地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4]。以示由他主持写这个决议并不合适，从而婉拒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邓小平没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就不可能脱口说出这样的话。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变给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和国家主权与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邓小平纵览全局，高瞻远瞩，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提出了“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如果没有对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精到见解和认识，是不可能用“韬光养晦”这种充满民族智慧的语言来表达其战略思想的。
1992年初，邓小平在珠海视察中讲到家庭承包问题时说：“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的会带来社会问题。如养老问题，现在老年人多了，光靠社会不行。可以让家庭消化。”“中国文化从孔夫子就提倡赡养老人。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上要讲修身、修养、持家，既修身又持家，就能治国平天下。”他还强调，一家一户承包有什么不好，不这样怎么会有这个形势！我们国家七八千万残疾人，全国多少老人，哪个家庭都有老人，这些都是靠一家一户照顾和养活的。我们不能学外国搞福利社会。他们已受到很大困扰，靠高税率来保证其福利，但由于高税赋本国生产积极性又受到影响。所以，不能走这条路，还是孔夫子说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道理[3]。在这里，邓小平把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修齐治平”与新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顿生耳目一新之感。
最后，我们还可从邓小平使用“小康”一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件事上，看到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康”是古代儒家提出的仅次于“大同”社会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实际上，指的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邓小平以非凡的创造力和洞察力，注意到了“小康社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影响。是他第一个提出用“小康之家”来说明当代中国在解决了温饱后的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这种表述不仅形象生动，而且极具感染力。把几千年来人们追求的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社会，一下子改造成了我们党可以实现的阶段性的奋斗目标。试想，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邓小平能用“小康”一词来表达自己的战略设想吗？
从以上几件事可以看到，邓小平对传统文化是相当熟悉的，那种认为邓小平早年出国而受传统文化影响不大的看法，的确有失偏颇。其实，邓小平研读、引用过多少传统文化经典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于他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站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沃土之上而饱受民族文化滋养的真正的中国人。可以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达到了悟其真谛和得其要领的地步。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他身上表现的是那种泱泱大国的自尊和豪迈，是那种胸有成竹的自如与坦然，是那样的充满自信的平和与坚定。
二、邓小平理论对中华民族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江泽民在讲到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影响时说：“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5]这种影响也突出表现在邓小平理论之中。邓小平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承者，在创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把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从中采撷了无数的瑰宝，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从而使其理论创造具有了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
首先，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传统的务实求真思想之间，就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科学概念虽然是由邓小平明确提出来并加以系统论述的，但它的形成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务实求真的优良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先秦时期，主张从事实出发把握事物内在规律性的思想就已出现并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到汉代班固首次提出“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时，指的却是一个考据学而非认识论的命题。其后在宋代大思想家朱熹对“是”内涵发展的基础上，到了清代戴震、曾国藩等进一步把“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明确地统一起来，使“实事求是”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考据学命题，成为了一个哲学认识论命题。毛泽东正是在吸取已有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实事求是”这个传统命题作了崭新的诠释，实现了对这个古老命题的马克思主义改造。在“实事求是”问题上，邓小平的主要贡献不仅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通过对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的统一和不搞争论而让事实说话的深刻论述和实践，给实事求是赋予了新的内涵。这样，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把民族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和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不仅使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再现了它的真理性光辉，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形式的完美结合。
其次，党的全面改革政策与传统的“革故鼎新”、“通变救弊”主张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一般说来，革新求变是中国古代明智的统治者和思想家的一个共识，面对社会政治的更替变化，关于修律、更令之举的记载可以说不绝于史。每逢社会政治剧变之时，有人主张损益，有人呼吁更化，有人主张改制，有人则倡导变法。即使是守旧的思想家也不得不发出“逝者如斯”之感慨，并提出自己的对策。不管思想家们对现实中的政治变革持何种态度，从理论上否定一切变革或调整的思想家却几乎没有。“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正世》），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认识。所以，我们说“革故鼎新”、“通变救弊”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思想传统。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邓小平关于改革的理论说成是传统改革思想的延伸，但从他关于改革就是“兴利除弊”、“趋利避害”的论述，关于改革就是“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论述，关于改革就是“要赶上时代”、“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就是死路一条”的论述来看，我们又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改革思想中找到它的影子。事实上，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决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它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源，也吸收了几千年来民族文化中改革家的思想智慧，是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改革思想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没有历史上这种改革求变的思想传统作基础，至少我们的改革事业不可能进展得这样顺利。
再次，党的对外开放政策与历史上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
对外开放作为我党治国强邦的基本国策，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内在要求和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顺应社会历史规律和时代发展潮流的重大决策。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与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历史传统相呼应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代代相承，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胸怀博大，善于吸纳和消融外来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性的文化传统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突出地表现在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汉民族文化是在广泛吸收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二是突出地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域文化源远流长并延绵不断的交往中；三是突出地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上。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历史，除了很短一段时间闭关自守以外，中国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着的。在观念上，中华民族除了具有本民族的优越感、自豪感外，也具有一视同仁、兼容并包的观念。在实践上，也经历了“胡服骑射”、“丝绸之路”、“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和“郑和下西洋”等等壮举。只是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才实行了闭关政策。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就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开放型的文化。那种只看到近二三百年中国闭关自守的历史，就一口认定中国文化是一种封闭保守文化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历史上的对外交往和当今中国的对外开放不能相提并论，但若没有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那种宽厚而博大的胸怀，今天的开放政策同样也不会实行得这样顺利。
第四，党的“两个文明建设”同时并举的思想与历史上的“正德厚生”、“贵义尚利”主张之间，也有着内在的传承关系。
邓小平反复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统一的，只有把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为了确保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他还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中国古代虽没有明确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但“两个文明”的观念和思想是源远流长的。早在春秋时期，《左传》一书就多次提到过“正德、利用、厚生”的问题。所谓“正德”，即端正道德，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所谓“利用”，就是提高技术、创造器物以便人们使用。所谓“厚生”，就是通过发展生产，以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显然，“正德、利用、厚生”三事是古时先哲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一种概括和认识，也是关于“两个文明”兼顾统一的最早论述。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古代的“义利之辩”中，看到“两个文明”相统一的思想传统。因为，义利之辩主要涉及的就是社会生活中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即二者谁为先、谁为后以及是否统一的问题。虽有重义轻利与重利轻义两种走向，但在实践中最为理想的模式还是能把义与利统一起来的行为。那种求利而不忘义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颇受人敬重。义利统一论者所主张的道德建设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观念，已包含着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统一的思想。从古代“正德厚生”、“贵义尚利”的思想观念中，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倡导的“两个文明”要协调发展而不可偏废的观点，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历史观的坚持和发展，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还可以从传统的民本思想与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之间、传统的富国利民主张与当代富民强国政策之间、传统的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之间、传统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与实现祖国统一理论之间、传统的中庸之道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实行防“左”反右理论之间等等的关系，看到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可见，正是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活水源头。
三、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邓小平在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方面，虽没有专门和系统的论述，但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明确的原则性意见。在讲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时候，他说：“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7]。在讲到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时候，他明确指出：“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7]在讲到古今中外文艺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时，他要求“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7]。从邓小平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具体实践来看，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可概括为“继承、纠正、批判、发展”八个字。
第一，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传世性精华。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灿烂的民族传统和伟大的民族精神。在进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邓小平是非常重视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比如，他就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和艰苦创业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指出：“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1]邓上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那么，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党的十六大报告说：“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就集中体现在这个精神上。今天我们倡导的自强不息、建功立业的积极人生态度，亲土眷国、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情愫，兼容并蓄、对外开放的博大胸怀，富强民主、文明幸福的宏伟理想和雄心壮志，等等，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要求。邓小平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新的历史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第二，纠正：变革传统文化的迂腐性观念。邓小平在强调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对传统文化中那些落伍的迂腐观念进行了变革。事实上，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主要是通过观念更新来实现的。正是通过观念的更新，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对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那些不适合当今需要的传统观念的大转换。邓小平对传统文化观念更新的内容很多，我们不可能作全面而系统地阐述。这里仅从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方面作点说明。中国传统义利观有其合理的成分，如它主张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不义之财不可得。但是，古代义利观的主导思想是重义轻利，甚至是义利对立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纠正了传统义利观的弊端。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统一论者。一方面，他高度重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7]。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精神价值的追求。强调我们重视物质利益的追求，“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7]。在这里，崇高理想与物质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与利是一致的，精神与物质是统一的。
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纠正和扬弃，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如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禁欲主义与幸福主义、民本主义与人民民主、道德至上与修身养性等等。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理论既吸收了其中合理的部分，又纠正了其中过时的认识，从而实现了观念的更新。
第三，批判：肃清传统文化的封建性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非整体性的特点，既有传世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所以，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上，主张全盘保留吸收的民族保守主义是错误的，提出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在继承精华的基础上，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批判和肃清。传统文化中封建残余影响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从政治生活方面来说，主要表现在以家长制为特征的封建宗法残余影响上；从经济生活方面来说，主要表现在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上；从社会生活方面来说，主要表现在迷信愚昧上。邓小平对肃清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残余是十分重视的，他关于批判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的观点，对我们认识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是有意义的。他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7]那么，怎样才能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呢？邓小平认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7]邓小平的论述是十分深刻的，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第四，发展：实现传统文化的历史性超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个问题不仅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邓小平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里的“中国特色”自然也包含有“传统特色”。我们的现代化并不是要完全抛开自身固有的历史传统，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一些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越来越与现代化发生了深刻的对抗和不协调，行进在现代化大道上的当代中国面临着如何使传统观念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问题。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进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这两个进程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理论是怎样在实践中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历史性超越。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并正在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小农观念正在被现代的市场观念所取代，传统的宗法观念正在被现代的民主法治观念所取代，传统的恋家情结正在被现代的开放观念所取代，传统的奴性意识正在被激活的主体意识所取代，传统的蒙昧观念正在被新兴的科学观念所取代，等等。在中国传统观念的现代转型或者超越中，中国人开始确立起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市场意识、消费意识、幸福意识、法律意识和科学意识。这些意识相互呼应，相互包容，形成了一个从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大转变、大发展、大超越的生动景象。无疑，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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