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因素与中小国家的民主化：对韩国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个案论文,因素论文,国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10-0124-13
[修回日期：2011-08-03]
自1974年葡萄牙军人政权垮台走向民主国家以来，第三波民主化席卷全球。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速进行的全球化将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更多地呈现在国际情境中，国际因素迫使更多的国家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内部调整甚至政治转型。然而，长期以来，比较政治学者没有对民主化中的国际因素予以足够重视，民主化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国内现象，这却不能对中小国家的民主化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和菲利普·施米特(Philippe C.Schmitter)主编的一系列著作表达了“国内因素在转型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没有一种转型，其开始不是威权政权自身内部重要抉择的直接结果或间接结果”。①杰弗里·普里德姆(Geoffrey Pridham)认为民主化的国际面相是一个被学者们遗忘的研究视角。②毋庸置疑，国内因素如经济发展、政治精英和公民文化对推进中小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极为重要；但是，某些情况下国际因素的作用要大于国内因素，对中小国家来说尤其如此。然而，却很少有学者分析国际因素在不同时空环境下，为何或如何能对中小国家的民主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关于国际因素与中小国家民主化关系的分析框架，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 研究缘起
民主政体的核心在于参与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强。正是该内核确定了民主的内容，威权政体可被界定为这种制度内核的缺乏，而民主化则是如何在威权政权中引入该内核、使其持久生存的过程。一般而言，自由民主政体具有以下特征：(1)以捍卫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为目的的宪法；(2)定期的选举和反对党的合法存在；(3)言论自由，媒体独立，意识形态多元化；(4)立法、行政、司法功能的相互分离和权力制约。因此，一个完整的民主化过程，在政体上意味着从威权政体发展为自由民主政体；在社会进程上指涉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和公民文化的相应发展。本文的民主化概念内涵“民主巩固”的要求，民主政体在该国基本扎根，民主已成为权力游戏的唯一规则。威权政体可以对社会实行事前的和事后的控制以防止某种政治后果的发生；民主化则是使不确定性制度化和使所有的利益都服从于竞争的过程。③
当代民主化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延续至今的民主政治前提条件研究；二是80年代兴起的对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问题的研究。与之相对应，在研究方法上也形成了两条路径，即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所概括的结构主义研究与行为主义研究。④前者注重探讨民主制度的客观条件问题，威权政体的民主化是与政体相关或相互依存的结构条件发生变动的过程；后者从民主化的实际过程分析政治精英所做的选择、采取的策略及彼此互动的综合效应。然而，无论是民主的客观条件的培育，还是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都只是一国内部民主条件的发育成熟以及国内精英的抉择问题。因此，可以说民主化研究的两条路径都带有“国内中心论”色彩。
许多学者注意到应将民主化研究的两条路径结合起来，将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放到其社会、经济、文化中来考察。但是，这样的研究刚一开始就遭遇难题，为何在不具备民主生存条件的国家，政治精英和民众会有亲民主的观念和行动。问题的关键在于，学者们没有对当代民主化发生的国际因素予以重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国内政治都处于更大的国际系统之中，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并与之相互作用。因此，不联系一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而孤立地研究政治转型，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认为，国际层面的解释应充当任何分析的“第一刀”，“国际层面的解释既不是研究国内政治的替代者，也不仅仅是对国内政治研究的补充——它是比较分析的前提条件”。⑤国际因素对民主化的影响是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反映，揭示了20世纪以来世界的整体性、联系性和相互依存性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国际因素在一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从全球视野来看，当代民主化是转型国家向西方学习民主政治的过程，也是西方国家出于利益需要，施加压力和影响的过程，现代化在绝大多数国家成为深入人心的发展理念，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新的高峰，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这些新发展将国际因素纳入转型学研究中，因为仅仅强调国内因素已无法对民主化的迅速扩散做出充分解释。⑥从第三波民主化的具体实践看，国际因素对中小国家的影响更加突出，大国和国际组织或是直接干预中小国家的转型进程，或是通过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要求中小国家进行民主改革。80年代后，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往往视受援国的民主化状况而定，公开反对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向拉美地区“非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提供贷款。美国民主促进会提供数百万美元支持1988年智利皮诺切特的全民公决，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财政支持以推动其民主化，在多米尼加部署军舰保障1978年选举的顺利进行，阻止萨尔瓦多(1980年)、洪都拉斯(1983年)和玻利维亚(1984年)策划中的军人政变等。⑦1993年，欧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提出：“任何欧洲国家，只要其政治体制是按民主原则建立，都可以申请成为联盟成员国。”一个国家要想成为欧盟成员国，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从欧盟扩大的历史进程看，欧盟在巩固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民主化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给予欧盟成员国资格的承诺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提供了转型动力。欧盟把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标准纳入与中小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中，强调中小国家在获得欧盟的经济援助、贸易合同、合作及联系协定、外交承认等好处时，要以遵守欧盟认定的民主和人权标准为条件。
今日，研究民主理论的学者逐渐赞同，从事民主化研究时，国际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的五个解释变量中，有三个涉及国际因素：世界天主教会从威权主义的维护者变成反对者和政治、社会、经济改革的拥护者；外部行动者在政策上的变化，主要是国际潮流对民主化的推动；“滚雪球”或示范效应，这种效应通过新的国际沟通手段而得到扩展，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变迁。⑧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摆脱之前国际因素是一个重要变量但只有国内因素才是主导性的和至关重要因素的论调，着重研究民主化的国际面相。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第三波民主化已经被学者描述为“民主化的全球化”。⑨如此看来，探讨当代民主化的影响因素时，绝不能脱离对国际因素的研究。
民主化的国际因素研究与国内因素研究争议的焦点在于，对民主化的理解是通过关注每一个国家的特殊历史，还是作为国际系统一部分的国家受到国际因素的强烈影响？所讨论的重心是促成民主化的动力究竟是以国内因素为主还是以国际因素为主？⑩对于国际因素的作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国际因素的作用是次要的。无论是早期研究民主政治前提条件的结构学派，还是后来专门研究民主转型的行为主义学派，尽管其侧重点不同，但都认为国内因素是民主化的决定性因素，国际因素在民主化中只起着次要作用。
本文建立在质疑“国内中心论”的基础上，从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互动的视角，总结出中小国家政治转型的演变逻辑和发展路径，分析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小国家的民主化中，国际因素的影响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国际因素如何对中小国家的民主化产生影响？能够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
国际因素是一个难以量化操作的分析变量，甚至是一个概念模糊的变量，学者们难以在国际因素所指为何、包括哪些内容、哪些指标可以衡量国际因素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对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因素，需要将它分解为几个具体的方面，才能准确把握其对中小国家的影响。本文试图提出一个概念架构来概括这些国际因素，并以这个概念架构为基础，对国际因素进行分类和定位。国际因素指一国边界以外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其他要素所构成的国际环境，可从结构、情境、行为体三个层面对国际因素进行分析(参见表1)。(11)
国际行为体(international actor)指有意愿且有能力参与国际活动和国际游戏规则制定、并承担和实施相应义务和责任的行为者。(12)国际行为体的基本类型包括国家行为体(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国际结构(international structure)(13)是国际行为体之间依据某些原则所形成的排列组合和内在联系，即国际行为体之间围绕国际价值资源而形成的分配以及这种分配的方式和原则。从层次分析出发，可将国际结构分为三个层面，即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某些分裂国家)，韩国民主化就是在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情况下进行的。国际情境(international context)构成中小国家进行政治转型的空间和场域，也是国际结构得以形成和发挥功能的背景因素，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剖析民主化中的国际情境因素。
二 基本假设：国际因素、国内因素与中小国家民主化的相关性
民主化不仅是国内的政体变迁或政治改革的过程，也是对全球和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所做的回应。本文以国际因素为自变量，以国内因素为干预变量，以中小国家的民主化为因变量，探讨国际因素与中小国家民主化之间的相关性。基本假设是：民主化不是发生于国际真空之中的，一国的政治发展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互动的结果，但对于中小国家来说，可能国际因素发挥的作用更大。其中，对国内因素的考察主要是从国内制度结构和国内行动者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对国内因素的观察，之所以选择从国内制度结构和国内行动者入手，这既是由民主化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同时也受国际因素发挥作用的基本渠道和限定因素所影响。
从民主化的内在要求而言，民主化是以国内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快速发展和深刻变化为基础的，而不纯粹受国际因素的驱动，也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的变迁。因此，将政治转型的结构因素结合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之间的博弈，才能揭示民主化的全貌。有利于民主化的结构因素的发展并不表明民主即刻降临，如果没有政治行动者的实践，政体转型仍不可能，“从表面上看，国际行为体常常是通过国内行动者来对政治转型产生影响”。(14)典型的民主化过程是社会、经济、文化等结构条件变迁和政治精英战略选择的有机结合。
从国际因素发挥作用的渠道和限定条件而言，国际因素要对国内政治变迁施加影响，必须进入一国内部的政治体系，影响国内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从而影响一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国内制度结构为国际因素影响国内政治变迁提供了基本渠道。国内结构涵盖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15)也就是说，国际因素要对一国的政治发展进程施加影响，无法脱离既有国内结构的制约。
三 国际因素与韩国民主化：要素分析
在当下的民主化研究中，尽管已有不少关于国际因素的理论以及争论，但是很难说已经整理出某种方法，能清楚地分析中小国家民主化中的国际因素。本文选取韩国为个案，根据上文提出的国际因素的概念架构和基本假设，提出下列分析框架(参见表2)，以对韩国民主化中的国际因素进行研究。
(一)国际结构因素与韩国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危机
从转型时间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国内的政治转型与国际体系转型具有共时性与相关性意义。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从对抗转向对话，基本态势是军备控制取得进展、美苏军事对峙的水平有所下降。1985-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改革主要着眼于解决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在外交上的主要任务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缓和美苏关系。1987年12月，美苏签订《美苏关于销毁欧洲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标志着双方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出现了双方在对抗中对话的局面。(16)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分布发生变化，按照意识形态划分的政治分野线日益模糊，地区政治表现出相互依赖的趋势。由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提高，政治对话领域扩大，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和中日影响力的上升，在东北亚地区，中、美、俄、日四国形成“非敌对性的均衡关系”，(17)相互间既竞争又合作，既依存又制约。这一变化给处在大国力量旋涡中心的韩国带来了机遇。从朝鲜半岛地缘战略格局的演进来看，随着围绕半岛的国际政治结构由两极向多极过渡，意识形态因素逐渐让位于国家利益，这直接影响到韩国政治发展议程的优先次序。
首先，鉴于全球国际结构的变化和东亚地区关系的缓和，美国对东亚政策进行调整，在经济上要求东亚国家开放市场，在政治上对东亚威权国家施加民主转型压力。冷战时期，美国虽然对韩国民主政治给予关注，但出于冷战的需要，更将韩国视做反共防共的东翼堡垒，向韩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由于美国的支持，韩国的威权政体获得较为有利的国际生存空间。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韩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美国开始将韩国视做经济竞争对手和推广西方价值观的障碍，向韩国施加转型压力。1987年夏，在民主力量和威权当局紧张对峙时，美国国务院警告韩国军方不要试图进行政变或动用军队镇压示威群众。
其次，朝鲜和韩国的敌对情绪和态势发生变化。朝鲜和韩国相互承认和苏联、中国与韩国建交，缓解了韩朝之间的紧张对峙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体制崩溃后，韩国的北方政策取得巨大成功，而朝鲜则处于外交孤立与粮食危机之中。韩国经济持续增长，民主化进程加快，体制更加稳定。这些因素使朝鲜陷入被动与不安。由于受到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冲击、国内日渐恶化的经济状况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朝鲜在对外关系上采取较为务实的做法，不再坚守闭关自守的政策，而愿意与美国、日本等国改善关系；在统一问题上，从“对立分裂”转向“和解统一”，提出“双方谁也不吃掉谁，谁也不被谁吃掉”的主张。(18)1991年9月，朝韩双方结束了多年来联合国席位的争执，同时加入联合国，同年年底，双方发表《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1992年2月共同签署《关于南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由于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来自北方的“威胁”逐渐式微，两极格局的变动和民族生存危机的弱化推动威权政权进行相应的调整。韩朝关系的改善以及合作的展开加之韩朝在实力地位对比上的变化，降低了韩国的国家安全危机，使得威权统治者以国家生存为名、行独裁统治之实的做法日益破产，使得韩国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推进民主化。
最后，朝鲜半岛敌对双方各自阵营都发生结构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奉行“无敌国外交”，扩大同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这不同于朝鲜坚持的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中朝之间在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和用和平手段解决朝核纷争。但是，朝鲜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外交努力不是全面配合，以致发生朝鲜单方面不顾中国的劝阻逆国际舆论而动，进行核试爆。就南方三角而言，尽管美日同盟仍是对朝鲜进行冷战威慑的支柱，但美韩同盟的冷战色彩有所减弱，主要原因在于：韩国经济、政治的独立性逐渐增强，对美国的依赖减弱，对中国的经济依存性相对加强。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韩国在国防上的自主倾向提升，韩美同盟逐渐从单向的控制型向双边互助型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韩美联合军事指挥部的建立、举行代号为“协作精神”的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分摊防务负担、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等。(19)
两极格局瓦解后，在国际社会中，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而言，经济因素超越意识形态因素；东亚地区关系的调整和大国关系的缓和对于韩国的政治发展议程产生重要影响，政治民主超越政治稳定成为韩国政治发展的首要议程。冷战时期，以朝鲜为对象的反共意识形态一直是军事政府实行威权统治、打压左翼势力、压制民主运动以及使威权统治合法化的工具。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不再是影响和决定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东亚不再是西方阵营反东方阵营的桥头堡，丧失了冷战时期的地缘优势；共产主义威胁消除后，东亚国家无法再以反共为借口来维持其威权统治；西方国家也减少了对威权政权的支持，而将促进民主作为其对外政策之一。
(二)国际情境因素与韩国国内制度结构的变迁
从政治系统分析而言，国际情境因素构成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外部环境。对于中小国家而言，国际情境因素减少了政治发展的阻力，为民主化的启动与巩固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场域。
经济方面，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情境的变化——如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跨国生产体系等国际体系的变化与区域经济兴起的趋势——对韩国发展型国家形成重大挑战；另一方面，韩国在面对国际经济结构变迁时积极采取调适策略以应对危机。(20)为因应国际因素的变化，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威权政府以自由化与国际化为经济原则，放宽政府管制，鼓励民间参与，加速产业升级。经济全球化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化程度，推动其发展战略从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转变。对于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的韩国而言，要求扩大对外联系是不可避免的。韩国政府和人民都意识到，民主化将成为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门票，而这就为其国内政治、经济的自由化提供了强烈的动因。(21)
政治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第三波民主化在全球兴起，菲律宾的民主化对韩国民主化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1986年2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下台；1986年4月，全斗焕对反对党做出重大让步，同意在1988年进行修宪，这不能简单归结为巧合。民主的示范效应在地理上相近和文化上相似的国家产生最强的反响，韩国和菲律宾为近邻，在政权结构、社会构成、内外处境等各方面与菲律宾相似，韩国威权政府不能不从这些事件中吸取教训。
文化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情境因素中逐渐发展出对自由、平等、民主等原则的普遍尊重与广泛承认。民主观念开始突破地域和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已发展到被行为体内化和制度化的阶段。和20世纪60年代初相比，民主的基础更加坚实，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等各方面均是如此。无论是美国长期以来向韩国传播民主观念，还是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民主观念的扩展，都对韩国公民文化的成熟、韩国政治发展的推进产生了积极影响。“巩固民主”的标签预设了一个长期社会化过程的存在；(22)转型时期的民主实践培育了民众的民主体验，周期性的选举、各党派的宣传和政治竞争的各种惯例等为民众提供了学习民主运作不可替代的框架，民众逐渐意识到自身角色的转换——成为公民，显示出较高程度的“政治能力”(知道如何以政治方式达成自己的意愿)和“政治功效”(感到他们至少还有一点政治权力)。(23)
(三)国际行为体因素与韩国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
由于朝鲜的威胁，韩国必须长期仰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这种战略需求使得美国成为影响韩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鉴于美韩关系的特殊性，在探讨韩国民主化中的国际行为体因素时，更要深入分析美国因素的长远意义和深刻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为依托，韩国对美国的依赖逐步减少，不愿再被动充当美国的反共工具，通过逐步展开的北方外交，韩国对美国频频说不；而美国也由于冷战胜利在即，韩国的反共重要性逐渐降低，经济摩擦频繁，不断批评指责韩国的威权政体，甚至直接插手韩国内政，敦促韩国进行政治转型。80年代初，全斗焕政权和里根政府在安保领域加强合作关系，激起了韩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到韩国“六月抗争”前夕，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韩国民众的反美情绪和民主化的热情以及韩国政局的不稳定等因素，决定采取积极介入的政策。1987年2月7日，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加斯顿·席格尔(Gaston Sigur)在纽约韩美关系协会上，作了题为“转换时期的韩国”的主题演讲，其中有两点重要内容：一是“今日的韩国军人捍卫韩国的国家安全，使他们担任更重要的任务就是专心致力于学习韩国的防卫所需要的诸多技术”，美国明确暗示并强烈反对韩国军人介入政治；二是“全斗焕总统会合流到再也不从事政治活动的退休政治家之中”，(24)说明美国公开支持全斗焕下台，强调今后的美韩关系需要韩国政权的和平交替和实现文民政治。3月16日，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访韩，督促全斗焕遵守任期和实施民主化。(25)4月13日，全斗焕发表讲话，提出把修宪推迟到下届政府成立后。全斗焕在发表护宪宣言之前，曾派国务总理卢信永向美国大使李洁明通报情况，美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修宪问题决定权掌握在韩国民众手中。4月28日，里根总统在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提及“韩国国民本身也必须考虑更民主的体制”。6月10日，以800多名学生和市民占领明洞天主教堂为契机，美国正式介入韩国政局。针对“六月抗争”，美国表示“和平的示威，可以视为合法政治意愿的表现，但若强力促求之，不能避免暴力冲突，强调现阶段的政治问题不是军方的干预，而是要求政治解决”。这种立场表明，美国反复强调避免使用暴力、防止军方介入政治，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美国是以肯定的诱因在起作用。当威权国家的领导人纷纷抱怨美国干涉其内政时，韩国人对来自美国政府和民间在人权问题上施加压力的做法并没有表现出民族主义的不满，反而要求美国政府对韩国统治者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使他们停止侵犯人权。(26)
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正准备举办1988年的奥运会。韩国国内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备受世界舆论的关注，柏林、洛杉矶等城市公开表示，如果韩国由于政局动荡而不能举办奥运会，它们就会争取主办权。在民主化抗争达到高潮的1987年6月，国际奥委会向韩国政府下达最后通牒——“如果动乱继续扩大而无法收拾，将取消韩国的奥运会主办权”。这给威权统治者造成极大的压力，为确保奥运会的顺利举行，卢泰愚最终决定和反对派妥协，朝野之间达成和解。
四 结论
不同于以往学者较多强调韩国国内的政治变迁，本文将观察的焦点从国内政治变化提升到韩国政府、社会与国际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韩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国际结构、国际情境与国际行为体等因素构成韩国民主化的自变量，决定了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走向民主化，国内因素对于韩国这样的小国来说，仅仅起着次要的作用。
通过对韩国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国际因素是影响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变量，对中小国家来说，国际因素甚至能起着决定性作用；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但影响中小国家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而且影响其民主框架下的制度选择和政策设计。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国际因素是影响一国民主政体能否建立、存续或民主程度能否持续提高的重要因素，(27)当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实际上构成庇护关系时，国际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二战后，通过韩美同盟，韩美之间形成依附与利用、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双向互动关系，这是一种地缘政治取向的霸权-附庸关系，使得韩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美国的支配，以至于不知道韩国政府的政策“首先反映的是韩国政府的目标还是美国援助当局的目标”。(28)韩国政治变迁的结果受美国对韩政策的左右，不仅仅是结果，而且在民主化的不同阶段都有美国的介入与影响。
其次，国际因素对中小国家民主化的影响既可能是直接控制，也可能是间接影响。前者通过强制性手段，如威胁、惩戒、制裁甚至战争；后者更多的是国际-国内互动的结构化过程，体现为国际行为体出于利益考虑而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偏好施加影响，或者体现为中小国家通过国内学习和模仿过程而导致的民主规范和民主理念的传播。一个可稳定发展的民主秩序不仅需要民主制度的建立，还要求民主文化的养成。(29)
最后，虽然在中小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国际因素尤其是国际行为体的直接干预对于民主转型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难以实现民主的巩固，除非其国内结构已经受到国际因素的改造，积聚民主政治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国际因素的影响无法逾越中小国家的国内因素而单独发生作用。韩国政治转型初期，由于更多地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政治转型的动力主要表现为精英的战略抉择；随着民主转型进入巩固阶段，许多国际因素转化为国内因素，体现为国内制度结构的变革、政治精英的分化和公民文化的成熟。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笔者在此深表感谢。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Guillermo O' Donnel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in Guillermo O' Donnell,Philippe C.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eds.,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Comparative Perspectives,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19.
②Geoffrey Pridham,"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Problem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inkage Politics," in Geoffrey Pridham,ed.,Encouraging Democracy: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Regime Transition in Southern Europe,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18.
③Guillermo O' Donnell,Philippe C.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eds.,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Prospects for Democracy,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58.
④Adam Przeworski,"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 Donnell,Philippe C.Schmitter and Whitehead Laurence,eds.,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Prospects for Democracy,pp.47-63.
⑤Robert Keohane,"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risis of Embedded Liberalism," in John Goldthorpe,ed.,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16.
⑥T.Carothers.Aiding Democracy Abroad:The Learning Curve,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99,p.62.
⑦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395页。
⑧[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4页。
⑨Larry Diamond,Developing Democracy:Toward Consolid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p.49.
⑩Michael Bratton and Nicolas van de Walle,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Regime Transi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27-33.
(11)本文对国际因素的分类主要是受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启发，他认为系统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决定一国的国家行为。本文认为，系统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决定了一国的政治变迁过程。系统层次的因素不仅包括国际结构(国际体系的结构)，而且还应含有国际情境因素；单元层次的因素主要指各类国际行为体。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著，胡少华、王红缨译：《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12)樊勇明：《全球化与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兼论国际关系中的非政府组织》，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第5页。
(13)陈志敏提出理解国际结构的三重框架，认为国际结构是由国际政治结构、国际经济结构和国际规范结构有机构成的产物。本文所用的国际结构概念主要指国际政治结构，又称为国际权力结构，是国际舞台上的各种力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参见陈志敏：《国际结构与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软制衡与相互接纳》，载陈志敏、[加拿大]崔大伟主编：《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全球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3页。
(14)Philippe C.Schmitter,"An Introduction to Southern European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Italy,Greece,Portugal,Spain and Turkey," in Guillermo O'Donnell,Philippe C.Schmitter and Whitehead Laurence,eds.,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Prospects for Democracy,p.5.
(15)Thomas Risse-Kappen,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20.
(16)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6-488页。
(17)苏格：《亚太安全中的四大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10期，第61-64页。
(18)金日成在1991年元旦祝辞中指出，“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是存在着北南两个不同的制度，因此，我们应该以谁也不吃掉谁、谁也不被谁吃掉为原则，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政府为基础，用联邦制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参见曹中屏、张琏瑰等编著：《当代韩国史(1945-2000)》，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2-613页。
(19)石源华、汪伟民：《美日、美韩同盟比较研究——兼论美日韩安全互动与东北亚安全》，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1期，第63页。
(20)Chu Yun-han,"The East Asian NICs:A State-led Path to the Developed Word," in Barbara Stallings,ed.,Global Change,Regional Response:The New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Develop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99-238.
(21)韩升洲：《转型中的韩国政治》，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2)[美]尼基佛罗斯·戴蒙都罗斯：《南欧民主化的成功故事》，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6页。
(23)[美]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政治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24)朱翼焕：《大韩民国政治民主化之研究》，台北：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年，第166页。
(25)《东亚日报》，1987年3月16日，转引自朱翼焕：《大韩民国政治民主化之研究》，第166-167页。
(26)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27)Adam Przeworski,Michael Alvarez,José A.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What Makes Democracies Endure," Journal of Democracy,Vol.7,No.1,1996,p.43.
(28)Kwang Suk Kim and Michael Roemer,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tudi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1945-197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p.43.
(29)黄小明：《从政治民主到体制优化——台湾政治发展的历程与挑战》，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春季号，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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