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交易的经济分析——当代西方交易成本政治学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政治学论文,交易成本论文,经济分析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5－0005－09
交易成本政治学（Transaction Cost politics）是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前沿领域，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在政治领域的运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交易成本经济学开始被用来研究政治问题。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特里·莫（Terry Moe）分析了官僚机构的委托代理问题，① 巴里·温格特（Barry Weigast）和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分析了立法机构的组织结构及其制度安排。② 而“把交易成本分析推广到政治交换中”的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在1990年发表的《政治交易成本理论》一文，则被认为是交易成本政治学诞生的标志。③ 1996年，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首先提出了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概念。④ 此后，交易成本政治学研究逐步深入，相关理论推陈出新。本文评述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应用领域及其争议与未来，厘清政治交易成本理论的主题，尝试提出交易成本政治学未来研究必须重视的问题。
一、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分析框架
交易成本政治学认为，政治过程和经济领域一样都存在交易行为，可以在交易框架中分析政治问题，借助交易成本“这把钥匙”打开政治过程的“黑箱”并检验其内部机制的实际运转情况。⑤ 基于这样的认识，以交易成本概念为基石，交易成本政治学建构了自身的分析框架。
1.逻辑起点——政治交易成本
政治交易成本指的是政治市场中权利交换所耗费的各种资源。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导致了政治交易成本的产生。由于“政治市场更倾向于无效率”，⑥ 交易成本在政治市场高于经济领域。政治交易成本包括：（1）搜寻成本。政治交易必须搜寻交易对象，搜寻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成本。⑦（2）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政治交易各方权利谈判、协商和达成一致意见需要支付成本。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中无效率的结果就会出现。（3）执行和监督成本。保护权利和执行政策会产生成本，而机会主义使违约不可避免，必须支付监督成本。（4）政治组织成本。建立、维持或改变政治组织需要成本，“除此之外，还有与政党和通常意义上的压力集团有关的费用。”⑧（5）政治制度运行成本。这是“政治体制中制度框架的运行和调整所涉及的费用”。⑨ 包括立法、国防、公正的管理、交通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
高昂的政治交易成本会使任何集体行动都不可能，必须寻找节约交易成本的方法。“节约交易成本具有潜在的收益。规则和制度应该而且确实应该为服务于这一目的而发展。”⑩（1）承诺。承诺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方法。“可信的承诺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1) 但是“承诺要具有可信性，它必须事前十分清晰并可观测，事后不可逆转”。(12) （2）激励。政治市场上“之所以对代理人问题总是处理不好，其原因就是激励不足”。(13) 必须设计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控制代理人的行为偏差。但“选择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将取决于不同投入和产出可观察到的程度以及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价值差异”。(14)（3）透明度。透明度“是一种制度，它包含了若干程序，经由这些程序可以确信，政府的行为是以公开、公正的方式行使的”。(15)“透明度越大，信息就越精确，也越具有对称性，因此能减少交易成本。”(16)（4）授权。“授权反映了所有政府的特征。”(17)授权为解决复杂的多样性问题提供更好的办法。（5）信誉。“信誉是社会系统赖以运行的主要润滑剂。”(18) 信誉也是降低政治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因为信誉降低了政治市场的不确定性。
2.核心概念——政治合同
合同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对缔约者预期行为的具体表述。”(19) 作为承诺交易的手段，“法律约束力也被认为是合同的一个主要特征。”(20) 交易成本政治学认为，政治交易可以从合同的角度加以考察。政治合同是指在政治领域中一方为了得到某些利益与另一方所签订的契约。“政治合同的一方是公民，而另一方是政治家或行政管理机构。合同是政策与选票的交易承诺。”(21) 政治合同与经济合同相比存在以下差异：（1）政治合同是确定的一方对不确定的多方。契约一方（立法者、政策制定者）较为确定，而契约的另一方（选民）具有不确定性，且有多个当事人。（2）政治合同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可以用来逃避责任和指责第三方以转移过失。（3）政治合同交易各方的地位不对等，立法者、政策制定者处于优势地位。（4）政治合同“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强制实施机制的制约。法院不能行使这种职能”。(22)
如同不完全合同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政治合同的不完全性也是交易成本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政治合同的不完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责任、义务的不完全或不明确；不能充分缔结状态依赖的合同。导致政治合同不完全的原因是：（1）很难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为之做出计划；（2）即使第一个条件满足，也很难达成协议，因为很难有共同的语言可以描述各种情况；（3）即使前两个条件都能满足，也很难将合同缔结得十全十美。在变化的世界里，有些变量从本质上讲是很难预先用明确的方式来加以规定的。正是这三种缔约成本（交易成本）造成了政治合同的不完全，即合同包含缺口和遗漏条款。(23) 在交易各方地位不平等的条件下，政治合同的不完全性使合同无法通过事后监督来纠偏，政策一旦失误，违约成本很高。
3.基本关系——政治委托代理
在经济市场上，委托代理关系以合同的形式固定化。委托人授权给代理人，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是代理人也是效用最大化者，有滥用委托权力的可能。政治过程也是一个委托代理的过程，存在着选民、利益集团、官僚机构、政治家之间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多重代理、纵向代理与横向代理经常出现。”(24) 政治市场的复杂性决定了委托代理类型的多样性。根据委托人主体数量和委托任务的不同，可以分为多委托人代理和多委托任务代理。“政治过程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即‘共同代理’。在‘共同代理’中，政治博弈的几个参与者试图影响一个政策制定者的行为。”(25) 在这种情况下，多个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可能会相互抵消。加上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要求多元化，这样就存在多重任务代理。这些多任务代理中的任务就有一个优先性的问题。因此“委托人必须制定出相应的激励机制，以改变代理人投入的配置”。(26)
在现实的政治市场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就会出现代理人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是指代理人的条件禀赋等信息不为委托人所完全知晓，劣质人员较优秀者更容易取得代理人资格，主要是指代理人的隐蔽信息或隐蔽知识给委托人带来的损失，是“合同前的机会主义”；道德风险是指代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降低劳动努力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达到自我效用最大满足的现象，主要是指代理人的隐蔽行为给委托人带来的损失，是“合同后的机会主义”。交易成本政治学指出，解决政治委托代理问题的基本条件是委托人支付给代理人的报酬不低于其从事其他工作所获得的效用。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人为得到有效执行其委托代理人所从事的事务以获得最大利益，在无法直接观察和监督的情况下，必须要考虑代理人的利益满足。因此政治委托代理在具有收益的同时成本高得惊人，包括代理人的薪金、福利等；代理人追求非货币收入导致的成本；由代理人决策导致的损失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交易成本可以被解释为代理费用或产生于委托一代理关系中的费用。”(27)
4.研究主体——政治治理结构
治理结构“可以被视为制度框架，一次交易或一组相关交易的完整性就是在这个框架中被决定的”。(28)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企业视为治理结构，不同的企业形成了不同的处理交易成本的机制。交易成本政治学将治理结构引入政治过程的研究中，将政治制度和组织归属于治理结构，认为政治交易成本是由政治制度和组织决定的。(29) 政治交易成本因此也可以被解释为“在不同治理结构下为完成任务而进行计划、协调以及监督的比较成本”。(30)
交易成本政治学指出，将政治制度与组织归属于治理结构，通过将各种治理结构的内部关系描述为“隐含的契约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市场中广泛存在的科层制不仅是契约行为，更可能是契约工具。科层制使政治组织有很强的行政控制力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增加政治制度和组织的收益。如果政治治理结构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即使内部隐含的契约是不完全的，科层制也有助于政治市场内部争端的解决。但是，科层制也降低了政治组织内部的激励强度，导致了官僚主义的产生而形成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的处理机制影响着当事人的行为。(31) 可见政治治理结构在政治市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必须关注治理结构为处理交易成本所进行的演变。
5.认知假设——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指的是“有限认知能力为条件的有意识的行为”。(32) 有限理性意味着：人们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成本高昂，人类科学知识存量有限或人类推理能力有限，人类理解或思维中存在系统性的扭曲。(33)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用“有限理性”描述决策者不具有超理性的事实。交易成本经济学强调有限理性，认为人们只有认识到自身理性的有限性、主观模型与真实世界模型之间的差距，才会发展出各种适宜的制度安排以抵御其危害。因此，在威廉姆森（Oliver.E.Williamson）看来，“有限理性”这一定义的两个部分都应得到重视，“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动机，而对认知能力有限的认识则鼓励了对制度的研究。”(34)
交易成本政治学承续交易成本经济学关于有限理性的假定，认为人“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这一点”。(35) 因为政治领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比经济领域更为明显，政治合同也比经济合同更不完善，人们没有完全的能力计算出所有政治行动方案的全部后果。“人类大脑阐释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与问题的规模相比，是非常小的。”(36) 因此，在政治交易成本分析中，有限理性具有重要意义：（1）“正是由于个体的人在知识、远见、技能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组织才成为实现人类目的的有用工具。”(37)（2）“如果承认理性是有限的，那么，想要签订面面俱到的合同，借组织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了。”(38) 因此必须认识到所有的政治合同都是不完全的，事后制度（争端解决机制）十分重要。(39)（3）只有承认有限理性，才会深入地研究各种政治组织形式，并设计有效的治理结构，解决不同的交易问题。(40)
二、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应用领域
交易成本政治学为分析政治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自其产生以来，就被应用于政治分析的主要领域。
1.国家问题。国家和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产权方法、交易费用方法和合约理论仍然可以用于对国家及其组织进行分析”。(41)“国家可视为是选民同统治者（他们的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性（和隐性）委托—代理合约。”(42) 基于这样的合约思想，交易成本政治学发展了一个“国家的新古典理论模型”。（1）国家和选民是一种交换关系。国家为获取收入提供保护和公正向选民作交换，选民缴纳税收维持国家运转。但是为了征税和提供公共服务（保护和公正），统治者需要代理人，委托代理问题就会出现。（2）国家的目的是最大化受政治和经济交易成本约束的统治者的租金。为此国家必须降低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契约所引起的费用。这就是说，国家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成本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但是，“在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43)（3）国家（统治者）面临着其他国家或本国潜在统治者的竞争。竞争越激烈，统治者拥有的自由度越小，选民在增加的收入中获得的比重就越大。但是“在这里，选民变更政府或离开这个国家的机会成本起着重要作用。注意即使是在现代的西方社会，永久地离开某个国家的成本也是相当可观的”。(44) 因为选民的专用性投资一般高于企业中的雇员，在一个特定的国度里出生并长大的事实更强化了这些投资。因而选民发现自己被祖国锁定，这种状况可能诱使一个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
2.公共管理。运用政治交易成本分析公共管理“早期的许多努力和尝试并不太成功”，(45) 直到1995年《公共管理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的出版，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思拉恩·埃格特森（Sráinn Eggertsson）指出，这种研究方法为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定理、假说和实证研究成果”。(46)（1）公共部门的制度选择决定着公共管理的决策范围，影响着政治过程中“谁将得到什么”以及不同行为主体的激励水平。而“要找出公共部门中影响制度选择的因素，就需要揭示作为其基础的、影响着立法决策的政治算术，需要确定在不同情况下政治算术是如何发挥作用的”。(47)（2）立法者、行政人员和选民都是有限理性的个体，为了以最有效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他们会倾向于“从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选择那些能使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安排”。(48)（3）立法机构决定了公共部门制度选择的方式。但是作为委托人的立法机构必须依赖作为代理人的代理机构，这意味着立法者需要在自身利益、代理机构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的方法，确保代理机构的行动不会妨碍立法者的利益。（4）选民和立法者之间是一种交易关系。在这种交易中，选民居于不利地位。但是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立法者能否顺利当选取决于获得选票的多少。选举竞争促使立法者寻求能最大化政治支持的立法机会，但是由于立法过程存在大量的交易成本，这种机会是有限的。（5）政治市场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对理解制度选择至关重要。不同形式的公共部门，如行政机构、公共企业及管制组织的产生，就是为了处理多重委托代理形成的交易成本，使决策、执行、监督导致的政治交易成本最小化。(49)
3.政策分析。政策分析的“一般性规范方法将整个政策过程视为一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黑箱”。(50) 这使政策分析存在缺陷。交易成本政治学为政策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政策选择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计算问题，在技术上决定采用何种政策的过程，与政治领域的决策过程是不同的。政策制定者受技术和信息制约，也受到利益冲突的政治约束，因此政策选择是内生的，是制度内的公民投票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互动的产物。（2）政策过程是真实时间中的政治过程。“不仅立法过程是政治的，而且政策的实施以及行政代理机构及其下设机构的选择和组建都是政治的。”(51) 因此，政策是政治交易达成的政治契约。政治交易与政治契约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3）政策过程存在事前利益冲突（政策制定之前存在偏好和约束条件的不一致）和事后利益冲突（政策导致的利益分配格局会产生利益分配矛盾）。事前不一致可以通过谈判形成共识，但事后冲突很难通过事前解决，参与人认识到这一点，就可能在事前进行不完全承诺，为日后的违约留下空间。(52)（4）政策制定“是许多企图影响政策直接制订者（代理者）行为的参与者（委托者）之间的一种博弈”。(53) 而体现一个国家政策选择规则的宪法是一种不完全合同，不可能对任何环境下所要遵循的每个程序进行说明。因此宪法有可能被具有创造新规则谈判能力的利益集团所控制，从而导致政策制定规则被重新解释。
4.公共预算。公共预算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政府活动。预算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预算——即企图通过政治过程配置稀缺的金融资源——是政治过程的中心。”(54) 在交易成本政治学看来：（1）预算是企图通过政治过程配置稀缺金融资源的政治合同。立法机构承诺在指定条件下提供资金，行政机构则按照既定用途支出资金。合同是否得到执行，合同涉及的各方是否认同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存在疑问的。（2）预算充满了相互矛盾的承诺。“保持预算平衡的承诺与政府所做的并想实现的其他一切承诺都是相冲突的。”(55) 控制预算、协调承诺的任务非常艰巨，而立法机关规模的扩大，则会扩大承诺冲突的范围。（3）预算反映并证实了现行的政治秩序，为现行秩序提供了保护。这是预算基数的重要性，而预算基数决定了政府项目的稳定性，打破预算基数“就相当于重开过去政治合同的谈判之门”。(56)（4）在大多数国家中，超过总预算的一半被用于公民权利性支出。政治家在公民权利性支出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政治家和选民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如果委托人是有影响力的，这就很容易使政治家认为他们是应该得到公民权利性支出的；如果认为委托人是应该得到公民权利性支出的，这就使政治家很容易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合理动用社会资源。”(57)（5）政治改革决定预算改革，不改变政治势力的格局，预算过程不可能进行重大变革。“如果最后的结果与以前完全一样，修补预算机制是没有意义的。”(58) 但是政治改革非常艰难，为了实现达成一致意见的改革决策和做出使政治过程更有效率运转的制度安排，政治交易是必要的。
5.国际关系。政治交易不论是发生在一国的不同力量之间还是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其特征都一样。交易成本政治学提升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硬度”，(59) 形成了一系列有解释力的观点：（1）国家是生产安全的企业。当国家决定与其他国家联合生产安全时，必须选择一个关系来治理和其他伙伴的互动，而选择哪一类关系形态（无政府联盟、等级制帝国或可保护国）则取决于交易成本。(60)（2）国际机制是指“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61) 这些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降低了合法谈判的政治交易成本。（3）跨国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正效应，必须建立跨国组织以提高分配效率。最优跨国组织的设计必须权衡其所带来的边际交易成本和收益。交易成本包括决策成本、相互依赖成本和实施成本，而交易收益来自效率收益、规模经济和沟通可能性的增加。“当边际交易成本等于边际交易收益时，联系的最优紧密程度就得到了确定。”(62)（4）国际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的契约关系。“资产专用性的投资程度和霸权合作的可行性是贸易机会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决定因素，进而是成功自由化采取何种形式的决定因素。”(63)（5）当国家间互动的交易成本过高时，国与国之间就会从非集中合作转向建立国际组织。而成员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成员国一方面给予国际组织和人员某些权威，另一方面建立类似股东大会、监事会和行政会议的机构来监督他们。
三、交易成本政治学的争议与未来
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研究领域，交易成本政治学把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分析引入到政治过程的研究中，认为政治是一个交易的过程，政治市场中存在各种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是导致政治问题复杂化的原因所在。交易成本政治学由此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新桥梁。“它的出现，大大地增进了对于政治领域的交易及制度的理解，弥补了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64) 交易成本分析赋予了政治市场研究的效率标准，而“政治市场的效率是问题的关键”。(65) 在政治交易成本分析的路径下，政治学完全可以采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如均衡分析、边际分析、替代分析、供求分析等建立简洁精致的理论模型。因此交易成本政治学提供了政治问题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但是用经济市场的逻辑看待政治过程，交易成本政治学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议并提出了批评：
1.政治交易成本分析的成立有个隐含的假设，即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同质。对交易成本政治学的争议首先肇始于对政治市场性质的不同认识。政治领域中存在着类似经济市场的交换活动，民主政治可以“被描述成对官方的竞争性斗争，这一点同经济竞争相类似。但是……政体中的民主不能等同于经济中的竞争性市场”。(66) 第一，经济竞争是在安全产权基础上通过交易获取经济优势的斗争，而政治竞争是改变产权权力的斗争，政治过程存在复杂的策略互动、外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搭便车”激励。(67) 第二，政治领域存在制度矩阵的报酬递增和由高昂的交易成本所带来的不完全性。某一政治制度在特定的时期处于主导地位，即使这一制度缺乏效率，但是由于存在组织成本、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治参与者容易产生维持现状的倾向（路径依赖）。(68)“结果，一般情况下政治竞争不会产生有效率的方案。”(69) 第三，政治市场存在着无法避免的承诺问题。掌握权力的政治主体无法保证自己能够履行承诺，因为没有任何外部机构有足够的强制力可以执行这样的安排。这三个方面的差异表明，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同质性不能成立，不能简单套用经济学的逻辑分析政治问题，必须关注政治过程中的权力问题，权力使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产生系统的差异。(70) 交易成本分析“没有充分考虑非经济动机，这在用来分析政治体制时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忽略”。(71)
2.在经济市场中，经济权利的私有意味着交易的可能，但是在政治市场中，政治权利一般是不允许转让的，政治制度如宪法禁止权权交易或权钱交易。与此同时，经济利益并不是政治活动的唯一目标，政治权利以及由政治权利实施过程所带来的效用都是政治理性人追求的。政治权利变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在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交易往往不可能发生，受益者无法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弥补受损者的损失。更何况政治权利本身就隐含着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出让也就意味着其他收益的丧失。(72) 因此政治利益冲突通常是不可调和的，只有革命才能改变社会基本政治制度。那么如何衡量革命的政治交易成本？“一个（政治）制度的净效果不仅取决于制度以及它所协调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该制度所影响的阶级集团权力的平衡，即政治设施、制度环境因素与制度的匹配性。”(73) 更进一步说，政治领域通行的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政治效率不取决于政治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而是取决于与生产关系密切联系的阶级或集团利益关系的性质。“政治交易成本分析框架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它割裂了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与政治集团性质间的纽带，隔断了生产方式与政治作用方式间的联系，从而错误地运用个体契约方法来处理各种社会关系。”(74)
3.以经济市场的交易逻辑分析政治问题损害了政治过程的性质。政治市场中人们对权利得失的评价不同，制度安排、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在政治过程中都具有独立作用。在既定的政治制度下，政治交易即便发生也是在一定的框架之内。与此同时，并非所有的政治行动都是目的至上的，政治参与过程本身可能与其结果一样被看重。平等的政治参与是政治制度汲取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如果将政治参与纳入政治分析的过程，那么政治市场中就不仅需要分析自利动机的讨价还价，还必须分析政治权力、国家行为、意识形态和司法公正。(75) 因此，政治交易成本分析不能全面理解和认识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变迁，这种分析即便没有什么不对，至少也是不全面的。(76)
4.政治交易成本难以量化和测算。政治过程比经济领域复杂，并不是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单变量求解，要把一种交易成本与另一种交易成本区分开来是很困难的。(77) 更重要的是，政治交易的努力程度和心理消耗根本难以度量。因此，没有人能够对政治交易成本进行定量分析和数学处理。量化研究的困难使政治交易成本分析具有启发性而不具有应用性。
虽然交易成本政治学存在争议，但正如埃瑞克·帕塔什尼克（Eric Patashnik）指出的，问题不是交易成本理论能否用来分析政治问题，而是如何运用的问题。(78) 因为“没有理由从政治市场不具有普遍性来否定政治交易成本”。(79)“在一般的意义上，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表现出相同的特征。二者都是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讨价还价来组织协调。”(80) 因此尽管存在争议，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未来会与过去一样精彩。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交易成本政治学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政治交易成本分析要具有现实意义，必须使交易成本成为一个可计量的范畴，否则它所提供的理论建议就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可操作性的实施和检验；必须寻找一套计量政治交易成本的可行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交易成本量化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一些计量模型得到检验，运用比较方法测量经济交易成本的实证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政治交易成本分析必须借鉴经济交易成本量化研究的成果，对政治交易成本的度量、数据来源、变量选择等问题进行描述，并从计量范围、计算方法、核心指标等方面，提出一个可操作的交易成本核算体系。
2.交易成本政治学以效率为标准，强调政治制度应当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但是政治市场中，多重委托代理使代理人存在多个目标，这就要求权衡在多个目标中确定效率标准，即多目标下必须考虑政治的范围经济问题。同时，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市场高昂的交易成本可能是必须的。因为政治市场中的成本和收益是由制度安排决定的。政治行动主体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就可能通过推动制度变迁寻求最大收益，但那些遭受损失的团体和个人就可能并不具有这个能力。在这种情形下高昂的交易成本可能正是需要的，它可以防止政治上的强势团体利用其对制度的影响获利。(81) 因此经济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效率标准争议不大，但是政治市场究竟是交易成本最小化还是交易成本最大化，在不同的条件下需要有不同的标准。因为政治权力在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高昂的交易成本可以保护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免受政治交易的侵害。如果政治权力被不公平地扭曲了，那么降低交易成本可能会把那些弱势群体暴露在无法得到充分补偿的政治交易之中。(82)
3.政治交易成本分析“所依靠的研究手段还比较粗糙，需要进一步提炼；那些基本判断还需要更充分地予以证明；对于那些造成各种交易的区别的属性还需要充分地加以揭示”。(84) 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在经验实证研究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不同，交易成本政治学缺乏足够的经验实证研究的支持，它建立在有限的经验事实支持之上，因此交易成本政治学必须从历史和现实中挖掘典型案例来充实其理论模型，通过经验研究提供理论解释的微观基础，并强化其构建理论体系所需的基本概念。因为大量借鉴和使用经济学的概念、术语和理论，难免会忽视政治过程本身的特征。
4.政治领域制度的高度密集性、制度构成的复杂性和制度间关系的庞杂，对运用交易成本分析政治问题、构建理论模型提出了挑战。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历史、地理、文化、人口、语言和许多其他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政治制度和组织的运转和演化，影响着政治治理结构处理交易成本的能力。交易成本政治学应以开放的心态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学科中吸收有用的理论和分析工具，丰富和完善现有的分析框架，为政治交易的经济分析提供一个逻辑严密、更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式。
收稿日期：2009－04－21
注释：
① Terry Moe,“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8(1984).p.739-777.
② Barry Weingast & Marshall William,“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Congres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1(1988).p.132-163.
③⑥ Douglass C.North,“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2(1990).p.355-367.
④ Avinash Dixit,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A Transaction Cost Politics Perspective.MIT Press,1996.
⑤⑩(12)(13)(14)(16)(21)(22)(24)(25)(26)(39)(50)(51)(53)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44－45、45、68、69、76、35、36、40、6、69、38、6－7、7、16页。
⑦⑧⑨(20)(27)(32)(41)(42)(44)(66)(69)(80) 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64－65、61、19、65、577、533、538、536、542、543、544页。
(11)(46)(71) 思拉恩·埃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55、70、72页。
(15) Schooner,S.L,Desiderata,“Objectives for a System of Government Contract Law”,Public Procurement Law Review,11(2002).p.105.
(17) 阿伦·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18) Kenneth J.Arrow,“Limited Knowledge and Economic Analysi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4(1974).p.1-10.
(19)(23) 费方域、蒋士成：《从不完全信息到不完全合同》，转引自帕特里克·博尔顿、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合同理论》，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28) 奥利弗·E·威廉姆森：《治理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29) Susanne Lohmann,“Optimal Commitment in Monetary Policy:Credibility versus Flexibilit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2(1992).p.273-286.
(30) Oliver.E Williamson,“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In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Volume I,edited by Richard Schmalensee and Robert Willig,Amsterdam:North-Holland,1989,p.142.
(31) 王健：《交易成本经济学治理结构理论新进展》，《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
(33) K Scott,“Bounded Rationality and Social Norms:Concluding Comment”,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50(1994).p.315-319.
(34) 埃瑞克·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35) Herbert A.Simon,“Theories of Bounded Rationality”,In Decision and Organization,edited by C..McGuire and R.Rader,New York:American Elsevier.1972,p.161-176.
(36) Herbert A.Simon,Models of Man.New York:Wiley.1957,p.198.
(37) Herbert A.Simon,Administrative Behavior.Second ed.,New York:Macmillan,1957,p.199.
(38)(40)(84) 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9、69－70、181页。
(43)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页。
(45)(49) 穆雷·霍恩：《公共管理的政治经济学》“译者序”，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8、9－10页。
(47)(48) 穆雷·霍恩：《公共管理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189、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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