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中国经济走向及其政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世界经济论文,取向论文,走向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171（2011）1－0020－013
一、分析框架的选择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外向度。如果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放在一个封闭经济框架下进行分析，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放在一个开放经济框架下进行分析是否就完全合适了呢？通常情况下，其答案是肯定。虽然我国进出口依存度很高，但其中相当部分是加工贸易，从净出口的角度讲，其数额并不很大。这部分净出口无非就是国外净投资，归并于总投资中即可。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开放经济分析框架来考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
但在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运行受到强大的外部冲击，而且这种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周期有真实影响。尽管在各国联合抵御金融危机的作用下，目前已抑制了经济持续下滑的势头，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复苏，但还没有完全走出危机，诸如不断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运行仍将受到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发生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原有世界经济“恐怖平衡”被打破、寻求再平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又是身陷其中，充当着重要角色之一。在这种外部冲击深深嵌入我国经济周期的特殊背景下，如果我们采用一般的开放经济分析框架，那么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物价上涨、结构调整、人民币汇率变动等将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必须放在一个超开放经济框架里展开分析。也就是，要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分析框架内来考察中国经济走向及其政策取向。其主要理由是：
（1）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世界经济“恐怖平衡”中，中国与美国分别是这一平衡关系两极的代表。尽管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将引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国际货币体系调整、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全球治理结构重塑等，但在未来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中国与美国仍然是居于主体地位的两极，中国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2）从全球角度看，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过程实质上就是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尽管目前各国经济复苏的程度不同，呈现出新兴经济体强劲复苏势头与发达国家疲软脆弱复苏的明显反差，但在经济全球化主导的背景下，则是互相影响和互相牵制的。全球经济复苏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再平衡，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无一例外地也将受到其影响。
（3）中国作为GDP接近5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到2013年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将超过10％），其任何举动都会在全球激起涟漪，影响世界经济再平衡。假如中国经济减速，可能会摧毁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并在自然资源型国家（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西）引起强烈震荡，也影响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反过来讲，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会受制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客观要求。
因此，我们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走向及其政策取向，必须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特殊分析框架下考察其内生性因素所起的作用。
二、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前景分析
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分析框架下考察中国经济运行及其走向，首先要对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进程及其前景有一个基本展望与评估。也就是，我们只有在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进程及其前景的前提下，才能较好地来解释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呈现的复杂现象，揭示其内生性的变化，并对中国经济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研判。
那么，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内涵是什么？其进程又将如何展开呢？目前，大部分国外学者虽然都在谈论世界经济再平衡，并且似乎已形成较大的共识，但却都停留在表层现象及问题研究上。在他们看来，世界经济再平衡无非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朝两个不同方向作出各自相应的调整。具体来讲：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就是对外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财政政策上保持节制，保持经常账户盈余（至少平衡）。
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就是对外货币升值，直至金融外汇汇率与人均购买力汇率大致持平，减少出口；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保持经常账户赤字（至少平衡），利用外来资本继续投资。
在他们看来，只要处于这种平衡关系的两极各自调整到位，世界经济就能形成再平衡。目前这种认识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观点，并成为其国家战略性政策制定的基点。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把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内涵表层化了。如果依据这种表层化的认识来推进相关战略性政策，不仅无助于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反而进一步扭曲世界经济平衡关系，引发诸多的矛盾与冲突，使全球经济复苏更加复杂化、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
为此，我们首先要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内涵作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揭示其实质性的内容和核心问题。其中，关键的问题是要找出导致经济全球化失衡的内生变量。只有当我们找出了这一失衡的内生变量，并将其置于世界经济再平衡分析中，才有可能深刻把握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内涵及其进程。因此，我们不妨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世界经济“恐怖平衡”是如何形成，且又如何伴随金融危机而被打破的历史过程作一理论分析，从中揭示出在其中起基本作用的内生变量。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形成了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的真正动因始于生产要素。但在此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与交易是非均衡的，即资源、资本、商品、技术、管理等要素均可在全球单一市场中自由流动与交易，唯有劳动力不行。尽管国际间的移民在增多，但绝大多数劳动力是难以跨越国界自由流动与交易的。显然，在全球单一市场中自由流动与交易的各种生产要素均可实行斯密所说的“单一价格法则”，而在劳动力方面却难以实行这一法则。这样，就产生了全球经济必须面对的要素流动与交易非均衡的基本结构问题。
由于劳动力难以在全球自由流动与交易，在不同国家从事同一种工作的劳动成本就势必存在明显差距，从而带来了大量的套利机会。相比之下，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由于市场开放、交易与运输成本下降，全球金融市场和商品交易中的套利机会则迅速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为获取在新兴市场就地取材坐享劳动力成本低廉就能带来的巨大利益，驱动那些可自由流动与交易的生产要素大量向劳动力成本低下的国家和地区集聚，并在整个世界经济范围内日益形成其他生产要素围绕属地劳动力而展开生产空间配置的基本格局。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正好利用和发挥这种深嵌于全球经济运作中的结构优势，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推动和实现经济起飞与发展。
这一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结构问题，从根本上构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及其平衡循环流程。一方面，发达国家大量对外直接投资，且大量进口、消费；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国家大量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且大量生产、出口。如果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货币依旧坚挺，当其他因素相同时，商品价格在新兴市场就相对昂贵，而在发达国家又过于低廉。也就是，商品在发达国家处于供大于求，而在新兴市场国家则相反。这将促使新兴经济体国家高储蓄、低消费；而发达国家则是低储蓄、高消费。正如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指出，中美贸易的不平衡，表面上是币值问题，实际上则根植于以下的事实：中国的储蓄率，达到全国收入的54％，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但消费占GDP的比例则仅为36％，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相比之下，美国长期维持着接近零点的储蓄率，消费则占GDP的70％。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国家随之而产生的盈余，通常以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出现在资本市场上，特别是购买发达国家的债券，发达国家则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其赤字，从而就形成了一个全球经济平衡关系的大循环。
在这种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中，基于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与交易的基本结构问题，最终将成为导致全球化经济失衡的基础性内生变量。而当这种全球经济大循环越是发展、规模越大、积淀越深，其平衡关系越是显得脆弱，矛盾的爆发越是猛烈。从这一意义上讲，可冠于“恐怖平衡”之名。那么，在全球金融危机前，这一恐怖平衡是靠什么来维系的呢？我们不妨作一简单分析。
在全球金融危机前，这一恐怖平衡的两极以美国与中国为代表。从美国一方来讲，当时主要依靠科技与金融来支撑的。在世界新技术革命中，美国凭借信息技术领先和占据世界制高点，带来了20世纪90年代整整十年的“新经济”。但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信息技术普及运用及其产业化，竞争中的成本优势凸现，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开始衰弱，经济也随之进入调整期。之后，美国主要依靠强大的金融来调整经济周期，实施了多年连续的低利率政策，大力促进金融杠杆化，刺激国内房地产发展来支撑经济增长，并维持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的两大缺口，使自己立足于全球经济大循环之中。
从中国一方来讲，主要依靠基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来支撑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进程得以根本性调整，严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得以提速，不仅产生了大量投资需求，而且释放出巨大的农业过剩劳动力转移，致使劳动力价格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通常不及发达国家的1/3。与此同时，通过优惠政策，以及具有较好的教育与基础设施投资、先进生产技术的广泛传播以及数字化标准发展等综合效应，中国大量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输入国，形成巨大的加工贸易规模；与此同时，也形成了高储蓄、低消费的基本格局。
从理论上讲，处于这种平衡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打破这一恐怖平衡。如果假设，美国的科技和金融支撑能维持更长的时间，而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和农业过剩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那么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势必首先打破这一平衡关系。当然，现实的情景并不是如此。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及劳动力转移等支撑因素尚能持久，而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已吹破，出现次贷危机，从而打破了这一恐怖平衡，并引发全球性危机。
上述分析表明，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由结构性因素所致，而非昔日的周期性因素。尽管房地产泡沫、金融杠杆化是本次危机的导火索，但其本身也是由结构性因素所派生出来的。事实上，即便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这种结构性因素也在起着重要作用，使这平衡关系的两极呈现出明显反差的状态。
总体上讲，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不景气（其实际价值严重缩水），国内价格持续下降，消费严重收缩，面临通货紧缩的危险。例如美国2010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3.7％、1.7％和2.5％。尽管三季度经济增长率第二次修正值从2.0％提高到2.5％，但美联储还是将全年经济增长率从6月份的3.0％～3.5％下调至2.4％～2.5％。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工厂耐用品订货环比下降3.3％，表明美国经济增长依旧疲软。根据目前情况，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不会出现显著改观。又如，日本自2010年6月份以后，工业生产连续5个月下滑，下滑幅度创下2009年2月以来最大。
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疲软过程中，一个突出的指标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失业率已连续16个月高于9.5％的水平，2010年11月仅创造3.9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更高达9.8％。欧元区也同样如此，失业率连续7个月维持在10％以上的水平。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失业率的走向与先前不同，即在其他经济指标有所好转情况下，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尽管2010年三季度，美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79％，大大高于前几个季度的水平；同时11月6日公布的最新美国消费者信用增长21亿美元，较前期和预期的负增长也呈明显走强趋势，但这并没有改变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一直处于自2009年第三季度反弹以来的“无就业复苏”状态。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经济复苏中的消费需求并不强劲，价格持续下降。例如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2010年10月份美国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仅上升0.6％，但仍远低于2％的通胀目标。虽然在10月份美国CPI构成中，原油和食品部分都有所上涨，但食品价格涨幅仅为0.1％。美国10月份除食品和能源以外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年化增长率为0.9％，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如果将所有项目包含在内，这个指数的年化增长率也仅为1.3％。目前，美国、日本等国家均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危机。尽管欧元区自己不承认通货紧缩，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在通缩风险高的国家中，欧元区国家占66％。
与此相反。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复苏较强劲，需求旺盛，但普遍面临汇率币值上升和通货膨胀压力。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下半年度《亚洲经济观察报告》中说，在2008年和2009年急剧下滑之后，东亚经济体2010年强劲复苏，预计东亚新兴经济体（14个国家与地区）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8％，继续引领全球复苏，尽管其仍低于该地区2007年创纪录的9.6％的经济扩张。
但在此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兑美元普遍升值。从2009年开始，巴西雷来尔和南非兰特兑美元已经上涨了37％和36％，泰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分别升值12％和10％。特别是2010年9月份以来，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普遍大幅升值，其中台币、韩元、印度卢元、新加坡元分别升值6％、4.7％、4.7％和4.2％。而且，在大宗商品价格急剧增长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物价持续走高。2010年10月份，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4.4％，韩国上涨4.1％。
显而易见，在经济复苏中，当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完全处在两种状态，面临截然不同的风险时，其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势必会具有“对冲”的性质，并且是相互干扰的。这就使世界经济再平衡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对于发达国家来讲，防止通缩是首要任务。通缩一旦发生将会带来灾难性经济后果，因为它会让这些国家的家庭和企业已经非常巨大的债务的实际价值进一步提高。为此，发达国家势必会继续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投放更多的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增长。美国已采取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发行6000亿美元的国债。日本也提出新的量化宽松措施，还通过了新的财政刺激计划。英国也可能再次扩大央行的平衡状况。
但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无论发达国家在未来对市场提供多少刺激性方案，其效应则是每况愈下的。例如美国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后，美国大公司固然可以从国内借贷资金，然后将这笔钱投资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并可以通过投资获利，但此举只是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不是为美国。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发达国家的高失业率问题，从本质上讲是由全球经济的基本结构问题所决定的，并不是周期性因素使然。从这一意义上讲，发达国家的高失业率可能成为长期现象。正如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所说，美国的失业率可能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回落到正常水平，正常水平大约为5％至6％。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很难理解，当美国国内将近200A，的就业人口仍处于失业或者未充分就业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将如何能够通过高速的GDP增长来降低其财政赤字。实际上，在失业高企的情况下，人们更希望政府在社会安全与医疗保险的项目上投入更多，而非以提高税收的方式来支付这笔开支。通常，发达国家政府以增加财政赤字以及寻求更多贷款来解决这一困境。但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已迅速丧失了举债的能力。据摩根士丹尼的数据，美国的债务与收入之比已达358％。在欧元区，希腊的债务收入比达312％；爱尔兰出现了“房地产绑架银行、银行绑架政府”的局面，财政赤字猛增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2％；葡萄牙、西班牙等一些国家均已陷入财政危机的泥淖中。
事实上，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对外货币贬值，对于改变贸易赤字、促进经济复苏是难以奏效的。例如，2005年7月至2010年6月，人民币实际升值了20％；而从2003年1月至2009年6月，美元实际贬值了22％。然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从3％上升到6％。而且，这还会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复苏产生重大冲击。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拉美国家，都是重要的出口国家，经济复苏远远快于发达国家。由于其投资预期盈利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大量资金正在流入这些国家，无论是银行存款还是高风险资产皆是如此。如果发达国家继续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增加流动性，流向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资金将进一步增多，使这些国家经济至少因为两方面原因受到损害。
首先，会使这些国家的汇率产生强大的上浮压力，从而对其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发生。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全球资本市场中，只有当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重新开始恢复竞争力时，其外汇汇率才会进行相应地调整，哪怕这需要对世界上某种主要货币进行重新估价以达到竞争对策的效应。而在尚未具备这种条件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的货币争夺战将会持续下去。因为，发达国家大量注入流动性，致使其货币对外贬值，将促使新兴经济体国家重新调整本国货币兑美元与欧元的汇率，并会引发大量的美元与欧元持有者（比如主权财富基金）加速其持有的外汇多元化趋势，并采取措施避免国际热钱（美元与欧元）流入本国。例如巴西、泰国等向投资当地债券的外商抽税；台湾金管当局将限制外资购买当地债券的比例，规定外资购买台湾政府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总额不能超过汇入金额的30％。因此，这反过来催生新一轮的货币危机。
其次，它将加剧通胀，可能会在资产市场制造泡沫，而一旦市场预期出现变化，资本流向逆转，则会重现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局面。因为在结构性因素未能消除的情况下，为刺激经济投放的过多流动性，使商品价格处于重重压力之下，绝大多数的商品价格相对于2009年的最低水平已翻了一番，特别最令人不安的是食品价格的迅速上涨。这一切似乎预示着，即使发达国家GDP的增长仍然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也可能再次经历类似2008年的商品价格波动。虽然发达国家过去10年几乎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那是因为新兴国家有许多廉价劳动力，从而使它们获得的进口产品便宜，能将物价保持在低位上。但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达到了其生产能力的极限，又面临着通胀压力，而发达国家由其劳动力结构的特性决定其不可能自己生产低附加值的日用品，还得通过从新兴经济体国家进口来实行消费，所以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通胀压力也会反向传导过去。目前发达国家没有出现物价上涨，是因为在短期内存在一种所谓“通货紧缩压力”，这种压力暂时压制了通货膨胀率。但从中期看，发达国家也可能重新出现通货膨胀。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是劳动力与其他要素配置的结构性矛盾。如果要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必须使这一结构性矛盾得以缓解。那么，如何才能使这一结构性矛盾得以缓解呢？
其出路，不在于迫使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升值，从而大幅提升其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水平趋于接近。因为，这只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国家出口锐减，而同时根本无助于发达国家的所谓“再工业化”，从而直接影响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和发达国家居民日用消费水平，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缓解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出路，在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改善。当然，因为收入增长是粘性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通过劳动力成本大幅下降来实现其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改善。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改善，从根本上讲，将取决于新一轮世界新技术革命。可以预见，在新一轮世界新技术革命中，发达国家仍将占主导地位。无疑，这将极大地改善其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从而使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有所缓解，货币的价值也将被重新调整。从这一意义上讲，世界经济再平衡，最终取决于新一轮世界技术革命的到来。
但在近5年时间内，我们似乎还未看到新一轮世界技术革命的真正到来。这期间还只是一个孕育新技术重大突破的时期。因此，我们很难期望这一结构性矛盾在近期能得以缓解。由此，发达国家的所谓“再工业化”战略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跨国公司生产加工的区位选择不可能放在劳动力成本奇高的发达国家；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也难以彻底改变，因为其劳动力就业不可能仅直接针对本国需求的生产。这样，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由全球经济的基本结构问题所决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将成为一种常态，并使世界经济复苏之路漫长、曲折。
具体讲，消费不足将对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很大挑战。2009年，美国和欧元区15国的消费加起来近18万亿美元，占全球消费的3/4，是中国和印度两国消费总和的7.5倍。但目前这两大经济体的消费很难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乏力，并将继续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美国2010年经济增长2.6％，2011年预计放缓至2.2％。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更为缓慢，预计2011年将分别增长1.3％和1.0％。而新兴经济体国家尽管经济复苏势头较为强劲，但其消费增长有限，不足以弥补发达国家消费收缩规模。而且，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求有较大的依赖性。例如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亚洲国家出口占其GDP的比重为35％，在之后的10年时间里，这个份额达到了45％。发展中的亚洲变得更加依赖外部的需求。虽然2011年新兴经济体国家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但由于外部环境受到了削弱以及发达国家进一步采取货币刺激措施，其经济前景仍然“高度不确定”，增速会有所放缓。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预测，东亚经济2011年将放慢至7.3％。由于2011年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增长都将放慢，所以2011年整个世界经济将继续下滑，预计增长3.1％，比2010年的3.6％有所下降。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的增长速度将只有3.5％，约为危机前的2/3。
三、左右中国经济运行走向的主要力量
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运行除了受自身原有周期性因素支配外，还将受到较大的外部影响和冲击。这种外部影响与冲击不只是短期效应，对中国经济运行形成随机干扰，更可能会形成中期效应，直接嵌入到中国经济真实周期之中。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有两股不同的推动力量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经济运行走向。
从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制度进一步改善等方面看，存在着一股激活经济动能、推动经济较快发展的主导力量。
从近期来看，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一样，呈现较好的经济复苏与增长态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预计达到1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大动力之一。尽管2011年会出现“前低后高”增长轨迹，总体增长率略低于2010年，但仍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从中期来看，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强劲驱动下，我国仍能保持较高的投资需求，并逐步提高消费需求。尽管目前国内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但在全球经济中并没有完全丧失其结构性优势；尽管已取消外资优惠政策，实行国民待遇，但由于存在国内存在产业梯度转移的广阔空间，以及具有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和巨大市场容量，因此中国仍将成为国际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的热土，从而助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且，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加速发展，其增速已全面超越东部地区，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开始转型升级，这将致使经济调整的回旋余地增大，更有力地支撑总体经济增长。
但在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一样，中国经济也受到外部冲击与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困扰，在经济迅速复苏的同时面临着诸多压力和不确定性。
（1）流动性泛滥。多年来的货币超发产生的累计效应，加上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大规模投放货币，导致市场流动性急剧膨胀。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4.6万亿元；而到2010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达69.64万亿元，前三季度GDP只有26.8万亿元，超发货币将近43万亿元。在随后两个月里，央行投向市场的货币在持续增加，市场流动性仍然持续上升。截至11月末，广义货币（
）余额为71.03万元，同比增长19.5％；本外币贷款余额为50.35万亿元，同比增长19.4％。
与此同时，由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国际游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套利，进一步助推了国内流动性过剩。2010年第三季度新增外汇储备1940亿美元，创1997年以来的单季新高。其中，三季度的贸易顺差为65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为229.1亿美元，因主要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和因资产价格变动导致以美元计的外汇储备资产增加约867亿美元。这样，新增的1940亿美元外储中仍有190.9亿美元的增加额无法解释。由于三季度增加的1940亿美元外储中，有1005亿美元是9月份新增的，其无法解释的部分就更大。
（2）货币战与贸易战。在我国经济复苏过程中，由于发达国家投放大量流动性，对外货币贬值，致使人民币遇到强大的升值压力，同时出口也受到全球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力阻拦。数据显示，在今年全球新发起的贸易保护政策中，针对中国商品的项目占67％。2010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加，而且涉及产品领域较广，从纺织、轻工、钢铁到机电、化工均已成为国外实施贸易保护的重点对象，逐步从低附加值产业向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蔓延。特别是，机电产品已经成为贸易摩擦的重灾区。同时，惩罚更加严厉，其中欧盟首次对中国出口的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种调查。
（3）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来自外部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其实质就是要迫使我国提高劳动力成本，削弱我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的结构性优势。与此同时，国内的结构调整，如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提高居民收入与启动内需、城乡统筹发展等，正在改变劳动力低廉的局面，推动各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全面上升。这在劳动密集型的农业领域尤为明显。据有关部门预测，2010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人工成本继续增加，稻谷、小麦、玉米、棉花和烤烟的亩均人工成本分别占其总成本的37.1％、28.0％、39.9％、30.6％和55.3％，比近年来的最低点分别提高4.8、2.3、6.1、5.2和7.7个百分点。除稻谷、小麦外，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人工成本都达到了近年来的新高。
（4）产能过剩与企业利润空间收窄。前几年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形成的巨大产能，特别是一般加工业的产能，将随着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弱、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带来的出口规模下降，以及国内消费需求启动缓慢等原因，会更加凸现大量过剩的压力。与此同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又严重挤占了利润空间。数据显示，2010年7月至10月份，国际市场能源、农产品、原材料、金属和矿藏等价格环比已累计上涨7.6％、17.6％、11.4％和21.1％，其中10月份当月能源、农产品、原材料价格环比分别上涨6.3％、5.9％、7.9％，而且加速上升态势明显。2010年前三季度，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均价为122美元/吨，同比上涨56.3％。2010年1至9月，中国进口铁矿石4.6亿吨，比上年同期减少1153万吨，但支付的总金额却高达55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9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303亿元），从而大大挤压了利润空间。1～9月大中型钢铁企业销售利润率只有2.84％，8月份当月销售利润率降至1.45％的低水平。目前，机电业（占中国出口60％）的利润率仅为2％～3％，纺织业为3％～4％，其他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率为3％～5％。如果人民币升值3％，就意味着很多出口企业将无利可图。
（5）经济结构不平衡加剧。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出台了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稳定了汇率，从而使经济较快地复苏，但是不平衡却加剧了。2009年底，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67％，成为宏观经济不平衡、不协调的源头问题。同时，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由于更多的资本替代劳动，带来的就业机会有限。尽管中国有亚洲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就业的增长远低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另外，由于资源消费、技术效率低下，中国必须以更大的资源消耗来支撑相应的增长速度。例如，铁矿石和水泥的消耗占世界50％以上，煤炭的消耗占世界的40％以上，铝、钢铁制品的消耗占世界1/3。
四、中国经济游走在通胀与通缩的边缘
在上述两股不同力量的交织作用下，中国经济运行走向似乎变得不确定、不明朗。
一方面，在经济复苏起始之际，尚存在较大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便遇到较大的资产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房地产投资需求极其旺盛，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升，不断催生房地产泡沫的产生，虽然经过几次房产“新政”调控，但也未见明显成效，房地产价格仍居高不下。2010年的初步数据表明，全年城市土地出让价格不降反升，同比上涨了37％。其中，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涨幅达到7.7％。与此同时，出现了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局面。自2010年4月份CPI上涨2.8％，创下了2008年11月以来的新高后，5月份CPI突破3％（达到3.1％），6月份稍有回落，达到2.9％，以后一路攀升，7月份为3.3％、8月份为3.5％、9月份为3.6％，10月份为4.4％。11月份CPI与许多专家预测将出现回落的情况截然不同，直接“破五”，一跃达到5.1％，创下28个月来的新高。当然，从全年来看CPI预计还只是在3.5％左右。而且，与历史数据相比，即便是11月份当月的5.1％也不算是很高，不仅大大远低于1993～1995年的14.7％～24.1％，而且也低于上一轮物价上涨幅度。上轮物价上涨从2006年7月的1％一路上行，到2008年的2月达到了8.7％的顶点，2007～2008年的物价指数为4.8％～5.9％。但问题在于，当前的物价上涨还只是刚刚展开，其物价上涨的势头比较凶猛。CFI的先行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指数11月份也呈现继续上涨态势，同比涨幅6.1％。另外，2010年1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2，其中购进价格指数高达73.5，为16个月来的最高值。
更重要的是，这轮物价上涨是在经济刚刚从寒冬中复苏，而且世界经济回暖还面临很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唯一的一次没有伴随经济过热的物价上涨。与前几轮物价上涨相比，这次物价上涨有着几方面明显的不同特征：
一是促使物价上涨的长期因素远大于短期因素。与2008年由农产品供给因素所导致的物价上涨不同，这一轮物价上涨的实质是过剩流动性寻找出路的表现，在此过程中出现明显的金融炒作式的新通胀类型，不仅投资保值类的产品价格普遍飙升，而且部分农副产品已成为“准金融产品”，出现金融炒作现象。
二是促使物价上涨的内外因素交织。除以上述国内货币超发因素外，目前外部通货膨胀通过需求溢出、价格机制和流动性机制（包括贸易形式和资本形式）大量输入国内。在美国宣布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已经开始从贵金属和部分农产品向工业金属、其他农产品和石油等能源类产品扩散。海关统计的主要进口产品单价在9月份均出现上涨，并且涨幅较上月有所扩大。其中，大豆、未锻造铜及铜材上涨幅度最高，分别为4.2％和4.9％；其他产品价格则处于温和上涨的态势。因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向国内传导的效应十分明显。从外部冲击的角度看，本轮物价上涨实质上是对人民币名义升值的替代，即人民币汇率实际升值。
三是促使物价上涨的结构性因素大于总量因素。在这轮物价快速上涨过程中，食品类与非食品类、投资保值类与易耗类产品的价格变化存在明显反差，食品类和居住类价格一直领涨CPI。数据显示，2010年11月份，食品价格上涨11.7％，拉动CPI上涨3.8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74％；居住类价格（建材、房租、物业费、水电燃料等居住消费的价格）上涨5.8％，拉动CPI上涨0.9个百分点，贡献率达18％。而非食品价格只上涨1.9％。另外，消费品价格上涨5.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6％。
四是促使物价上涨的各种类型综合叠加。在这轮物价上涨中，既有传统意义上的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外部输入型的，也有新的金融炒作型的。随着城市化大规模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以及国内启动内需的措施实施等，形成并释放出较大的需求，特别是对食品类价格形成较大的需求拉动，并从食品涨价再传导到工业品涨价。另外，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以及实施环境保护等措施，各类社会生产成本特别是基础性的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也成为此轮物价上涨的关键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讲，当前农产品及食品价格上涨也许是相对价格的调整，具有不可逆性。再加上前面以阐述过的外部输入型和金融炒作型的物价上涨，形成一个综合叠加的效应。
五是促使物价上涨的预期性因素大于现实性因素。处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复苏背景下，此轮物价上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预期因素的影响，包括对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和国内货币供应量超发的预期影响，因此不少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被放大。在世界经济再平衡背景下，市场势必过度关注国内外的货币政策的变动，导致预期效应放大，形成市场心理扭曲。
以上分析表明，目前我国面临的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胀高企主要不是周期性原因，而是建立在结构性矛盾基础上，并已成为世界经济再平衡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在通胀压力增大并有所突破释放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动力则显现趋于疲软之势。
从投资增长态势来看，2010年以来投资增速基本上是逐步下滑的趋势。当然，这与去年基数有关，也与1月份信贷大增后开始的货币紧缩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24.0％，实际增速20.4％，其实际增速有步入偏冷区域（低于20％）的风险。从产业看，2010年前三季度三大产业投资增速均呈不断下滑走势。第一产业投资名义增速17.7％，比去年同期下降37.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名义增速22.0％，比去年同期下降4.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名义增速26.7％，比去年同期下降11.4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已下降至近10年来的低点。
而且，在2010年的投资增长中，主要是依赖于房地产投资。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约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25％）增速为34.4％，比去年同期高出12个百分点，超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左右。而制造业投资（约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31％）增速为24.5％，比去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约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26％）增速为20.8％，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26.5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未来投资增速很可能继续回落。一方面，随着房地产调控措施的更加严厉，预计2011年房地产投资增长将会回落，从而使整个投资增长失去一个主要支撑。另一方面，从新开工数据看，前三季度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额同比增长24.5％，比去年同期回落58.5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256798个，同比大幅度减少12465个。9月份新开工项目数量和计划投资额增速下滑幅度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
从消费增长态势看，2010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3％，实际增长15.2％。其名义增速高出去年同期3.2个百分点，但实际增速却比去年同期下降1.8个百分点。如果从季度数据看，目前实际消费增速仍运行在下行通道。更为重要的是，总体上看，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不利于未来消费增速的进一步提高。2010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7.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实际增长9.7％，其收入实际增速均低于同期经济增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5％已经处于历史低位，长期维持必然影响消费增速的进一步提升和内需结构的改善。
从进出口增长态势看，2010年进出口数据全面超过2008年已成定局。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2.15万亿美元，比2009年同期多增5916.3亿美元，增幅37.9％，比2008年同期多增1825.3亿美元，增幅9.3％。其中，出口总额1.13万亿美元，比2009年同期多增2878.4亿美元，增幅34.0％，比2008年同期多增602.4亿美元，增幅5.6％；进口总额1.01万亿美元，比2009年同期多增3028.7亿美元，增幅42.2％，比2008年同期多增1222.9亿美元，增幅13.7％。尽管三季度进出口绝对额继续上升，但增速大幅下降。三季度出口比二季度增加407.3亿美元，但增速却比二季度下降8.7个百分点；三季度进口比二季度增加163.3亿美元，但增速比二季度下降16.7个百分点。随着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进出口增速可能仍然趋于下降。
当前，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走向稳健的货币政策，可能会促进这种增长疲软的态势。央行的问卷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第4季度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回落实至53.5％，比上季降19.6个百分点，是年内最低值。同时，企业家信心指数也高位回落，较上季下降5.2个百分点至74.2％。
因此，目前的中国经济既有过热趋向，也有过冷趋向，是冷热交织，游走在通胀与通缩的边缘。而且，冷热之间转换频率加快，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由于冷热交织，再加上预期的推波助澜，流动性过剩有可能会突然转换为流动性不足；反之亦然。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基础，则是不断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因此，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滞胀风险。2011年，中国经济很可能出现GDP增长速度低于8％，而CPI超过4％的局面。由于中国GDP增长产生的就业机会非常低下，所以按照历史的经验，当增长速度低于8％时，就业压力便会陡升，实际上经济进入停滞状态。而CPI超过4％，意味着进入中度通货膨胀区间。这就是我们所定义的滞胀风险。
五、宏观调控与治理的取向：预防滞胀风险
在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中国虽然与发达国家表现有所不同，但身处世界经济再平衡之中，其经济运行同样面临极为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当然其内容不尽相同。因此，中国经济同样需要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能否在经济复苏中保持健康持续的发展，而且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有重大影响。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不仅将直接牵制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而且对澳大利亚、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中国的贸易伙伴而言，其主权和企业信贷风险也将受到负面影响。农矿产品市场将受到相当大的打击，汽车制造、化学、重工业和钢铁等行业也是如此。所有出口行业都是将受到震动。因此，中国必须对自己负责，同时也对国际社会负责，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与治理措施。
我们认为，针对中国经济游走在通胀与通缩的边缘，应该确立预防滞胀风险的宏观调控取向。其通俗的诠释，就是所谓的“防通胀、保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在预防滞胀风险的宏观调控框架内，要把防通胀与保增长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虑。
问题在于，这两个调控目标的方向性正好相反，具有“对冲”的效应。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防通胀”主要采取紧缩政策；而“保增长”主要采取宽松政策。但在预防滞胀风险的宏观调控框架内，不能简单地按照通常所理解的政策涵义来实现“防通胀”与“保增长”的双重目标。
正如前面分析指出的，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不是在明显的经济过热情景下出现的，所以在治理通胀预期中不能采取传统的政策手段，一味地收缩银根，更不能对物价上涨下猛药。否则，就会滑向通货紧缩的境地，阻止经济复苏的进程，甚至出现二次探底的局面。
同样，针对投资、消费等实际增速下降趋势，所采取的治理措施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宽松政策，如增大货币供应、增加信贷规模等，更不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所采取的特别刺激政策。否则，将更加增大通胀预期，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同样会阻止经济复苏的进程。
那么，如何把“防通胀”与“保增长”目标及其政策效应整合在一起呢？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找出两者之间的连接点。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当出现滞胀风险时，已不再是一个短期的总量问题，其中一定伴随着反周期政策累积效应，甚至结构性问题。因此，这两者之间的连接点也许更可能是一个短期与中期、总量与结构的综合。我们认为，这个连接点是基于结构性矛盾的流动性泛滥。如果不存在结构性矛盾，仅仅是流动性泛滥，那只是一个短期总量问题，完全可以采取紧缩政策，达到给经济降温的目的。如果不存在流动性泛滥，仅仅是结构性失衡，那是一个中长期结构问题，则要采取结构调整政策，达到修复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目的。但在基于结构性矛盾的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面对预防滞胀风险，总量的宏观调控是无效的，需要采取短期与中期、总量与结构综合的政策措施，即我们称之为“宏观调控与治理”的措施。
从短期分析讲，由于宏观调控陷于多重两难境地，似乎更应该加大政策弹性，根据实时宏观数据的变化，选择更侧重于控制通胀或是更侧重于保增长。但有一点要强调的，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分析框架下，与以往不同的是，宏观调控要以对外平衡为主，兼顾对内平衡。
从中期分析讲，宏观调控与治理的重点是解决流动性问题。面对流动性的泛滥，无疑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流动性回笼。但在政策操作上，可能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紧缩力度不宜过大，需要审慎应对；二是操作方式与手段要有所创新。
实际上，在目前的流动性回笼中，传统的政策操作方式与手段已面临很大的挑战，央行三管齐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都不同程度上受阻。例如今年以来央行已七次动用存款准备金率，特别是在2010年底近一个月内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8.5％，是1984年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10月份人民币存款仅增加1,769亿元，同比少增1,128亿元。其中，在加息背景下，当月居民储蓄存款反而锐减7,003亿元，刷新单月降幅历史纪录。由于“储蓄搬家”，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收紧银根的作用，必然受到削弱。又如，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就在11月16日各家商业银行上缴存款准备金那天，1年期央票发行量从前一期的320亿元急剧下降至100亿元，其后一周更降至20亿元。相隔不足半个月，央行在11月29日再次要求银行上缴存款准备金，第二天1年期央票发行量立刻降至10亿元的历史新低。除了1年期央票发行量大幅“缩水”外，其他央票也面对同样困境，3年期央票发行量率先降到10亿元水平，而属于短期票据的3月期央票也同样如此。由于各类央票发行量大幅减缩，在此之前公开市场的资金净回笼态势不再延续，这一货币回笼工具失去大部分收紧银根能力。
因此，对当前我国的流动性泛滥问题，已不能只在封闭经济的框架下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力图把过剩流动性关进国内的“笼子”或放入国内“池子”里，而要在开放经济的框架下采取“回笼”与“疏导”双管齐下的措施。所谓的疏导，就是拓展领域、为我所用，促进经济的货币化、资本化程度。这种流动性疏导，有内外两个方向的互动。
对内来讲，流动性疏导主要是通过加快改革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创新金融工具，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促进金融深化。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降低进入门槛，促进医疗保健与教育培训等产业化发展，扩大民间投资渠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宅基地置换与流转，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加快这部分要素的商品化、货币化。
对外来讲，流动性疏导主要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规模，促进人民币离岸交易和在岸交易，使企业得以通过买卖人民币来为贸易、投资和贷款进行融资。据汇丰银行预测，今后3年至5年时间内，中国与新兴市场每年至少一半或接近2万亿美元的跨境贸易将以人民币结算。但其中的关键，是要建立起境外人民币的回流通道。因此，要尽快出台证券市场国际板，扩大发行以人民币结算的海外主权债券，开设特定期货交易品种等。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通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方式，扩大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使用和流通规模。
从长期分析看，根本出路在于经济转型，特别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大力发展服务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降低消耗，提高效能，以及促进海外拓展，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等。
收稿日期：201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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