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博弈理论及其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及其应用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了解博弈论及其应用，首先要了解理性人假设。理性人是指在面临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的人。如何认识和评价理性人假设？我们认为：假设是任何科学研究的前提。关键在于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的假设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尽管日常生活的人有理性也有非理性，但是理性人不仅在事实表象上概率占优，而且在科学研究上条件占先。换句话说，在现有的数学工具和实验条件下，理性人比非理性人更便于为科学所把握。也就是说，在科学上，理性人假设比非理性人假设更方便。理性人假设使得人们得以运用数学工具描述人的行为，构造人的行为模型。
博弈论主要运用模型论方法说明问题。严格地说，博弈论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应用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学，而且包括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公共选择，以及犯罪学等等，但是它应用在经济学中最广泛、最成功，以至博弈论往往与经济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中的关键是理性人假设。我们认为：理性人并不等于经济人。理性人的本质是社会人。所谓利益最大化并不仅仅是指经济利益，而且包括政治利益、文化价值以及全部社会利益（价值）。因此，每门学科都要根据本门学科特点，修正理性人假设，活用博弈论方法。总之，博弈论是行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原则上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而哲学则是在最一般、最普遍意义上应用理性人假设以及博弈论方法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学以及社会历史哲学，社会是人的主体活动的物化、对象化、客观化，是人的劳动和交往实践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产物和表现。因此，对社会的理解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理解。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把握社会结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只有在这一语境中，博弈论才能在它的原本意义上得到应用。
一、社会交往与社会博弈
首先，我们把社会交往论理解为社会博弈论。
在社会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称之为社会交往论。它既不同于社会契约论认为个体（个人）先于和高于整体（社会），也有别于社会整体论认为整体（社会）先于和高于个体（个人），而主张个体（个人）和整体（社会）的统一。人与自然界的交往（劳动）形成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形成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们的劳动和交往活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形成社会结构。因此，社会结构是人的劳动和交往实践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产物和表现。关于这种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四种生产理论——“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通过“劳动”实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实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交往形式的生产”和通过“语言”实现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1]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重新提出两种生产理论——“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生活资料以及工具的生产”（通过“劳动”实现）；“人自身的生产”（通过“家庭”实现）。[2]两种生产理论无非是四种生产理论的简约形式而已。因此，广义的生产实践包括物质生产亦即狭义的生产实践、人类自身生产、交往形式生产、精神生产几个基本方面。
物质生产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生产，另一方面则是自然（地理）环境生产。物质生产通常称作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按照我们现在理解，劳动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过程，反映了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双向关系。以往我们总是强调人对自然界的征服，忽略人对自然界的保护，这是错误和片面的。正确和全面地理解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人通过对自然界的征服，生产和再生产物质资料（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则是人通过对自然界的保护，生产和再生产自然（地理）环境（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
人们的劳动是人与自然界的交往。这是主客体的交往，形成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因此它也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博弈。这里，为了讨论方便，我们预设两个前提：第一，在博弈论中，“自然”作为“虚拟参与人”，是指决定外生的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机制。而我们这里则把它当作是博弈的一方。也就是说，我们假定自然界是有“意志”的，并且类似于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意志”无非是规律的拟人化表达，并不影响“自然”作为“虚拟参与人”的原本含义）。第二，除了信息对称与信息非对称之外，我们这里引入物质对称与物质非对称、能量对称与能量非对称。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与自然界在物质、能量、信息上的对称（人＝自然界）；二是人与自然界在物质、能量、信息上的不对称（人≠自然界）；或者是人小于自然界（人＜自然界），人是弱者；或者是人大于自然界（人＞自然界），人是强者。这里，自然界是在相对和有限的含义（例如地球表面）上与人相对举的。由此我们建立：
1.在对称条件下，人与自然界的静态博弈
假定人对自然界的基本战略有两种典型状态：保护和征服；而自然界对人的基本战略也有两种典型状态：满足和报复。事实是随机地概率地分布于二者之间的。为了讨论方便，在四个象限内，所有对应战略组合的支付（效用）均取极限数值。于是，第一，（保护，满足），人和自然界各得到1(100%)单位。第二，（保护，报复），人失去1单位，自然界得到1单位。第三，（征服，满足），人得到1单位，自然界失去1单位。第四，（征服，报复），人和自然界各失去1单位。第一种情况是正和博弈或双赢；第二和第三种情况，零和博弈或一方之所得为另一方之所失（自然界的得失是人的得失的间接表现）；第四种情况是负和博弈或双输。假定四种情况在同等程度上存在，显然第一种情况在纳什均衡。
但是，在四种情况中，第一种情况是不可置信的“乌托邦”（不仅如此，即使这种情况存在，由于自然界能够自动满足人，人不需要行动，因而不利于甚至有害于人的发展）。因为自然界不能够自动满足人，所以人需要首先行动。换句话说，在剔除了第一种情况后，在对称条件下，人与自然界的静态博弈转换成为动态博弈。
2.在对称条件下，人与自然界的动态博弈
如果自然界自动满足人，人不行动（保护，满足）。由于这种情况不可置信，因此人首先行动，迫使自然界满足人（征服，满足）；直到自然界转而报复，迫使人转而保护自然界，直到自然界重新满足人。……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发展。显然，精炼纳什均衡是在人与自然界的动态博弈中实现的。
3.在不对称条件下，人与自然界的静态博弈
这是两种极端情况。当人＜自然界（即人是弱者）时，假定人不论如何行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为0，在这种情况下，人是自然界的奴隶，为自然界所支配。（保护，满足）、（征服，满足）是贝叶斯均衡。相对地说，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给定自然条件优越，自然界能够自动满足人，人的最优战略选择是保护；给定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界不能自动满足人，人的最优战略选择是征服；但是，绝对地说，由于（保护，满足）是不可置信的，因此（征服，满足）是精炼贝叶斯均衡。人的最优战略选择是征服。当人＞自然界（即人是强者）时，假定自然界不论如何行动，对人的影响为0，在这种情况下，人是自然界的主人，支配自然界。（保护，满足）、（保护，报复）是贝叶斯均衡。由于（保护，满足）是不可置信的，因此（保护，报复）是精炼贝叶斯均衡。无论如何，人的最优战略选择是保护。上述逻辑推论可以用历史事实来验证。例如，东方的“天人合一”战略与西方的“天人二分”战略反映了东西方自然条件的优劣；从传统的非生态系统观和不可持续发展（征服）战略到现代的生态系统观和可持续发展（保护）战略反映了人从弱者到强者的转变（人可以主要不再利用自然手段，而是利用技术手段满足自己需要，因而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技术圈”与“生态圈”之间的平衡）。
4.在不对称条件下，人与自然界的动态博弈（3代入2，略）
物质生产不仅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而且与人类自身（人口）生产一起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两种生产是交往形式生产的基础，并进一步构成了精神生产的基础。交往包括：生产技术的社会交往（分工协作）、经济的社会交往（以利益为核心）、政治的社会交往（以权力为核心）、精神的社会交往。所谓交往形式生产是指社会交往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形成社会制度体系，包括：生产技术的社会交往规范化和制度化形成社会生产技术组织、设施、制度、规范；经济的社会交往制度化形成社会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等）；政治的社会交往制度化形成社会政治法律制度、规范、组织、设施；精神的社会交往规范化形成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亦即精神生活的意识形态化。
人与人的交往，这是主体间的交往（人际交往），形成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它也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博弈。这里同样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与人在资源（人力、物力、财力等等）、信息上的对称(A=B)；二是人与人在资源、信息上的不对称(A≠B)：或者是A＜B；或者是A＞B。二者是等价的。由此我们建立：
5.在对称条件下，人与人的静态博弈
假定人对人的基本战略有两种典型状态：合作和斗争；并且在四个象限内，所有对应战略组合的支付（效用）均取极限数值。于是，第一，（合作，合作），A和B各得到1单位（正和博弈或双赢）。第二，（合作，斗争），A失去1单位，B得到1单位。第三，（斗争，合作），A得到1单位，B失去1单位。（零和博弈或一方之所得为另一方之所失）。第四，（斗争，斗争），A和B各失去1单位（负和博弈或双输）。假定四种情况在同等程度上存在，显然第一种情况是纳什均衡。
人与人的博弈和人与自然界的博弈毕竟不一样。在四种情况中，第一种情况并非是不可置信的“乌托邦”。只要二者在资源、信息上对称，事情也就是可能的。因此，在对称条件下，双方的最优战略选择是合作。但是，由于双方通常不能互信，如果每一方均假定对方选择斗争战略，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从选择合作战略转变到选择斗争战略（为合作而斗争，以斗争求合作）。
6.在对称条件下，人与人的动态博弈
如果A首先斗争，迫使B斗争（斗争，斗争）；双方势均力敌，两败俱伤，因而相互妥协，转而合作。显然，精炼纳什均衡同样是在人与人的动态博弈中实现的。
7.在不对称条件下，人与人的静态博弈
当A＜B亦即B＞A时
这是一种极端情况。当A＜B（A是弱者）亦即B＞A（B是强者）时，假定A不论如何行动，对B的影响为0，在这种情况下，A是B的奴隶，为B所支配亦即B是A的主人，支配A。（合作，合作）、（斗争、合作）是贝叶斯均衡。但是，由于弱者期望强者合作是不可置信的（除非强者期望弱者合作），因此（斗争，合作）是精炼贝叶斯均衡。弱者的最优战略选择是斗争，强者的最优战略选择是合作（这一合作、斗争以不改变双方的强弱对比为限度）。
8.在不对称条件下，人与人的动态博弈（7代入6，略）
以上我们应用博弈论的方法，分别讨论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如果联立图式1、2、3、4与图式5、6、7、8成立，那么还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结论：在人与自然界的博弈中，假定人征服自然界获得的自然界满足人的概率大于人保护自然界获得的自然界满足人的概率且自然界对征服的报复的概率大于自然界对保护的报复的概率且报复所有人的概率是同等的，那么当人们相互斗争时，双方均选择征服战略；只有当人们相互合作时，双方才能均选择保护战略；并且强者比弱者更有需要和能力承担合作以及保护责任。在人与人的社会博弈中，第三方介入将会要么迫使斗争双方相互合作，要么迫使任何一方与第三方合作，以便继续与对方斗争；并且弱者与弱者合作的概率大于弱者与强者合作的概率；强者与弱者合作的概率大于强者与强者合作的概率。上述逻辑推论同样可以用历史事实来验证。例如，东方的“天人合一”战略与“和合”社会的关系、西方的“天人二分”战略与“竞争”社会的关系、全球性生态危机与全球化社会进程的互动以及在历史上经常地和反复地出现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合作和斗争。
限于篇幅，本文仅仅建立了在对称和不对称条件下，人与自然界和人与人的静态和动态博弈模型并且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更为复杂的问题留待今后予以分析和解决。但是，目前情况就足以使我们对于应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和解决人学以及社会历史哲学问题充满自信。
二、历史选择与历史博弈
我们把历史选择论理解为历史博弈论。
人类社会历史一方面是自然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又是人们自觉创造活动过程，亦即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自然给定人们的选择区域，而人们则在自然给定的区域中进行选择。人们选择的总和决定了历史发展过程。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中把这一过程描述为“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一个合力”、“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等等，[4]由此可以构造图式：
9.社会博弈或历史博弈
这一图式说明：人们选择的总和是人与自然界的博弈和人与人的社会博弈的战略组合。a与b的战略均衡是ab，ab与c的战略均衡是abc，……如此比照类推，以至无穷，符合上述所有社会博弈分析。这里应当强调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任何一个博弈参与人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参与社会历史博弈的。他们的需要和能力表面上是主观的，实质上有客观的根源，是由一定的自然—社会历史状况决定的。第二，所有博弈参与人的主观愿望最终都融合于一个总的客观历史进程中，最终结果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三、社会博弈、战略选择与制度安排的关系
最后，关于社会博弈、战略选择与制度安排的关系。
上述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学以及社会历史哲学的社会博弈论或历史博弈论有两个基本应用问题：一是战略选择，二是制度安排。战略选择是针对个人和团体而言，制度安排是针对团体和社会而言。根据博弈论的基本观点，一种战略（策略）选择以及一种制度（体制）安排，要发生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包括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的纳什均衡、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的精炼纳什均衡、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的贝叶斯均衡、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的精炼贝叶斯均衡等等）。否则，这种战略选择或制度安排便不能成立。例如当前我国选择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集约型或内涵式发展战略，摒弃以往粗放型或外延式发展战略；以及安排市场—民主制度，摒弃以往计划—集权制度，均可用博弈论的基本观点来解释。由于我国国情（表面上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实际上是“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与自然界的博弈趋近于人＞自然界类型，因此我国的最优战略选择是保护。但是由于国际竞争，我国处于劣势，因此我国的最优战略选择是竞争。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在这样一种两难状态下的最优战略均衡的产物和表现。由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取代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阶级斗争为纲，“做大面包”的战略选择取代“均分面包”的战略选择，人与人的社会博弈从趋近于斗争类型转变为趋近于合作类型，因此我国的最优制度安排是市场—民主制度，而不是计划—集权制度。
总之，社会博弈论或历史博弈论是以社会交往论和历史选择论为理论基础的、应用博弈论方法的理论成果。这种理论一旦建立，就有可能使得人的哲学以及社会历史哲学在两个条件下转变成为人的科学以及社会历史科学：一是引进行为科学的实验模型，二是引进行为科学的数量分析。当然，这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