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深层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素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虽然是个农业大国，但远不是一个农业强国。近几年来，尽管耕地和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减少，水、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但粮食总产量仍然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而农民并没有因为粮食丰产而增收，反而出现了自1997年以来持续四年的收入增幅下降趋势。这一持续多年的农民增产不增收现象已严重影响到国内消费市场的供求平衡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六大因素
一、农业生产的高成本约束。经济活动的实质就是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以获取最大利润的过程，投入产出比是衡量获利能力的主要指标，生产成本则是决定其获利能力的根本因素。农业生产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生产成本对农业经济利益的决定作用同样存在。农业生产成本主要由土地、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人力资本和税费负担等要素构成。据安庆市粮食部门对各县（市）部分种粮户早稻生产成本调查，1999年每亩早稻种子费15元，育秧薄膜费3元，抛秧软管盘费10.67元，化肥50.3元，农药15元，耕牛代耕费60元，灌溉费10元，农业税及附加52.53元（早稻负担部分），人工费105元，合计321.5元（见2000年9月6日《安庆日报》），这里除税费负担外都是一次性的生产性投入（属于可变成本），而且还没有计算交通、工时等交易费用、有偿服务费用和其他应摊入的费用。政府出台的早稻收购价为每50公斤33-36元之间。可以算两笔帐，一是按平均每亩最高产量350公斤计算，每担早稻生产成本为45.93元需倒贴10多元，二是借用去年实际情况计算，1999年全市粮食产量1629141吨，耕地面积270092公顷，但粮食播种面积557.9万亩，合37.19万公顷，复种指数为137.8%，平均亩产仅为0.292吨。这样每担成本即达到55元，将要倒贴20多元。两种算法都表明农业剩余的基本消失。这与新华社记者报道的湖南省情况基本一致（见2000年8月25日《安徽日报》）。而农业生产出现亏损必然意味着，一是降低劳动力价值，二是降低农户的资本积累能力，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简单再生产，三是降低农户的消费能力（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由此可见，居高不下的农业生产成本显著降低了农作物生产的获利能力，明显削弱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已成为农民增产不能增收的硬性约束。
必须指出，税费负担是农业生产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先看宏观税负，从1980、1985、1990、1992四个年份看，国家以税金形式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拿走的部分分别为66亿元、188亿元、380亿元和597亿元，同年财政支农资金分别为150亿元、153亿元、307亿元和373亿元。数字显示的结果是改革之初国家给予的多，拿走的少，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分配关系很快就不利于农村。从1980年顺差84亿元到1992年变为逆差224亿元。其结果至少是加大了农民的生产性支出和农村的财政负担（《公平与效率》杨宜勇等著，今日中国出版社，第99页）。
二、农产品市场售价低的约束。在当前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和耕作技术条件下，单位面积的耕地其产出率是相对稳定的，每个农村劳动力或每户所能拥有的耕地数量及其产出率也相对稳定，并且成为农民收入水平的两个基本约束因素。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存在着一个不能超越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农民收入也因此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可能性边界”——预算约束线。在此情况下，价格因素则是除成本之外能够决定农民收入水平的第二大因素。市场价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农产品销售价格，二是农业生产资料购买价格。
1.农产品销售价格的影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既反映了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又是农业生产持续进行的重要信息资料，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增长。单从农产品价格上算帐，最近三年来粮价下跌三成多，棉花下跌四成多，仅此两项全国农民减少收入3500亿元。典型调查情况表明，1999年油菜籽收购价下降31%，鱼类售价下降24.1%，禽类下降31.7%，农民出售产品的现金收入比上年减少17.9%，只有135.79元（见2000年9月27日《安徽财税报》）。2000年粮价又在去年低价基础上再跌三成以上，只有历史上农产品最高收购价格的40%左右，而市场实际价格早稻每担只有31元，中晚稻的定购价也只有55元左右。这里当然有品种质量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供大于求导致粮价下跌过多的影响。仅此一项，农民人均将直接减少收入200元以上。
2.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农民收入水平不仅受农产品销售价格的影响，还要受农业生产性投入力度大小的制约。在粮食价格上涨、农业生产获利较高情况下，农民生产性投入的积极性高涨，愿意增加良种、肥料、农药、动力等方面的投入，这样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高低将较多地影响到农民收入水平；反之，农民将减少这方面投入，从而较少受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的影响。虽然差异是存在的，但影响也是实在的。以1999年为例，当年市县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虽然下降4.7%，而农产品成交价格指数下跌更多，达到12.0%（据省统计年鉴资料）。今年在农产品市场持续低迷、粮价继续下跌情况下，由于钢材、石油价格上抬等因素导致农用工业品价格已呈上扬态势，仅化肥涨幅就达15%以上。这里还没有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差异同样可以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减少农民收入。
三、农户经营规模的约束。规模经济效益理论是现代经济理论上的重要发现。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留着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特色，无法通过适度的规模扩张来降低成本，取得最大的规模经济效益。统计数字表明，1999年，安庆市实有耕地由上年的270092公顷降低到269855公顷。再看耕地占有情况，按1999年全市实有耕地存量和当年农业人口510万人、农户1232551户计算，人均耕地0.053公顷，户均仅0.22公顷。若按劳动力计算，则当年末全市实有农村劳动力2747159人，劳均耕地也仅0.097公顷（据省统计年鉴资料）；而现在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每个农村劳动力一般可耕种7亩，约合0.467公顷。照此计算，全市现有耕地只需58万劳动力耕种，将富余217多万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9.19%。即使按照每个农户一个劳动力计算，也将富余150多万劳动力。这就意味着仅劳动力使用上的效率损失就高达54.7%，不仅没有实现劳动力的充分使用，而且由于每个家庭、每个劳动力需要熟悉农业生产全部生产环节和生产技术，所以无法通过劳动分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进而提高劳动力水平的要求，小农经济特色由于土地使用制度创新的滞后而固定格式化。不仅如此，农村还存在大量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员如小手工业者和建筑工人，他们多把耕种土地作为一种兼职，土地已经成为他们参与市场竞争的安全保障系数的标致。农业经营规模小不仅不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而且还妨碍了通过农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规模扩张来提高土地产出率并增加收入的途径，从根本上制约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
四、经营组织形式的约束因素。农村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社会管理体制之间存在明显不适应。当前农村的社会管理体制无论管理内容还是管理方式都仍然带有计划经济的浓厚色彩，政府包办和行政干预代替了政策引导和行政服务，并超过了农民的自主经营和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还没有转向为农民提供有效服务上来。同时农业作为弱质产业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无法抗御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风险，迫切需要来源于政府提供的并符合国际惯例的支持和保护政策。但是千家万户分散进行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土地集体所有制之间存在着矛盾，并借助行政权力对耕地进行平均分配的配置方式，实际上就体现为政府拥有土地所有权，再加上政府通过制定经济政策等行政权力来左右和影响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却没有承担农业生产的各种风险。这些都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约束因素。
五、供需弹性方面的约束。按照供给与需求平衡理论分析，由于土地的供给没有弹性，土地的价值完全由源于土地产出品的价值派生而来。这样，当农产品市场价格上扬时必然导致耕地价值的上涨和充分使用，不会出现撂荒、闲置现象；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又会导致耕地价值的下降甚至闲置现象。这就说明，在农业生产成本市场化的条件下，市场机制在农产品的定价方面具有决定作用，这就需要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尤其要实现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的结合，才能让生产者承担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的全部责任。其实，即使实现土地的两权结合，政府也应当提供非常必要的支持和保护性的政策措施，目前所使用的农产品保护价政策是不够的。
同时还要看到来自市场规模方面的弹性约束。影响农产品市场需求的规模约束因素比较多，如：人均收入水平、消费品的市场规模、相关替代品的市场价格、个人和社会的偏好及其他特殊因素。由于人们对稻米、麦子等粮食作物的消费需求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定量，消费市场对于粮食价格的反映迟钝，缺乏价格弹性。就是说，农业丰收增加了农产品的供给，从而出现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致使农产品价格降低，但价格下跌并不会使需求量增加太多。如近几年来，由于农业品种改良、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耕作技术的进步等因素，农产品在产量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导致市场价格的大幅度下跌，从而出现了粮食增产不增价，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这就是经济学上“丰收悖论”的典型体现。
六、信息服务不完善的约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资源同样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根据公共政策理论，在现实世界里，信息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对称的，而且由于信息具有可以共享的特点，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因而如同其他公共品一样，如果由市场来提供不仅代价昂贵，农户不会为了自家的“三亩田地”而四处奔波搜集信息，而且即使由私人提供也将存在信息不充分、搜集成本高、发布不及时和信息使用上“搭便车”等“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必须由政府来进行。而且前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完成，无论从政府的行政效率，还是公务员的素质来看，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的这方面需求，无力承担如此重任。原有为农服务机构如七站八所等由于体制原因存在供给与需求相脱节等问题。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确实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但从全局来看，同样由于信息传递不畅和收入水平对消费能力的制约，容易出现相互模仿导致新一轮种植结构的重复、雷同问题。这在当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如蔬菜、水果的低价滞销导致经果林被毁等事件，这同样会制约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保障农民增产增收的战略举措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既要立足当前，更应着眼长远，要充分认识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实际上是为工业生产培育广阔的消费市场，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措施，要看到城乡收入结构的过分悬殊将会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断层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畸型发展，因此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历史的眼光与睿智，从解决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难题和迎接加入WTO后的世界性竞争与挑战的大局出发，积极制定和实施具有战略意义和牵动全局的政策措施，重点突破农民“收入水平低——储蓄能力低——形成资本能力差——生产率低——收入水平低”的纳克斯恶性循环状态（《公平与效率》杨宜勇等著，今日中国出版社，第98页）。
一、以提高人的素质为切入点，大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力度，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专业化的资本积累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所必不可少的发展途径，而一定的生产规模则是实现农业专业化、产业化生产的基本前提。农民可供选择的资本积累途径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土地、资金等经营资本的积累。而在目前农业生产无利可图的情况下，既无力实现规模扩张，又无力进行资本积累，农村经济的停滞不前和农产品市场的持续低迷将继续制约着农民收入的有效增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必须以提高人的素质为切入点，大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快农户的人力资本积累。因为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通过提高人均产出或劳动生产率本身所具有的收益递增、改善其他物质生产效率等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影响。与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相反，长期以来由于忽视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农村教育投资严重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就是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筹措与配置方式各不相同。不难理解，农村人口规模决定了农村教育及其所需经费远远大于城市，而农村的整体经济实力却远远小于城市。就在如此严峻的现实条件下，无论是政府财政的教育资金投向还是社会教育资源的配置，都明显存在城市偏向，农村不能取得他们应有的份额。这就从师资、财力诸方面严重制约了农村教育的发展，有悖于公共财政原理和税收公平原则，使得我国农村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无论与城市，还是与世界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在农民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0%以上。二是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占总人口比例偏小，发达国家农业科技人员占农村人口比例为1∶100，而我国目前则为1∶1200（见2000年10月10日《经济日报》）。三是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在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同时，也存在农业生产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的短缺现象。为了尽快提高我国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以迎接加入WTO的挑战，必须以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为契机，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以提高青年农民的专业文化素质为切入点，为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塑造更扎实的知识基础，把农业科技的使用与普及变成农民自身的迫切要求，努力形成农村人力资本快速积累的新机制。
二、立足制度创新，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和科学合理配置。在农业经济中，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按行政区划进行平均分配，而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已经市场化，其结果必然是行政行为凌驾于市场机制之上，隔离了市场机制在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方面的基础作用，农业税收成本的硬性约束既限制了农民的增收能力，也妨碍了土地这一主要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和市场化流动与配置，从更深层次上制约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农业生产资本的快速积累。要打破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种种体制性障碍，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适应21世纪农村经济发展的新体制，包括建立农业补贴政策，土地使用制度与转移制度的变革，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建立与发展，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加快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社会事业等。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农业生产的社会分工，促进农业生产专业化。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可以最有效地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科学合理的配置和使用，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三、制定政策性的保护措施，为农业发展创造更加优厚宽松的政策环境。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又是一个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高的部门，与之相伴的是多种生产经营风险，这就决定了它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历来都受到政府的重点保护。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势全球化的形势下更是如此。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政策是多方面的，如美国自70年代以来就形成了一整套对于农产品的价格——收入支持计划，包括无追索贷款、农产品库存管理、目标价格和不足支付等政策措施。我国过去一直重视并制定了许多农业保护政策，但比较偏重流通领域和城市消费领域，而且往往落入“暗补陷阱”（《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平新乔著 第477、508页 上海三联书店），今天有待消化的大额粮食亏损补贴即是具体体现。借鉴国际经验，考虑到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国情，加上农业的高风险损失率和农民的低经济承受能力，决定了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重点一般应放在对生产者的价格刺激和生产要素补贴上，而不是粮食流通领域和城市消费者。就农产品市场价格而言，虽然主要反映了市场供求关系，其主动权在市场，政府和生产经营者都无力左右，但实际上由于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这就历史地决定了农产品价格历来都是政府行政行为施加影响的重要领域。实行农产品保护价政策则是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主要措施，直到1998年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市场调节价虽然占78.6%，但政府定价仍占17%，而且都是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定价权，同时还有4.4%属于政府指导价。作为政府有责任向农民及时全面客观地搜集、整理、分析并发布价格信息，同时据此调整国家的农产品进出口政策，防止逆向操作，以维持国内市场均衡，维护农民利益，这是十分必要的。如1983年－1984年出现的第二次卖粮难情况，这两年从供需总量看，粮食供大于求分别为2177万吨和3560万吨，供给率分别达到105.6%和108.7%，但是这两年反而净进口粮食1238万吨和722万吨，进出口的反向调节，加剧了卖粮难（《定位：神话与现实之间》邢贲思主编，第23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损失的就不仅仅是国家利益。90年代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体上也呈净进口状态，特别是粮食，1995年进口2040万吨，而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6662万吨，199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50453万吨，当年又进口1083万吨（《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龙永图主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第423页），而且“九五”前四年全国年均粮食产量达50485万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基本稳定在每年5亿吨的水平上（见2000年9月21日《安徽日报》）。实际上由于贸易需要等原因我国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粮食进口业务。这些情况不能说对持续多年的国内农产品市场疲软没有影响，即便如此，尚需认识到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农产品市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所以，美国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先生曾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就此建议我们要放弃传统的保护价政策，使用国际通行而有效的并且又为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的政策措施，即通过政府财政直接给予农民补贴（见2000年9月8日《中国财经报》）。
四、通过政策激励，快速提高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现行体制条件下，农民缺乏资本积累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为42%，与世界发达国家60%-80%还有很大差距。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低，只有30%左右，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长期落后状态又导致每个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而千家万户分散经营所带来的土地经营规模小则是内在的关键约束因素。
一般说来，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变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可变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小，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也是改进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然要求。在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种种办法如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生产资料使用的节约、机器的使用和进步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运用等等也都发展起来。这既是资本积累的方法，也是资本有机构成加速提高的体现。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西方经济学上称之为“资本深化”的过程。无论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还是资本深化，都需要科技在农业生产上的广泛运用，因为资本对技术要求的增加，对劳动要求的减少，导致每个劳动力的人均可耕地面积增加，从而出现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使得本来劳动人口过多导致社会就业压力较大的问题更加严重。但是，唯有切实解决基数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农业有限资源的巨大压力，尽快实现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小城镇的转移与消化，拆除种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自然流动的行政壁垒，才能提高农民对物质生产要素和农业生产成果的人均占有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农业产业化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增产增收。
五、适时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激发农民的利益预期和投资热情。产权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对于促进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率、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任何社会一旦未能为其资源规定所有者，并允许出价最高的人使用这些资源，无效率现象就会出现。资源会被浪费，不能以利益最大的方式来被使用（《经济学》美斯蒂格利茨著 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版第30页）”。产权包括每个人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其财产的权利和出售它的权利，即财产的经营管理权和对剩余财产的分配权。
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立竿见影的增产增收效果，一举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十二亿人口吃饭问题。对此应当理解为这是过去人民公社时期长期被束缚和压抑了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充分释放。实质上是把过去的土地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农户拥有经营管理权，这是产权制度改革的一次进步，但是不够深入和彻底。必须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就是“耕者有其田”，家庭平均占用支离破碎的耕地而不是根据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或生产力水平来进行配置，用行政干预而不是市场机制来促进耕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率的配置，明显存在着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原则替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优先原则，用政府的行政干预替代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深化的改革、扩大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日益迫近，农业生产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在资源配置中努力形成“市场机制为主，政府调节为辅”的资源配置新格局，促进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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