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摘 要】清代乾嘉年间苏州闺阁文学别集、合集与选集的编撰，作为结社的主要成果之一得以传播，但在编选付梓时因立场与标准的差异而出现“以人存诗”与“以诗存人”两种格局。“以人存诗”多出于非文学的标准，在很大层面上遮蔽了女性文学创作的真实价值；“以诗存人”则体现出直指“灵心”、“意趣”的核心命题，总体上呈现出闺秀文学独立书写的趋势，在清代女性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乾嘉 闺阁 以人存诗 以诗存人
清代江浙地区闺秀结社呈现出较明显的发展趋势，即由族内向族外延伸，由一地向多地拓展。以吴江叶氏诗社群为例，沈宜修（沈德潜之女）与其三个女儿叶纨纨、叶小鸾、叶小纨以及其姑母、嫂、姊妹、侄女等等形成族内唱和群体；这样的族内诗群关系至清代中叶开始发生变化，闺秀结社逐步突破家族范畴而朝着非血缘关系的社交型结社转变。以苏州吴江著名闺秀诗社清溪吟社为例，社员中除了张芬为张允滋从妹，李媺与陆瑛为姑嫂外，其余社员之间并无亲属关系。《名媛诗话》作者沈善宝与许云林、项屏山等所结秋红吟社更突破一地范围而将结社规模拓展至京城。
“闺秀能文，终竟出于大家”[1]，清代闺秀文学及结社活动的兴盛是时代文化与世家文化共同渗透的结果，乾嘉时期的苏州只不过是此期闺秀结社极盛的一个缩影。明代以来江浙地区的结社风气、江南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观念的演变、世家大族对闺阁文化与教育的重视、名士招收女弟子以及对女学的积极倡导等因素，为女性文学创作及其结社活动提供了相对宽裕自由的空间。袁枚、郭麐、陈文述、毛奇龄等名士公开招收女弟子的行为固然值得钦赏，而名媛自身在参与诗社的同时，亦招收女弟子，自身即为女塾师的事实更说明其文化身份的相对增强与社会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大。清初闺秀商景兰、康熙才媛胡慎仪、道光才媛沈善宝等都曾招收女弟子，康熙间名媛胡慎仪就有弟子二十人左右，为闺塾师四十余年。闺秀结社虽多伴随追慕风雅、修养情性的目的，但在饮酒弹琴、唱和吟诗的雅集过程中，却也有着对自身生存困境的精神拷问，不论是康熙间的“蕉园诗社”还是乾隆末年吴江的“清溪吟社”皆是如此，就连“海棠诗社”这个出现在小说《红楼梦》中的社集，竟亦鲜明写着“效法古风，开启吟社”，起社以宴集诗人、醉飞饮盏为目的，以雄才雅会，不让须眉为风雅，而每一次分题赋诗与每一次优劣评定的背后，也多少带着诗艺较量的情致与生命关怀的垂问。清人许夔臣辑《国朝闺秀香咳集》时曾高度评价名媛们社集赋诗的才情：“我朝文教昌明，闺阁之中，名媛杰出，于染脂弄粉之暇，时亲笔墨，较之古人，亦不多让焉。”[2]其评述是恰切的。
闺秀结社的成果之一就是诗文集的付梓。乾嘉文人钱泳在其《履园丛话》中曾以“以诗存人”与“以人存诗”为题[3]选数例清人作品加以评述。总体而言，“以诗存人”侧重于诗本身的特质与文学的时代精神，“以人存诗”则更多包含诗教的主题与对创作者价值的认同。实际上，对闺秀诗文的传播究竟取何种态度与标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付梓者的立场。以“以人存诗”为例。苏州常熟闺秀陶安生为镇江府教授陶贵鉴之女、庐州郎中章玕之妻，撰有《清绮轩诗剩》集，此诗集的刊行，得益于与其丈夫“同年”的文士蒋士骥之助。蒋氏《清绮轩诗剩》，就直言其“以人存诗”的选录标准：
爰索其箧中诗，得若干首，付之梓。非传其诗，传其人也。夫以夫人之贤，而其诗又皆合乎和平中正之音、敦厚温柔之旨，宜可以享遐龄，膺厚福者。[4]
陶氏不欲传其作，秉持“内言不出”之训并未将诗稿流传。蒋士骥于其箧中得若干首并予以付梓并非纯出于审美的考虑，而是敬仰其人。其自言“非传其诗，传其人也”，所推重者正在于陶安生及其诗作所契合的“敦厚温柔之旨”、“和平中正之音”。蒋氏不遗余力地赞美陶安生“归我‘同年’章韫卿观察，事亲孝，相夫敬，接妯娌和，待婢仆宽，躬自操作，不辞劬瘁。其兢兢礼法自持，殆将与钟、郝比迹焉。若夫簪花咏絮之才，赋茗颂椒之誉，岂夫人志哉！”[5]的妇德与才学。读陶夫人之什，其人、其诗、其德、其才、其品皆在其中，因而蒋士骥才发出“向使安常处顺，其所传当不止此”的感叹！无怪其序开篇又言：“古者齐家之训，肇于二南，大半妇人女子之作，上自后妃，下至妾媵，莫不有诗”[8]之叹。蒋氏之论更大程度出于政教的立场与经学的用意，与其说是“传诗”，毋宁言之“传人”。学者付琼在为黄秩模所辑《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校补本）所作前言中对此两种不同的编辑方式与立场作出如下评述：
中国古代诗歌总集的选录标准向来有‘以人存诗’和‘以诗存人’之分。‘以人存诗’就是把人的品行作为选录的前提，诗的好坏不作为主要的考虑。也就是说其人可取，诗即使写得不好也可以收录。‘以诗存人’则是把诗的好坏作为主要的选录标准，而人品的高下和身份的贵贱，只作为次要的考虑。中国古代女性诗歌总集向来首重妇德，次论诗艺，因而普遍采取‘以人存诗’的选录标准。[9]
付琼的阐释的是客观的，清代文士在编撰女性诗文集时所采取的往往是“以人存诗”的态度，即纯粹以女性的品行作为是否编选的标准，甚至删改作品，黄秩模在编辑《国朝闺秀柳絮集》时就发现，同一闺秀作品在别集与总集中时常出现“异文”的现象，且较为普遍。清人刘云份辑录《唐宫闺诗》二卷，明清之际经学家，四川新繁人费密为之作序，在序言中，费密对文士编选闺秀诗的立场作出如下评述：
妇人既完其行，是庶人之妻与妾也，贱也，而其诗不得不为正。妇人既失其行，是后妃与贵人之妻与妾也，贵也，而其诗不得不为馀。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此固人志之无有不同者矣！刘子取人志之无有不同者，定唐之妇人，以为妇人之规。使凡为妇人者，皆安顺守身，退然深静，上之不敢乱国，下之不致污俗。儒者疏经，正史亦于此又取焉耳。[10]
仍然以上卷、下卷来明确划分妇女诗作的高低。而这划分高低的标准，又只以“妇人之行”为唯一尺度，在这里，费密将编选者刘云份的经学立场、妇教用意说得很明白。而刘云份在自序中更是将自己辑录唐代女性诗以使“正者为教，邪者知戒”的经学用意直接阐释出来：
取其品行端洁者，列为上卷正集；若夫败度逾闲着，列为下卷外集；以其人别之，非论其诗之工拙也。世之君子，当必有会心于余指者矣。[11]
有选择地编订闺秀文学集，使“正者为教，邪者知戒”。其教化的目的性也十分突出。然而，闺秀文学的发展并未与言论的束缚成正比，苏州闺秀在结社中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的自觉、创作精神的相对独立、参与结社的逐步社会化进程、文本内容的丰富多元，，文学风格呈现出脱离脂粉气而颇具林下清风的骨力以及充实深沉的内涵与情感，绝非诗教所约定的单一的敦厚温柔之风可以盖棺定论。苏州闺秀结社实际上在一个相对活跃而宽裕的话语空间中保留了女性的精神自主权。
清人编选闺秀诗集，也并非纯粹出于经学的立场与道德的关注，有的编选者也能较为客观地记录闺秀思想与创作实况，黄秩模编辑《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正是典型，其选录标准是人诗并重、存没兼收，他所关注的不仅是“人”的道德与品行，更包含人之为人的普通性与平凡化，因而收取颇多真性情之作。在《柳絮集》的题辞中，我们也可从黄秩模友人的笔触中看到其选录闺秀诗的立场与标准。比如其族弟秩浚言：“作诗贵有真性情，应识古来重女史。要知诗教尚温柔，须得正音黜浮靡”[12]。性情，仍是选真诗的关键。
其次，我们再论述“以诗存人”在闺秀自编与结社合集中的编撰目的。无论是毗陵派对性情之真的倡导，还是袁随园性灵诗说对闺秀才学的开掘与启迪，以及陈文述之类风雅文士对闺秀才学的钦赏，任兆麟、郭麐氏对闺秀才学的支持，都无疑是促成乾嘉时期闺秀诗文创作才能极大激发的机缘，也是其前所未有地活跃于此期诗坛的重要推动力。乾嘉闺秀的诗学宗尚令人称奇，追求“林下清风”的超然，脱尽脂粉气的豪情、宗唐而不限于唐的灵性与洒脱。就其诗歌创作主题来看，既有闺中清韵、生活纪事、生命感慨，亦有对时事的感伤，对家国的忧虑，更有对命运的哀怜、对诗学的论争。她们身后是悲喜交加的时代、家族与家庭的荣辱与沉浮，是其置身其间的欢喜、静默与沉沦，更是背井离乡、早年丧夫、贫病交加的伤痛与遗恨。命运如一张大网阴云密布地笼罩着女性的心灵时空，但也恰恰是这真实刺骨的际遇熔化并铸就了她们的特殊心灵。“诗穷后工”，人亦穷而后志，方才织就一番朗阔的人生图景与诗学图景。乾嘉时期苏州闺秀的诗歌世界是丰富的，它不仅让数以千计的闺秀生命影像在这里得以保存，更让无数名宦士子望其项背。“以诗存人”的背后，无疑包含着评选者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以及对真情与气骨凝聚之作的尊重。闺秀汪端编辑《明三十家诗选》，将“清”与“真”的诗学旨趣贯穿在选诗标准中，其着力点显然在于“诗”，诗选例言中则有“尝谓诗不可不‘清’，而尤不可不‘真’；‘清’者，诗之神也；‘真’者，诗之骨也。诗以词为肤，以意为骨”[13]。直指诗中“真”、“意”的核心命题，参与校定此书的才媛即达三十五人，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孙云鹤等随园女弟子均在其中。而编撰《名媛诗话》的名媛沈善宝，更是将“意在存其断句零章，话之工拙，不复计也”作为“不辞摭拾搜辑，而为是编”[14]的最高标准。
“以人存诗”抑或“以诗存人”，终归是审视闺秀文学创作价值增长点的一种外在视角，它不能等同于闺秀创作的本体；“贞静敦厚”抑或“发自性灵”的诗学定位也毕竟只是文坛大势中两大阵营差强人意的诉求。作为清代闺秀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州闺秀结社及其成果，只是较为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殊时期特殊地域所发生的具有相对开掘性意义的女性文学活动价值与趋势。正如乾嘉时期江苏文人钱泳所言：“诗言志也，志人人殊，诗亦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笔。”[15]强调自然的流露与率真的呈现，所谓“诗之为道，如草木之花，逢时而开，全是天工，并非人力”[16]。倘若借此综观乾嘉苏州闺秀结社的全局，从创作的发端到社集的开展，从闺秀之间到闺秀与文士交游、从依附性角色到独立结社的有序舒展与种种转变，又怎能不说是清代苏州闺秀以“走出”的姿态逐步“回归”本真自我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清]袁枚.随园诗话[M]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72.
[2][清]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M]卷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1870.
[3][15][16][清]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208-222、205、206.
[4][5][6][清]陶安生.清绮轩诗剩[M].合肥：黄山书社2008:1335.
[7][清]归庄.归庄集[M].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82-183.
[8][清]陶安生.清绮轩诗剩[M].合肥：黄山书社,2008:1335.
[9][12][清]黄秩模编.付琼校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校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5、2.
[10][11][清]刘云份.唐宫闺诗[M].二卷.费密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551-2552、2552.
[13][清]汪端.明三十家诗选[M].同治癸酉本.
[14][清]沈善宝.名媛诗话[M].卷一.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M].第一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349.
[17]王秀琴编集.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书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3.
论文作者:王晓燕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9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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