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涛[1]2006年在《宁夏农村贫困的演进与分布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通过设立政策目标、建立专门机构、分配大量资源进行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随着中国农村贫困规模和程度的下降，贫困减缓出现了一些新困难。诸如已解决温饱问题的低收入人口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有很大的脆弱性；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就业压力影响到了贫困人口的就业，使一些扶贫措施难以奏效等等。为了应对新的挑战，仅仅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旧有政策是不够的，政府应当对传统扶贫开发的具体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进。中国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宁夏是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区，全国592个国定贫困县中宁夏的8个县都集中于南部山区，该地区被国家列入重点扶贫地区之一，称西海固，与甘肃的河西、定西地区通称“叁西”地区。论文的总目标是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实证研究民族地区农户贫困的成因，重点从农户特征角度分析，提出以提高农户能力为核心的相关扶贫政策建议，为21世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内容、途径的补充和完善进行有益探索。 论文基于1984-2004年宁夏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年鉴按照人均纯收入分组的农户数据和2004年宁夏西海固农村贫困监测固定观察点72个观察村720个农户调查数据客观判断宁夏农村贫困状况、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探索西部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基本方针、对象和重点、内容和途径。为了实现论文的研究目标，作者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以实证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实证部分采用了国际上贫困与不平等研究领域成熟的分析方法，并借鉴吸收了国内机构在贫困方面的经验研究成果。具体使用Shapley值分解技术对贫困演进进行分解研究，Shapley值法的应用很好地消除了残差项的影响，使得研究结果对现实的解释力更强；选择了Probit模型研究农户贫困的决定因素，并建立政策评价模型对“千村扶贫计划”进行评估，Probit模型是二值响应模型的一种，这种因变量模型非常适合一次性调查的截面数据分析。 论文关于1984-2004年宁夏农村贫困的演进及其分解研究的设定了如下叁个目标：(1)准确度量1984—2004年宁夏农村贫困演进趋势，给出宁夏贫困规模和程度的真实信息，以评估中国政府的扶贫绩效。(2)从增长和分配的角度分析贫困演进的阶段性特征，以评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的作用。(3)按照收入来源分解研究贫困指标，以评估各项收入来源对贫困贡献份额大小及其变化规律。通过研究我们发现：(1)1984-2004年宁夏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贫困人口之中的穷人优先得到了改善，但贫困出现阶段性反复。(2)主要年份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的移动具有
王婷[2]2002年在《宁夏农村贫困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贫困问题是一个困扰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始终把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农村经济快速增长，随后政府又对贫困地区及时实施了国家财政支持等项扶贫政策，使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得以大幅度减少。宁夏，尤其是宁夏南部山区，是国务院最早扶持的特困地区之一。他们在国家的支持、帮助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共同努力，使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显着成绩。宁夏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153.4万人减少到1999年的30.5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率从1978年的69.9％下降到1999年的13.9％。到2000年底，宁夏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是，由于宁夏局部山区遭受特大旱灾，返贫率很高。目前，全区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52.7万人(含当年返贫人口)，占全区农村人口的24.6％，远远高于全国3％的平均水平，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村贫困人口有128.6万人，而且这些人口大多在自然条件相当恶劣、交通极为不便的干旱风沙区、黄土丘陵沟壑区和半阴湿土石山区。由此可见，宁夏农村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难度很大，巩固扶贫成果，防止返贫的任务仍异常繁重，进一步增加贫困地区群众收入，提高他们生活质量的难度更大。因此，新世纪，党和国家应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宁夏政府应理顺新思路，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求符合宁夏农村贫困地区实际的新战略。本文从宁夏农村特殊情况出发，对宁夏农村贫困的特点、原因以及反贫困的有利条件、不利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了新世纪宁夏农村反贫困的战略以及今后在反贫困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回顾了宁夏反贫困的历史进程，对每一阶段宁夏扶贫的成绩作了总结，对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指出，宁夏扶贫工作虽然取得了显着的成就，但今后扶贫工作和任务仍很艰巨，宁夏农村扶贫将是一个长期、艰巨、持久的过程，需要全区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不断奋斗。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宁夏农村贫困的特点。由于宁夏农村自然条件极其恶劣，自然资源十分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宁夏的贫困问题具有综合性、民族性特点，分析贫困现状及特点的目的，在于发现宁夏贫困形成的原因。 第叁部分，根据宁夏农村贫困现状与特点，对导致宁夏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农业生产条件差是宁南山区致贫的直接原因，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特质很明显；宁夏经济所具有的军事边塞经济的特征，也是宁夏经济不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市场化改革滞后，尤其南部山区制度变迁缓慢，是造成宁夏农村贫困产生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宁夏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相对落后，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制约宁夏农村脱贫致富的又一重要因素。对宁夏农村贫困成因进行科学分析，目的在于为宁夏反贫困制定更为准确、科学、可行的战略和措施。 第四部分，面对新世纪、新形势，分析了今后宁夏农村贫困地区内外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其中有利条件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重点西移，西部大开发将为宁夏带来更为宽松的政策和投资环境，国家支持宁夏反贫困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宁夏近年来自身经济实力己得到加强，势必为宁夏农村反贫困奠定良好基础；而且，农村山）！啪济，经济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必将有力地加速宁夏反贫困进程，使宁夏农业整体走向良性循环、共同繁荣的道路。此外，宁夏还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反贫困经验，广大干部群众具有苦干的勇气和决心，而且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怀和支持，所有这些都是宁夏今后扶贫开发最有利的条件。宁夏反贫困的不利条件有：反贫困任务十分艰巨，具有反复性、持续性、长期性特点；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浩大，退耕还林所需资金较多，短期内见效慢，制约着现时脱贫的步伐。农民整体素质偏低；扶贫资金不足，使用效率差，也是宁夏反贫困的不利条件。 第五部分，针对宁夏反贫困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今后宁夏反贫困的战略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对策和建议。首先，要把改善生态环境与提高土地生产力有力地结合起来，以期改变贫困地区农业结构单一的局面，为发展畜牧业创造有利环境，通过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变，促进农、林、牧协调发展。其次，坚持异地开发战略，宁夏中部拥有交通便利、能源充足，水利灌溉条件较好的大片荒地，而宁南山区部分自然条件极为严酷，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在政府支持下，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地实施移民搬迁，创建新家园，无疑是一条可取之路。本文分析总结了16年来，移民吊庄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对措施。异地开发战略必将为宁夏反贫困作出巨大贡献。第叁，发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是宁夏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十分有效的战略性措施。劳务输出、异地就业，不仅能使贫困劳动者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学习外地?
刘峰[3]2013年在《宁夏六盘山片区扶贫开发路径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和挑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将减缓贫困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努力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群众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贫困地区经济全面发展、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提前完成了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任务。但是贫困问题仍然限制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度,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贫困问题仍然很严峻。六盘山片区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重点扶持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由于区位劣势,至今六盘山区群众生活还很艰难。本研究基于今后十年国家对特困地区区域开发与扶贫攻坚力度加大的契机和宁夏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经验总结、现状剖析入手,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宁夏六盘山片区扶贫开发路径进行研究。在文献综述、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和实地调研的方法,依据资源禀赋确立优先发展产业,积极探索扶贫开发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农业产业化的有机结合的扶贫创新路径,包括加强体制创新,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政能力；锁定扶贫对象,建立良性扶贫机制；大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县城建设,吸纳转移就业；合理运用自然资源,积极探索碳汇交易市场的新型扶贫机制；开发旅游资源,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旨在为六盘山片区构建一个全新的扶贫工作范式,从而在增强地区发展能力的同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罗婷[4]2017年在《宁夏农村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对策研究》文中提出自1982年“叁西”工作会议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行了 30多年,期间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有了一定的改善。但在小康社会到来之际,我国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况且这些贫困人口都属于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脱贫难度大、脱贫成本高。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2020年前确保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任务十分巨大。宁夏作为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欠发达地区,各方面条件较全国水平本身就有差距,加上宁夏所剩的58万贫困人口,80%都分布在基础条件薄弱的中南部地区,可见脱贫攻坚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复杂。为此,只有举全区之力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才能确保实现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本文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以宁夏贫困人口如何如期实现脱贫为主线,在回顾了宁夏30多年扶贫开发工作历程的基础上,梳理出宁夏贫困人口的贫困现状以及在打赢脱贫攻坚战过程中存在的精准扶贫工作在精准识别过程中出现识别程度不高;在精准帮扶实践中存在政府主导,贫困人口参与的主动性不强,“等、靠,要”思想严重,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产业基础薄弱,辐射带动能力不足;在精准管理的操作实践中缺乏贫困信息共享,信息化程度较低以及脱贫与返贫“进出”动态管理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最后从创新精准识别方法、加大精准帮扶举措力度、完善精准管理机制等叁个方面,具体提出了由政府购买服务、科学识别方法、营造精准扶贫氛围、提升专业化程度、强化贫困户主体力量、倡导全社会参与式扶贫、摆脱思想贫困、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培育发展特色产业、驻村工作队帮扶完善机制、“扶贫云”大数据管理平台的建立以及脱贫与返贫的考核机制等对策建议。
崔菁菁[5]2016年在《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研究》文中提出贫困问题一直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阻碍,反贫困也被视为世界性难题之一。通过扶贫开发来解决贫困问题,是我国政府矢志不渝的执政理念及战略任务,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吉林省调研时强调,经济发展的最大目标在于民生,而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应成为吉林省新的经济增长极。长期以来,制约农业现代化的突出问题之一则是农村贫困问题,因而加强扶贫开发,也就很自然成为振兴吉林省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关键点或着力点。吉林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接近一半;同时,农村贫困人口也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1.8%。近年来,吉林省扶贫开发工作虽然一直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且成绩斐然,但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其要求和难度也都有所提高,吉林省扶贫开发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因此,进一步对吉林省扶贫开发开展深入分析,进而提出完善对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势在必行!本文选择《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研究》这一研究题目,力求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实证(调研)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从阐述吉林省农村扶贫开发的背景条件入手,先后分析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历程、经验及有利条件;并以吉林省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剖析了吉林省扶贫开发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基于前述,并借鉴国外反贫困及国内几省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最终以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为核心,结合参与式扶贫之理念,提出了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论文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所构成:第一章为“扶贫开发的概念、意义和基础理论”。这一章首先对贫困的内涵、分类及实质、扶贫开发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论述了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最后阐述了扶贫开发的基础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理论。第二章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背景、历程、经验及有利条件”。这一章首先阐述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背景条件;其次分别分析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历程和经验;最后论述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有利条件。第叁章为“目前吉林省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分析”。本章基于目前吉林省扶贫开发中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叁个层面揭示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制约因素。第四章为“国内外反贫困或扶贫开发的主要经验及其对吉林省的启示”。这一章首先阐述了国外(包括:发达国家英国、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印度等叁国)反贫困的主要经验及其对吉林省的启示;其次阐述了国内(包括:西部地区的云南、宁夏两省,以及东北地区的黑龙江、辽宁两省)扶贫开发的主要经验,以及带给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启示。第五章为“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本章基于对明确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基本原则、主客体及目标的阐述;分别论述了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战略体系及模式选择;最终提出了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对策建议。
丁生忠[6]2015年在《宁夏生态移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扶贫开发从改革开放以前的"输血式"扶贫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向"开发式"扶贫转变。贫困人口大多聚居在中西部省(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国家有针对性对于贫困地区,先后实施"叁西"农业建设、"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西部大开发等扶贫开发战略,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农村的贫困状况明显改善,但是任务依然严峻,特别是贫困问题总是和环境问题交织在一起,生态移民搬迁被视为一种有效地解决策略。宁夏生态移民是政府主导的政策性移民,是扶贫开发、生态修复以及实现现代化的多元目标融合一体。本研究基于宁夏M镇生态移民的个案研究,应用质性研究和"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从宏观上探索国家规划性现代化的结构性(制度)张力,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中产生怎样的影响?从微观上分析生态移民中的两个行动者:政府与移民群体是怎样互动的,各自的行动逻辑是什么?宁夏政府把生态移民任务分解,并通过政府层级间的"压力型动员"逐级落实,在生态移民中各行动者既有"发展"为目标的共同追求,也呈现不同的利益诉求,致使移民群众与政府产生社会冲突,同时汉族移民和回族移民既有相同的利益需求也有不同的价值趋向,回族各宗教亚群体的需求也趋于多元化。可见,在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政府依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乡村社会对政府的"依附性关系"依然存在,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农民群众是一个"理性行动者",他们不断与政府博弈,政府也在移民实践中不断调整行动策略。在中国"强国家—弱社会"依然是基本结构主体,然而通过生态移民案例研究发现,这种基本结构有所松动,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向着相互改变、相互构成的方向发展,但是乡村社会对国家的影响是以社会冲突等越轨行为作为依托,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民主协商机制没有形成。本研究提出构建国家(政府)与乡村社会(农民)"权力结构平衡关系的再生产"。各章安排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评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相关理论。其次,回顾了学者们对于生态移民的相关研究,包括生态移民搬迁动因与功能,政府实施生态移民的政策和搬迁模式,移民在迁入地的融入或适应情况以及生态移民的实际效果和产生的影响。最后,简单梳理了本研究的方法论即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冲突论,具体到论文操作中采用质性研究和"过程—实践"分析方法。第二章是案例点的素描,宁夏生态移民从广义上说包括吊庄移民阶段和生态移民阶段,前一阶段以扶贫开发为主,后一个阶段在扶贫开发的基础上结合生态修复。案例点M镇是区域间对口扶贫开发所建设的产物,也是全区最大的纯移民乡镇,移民群众包括汉族移民和回族移民;移民安置模式包含了 "有土安置"和"无土安置"两种,同时该镇也是宁夏政府期望建造的移民安置示范镇和城镇化建设的示范镇,可以说M镇是宁夏生态移民搬迁的缩影,有很强的典型性。第叁章民族地区生态移民搬迁前的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格局。传统民族乡村社会的居住格局以单一民族为主,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收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人口、环境与贫困问题相互影响,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扶贫项目进入乡村社会,在某种程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乡村社会的贫困状况依然严峻。第四章民族地区生态移民中乡村社会与政府的博弈。自治政府制定了生态移民的搬迁规划,通过科层体制"压力型动员"的方式将搬迁任务分解"打包"逐级下移实施。移民群众对于政府的政策进行解读与回应,根据移民的民族成分分为回族移民和汉族移民;根据搬迁的积极性分为积极移民和消极移民。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他们的动员各种资源与政府进行博弈。第五章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后的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秩序。围绕移民乡村社会建设和移民群众自身的发展,生态移民搬迁的两个行动者:政府和移民基于各自的目标逻辑行动。移民搬迁使嵌入在移民个体中的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破坏,乡村社会重组。政府实施生态移民的承诺并没有完全实现,移民群众享受的一些优惠待遇随着在迁入地重新分配而消失,政府主导的"非正规经济"难以维持移民群众的生计,致使移民群众产生被剥夺感。此外,"互嵌式"移民乡村由于回族、汉族移民之间以及宗教亚群体之间的习俗的差异性而相互排斥。第六章结论部分探索了政府规划性现代化的困境及民族乡村社会发展的趋向,指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向着相互改变、相互构成的方向发展,但是乡村社会对国家的影响是以社会冲突等越轨行为作为依托,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民主协商机制没有形成。尝试提出构建国家(政府)与乡村社会(农民)"权力结构平衡关系的再生产",并从加强农民公民权和复合型治理两个角度分析。
姜江[7]2012年在《贫困地区农业对气候变化脆弱性分析》文中认为本文以案例分析为主，对我国典型贫困地区农业对气候变化脆弱性进行了评估。根据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对脆弱性的定义，结合实地调研工作，利用典型贫困县的气象观测数据、农业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结合DSSAT模型和PRECIS提供A2、B2情景下的气候变化情景数据，完成各个典型贫困县相应的农业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现状及未来评价。本文旨在理清气候变化与贫困间的关系，以及典型贫困地区农业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程度，从而为气候变化贫困地区气候变化适应工作中有针对、有区别的适应工作提供依据。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如下：在全国水平和省级水平，农业依赖程度高、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情况以及耕地面积的多少均与农村贫困发生率紧密联系。自然因素的变化与贫困发生率之间关联程度大于农村用电量等农业基础设施方面带来的影响，说明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增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开展气候变化适应工作在农村贫困地区摆脱贫困进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宁夏原州区A2、B2情景下未来2020s（2011-2040）时段内温度呈显着增加趋势。增强灌溉条件是宁夏原州区未来降低小麦产量波动的主要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宁夏原州区现阶段脆弱性高，在未来2020s时段内的脆弱性仍然属于比较脆弱的区间。广西天等县A2、B2情景下未来2020s（2011-2040）时段内温度呈显着增加趋势，且年降水下降趋势和波动情况都十分明显。灌溉对保证当地玉米产量，减少产量波动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广西天等县现阶段脆弱性高的原因在于该地区农作物总面积少等因素。在未来2020s时段内，尽管天等县敏感性程度没有增加，但天等县仍然属于严重脆弱区域。甘肃岷县在未来2020s（2011-2040）时段A2、B2情景下温度均呈显着增加趋势，年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着。未来2020s时段内，灌溉对保证当地小麦产量的作用十分明显。且在灌溉条件下，岷县小麦产量的波动幅度明显低于雨养条件下的小麦产量波动程度。甘肃岷县现阶段脆弱性高，在未来2020s时段内，敏感性程度稍有所缓解，但岷县在A2、B2情景下仍属于严重脆弱区域。
曾勇[8]2016年在《中国东西扶贫协作绩效研究》文中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率先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国际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其中,东西扶贫协作,即组织东部地区较发达的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被认为是扶贫开发方式中最能有效解决贫困问题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扶贫方式。实践也表明,东西扶贫协作,有利于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扶贫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合理配置,有利于促进东西部资源优势互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逐步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实现东西部的共同发展。自1996年开始实施以来,我国东西扶贫协作取得了很大的扶贫成效,较好地解决了贫困难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据统计,至2014年底,全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12.8万个贫困村和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2015年完成减贫1442万人,截至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为5575万人),重点分布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中,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有西藏、甘肃、新疆、贵州和云南,贫困人口数量超过500万的则有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和四川。如果到2020年,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还有集中连片整体贫困现象的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没有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意味着,"十叁五"时期我国必须平均每年减贫超过1000万人,每月需要减贫接近100万人。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是扶贫开发,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采用常规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难以完成这一任务。作为最能有效解决贫困问题且极具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方式,东西扶贫协作必须提高认识、创新思路、完善政策、强化措施,为确保"十叁五"时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东西扶贫协作绩效如何进一步提升,非常有必要。为此,本文从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系统学和管理学等视角,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依照理论-现状-实证的基本思路,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极具中国特点的孤岛型贫困的学术概念及其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总结了 1996年至今近20年来东西扶贫协作的历程、政策演变和有效举措,探讨了东西扶贫协作的动力机制和宏观绩效,结合上海对口支援云南工作实例的分析和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绩效的评价,研究了东西扶贫协作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效果,结合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和上海对口支援工作实际,探究提升东西扶贫协作效能的新路径,试图提出与经济新常态相相适应的扶贫政策建议。本文共分为八个章。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思路、方法、意义、创新点以及本文对贫困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探索性的提出了孤岛型贫困的基本概念。第二章是本文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系统总结了中外反贫困、区域经济发展、东西扶贫协作、扶贫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厘清了本文研究的基础及出发点。第叁章全面梳理了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状况,结合"孤岛型贫困"的诠释系统分析了贫困的概念、类型、特征和形成的一般机理,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的历史沿革、东西扶贫协作的演进历程和主要举措。第四章是探讨东西扶贫协作的经济效益和动力机制,采用规范研究和边际研究方法探析东西扶贫协作的动力机制和宏观绩效。第五章探讨沪滇结对帮扶的做法与特色,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以沪滇对口帮扶为典型案例,对省域层面的东西扶贫协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析。第六章是实证分析部分,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计量分析了沪滇结对帮扶的宏观绩效,采用AHP方法构建了结对帮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沪滇对口帮扶项目资金的微观绩效进行了评价。第七章阐述了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的总体思路及基本内容,重点建构了孤岛型贫困减贫的总体构想和具体的实现路径。第八章是研究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旨在归纳总结本研究的基本内容及重要观点,给出东西扶贫协作绩效提升的建议,并指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围绕实现国家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东西扶贫协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探究,丰富了东西扶贫协作的理论文献,拓展了东西扶贫协作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东西扶贫协作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实地组织了对口地区有关部门开展自评、抽评工作,在理论层面、方法层面、实践层面都具有一定创新。同时,本文还总结梳理了中外扶贫开发与减贫策略,归纳分析了沪滇对口帮扶的代表性举措、资源整合机制以及新探索,具有很强的政策借鉴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本文主要阐述分析了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孤岛型贫困的基本概念、特征、现状及其形成的一般机理;二是东西扶贫协作的背景、进程、特点和亟待解决的制约因素;叁是衡量东西部扶贫协作绩效的基本方法及其主要分析结论;四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典型案例——沪滇对口帮扶的特色、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五是中国孤岛型贫困减贫的总体构想和实现路径;六是提升东西部扶贫协作绩效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了五个方面的主要结论:一是中国孤岛型贫困概念的提出及其减贫的实现路径。(1)中国的孤岛型贫困是呈片状、点状贫困分布格局下形成的具有鲜明区域性、多维性和持续性特征的一种慢性贫困现象。(2)孤岛型贫困的人口主体是农村留守人口,其形成的一般机理包括区位、政策、社会叁大机理。(3)提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建档立卡和发放专项救助津贴,是孤岛型贫困人口减贫的具体实现路径。而生态移民、构建"无缝隙"减贫工作机制和分类制定转型发展模式,则是孤岛型贫困地区减贫的具体实现路径。二是东西扶贫协作的理论作用效果。(1)有利于受援地区经济总量增长,对减轻东西部经济总量差距有所帮助。(2)有利于受援地区经济增速提升,对缩小东西部经济增速差距有所帮助。(3)对整体效益的作用效果具有权变性,取决于生产要素在东部和西部的单位边际产出。叁是沪滇对口帮扶的经验借鉴。(1)整村推进、产业帮扶和社会事业及人力资源开发是典型举措。(2)政府、市场、社会叁个层面的资源整合机制是重要特征;(3)打工经济、小额贷款模式引入、龙头企业带动是有效探索。四是沪滇对口帮扶的实证作用效果。(1)沪滇结对帮扶投入对减少贫困人口、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收入水平具有显着的作用。(2)新农村建设、产业帮扶和民生帮扶对减少贫困人口、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收入水平具有显着的作用,但作用大小存在差异。(3)扶贫资金管理和瞄准机制对减少贫困人口、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收入水平有影响。五是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和实证测算。主要包括投入管理、过程管理、产出与效果、社会评价等4个一级指标以及23个二级指标,对案例项目的微观绩效评价结果为良好。
张莉[9]2015年在《中国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消除贫困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而作出的一项制度性安排。历经近20年的实践,它已发展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区域扶贫政策,并取得了显着的成就。然而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继续扩大和西部还普遍存在的贫困与返贫现象使得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在未来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有必要继续深化和拓展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并且构建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可持续机制。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扶贫的深入,扶贫的特征有了新的变化,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本身也暴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要求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在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制度化的提升。为此,本文以促进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为目的,对扶贫协作的现状、问题、政策效果、内在机理等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新时期我国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推进机制和促进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的政策建议。具体的,本文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立足于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角度,构建了西部反贫困影响因素模型,综合分析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公共财政支出、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市场化、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和人力资本九个因素的变化对西部地区反贫困的影响,为扶贫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实证支撑。其次,本文以天津—新疆扶贫协作为例,设计了针对农户、企业、政府基层干部叁类不同主体的调查问卷,从不同参与者的角度综合分析了扶贫协作政策的效果以及该政策在实施层面存在的问题;并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建立了Logistic模型,研究了当地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和致贫原因,得到了有重要价值的结论。再有,本文利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和模型,分析了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具体包括中央与东部、西部地区政府,东部与西部地区政府,地方政府与扶贫部门以及扶贫部门与贫困人口之间的博弈,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过程中的不同层面存在的问题,为完善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机制、进行相关机制的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最后,本文针对当前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从动力机制、传导机制、保障机制和调整机制四个方面,创造性地探讨和构建了新时期推进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的机制。
苏静[10]2015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持续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奇迹”,但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消除,贫困尤其是农村贫困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突出障碍。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农村反贫困事业,并且将农村金融视为缓减农村贫困的主要力量和基本政策工具。为了促进农村金融有效地发挥减贫功能,政府先后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府基于“改革存量,发展增量”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新思路,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农村金融“新政”,力图实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缓减的良性互动。为此,深入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一方面不仅可以为检测、评价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效应提供现实依据,也可以为相关部门进一步挖掘农村金融减贫向纵深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进而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效农村金融减贫模式的形成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展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研究理论,丰富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首先结合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和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机制;然后在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农村多维贫困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前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最后,结合国外典型国家农村金融减贫的实践与经验,就中国农村金融减贫的政策优化策略及其实现路径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在阐述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界定相关概念、提出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对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典型事实和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构建了农村金融发展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理论分析框架,就农村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间接机制以及通过金融服务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直接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各机制作用于贫困减缓的传导路径进行了探讨。第二,在阐释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从需求与供给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利用参数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收敛性。研究发现,伴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高,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明显拓展,但是农村依然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并且不同程度的存在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结构上的“错配”。同时,各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发展动态均存在显着差异。第叁,分析了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现状及其成因,并利用fgt贫困指数就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叁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就中国2001-2011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基于fgt贫困指数与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强度整体上呈现逐步缓减趋势,但地区差异显着;基于新构建的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以及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叁大维度的贫困,且各维度贫困程度整体上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经济贫困对农村总体贫困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分别是社会贫困、环境与生态贫困;从贫困程度的地区分布来看,农村总体贫困程度以及各维度贫困程度均表现为东部低于中部,中部低于西部,各维度贫困程度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且经济、社会维度的地区差异明显大于环境与生态维度的地区差异。第四,在比较分析框架下借助状态空间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缓减的总体效应显着,并且大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动态变化趋势;(2)中国农村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并存,且两大效应在时间上均呈现结构性变动特征:农村金融缓减农村贫困的效应中平均有45.83%的比例来自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平均有54.17%的比例来自于金融服务的直接效应;其中1986—1992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70.17%,直接效应占比为29.83%;1993—2010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8.14%,直接效应占比为61.86%。第五,借助pstr模型识别出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非线性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影响的pstr模型,并基于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与贫困强度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影响都是非线性的,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1)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2)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这种抑制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对贫困深度的影响以门槛值之后的抑制效应为主;对贫困强度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但均不显着;(3)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贫困强度的影响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第六,采用PSTR模型和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多维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并存,只是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贫困缓减的效应均存在差异:(1)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非正规金融只有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才能促进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和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有效带来了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下降;(2)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同样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但无论处在哪种发展水平区间,都无益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以及农村居民生活与医疗条件的改善;(3)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整体上看,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已经凸显,但是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空间与潜力。
参考文献：
[1]. 宁夏农村贫困的演进与分布研究[D]. 杨国涛. 南京农业大学. 2006
[2]. 宁夏农村贫困问题研究[D]. 王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02
[3]. 宁夏六盘山片区扶贫开发路径与对策研究[D]. 刘峰. 宁夏大学. 2013
[4]. 宁夏农村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对策研究[D]. 罗婷. 宁夏大学. 2017
[5]. 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研究[D]. 崔菁菁.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6]. 宁夏生态移民研究[D]. 丁生忠. 兰州大学. 2015
[7]. 贫困地区农业对气候变化脆弱性分析[D]. 姜江.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2
[8]. 中国东西扶贫协作绩效研究[D]. 曾勇.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9]. 中国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研究[D]. 张莉. 天津大学. 2015
[10].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D]. 苏静. 湖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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