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境下组织公民行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境论文,中国论文,公民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要素资源不断融合共生的互联网时代，随着企业外部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递增，仅仅依靠员工依据岗位职责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的传统管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新的需要，如何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和自发性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组织公民行为”概念一经提出便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人类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移动通讯技术、社交网络平台和互联网思维对商业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受到共享、协作和参与等新兴思维和技术支撑平台的影响，基于分工原理的传统组织设计思想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一些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甚至提出“去分化”和“释放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的主张。在此形势下，对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梳理和规范就更具特殊的时代价值和理论意义。 中国企业深受“中庸”、“和谐”和“仁义”等传统文化的影响，精细化分工理念历来较为淡薄，而以企业为家的观念和积极承担角色外的行为则得到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因此，与西方主流理论相比，组织公民行为在中国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组织效果。此外，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制度转型时期，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受到重视人情面子、人际和谐的传统文化与信仰体系等非正式规则的约束。然而，这些特殊情境因素在已有组织公民行为研究文献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挖掘，相关研究的匮乏降低了组织公民行为理论在中国企业的实践效用。那么，在互联网时代，组织公民行为因何面临严峻的情境化问题？中国的情境因素如何影响组织公民行为？中国情境下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逻辑脉络和未来趋向是什么？本文拟在梳理众多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厘清以上问题，以规范组织公民行为在中国本土的研究，为发展具有高度本土契合性和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组织理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中国组织公民行为情境化研究的动因与结构 Organ[1]将组织公民行为(OCB)定义为未被正常薪酬体系所明确识别的但有益于组织员工个体的自觉行为，包括利他行为、尽职行为、运动员精神、谦恭有礼和公民道德五个维度。Podsakoff等[2]将组织公民行为归纳为助人行为、运动员精神、组织忠诚、组织遵从、个人主动性、公民道德和自我发展七个维度。这是目前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维度较为权威的观点，构成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基础。迄今为止，组织公民行为理论已经汇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经验样本，逐步向成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过渡。在愈来愈多学者的关注和倡导下，组织公民行为研究呈现出情境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趋势，本土历史文化嵌入、本土企业实践、本土运作机理与效用问题成为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焦点。 (一)组织公民行为研究面临的情境问题 基于西方情境建构的组织公民行为理论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得到了国际管理学界的广泛认同。但早期研究忽视了情境差异的存在，形成了主流的组织公民行为理论。管理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不都具有普遍性，忽视情境这一限定条件，不仅会有损理论本身的合法性，更会影响其实用性[3]。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西方学者逐渐开始重视情境因素的存在，并进行跨文化情境下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证实了情境因素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Podsakoff等[2]认为在一些文化背景中，组织公民行为的类型、发生频率、前因变量与后因变量的关系和中介机制都会因为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Paine和Organ[4]以26个国家的样本证实了文化差异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总而言之，虽然在早期的研究中，情境问题并未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但之后的研究均证实与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体系相关的情境因素对组织公民行为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组织公民行为情境化研究的动因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涉及到中国情境的跨文化管理研究也越来越多。虽然情境问题拓宽了研究视野，但如何将中国情境和管理理论相结合以实现理论创新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近年来，国内盛行以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解释特殊的中国问题，或以中国企业和员工为样本验证西方理论，致使国内理论研究出现“趋同化”、“重复性”或“同质化”等问题[5]，组织公民行为的本土研究也未能避免。目前驱动组织公民行为情境研究的因素主要有两类：一是不断调整和变迁的当代制度特性；二是传统文化特性。因此，在对西方理论研究进行检验和发展的同时，组织公民行为的情境化研究也需要关注这两类因素的影响。 1.当代制度特性 转型期中国社会制度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即多种制度逻辑相互共存和竞争的现象，最为鲜明的莫过于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思维和市场导向的市场经济思维的相互碰撞。其中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属性和特殊地位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也成为中国情境下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不可忽视的还有中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形态的差异，Egri和Ralston[6]关注了这类差异对组织公民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而组织公民行为是否也会因此存在差异却缺少相应研究。 2.传统文化特性 中西方情境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差异上。中西方拥有两类异质性的文化体系，相较于以新教伦理为特征的西方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文化具有重视人际关系、服从权威、泛家族主义、政府的绝对影响力、集体主义、男性主导和祖先崇拜等特点。中国学者的本土研究大多将这些因素作为中国情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进行本土组织与管理理论研究。因此，文化的异质性和组织公民行为对文化的依赖性，使得难以将西方背景下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成果简单地移植到中国情境中。目前针对中国情境所进行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主要以文化差异为基础，并且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三)中国情境下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结构维度 华人学者对中国情境下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早于西方，而且倾向于比较中西方情境下组织公民行为的异同，他们首先进行的是本土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建构。开启本土组织公民行为研究并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樊景立，其在1997年以中国台湾企业为样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跨文化组织公民行为的开创性研究。这一研究建构了本土组织公民行为量表，将其界定为与西方相比无文化差异的组织认同、对同事的利他行为和敬业精神三个维度，以及具有文化差异的人际和谐和保护公司资源两个维度，并且将差异性维度归结于具有家族主义特质的集体主义的存在[7]。然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方面均存在差别，基于台湾地区研究得到的组织公民行为量表能否推广至大陆情境中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Farh等[8]弥补了这一不足，他们基于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样本进行的研究将组织公民行为划分为积极主动、帮助同事、观点表述、群体活动参与、提升组织形象、自我培训、社会公益参与、保护与节约公司资源、保持工作场所清洁和人际关系和谐十个维度，在与西方组织公民行为维度进行比较后，将前五个维度作为共同维度，后五个维度作为拓展维度，进而建构了同心圆模型，将十个维度按照自我、群体、组织和社会四种层面进行分类。 此后，大陆学者掀起了组织公民行为本土维度建构的浪潮。姚艳虹和肖石英[9]结合中国的制度特征、企业文化和时代特色在Organ[1]五个维度的基础上加入维持公众关系、意见表露、个人创新性和自我发展四个维度。蒲国利等[10]从外部视角提出谦恭礼貌、利他行为、运动家精神、公民美德、个人创新性和意见表露六个维度。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华人学者对中国本土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建构做出了诸多努力，但并未取得共识，而且这类研究在近些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已有成果的影响力也极为有限，如即便Farh等[7-8]的研究成果，其他学者在开展相关研究时也较少采用。在西方理论宰制的情况下，更多的研究偏向于采用更具影响的Organ[1]或Podsakoff等[2]的结构维度，这导致国内学者的结构维度大多也是结合本土情境对西方研究成果的验证或增补。 三、中国情境下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 (一)个体特征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西方对这类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士气因素，包括工作满意感、组织承诺、组织公平感和领导支持感等；二是个性因素，包括人格特质和人口统计特征等。受传统价值观等非制度因素影响，中西方员工在思维方式、心理认知和价值观方面有诸多不同，因而许多研究选择从此处切入。 1.士气因素 西方研究多证实士气因素的提高有助于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11]，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结果与之相比略有不同。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领导支持感三个方面的作用机理与国外研究极为相似。不同之处仅在组织公平感方面，基于西方情境的研究证实员工感知到的组织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国内研究虽然也支持这一论断，但对组织公平的具体维度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则存在异议。西方学者将组织公平划分为程序公平、分配公平和人际公平，一些研究证实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更强的解释作用，但中国情境下更具解释力度的则是人际公平。虽然这只是中西方研究中的细微差别，却显示出中西方对于公平的不同认知。以基督教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认为全人类生而自由平等，都有天赋不可夺的权利，公平是普遍、绝对和抽象的；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华人社会认为公平观具有相对性，其本质是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因人际距离的亲疏远近而对规范进行不同的解释，因而会有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2.个性因素 学者大多以“大五人格”①来研究人格特质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Organ和Ryan[11]的研究证实了“大五人格”维度中的尽责性和宜人性有助于员工的利他行为和顺从行为，曾秀芹和武欣[12]对中国企业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点。西方学者认为人口统计特征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并不显著[2-11]。李靖[13]将人口统计学指标中的七个因素(是否同乡、校友、姓氏相同、性别相同、讲同一种方言、认识共同的朋友和有共同的爱好)合并为“七同”变量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些因素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认为这一差异产生的根源在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人注重关系，家人、熟人和生人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是人际关系结构的核心特征。关系的深浅使人际知觉与判断产生严格的分层现象，从而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现象。如果个人特征相同或相近则极有可能成为圈内人，如果差异特征更为明显则易于成为圈外人，这种分层方法会影响人际关系与组织间的资源分配，从而对包括组织公民行为在内的员工角色外行为产生影响。但针对人口统计特征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本土研究相对较少，我们在梳理文献时也只发现了一篇，所以虽然通过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可以解释原因，但是否真的在这类研究上有所不同，尚待更多的研究加以佐证。 (二)领导特征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针对领导特征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领导风格方面。领导风格一般包括放任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研究表明，放任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负相关关系，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领导风格深受文化特质的影响，不同情境下领导的内涵与效能有可能存在差异。郑伯埙和庄仲仁[14]认为西方领导理论是建立在上司和部属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而华人社会则是建立在清晰的上下级关系和角色套路中。 家长式领导同样会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包括仁慈领导、德行领导和威权领导三个维度。郑伯埙等[15]认为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威权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负相关关系。随着跨文化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家长式领导并不独属于华人社会。即便如此，中西方学者对家长式领导的研究仍有区别，一是中国学者看重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而西方学者更关注权威领导；二是中国本土的家长式领导带有很强的人治色彩，而西方组织则不然。本文认为这与中西方组织的发展路径有关，中国本土组织深受传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影响，而西方组织则具有高度理性和合法性的建构逻辑。不同的发展路径决定了家长式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不同，林声洙和杨百寅[16]的研究证实即使同处东亚文化圈的中韩员工在此类关系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总体来说，尽管由华人学者基于中国文化特点提出的家长式领导同样存在于其他情境之中，但情境差异赋予了家长式领导独特的研究价值，随着跨文化研究的兴起，对家长式领导的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针对非中国情境下的研究。但探索家长式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研究仍相当匮乏，这也是未来学者在组织行为学领域应该努力的方向之一。 (三)组织特征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对组织特征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研究，西方学者多关注组织正规性、组织灵活性和组织支持等因素[2]。由于对外部环境高度依赖，组织需要不断进行变革以适应环境的改变，组织特征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因而处于不同情境下的组织公民行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会表现出较大差异。中国情境下的研究更多地针对组织支持这一维度，却很少关注组织正规性和组织灵活性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本文认为这与中西方企业的发展状况有关，经历了工业革命和泰勒科学管理理论洗礼后的西方企业，在追求工具理性的过程中建构了高度机械化和正规化的组织，而嵌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企业的正规性本就较弱且发展历史较短，缺少研究正规性和灵活性的样本企业，相应的研究成果自然匮乏。 如果在上述三个因素之外，将组织的产权属性纳入组织特征的考虑范围，那么相较于上述的细微差异，中国情境下更为有趣的当属对国有企业的研究。与西方学者多以私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相比，转型期内的中国国有企业无疑更吸引学者的关注，这类企业内部的组织公民行为也更为独特。由于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使得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存在很大差异，非国有企业员工会表现出更高的工作主动性，而国有企业员工则更热衷于参加社会公益活动[8]。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同样表现在转型过程中员工为获取稀缺资源会表现出更高的组织政治知觉，即员工对组织政治行为的知觉，包括一般政治知觉、保持沉默静待好处知觉、同事与小团体政治行为知觉、上级政治行为知觉以及政治性薪酬和晋升政策知觉五个方面。以西方企业为样本的研究表明这些维度均会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并对组织绩效产生消极效应。但以中国国有企业为样本的研究结果则大不相同，崔勋和瞿皎姣[17]的研究证实，受到官僚政治文化和人情社会运作机制的影响，国有企业员工对组织政治行为有不同于西方员工的知觉和反应，除一般政治知觉会产生消极效应之外，其他政治知觉因素均有助于员工参与组织活动、尽职行为和提升工作主动性等。 (四)工作特征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工作特征是指与工作有关的各类因素，包括技能多样性、任务完整性、任务重要性、工作自主性和工作反馈五个核心维度。中西方针对工作特征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不过从已有西方研究文献来看，这些维度的提高有助于员工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大多从这几个方面展开，结果与西方极为相近。中西方研究之所以在此处取得共识可能与研究成果较少有关，也可能是工作特征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具有普遍性，不会受到情境因素过多的干扰。 综上所述，图1显示了中国情境下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其独特之处多是由于传统文化和转型期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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