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家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 （2001）01—0040—08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对中国的经济学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纪，在这一世纪中，以“引进”和“模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的经济学，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相适应，经历了“引进模仿”、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三个大的阶段，产生了民生主义经济思想、民主主义经济学说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三大经济学理论体系与学说，并产生了一批具有时代代表性的经济学家。
20世纪中国的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把传统型、伦理型的中国经济思想融入了世界经济学的发展轨道，使之成为了世界经济科学中的一部分；二是为建立一个新生的、独立的新中国准备了一套治国方案，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私有制变成一个不发达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是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建设方案。一句话，20世纪中国经济学的社会功能在于：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使中国醒过来，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使中国站起来，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使中国活起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经济思想使中国富起来。
那么，时代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基础上，又将何去何从？中国的经济学体系能不能够在21世纪解开“中国情结”，实现重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学家能不能够在21世纪实现“中国梦”，跻身于世界主流经济学的行列，获得被称为“经济学皇冠”的诺贝尔奖？作者根据自己的想法，谈一些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的土壤非常丰厚
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具有研究经济学的最丰厚的土壤。因为人口多，国家很大，又处在二元经济的状态，同时，经济发展又相当不平衡，农村和城市之间不平衡，地区之间不平衡，东西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许许多多经济学问题需要解决。而这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又是遇不到的。用西方经济学现成的、成熟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有些可以，但有些是不可以的。因此，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壤。[1 ]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许多的发展中的经济问题是人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诸如贫困问题、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等。这些问题，在以发达的市场条件为研究背景的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因为中国不存在一个发达的市场条件，而是一个不发达的、非常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市场经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学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领域，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经济体。据一些专家预测，到202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或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动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大量的经济问题像潮涌一样呈现在人们面前，需要经济学家去进行研究和解决。这些情况，在西方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是不存在的。大凡经济学研究能够取得大的成果的领域，都是那些尚未成熟、尚未定型的方面。所以，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细和越来越具体，而中国的经济学基本上还处于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许多大的问题连续提出来，不断地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新的素材和样本，同样也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为中国经济学进行理论上的提炼和抽象创造了活水源泉。
从中国的经济形态来看，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则，到21世纪20年代中叶，中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有了与世界接轨的研究背景，一方面为中国经济学在研究层次、研究语言、研究内容等各个方面，与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又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排除了过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和障碍提供了社会基础。20世纪中国的经济学之所以始终还停留在“引进”和“模仿”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太深，始终没有“跳出”“苏联范式”。这种“范式”的惯性力，使得中国的经济学家总是习惯用政治经济学来取代经济学一般，否认经济学一般的存在，习惯于将经济学视为只研究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局限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内，跳不出“传统”的窠臼束缚。21世纪中国要与世界经济接轨，要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流之中，就必然要求提供理论指导的经济学家走出传统的“范式”，去研究新的现象和新的经济问题。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这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伟大制度变迁，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再从中国的经济学普及程度和范围来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世界上一支最大的经济学学习、研究的队伍。据统计，中国每年招生的大学新生中，大约有30%左右的人选择学习经济学及其相关专业，数量超过50万人。中国的学术研究队伍中，经济学研究工作者是最大的一支队伍，每年发表经济学及其相关的论文，有10万多篇次，选择经济学研究或普及作为职业者，居其他理论工作者之首。至于从事经济实践的人，那当然是成千上万。由于中国经济学具有这样巨大的“知音群体”，使得中国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学术基础。再加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以及与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沟通和交流，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方法的真谛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和训练，已经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积累了丰厚的素养。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经济学在21世纪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水到渠成。
三、21世纪中国经济学发展面临的挑战
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现实，以及中国经济蓬蓬勃勃发展的实践，迫切要求中国的经济学有个大的发展，要求中国的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手段和方法上进行深刻的变革。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将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具体地说，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来自实践发展的挑战。中国经济理论滞后于经济增长和蓬勃发展实践的状况，迫切要求有一种新的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经济理论来进行指导。但是在传统观念尚未彻底破除之前，新的与世界主流经济学接轨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困难重重。一方面，理论滞后于经济发展实践的现状使得中国的经济学家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以致于连从事基础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都常常在为经济理论的缺位而感到困扰和焦躁不安；另一方面，现实经济发展的迅速又常常使得中国的经济学家一筹莫展。这种现象，形成了“繁荣中的窘困”。[2]
二是来自新的经济体制下经济学界自身的“固执”和“浮躁”不安。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开始建立，价格机制的巨大吸引力不但对市场产生爆发作用，而且对尚未适应市场的人，包括经济学家本身，也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年老的经济学家因为长期知识积累的缘故，始终不愿意因为脱胎换骨而丧失自己的领地。而年轻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总是希望在新的时代和新的氛围到来时，尽快出人头地，占有一席之地，于是就毫不思考地不断用所谓的“创新理论”来敲击市场。传统的理论，实践已经证明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量新问题面前表现得苍白无力，而“新生代”的所谓“创新理论”又往往是昙花一现。“传统”与“功利”之间的碰撞，使得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令人不安的浮躁现象，经济学变成了谁都可以说三道四，但又谁都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最后的“裁判”仍然只能由“首长”说了算，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终仍然只是一种政策的诠释。这样就为中国的经济学在21世纪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和危险。
三是来自海外研究信息的挑战。随着亚太世纪成为现实和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加上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取得巨大成就，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日益关心，他们从新的视角，采用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的大量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中国经济学过去那种褊狭的研究，将要受到冲击。海外经济学研究的诱惑，也将吸引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走向。
四、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出路
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那么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出路又在那里？理论界都在思考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一些学者主张采取“修正主义”，即通过对原有的以马克思《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修正、调整，剔除不合时宜的成分，添加市场经济的有关内容，增强对现实的解释力。显然，这种方案只是修修补补，建立不起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另一些学者主张采取“替代战略”，他们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建立在一系列公理性假定上的逻辑演绎体系。中国的经济体制与世界经济主流体制接轨，都是市场经济，因此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几百年的经济学规律和公理，完全适应中国21世纪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显然，这种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往往使得即使是规律的东西也不能本土化，以致于有“食洋不化”的后遗症。还有一些学者主张“创新型取向”，即依据不同的理论支点，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笔者是比较赞同这种观点的。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修修补补是没有出路的，照搬照抄也是死路一条，唯有创新，找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生长点，才能走出一条新路。
中国经济学的出路在于创新和重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沿着原有的思路和体系去寻求答案，而是要另辟蹊径。
中国经济学创新和重构的前提是无所顾忌。21世纪的中国，学术环境的优化肯定将有重大的突破，政府不会再为经济学研究设置这个或那个“禁区”，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研究的海洋中自由驰骋。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资金来源提供者，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有一种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降低交易成本，必然加大资金投入来资助经济学基础研究，资助那些在经济学创新研究方面有潜力、有发展的研究者，鼓励他们以新的思维方式去思维，鼓励创新精神和向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各种未知的假设挑战。东方特色的学术研究“论资排辈”现象失去市场，中国有智慧的学者在中国的本土上，能够追寻到一个“中国梦”。
创新和重构的另一个前提是经济学研究的理论积累，而这种积累需要“吐故”和“纳新”两个步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我们大多数都是在旧说下熏陶出来的，旧说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在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中国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全，商品经济不发达，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流行、传播了几十年，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也开始对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反思和清理，但市场经济观念仍然没有在人们的心目中得到完全的巩固和确立，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就是说明这种新观念确立的艰巨和复杂。因此，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重构首先要消除这些障碍。
西方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从古典经济学派以来反映市场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市场经济具有普遍意义。它的研究方法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日臻完善，将原来人们不能解释的因素都有机地纳入了经济分析中，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都要吸收、利用，拒绝对它的吸收只能使自身耳目壅塞，营养匮乏。[3]当然， “纳新”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背景，要先弄清导致各种经济现象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如果不顾理论前提和制度环境的差异拿来就用，就会产生“邯郸学步”的后果。“纳新”的目的是为了创新。
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研究内容上的创新。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只注重研究生产关系，自捆手脚，将研究的范围局限在非常狭小的空间。实际上，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是异常宽广的。从研究的层次上说，21世纪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结构的重构，不但要研究价格机制和资源的最佳配置，研究劳动分工等基本的市场层次，而且要研究更高的层次，即经济制度均衡层次、宪制的均衡层次、精神与物质的均衡层次。时代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家更应该关注更高层次的问题，诸如哪一种最佳的经济制度比重结构能够使得社会总福利最多，哪一种最佳的权力均衡结构或最佳的宪制结构使得社会的总产出最大或成长率最高，哪一种精神与物质的最佳均衡比重使得社会的总效用最大。[4 ]而这些更高层次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几乎还是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
从研究的具体内容上说，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一是可以在对古老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时，由于验证传统理论的逻辑前提和逻辑推论与经济事实的不相符时提出新的理论假说，并以经验事实证明其逻辑一致性，如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对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和发展，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否定与发展，有限理性对理性行为的否定与发展等。二是将经济学的原理扩大适用范围，应用于新的研究领域并作出符合实际的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如将理性行为理论扩大到政府行为的分析，将微观经济学理论用于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等。三是当现有的经济理论解释不了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时，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如网络经济时代知识如何定价等，特别是随着诸如纳米技术这样的高新技术的发明，物质和信息、物质和意识这种看似互斥的哲学概念消失了，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即一种“纳米盒子”“物质复印机”，“下载”所需要的信息组成的各种物质。[5]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学需要解决的内容将是丰富多采的，中国的经济学家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2.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衡量是具有国际性的，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学家必须与世界通行的研究方法有一种共通的交流语言，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必须放到世界范围内去进行检验。20世纪中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学体系，没有产生经济学大师，除了政治斗争的干扰之外，与经济学界缺乏一套科学的理论假说、批评、学术交流与争论、接受、修正的创新和发展的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与世界主流经济学缺少共通的语言，在交流过程中往往只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形不成共识。21世纪中国的经济学要发展，要建立自己的体系，必须认同国际上公认的评价标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价标准，作者认为是比较客观的标准。
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不能不吸取现代科学哲学的成果。归纳和演绎是一对古老的范畴，中国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习惯于归纳，而不善于抽象。中国经济学要在21世纪有个新的面貌，抽象的分析方法是必不可少的。有人分析自1968年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中反映出来的近50年来经济学分析的特点，认为评奖中明显地强调的是经济学分析的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萨缪尔森、希克斯、阿罗、库普曼斯、德布勒、阿莱等获奖者，都是采用的演绎分析法。
归纳是对历史事实和经验的归纳，但历史的事实和经验是无限丰富的，不可能都归纳起来，经济学家又不可以在实验室里研究，而需要依靠抽象的方法。经济学家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舍去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本质的东西，就是抽象思维的能力。所以，历史的归纳实际上离不开历史的抽象。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劳动一般。在科学哲学中，归纳就是要提供一个基本的假设或基本概念，来作为逻辑演绎的前提。有的科学哲学家反对归纳，如波普尔（Popper），他认为经验太多了，对经验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归纳，所以归纳是不可靠的，不如以一个随意可得的假设去演绎，而后再放到现实中去验证。
当然，演绎对于中国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并不等于反证归纳不需要。实际上，就经济学来讲，归纳作为对历史经验的概括，作为对历史的抽象，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连一个合乎要求、能够作为演绎的前提的基础假设或基础概念都没有，而只有一个“随意可得”的假设，这实质上是忽视对历史经验的概括。[6]要实现中国经济学的创新， 在方法论上仍然离不开历史归纳和逻辑演绎的结合，历史概括和逻辑抽象是辩证的统一。
21世纪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数量分析方法即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提高。20世纪中叶以前，经济学的基本分析一般都是重定性、重逻辑思维和推理，缺乏精确度。20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导入，计量经济学的广泛运用，投入—产出分析以及功能巨大的计算机的出现，使得经济学的分析更趋细致和精确，弗里希、里昂惕夫、克莱因、斯通和哈韦尔、赫克曼、麦克法登等人运用计量的方法进行经济学精细的研究因此而声名远播。翻开现代经济学的著作，类似于物理、化学等科学学科的文字表达方式，如公理、定理、推论等比比皆是。21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宏观调控的间接性增强，非常需要经济计量学、经济控制论和经济预测学，需要对形形色色的个人、家庭、公司、社会的各种系统、选择的微观和宏观信息数据进行随机抽样、统计、分析和处理，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群体模型来加以应用。在21世纪如果没有这些方法的广泛运用，中国的经济学体系仍将很难建立。
3.研究体系的创新。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必将出现一些新的特征，诸如随着网络的高度发展，离开了网络财富将变成乌有。一切生产都是为社会而进行，并依赖社会的消费，其是否合乎社会需求及其效率的高低，都是由社会、由竞争、由市场来评价，代表生产的活的要素的劳动，以及代表生产的物的要素的财产权利，也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社会化。产品的社会化、劳动的社会化、产权的社会化成为必然，传统的建筑在一切决策都是个人理性行为的假设前提下的市场经济学理论，就将失去了依据。经济学体系需要新的创新。然而，犹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诺斯所说的，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关于经济发展和变革的动态过程的理论，作为分析的基础。[7]21 世纪中国的经济学体系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范式，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还是苏联范式，还是马克思范式；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是人的欲望，还是所有制，或是商品、货币、价值规律，或是知识、信息；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通起来，是以“资本”、“社本”、“知本”为主线，还是以“人本”为主线。这些，都是21世纪建立中国经济学需要创新的。追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过程，我们发现，经济学的任何一种发展，离不开体系的创新，不管是“供求均衡”体系、“交易成本”体系，还是边际分析体系、制度分析体系。中国经济学体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范式，我个人的看法，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的文化传统，21世纪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体系将是一个以“人本”与“社本”相结合的，以人的欲望即消费者最大程度的物质与精神需要为起点的“华人范式”。
当然，上述创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接纳并且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国际性影响，这就要看这一理论对已有理论的前提、适用范围或在新问题研究上有什么突破，看这个理论在逻辑上是否能够一贯到底、自圆其说，其逻辑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符，看这一理论抽象出来的分析变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及其政策性推论对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有用性。归根结蒂要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世界意义和影响。
五、21世纪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展望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中国的经济发展蓬蓬勃勃的，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进入“中兴时代”。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将在21世纪的中国崛起成为一门影响世界的“显学”。那么，21世纪经济学在中国将会出现那些新的气象呢？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大厦中能够占有多大的份量，作者想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
首先，经济学研究将具有一种非常宽松的氛围，经济学流派各领风骚。学术研究不同于政治，它需要一种自由表达研究者个人意志的一种宽松氛围。这一点，在21世纪的中国将完全能够成为现实。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领域、范围、方法、手段和产生什么样的观点，行政部门不但不会进行干预，相反将会以各种法律法规来进行鼓励。不同观点的争论、争鸣、争辩，是经济学发展的推动力，学术无禁区，即使像经济学这样应用性很强的学术研究也不能例外。经过几十年的熏陶，经济学领域营造出了一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敢于争鸣、敢于坚持真理的创新环境，在学术问题上用“棍子打人”的学霸学风将失去市场。经济学流派之间的自由争论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景观。这种流派，不是20世纪中国经济学界的所谓“市场派”、“产权派”之类的流派，而是以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或经济学体系的中心内容形成的具有基本理论框架的学术流派，中国经济学将真正跳出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值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圈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学体系。
其次，经济学家成为具有独立人格、“自主意识”的主体，创新成为他们的第一使命。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家还只是一个“政治人”，其主要使命是为政治家的使命服务。因此，20世纪中国经济学家的主要贡献在于引进、诠释、解说。先是以欧美为师，照搬欧美的经济学；继而以俄为师，全盘苏化，主要解说《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3本经典著作； 改革开放后又力图西化，主要模仿西方经济学范式；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从事的主要是诠释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文件。因此造成20世纪中国经济学研究是破多立少，引进多原创少，对策性研究多基础性研究少。
21世纪经济学家的自主意识日益增强，他们将不再依赖于诠释、解说来达到升官晋级。经济学家将在物质比较丰富的前提下，将经济学研究作为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事业来从事，而不是一种由外力强制的、被动的一种行为。相反，原创性研究取得成功后获得社会承认的诱惑及由此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的收获，使得经济学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潜心进行抽象。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学是对自然秩序哲学的一种更为精确的理性解说，而受过这种哲学熏陶的中国经济学家，有更好的条件借助下经济学的现代理性化形式，对中学与西学结合得最精密的经济学进行新的探讨，使得经济学的主流能够建筑在中国丰厚的文化根基之上，同时又能够避免经济学研究已经出现的片面追求形式化、模型化和许多不切实际的假设，避免死板的唯理主义态度，恢复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然秩序哲学的核心精神。
最后，21世纪经济学中的一些“哥德巴赫猜想”将由中国经济学家攻破，在经济学的重要领域中创造出来的经济学定理，将与中国经济学家的名字相联系。中国经济学家在2020年左右将获得被成为“皇冠”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1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在解释传统的市场中的交换与生产这样的命题上可能缺乏优势，但在经济学的延伸领域，诸如用经济学分析贫困问题、家庭问题、宗教道德、制度变迁、伦理收益、文化价值、社会合作与福利、知识定价、人的行为变化和收益等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的优势。特别是在发展经济学、社会所有制条件下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和资源的有效利用等领域，中国经济学家应该说享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可以对不同文化进行有效整合，作出新的突破，获得中国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华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主义”的精神，将使中国经济学不独为中国国家利益“辩护”的理论，而是通过对全球的关心，对世界的关怀，使中国经济学真正具有一般性和世界性，成为经济学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8]
经济学不单单是政治经济学，也不单是数学游戏。大量的经济问题需要精确，但同时许多的经济社会现象在本质上就具有“模糊性”而不能被精确。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化，但同时也不必要把它复杂化。正如人类学家麦克斯·洛拉克曼说过，科学是一门学问，它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天才。中国人并不比洋人笨，并不比西方人弱智，洋人能够做到的，中国人一定能做到，而且能超越。掌握了经济学武器的中国经济学家，在21世纪一定会创造出辉煌，创立起中国的经济学体系和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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