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文化特征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塔里木论文,特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塔里木文化，是指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的广大绿洲上创造出 的古代文化。提及塔里木盆地，人们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塔克拉玛干”——世界上第二大沙 漠 。“塔克拉玛干”这个词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为“以前的家园”。由此可推断，“塔克拉玛 干”沙漠在远古时期曾是人类居住生活的绿洲。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以它的丰饶 、它的苍莽为塔里木古老的绿洲谱写出一部绿色与生命的文明史。塔里木河是塔里木绿洲的 母亲河。塔里木河畔密布着治沙护绿的自然卫士——天然胡杨林。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胡杨林 构成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一条“绿色走廊”。在塔里木河畔的天然草场上生息繁衍着无 数珍奇的荒漠动植物。其中有塔里木羊、鹿、野骆驼、野马、麝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 塔里木盆地的畜牧业、农业、林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里不仅是我国的主要粮食基地之一 ，同时亦为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基地之一。蕴藏着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的塔里木盆地养育了 塔里木人，而塔里木河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古今变迁，与塔里木绿洲、塔里木生态和塔里 木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
对于史前时期在塔里木盆地居住过哪些民族这一问题，目前还无确凿的史料。从我国古代 文献中有关西域的记载，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斯特拉伯的《地理》 论著以及瑞典东方学者探险家斯文·赫定(1865～1952)和英国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186 2～1943)等数十名西方学者对塔里木盆地进行学术考察所获得的考古历史文献来看，从新石 器时期起，塔里木盆地就居住着生产力很发达，从事多种经济形式的古代人类。
古代塔里木盆地居民的族源成分比较复杂。在该地区，除了阿尔泰语系的维吾尔部族、大 月氏、匈奴、柔然人以外，还有印欧语系的粟特人、塞人、吐火罗人，汉藏语系的汉人、吐 蕃人、羌人。历史记载表明：古代塔里木盆地的土著居民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文 化联系早在公元前就已经开始，前汉时期，塔里木盆地有36个城邦国，并设有汉朝的都护府 ，驻有受都护府管辖的屯边军队，公元前77年至公元131年之间，在塔里木盆地区有11个汉 朝设立的屯边农场[1](P12)。
无论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的族源多么复杂，自公元前1000年开始，其他民族和部落逐渐融 入维吾尔族之中，至公元9～10世纪，完全实现了居民的维吾尔族化。总之，三千年以来具 有统一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的“维吾尔”成了塔里木盆地主要土著居民的固定族称[1](P2 2)。因此，“塔里木文化”这一概念本质上指的是维吾尔族文化，系指占塔里木盆地总人口 的80%的当代维吾尔人的本土文化。
二
从整体上讲，塔里木文化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类型。以地理特色划分，塔里木文化，由以 下三个文化群组成：(1)盆地东部以高昌为中心的文化群；(2)盆地南部以于阗（今和田）和疏 勒（今喀什噶尔）为中心的文化群；(3)盆地中部以龟兹（今库车）为中心的文化群。在这三个 文化区已出土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这些文物可分成三个种类：第一种精制石器，包括 石刀、石制箭头、锯形凶器等。第二种属以彩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这种文物在塔里木盆 地东部的吐鲁番、托克逊、哈密与鄯善等地区，在盆地中部的库车、焉耆、轮台、尉犁等地 区，在盆地南部的且末、民丰、洛浦、皮山、莎车、喀什、巴楚等地区均有发现。这种文物 中有石斧、石镰、石铲、石箭头，各种陶制容器和骨制的骨锥子、骨针、骨制钻头以及少量 的青铜武器。第三种文物属磨光石器，其中大部分为农业生产工具。这三种文物所反映的是 塔里木盆地原始的畜牧业和早期定居农业经济文化。
作为世界上最早发展农业的地区之一的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居民率先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 过渡到以一定规模垦荒种地、兴建水利工程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形式，并逐渐形成了以定居农 业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形态。由此可见，在远古时期，发达的农业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一个 富饶的粮仓。从楼兰、民丰、高昌、古城和拉卜楚克古迹等地出土的文物中，有作为殉葬品 的小麦、黍、稻等农作物以及用小麦粉制作的各种形状的馕，经c[14]技术鉴定，这些发掘物 的考古年代被推定为公元前2000年至1800年之间[2]。
坎儿井水利灌溉系统是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开采地下水，发展水利事业的一个重大创举。 坎儿井、古运河与长城标志着我国古代灿烂的文明，被视为中华古文明工程建设的三大创举 。
坎儿井是指通过挖掘地下隧道，修建地下暗渠，把引自天山雪水的地下水转变成地表水的 一种地方性水利设施。坎儿井巧妙地利用了盆地地形的独特特征。其工作原理为：从山上水 源地始挖掘一条由暗渠、竖井，明渠组成的输水线，其终端止于塔里木盆地大小绿洲的农田 上。坎儿井的暗渠，长度不一，最长可达三十公里。每隔二三十米处，设有一个通往地下的 竖井，各个竖井的深度随坡度、高度的减少呈阶梯性下降，在近绿洲田庄处暗渠由明渠代替 ，水经明渠流出地面，灌溉农田。在气候干旱、地下水丰富的吐、鄯、托及哈密地区，坎儿 井是很普及的公共水利设施。据历史文献记载，这一地区早在三千年以前就开始使用坎儿井 [3](P344)。目前，塔里木盆地东部的以上四个地区正在使用的坎儿井总共有946条，其总长 可达5000公里。这些坎儿井提供了可以灌溉30万亩农田的水资源。
塔里木盆地的农业文明以小麦、大麦、黍、稻子为主要农作物，辅以棉、麻等经济作物。 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亦始于远古时期。在民丰古墓群的土葬殉葬品中，有许多织品，有丝织 品、毛织品和棉织的印花布。这些织物的制作期大约在东汉前期[3](P344)。这种棉布在吐 鲁番、喀什、阿克苏和和田等地区均有发现。据考证，在我国史料中，有关这个地区棉花种 植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写于公元655年的《梁书·西北戎传》里[4](P260)。塔里木盆地 的天时、地利确实适合棉花种植业，从古到今，该地区一直是我国棉花生产的主要基地。
在塔里木农业文明中，除了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生产，园艺业亦非常兴旺、发达。从古代 起，塔里木盆地就被誉为“瓜果之乡”。“没有果园的人也没有生命”。这句俗语直观、形 象地透露出塔里木人重视园艺的人生信念。事实上，在塔里木绿洲，无论穷人、富人、达官 贵人或平民百姓，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开满鲜花、栽满果树的园林。塔里木盆地的每个地 区都有其独具特色的瓜果品种，据统计，该盆地生产的瓜果品种多达58种。吐鲁番的葡萄、 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库车的杏、河图什的无花果、喀什的石榴、和田的核桃等都是塔 里木盆地的瓜果珍品。早在古代起，这些物产就进放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国际贸易圈，以其优 良品质、种类繁多以及高含糖量等特点驰名中外，至今在国内外瓜果市场仍享有盛誉。
在塔里木盆地的经济结构中，早在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6000年就开始的畜牧业[5](P26) 占有重要的地位。塔里木盆地的畜牧业具有“逐水草而牧”的草原畜牧业与家庭饲养业合二 为一的特征。草原畜牧业以塔里木河畔的片片绿原、天山南部草场、昆仑山草场、焉耆草 原、巴里坤草原、别失巴里草原为游牧地域。而以禾草喂养家畜的家庭饲养业也很普遍。塔 里木畜牧业以养驼、马、牛、驴、羊为主。其中马和驴一直被当作交通运输与农业生产的重 要役畜。11世纪维吾尔著名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名作《突厥语大词典》中曾详细地 记述了塔里木盆地的26种马以及它们的品种与特点。[6]马在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曾起 过重要的作用。《新唐书》记载了塔里木盆地与中原之间，从汉代一直延续到唐朝末期的“ 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7]。
历史悠久的民间工艺制造业在塔里木经济结构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塔里木盆地出土的 文物中，有许多精美的手工艺品。按质地分类有金属器、玉器、木器、陶器、纺织品等。19 29年瑞典学者G·雅林在对喀什、莎车等地进行的民俗调查中发现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 维吾尔族人都很擅长手工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除了主业农、林、牧之外，每人都 从事一种手工业副业。雅林统计的维吾尔族所从事的手工艺种类多达234种[7]。在手工业比 较集中的喀什、和田等地有很多街道、路巷与手工艺密切相关甚至以此命名，如“马鞍道” 、“打锅巷”、“麻袋路”、“造纸街”等等。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经》有百余篇。这 些充分显示了维吾尔手工艺经济的欣欣向荣。在这些溢彩流光的手工艺品中，和田地毯（据 考查，和田毯的古老品种有56种）、造纸业、丝绸业、玉雕业、制铜器，早在古代就先在以 于阗为轴心的“玉石之路”，后在“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中闻名中外。在塔里木盆地出土 的文物中有很多毛纺织品和丝绸。如在民丰古墓和吐鲁番古墓中发现的殉葬品中有印花绸缎 与和田纹样地毯的碎片[4](P261～262)。而很早就开始在塔里木盆地推广开的桑、麻、种植 业为造纸业和丝绸业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塔里木盆地出土的属于东汉时期的纸张 ，大多数以麻为原料，极少一部分由棉花、桑树皮、麦草和芦苇制成。其中有掺加沙枣树胶 和杏树胶的优质纸。1933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地区发 现了一张用麻制成的纸。经技术鉴定这张古纸造于公元前49年，以此推论，史学界认定这张 纸比蔡论造纸早了150年[8](P226)。印刷术也是古代塔里木文明的典型成果之一。1990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丝路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对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六块回鹘文木刻活 字作了介绍，并确定这些木刻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标本。
塔里木的维吾尔人以自己在水利工程、丝绸业、毛纺织业、棉花种植业、园艺业、印刷术 、玉雕业、制毯业等领域里的发明创造谱写了塔里木维吾尔古文化灿烂的章节，丰富了祖国 的文化宝库，同时也证明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史实。
三
塔里木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作为这地区主要土著居民维吾尔人的医学、天文学、历 法等方面的科学观点很早前就有了较高水平的发展。
塔里木文化中的维吾尔医学以中亚诸民族最古老的“土、水、火、空气”四大要素为基本 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寒、热、干、湿”四性与“血津、痰津、胆津、黑胆津”四津 体液学说为内容的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维吾尔医学重视解释人体与自然界的关系，认为疾 病的根源在于四性平衡失调与四津体液的矛盾，强调以食补为主，药物为辅的医疗观，并创 有一整套诊断并治疗疾病的方法。在药剂方面，方剂有主药与附药之分，维吾尔医药基本上 由自然的有机物（药用植物、动物）组成。
历史文献表明在塔里木盆地系统化的医学已具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高昌考古资料中有关 医学的记载足以证明这点。土耳其人拉赫莫德·阿拉德博士于1932年用德文发表了两篇关于 维吾尔古代医学的论文。论文翔实地考证了这方面的考古资料与史料。1936年伊斯坦布尔大 学医学史研究所教授苏艾伊里博士重新梳理了这方面研究成果，用土耳其文出版了其论著《 古代维吾尔医学》。在这本论著里苏艾伊里博士给予维吾尔医学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古 代塔里木文明与同期的其他文明相比，在科学的许多领域都遥遥领先。尤其在医学领域，对 其他文明产生过巨大的影响。”[9](P1)当代对维吾尔医学古文献的研究刚刚起步，有许多 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就目前已掌握了历史资料来看，维吾尔医学在治疗方面完全不同于 中医和印度传统医学。
维吾尔医学是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塔里木盆地维吾尔医学与中原地 区的医学交流曾很频繁，据史书记载公元759年龟兹官员给唐朝皇室送去的礼物中仅药物就 多达200多种。此外，还有很多香料[9](P2)。
塔里木盆地维吾尔古医学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目前，新疆设有维吾尔医学研究中心， 新疆各地都设有维吾尔医院。根据维吾尔传统医学制作的药品、保健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很受 欢 迎。
历史资料表明许多东方著名的医学家、学者们都从古代至中世纪的维吾尔古医学中吸取了 医理养份。西方医学奠基人之一，阿维·森那(980～1037)、比鲁尼(973～1048)，被誉为第 二个亚里斯多德的著名哲学家法拉比(970～950)，著名维吾尔学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及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等学者在创立自己的理论学说时都直接吸纳了维吾尔人的传统医学。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塔里木盆地的维吾尔人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他们以太阳为核 心区分各种天体并以富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命名这些宇宙星球。在丰富的天体运行与星座的知 识基础上制定了具有民俗意义的古代《尤勒杜孜历法》和《穆切里历法》。在漫长的时期内 发展起来的“穆切里历法”在维吾尔人的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根据“穆切里历法”， 维吾尔人把一年分成四季，每3个月为一季(psil)；每月分两旬(mzgil)；每7日为一个 星期(hpt)；以昼夜同样长的努鲁孜（又作诺鲁孜，3月22日）为一年的第1个月。于是将 四季分别称作Noruz ay（诺鲁孜），Oghlaq ay（奥鄂拉克），Ulugh ogh laq ay（乌鲁克奥鄂拉 克），Uluo ay（乌鲁克）。“穆切里历法”和“尤勒杜孜历法”的关系见表1。
表1：“穆切里历法”和“尤勒杜历法”对照表
水—春 气—夏 火—秋 土—冬
白羊—兔天蟹—虎天秤—鼠摩羯—牛
金牛—羊狮子—马天蝎—鱼宝瓶—蛇
双子—猪室女—狗人马—猴双鱼—鸡
四
塔里木文化的精神民俗与其物质民俗一样令人瞩目并富有民族特色。历史上塔里木盆地由 于其历史地理的原因，在文化上形成亚欧多元文化交汇型、开放型特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 ，塔里木维吾尔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从古到今，国内外学者们一直没停止过对塔 里木维吾尔文化的研究与考察。其中有些学者认为塔里木盆地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5]( P15)。无论如何有一点已成为共识，那就是塔里木文化的精神层面并不固步自封于自己的传 统文化体系，而是善于吸收他民族的外来文化的精粹文化因素，而且呈现出多形态、多层次 、多色调的民族个性。
维吾尔人在历史上曾信奉过多种宗教。这些宗教对维吾尔族的精神层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据现有古代神话、传说及文献资料表明，维吾尔人的原始宗教也和其它中亚民族一样主要 表现为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等等。狼图腾文化是自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成形的图腾 崇拜的典型。从维吾尔古代英雄史诗《乌古斯可汗传》中可发现狼崇拜观念[10](P23)，而 现代维吾尔人的生活中依然可见狼图腾文化的印迹。就维吾尔先民的自然崇拜而言，他们对 天神——苍天腾格里、太阳神——哈拉汗、树神、山神等诸神顶礼膜拜的习俗构成了塔里木 盆地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基础。史料中有关于塔里木维吾尔人在塔里木河畔集会为水神与树 神祭祀的记载[1](P23)。古代塔里木人原始的自然神灵观念的发展导致了有一定系统的宗教 神灵观念的形成，其中萨满教是最古老、最普通的宗教信仰。有些学者认为萨满教在维吾尔 社会持续了二千五百年左右[12]。除了萨满教，维吾尔人还信仰过祆教、摩尼教、景教、佛 教，最后普遍地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塔里木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各种宗教的影响。尤其 是佛教文化，从公元前1世纪起至公元9世纪，塔里木盆地是佛教文化东渐的第二个中心。在 当时的塔里木盆地，佛教不仅作为宗教，而且作为一个完整的综合性社会文化形态构成了塔 里木地区的一个特别历史时期。那时的于阗和龟兹两地各为佛教两大教派——大乘佛教与小 乘佛教的聚集地与传播地。这两地涌现出许多佛教大师，他们在向中原地区传播佛教文化方 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龟兹人鸠摩罗什(344～413)，一位佛学大师，与后来的真谛、玄奘 三人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39岁时被邀请到凉州，讲经传教滞留京州多 年。公元401年，后秦皇帝姚兴派兵攻打凉州，迎鸠摩罗什到长安，以国师礼相待，鸠摩罗 什译著名佛经74部，384卷，还撰写了一些经论。他培训出的高才弟子在当时号称“四圣” ，誉满长安，在佛学方面各有不凡的建树[13]。而维吾尔人最后信仰的伊斯兰教于公元9世 纪左右传入塔里木盆地南部，于公元14～15世纪遍及盆地的东部地区。至此，塔里木盆地几 千年的本土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形体——维吾尔伊斯兰文化。这一历 史时期在世界文化史上被称为“东方启蒙时期”。塔里木文化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出现了新高峰，在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具有超地域影响的世界性巨匠，使塔里 木伊斯兰文化出现了繁荣的新局面。
五
综上所述，塔里木文化是个富有民族特色，地域性很强的物质文化系统。无论是其文化内 涵，还是其载体，都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本土性与时代特点。总的来说，塔里木文化的基 本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塔里木维吾尔人从事狩猎、畜牧业、农业、园艺、手工艺业、商贸等活动的历史悠 久 。塔里木盆地经济文化的这种特征为维吾尔人较早定居并创建城邦文明打下了坚定的物质基 础。
第二，塔里木盆地所独有的地理环境与生态环境使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地的塔里木文化圈 具有文化的多元性，在保持自身独特体系的同时，对东西南北各种文化兼容并包，在亚欧文 化 交流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除了塔里木盆地地处亚欧交通必经之路这种地理因素之 外，古代塔里木人民族构成的复杂性，语言文字的多样性，信奉宗教的多种性，以及文化形 态的多元性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上述文化特征的形成。
第三，“艺术街”是塔里木文化的重要载体。维吾尔先民用绘画、雕刻、碑铭、岩画、壁 画等“艺术街”手法把自己的历史文化永久地记录了下来，以古龟兹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 石窟、森木赛姆石窟等为代表的石窟艺术对古建筑、雕刻、绘画等艺术的发展。对中外文化 交流和佛教的传播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塔里木盆地文化圈内的各个地区都有可观的此类艺 术遗迹与遗物。
第四，塔里木盆地享有“歌舞之乡”美誉，维吾尔族素有歌舞民族的称号。音乐舞蹈具有 悠久的历史传统。大型套曲《十二木卡姆》是一部巨大而完整的囊括了维吾尔人千年生活文 化内涵及其主要民族艺术形式的音乐史诗；同时也是塔里木文化所创造的在伊斯兰音乐中种 类最多，套数最完备，音乐结构最完善的一种艺术；是维吾尔人民在历史长河中，继承古代 传统音乐舞蹈艺术、吸收外来艺术而逐渐融合发展而成的东方艺术瑰宝。《十二木卡姆》充 分体现了塔里木维吾尔文化的底蕴。
第五，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而成为巨大精神财富的，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维吾尔民间口头 文学是塔里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间叙事诗、神话、传说、英雄史诗、民间故事、民 谣、寓言、谚语、谜语、民间弹唱等多种体裁和形式为内容的维吾尔民间口头文学对作家文 学与翻译文学有着重大影响。木卡姆传统与民间的口唱艺术的群众性、生产活动功利性与音 乐舞蹈的娱乐性的统一是塔里木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
第六，爱国主义、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一直是塔里木文化的思想核心。维吾尔族具有维护 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卫国爱家的文化传统。热爱家园、团结、凝聚，一直是塔里木文 化体系的基调。
由于上述诸方面总体性的历史文化特点，塔里木文化在中华文化系统内以其丰富的文化内 涵，鲜明的民族特征，多样性形态，而自成一体。塔里木文化不仅是维吾尔人民的知识宝藏 和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