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坛的“第三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体坛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同是在更快、更远、更高的奥林匹克旗帜下竞技，但由于不同专业改革步伐的不一致，中国体坛已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两极分化。
体坛大款知多少
中国足球改革刚刚迈出几步，运动员的身价就高了起来。足坛的尖子球员成了体育界的大款，一般球员的收入也相当可观。据悉，甲A各队1995年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5万元，1996年各队球员的年薪都有程度不同的增加，增幅少则30%，多则100%。再加上住房因素，使中国球员成了体坛新贵。
在体坛大款部落里，除了足球运动员，还有许多世界级比赛金牌得主。早在4年以前，我国的17位冠军挂着金牌从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载誉归来以后，国内掀起了一股重奖风，政府拨款，社会赞助，企业捐资，冠军所得奖金低则几十万元，高则百余万元。1996年，在26届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运动员，能够得到大约100万元的奖励。
足球运动员的收入和奥运冠军的奖金大都取之于国内，也有一些运动员是参加世界单项体育比赛，从国外获得可观的奖励，其中，首推围棋国手马晓春。“东洋证券杯”冠军奖1亿韩币（约合人民币1000万元），“富士通杯”冠军奖100万元人民币左右。1995年，马晓春两次获世界冠军，赚的是外国人的钱，50%分别上交给围棋协会和体育总会。经马晓春自己认定，他在1995年的收入大约在120多万元。
运动场上的“第三世界”
体坛大款虽然跃入中国的高收入阶层，但在庞大的专业运动员队伍中毕竟只占极少数，绝大部分运动员还处于“第三世界”。
先看个人。马晓春的年收入超过了100万，这是事实，可是，中国围棋界如马晓春者又有几人呢？我国职业棋手目前在册的是260名，职业棋手以下棋收入为生，一是奖金，有力得奖者微乎其微；二是对局费，一盘从200元至800元不等，幅度不低，但局数有限；三是下指导棋，每局只有100元。从1995年开始，职业棋手参加比赛的费用全部自理，一般棋手靠下棋养家活口，实在是力不从心。聂卫平听说武汉的一位七段选手改行去开出租车，不无痛心地感叹道，假如有一天，九段棋手也改行去开出租车，那无疑是中国围棋的大悲剧。
我国运动员的收入由体育津贴和成绩津贴两部分组成，体育津贴分5个档次，低档175元，高档305元；成绩津贴全国冠军280元，亚运会冠军400元，奥运会冠军700元。能拿到这三项成绩津贴的运动员很少，大部分人的月薪收入只能长期在300至500元之间徘徊。
再说集体。中国女足在26届奥运会争得银牌，令国人刮目相看，有谁晓得女足姑娘的辛酸呢？我国9个女足重点地区没拿到“上面”下拨的一分钱，运动员每月的全部收入加在一起只有几百元，一些球队被迫解散，30多支球队砍得只剩下10支，运动员纷纷忍痛改行。包括国家队在内，中国女足为钱所困步履维艰。
为中国赢得殊誉的国家跳水队同样是囊中羞涩，困窘不堪。从1989年开始，国家跳水队每年举办一期集训班，第一期培养出了伏明霞、孙淑伟等一批饮誉世界的跳水名将。今年初，原定在南宁开课的全国跳水运动员集训班所需经费近30万元，国家体委拨款8万，广西体委减免8万，尚有1/3没有着落，集训班不得不暂告搁浅。
最尴尬的莫过于中国举重队了。在第67届世界男子举重锦标赛前夕，中国队领队王健伟和主场教练杨汉雄破天荒地许诺：总成绩金牌奖5万，单项金牌奖2万。他们不是空口说大话，更无意哄骗运动员，根据知己知彼的分析，估计男队最多能拿两枚单项金牌，现有四五万家底，足够了。没料到，运动员在比赛中超常发挥，夺得两枚总成绩金牌和三枚单项金牌，按赛前许诺的奖励标准计算，须16万元奖金。王领队与杨教头欣喜之余，大大地犯难了，到哪儿去弄这笔钱？军中无戏言，许诺必须兑现，他们多方求援，极力争取，从广东维康公司获得5万元资助，从国家体委训练局借得14.5万，向获奖运动员如数兑现了奖金。可是，承诺给教练、队医及工作人员以相当于运动员奖金30%的奖励，再也无法兑现，再者，14.5万的借款又怎么偿还呢？
此外，乒乓、射击、游泳、田径、女垒、体操等队，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边在国际大赛中频频夺冠，一边在入不敷出地艰难度日。
两极分化的正负效应
运动员在收入上的两级分化，在体坛内外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从好的方面看，政府重奖运动员，带动了全社会对体育事业关心、支持和投入，激活了运动员顽强拼搏勇创佳绩为国争光的竞争意识，促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积极献身于祖国的体育事业，提高了中国体育运动在国际上的地位，推动了我国的体育事业繁荣兴旺蓬勃发展，如此可喜的局面，在中国体育史上前所未有，有目共睹。
从不好的方面看，部分运动员的高收入确实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的冠军，每人获得百万元的奖励，在普通公民看来，两辈子不吃不喝也积累不到这么大笔财富。不过，他们打心眼里服气。但是，有的冠军心态仍然不平衡，跟国内的足球甲A球员比，他们觉得自己吃亏了，奋斗数年为国家争得一块金牌，才拿百万元，而某些球员只在国内踢来踢去一年就能踢来上百万，这公平吗？
不公平！甲A球队内部心理不平衡者也大有人在。某队明星球员比其他队员平均月薪高出近3倍，队员们愤愤不平，有人私下发泄不满说，比赛让他一个人去踢好了。有的队员因嫌月薪低，消极踢球。
体坛一部分人的高收入，引起了另一部分人的攀比，这种负面影响还只是表面的，收入问题诱发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众所周知，体育运动光靠“矮子里面选将军”是选不出国手和世界冠军的。美国人独霸篮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雄厚的群众基础，在美国，约有22000个高中篮球队，几万个地方业余篮球队，几十个半职业篮球队和27支职业篮球队，在100万名篮球选手中选拔300人参加职业篮球赛，NBA水平之高可想而知。在我国，体育界近两年的金牌意识很强，不惜重金奖励优秀运动员，这是好事，但另一面则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一是夺牌无望的队和选手受到冷落。二是部分省地市专业队名存实亡，专业运动员长期赋闲。三是群众性的赛事活动尚未形成“气候”。这三个基础不扎实，所谓金牌意识不过是一种“近视”罢了。道理不用细说。在重奖的同时加大对普及性体育运动的投入，才是振兴中国体育的长远之计。
同时，有的运动员金牌一到手，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有的干脆告别体坛另觅高枝。运动员需要强烈的竞争意识，更需要持之以恒永不衰竭的敬业精神。
没有金钱，体育活动无法开展，出不了成绩，更出不了人才，但有了足够的金钱，并不一定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运动员。有些球员享受高薪，却不思进取，训练期间，白天谈生意，晚上码“长城”，甚至嫖娼宿妓，吃喝嫖赌样样来。中国足协派出调查小组深入甲A各队一个星期，跟踪调查，结果发现，甲A大部分球队训练量偏小，有些队一周只训练9个小时，平均每天仅1.5个小时。中国足协的一位负责人对此发表看法说，没有一定量的积累，就不可能取得质的飞跃。中国男足从社会索取了高额酬报，却没有拿出高水平回报社会，究其原因，是部分球员的职业道德出了毛病，他们只重金钱不重道德，钱越多越踢不好球。体育比赛，物质奖励的作用不可低估，对运动员加强道德情操的训练同样不可忽视。
走向市场乃必由之路
中国体育过去一直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运动”，路越走越窄，贫穷困扰下的“竞技状态”很难发挥出最佳水平。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发展，国家体委选中足球作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希望通过职业化的实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体育事业的新路子。尽管男足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社会上有这样那样的非议，尽管男足的改革在体育界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男足的改革是成功的。
十几年来，中国的男足让国人感到悲哀。置之死地而后生，男足在走到绝境之时，充当中国体育改革的先锋，竟然因祸得福，杀出一条充满希望的生路。高薪也好，重奖也罢，这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社会和企业乐意在足球上投入。于是，中国的足球起死回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开始红火起来。这不仅是足球运动员及足球爱好者渴望已久的喜事，也是中国的体育官员们梦寐以求而求之不得的好事。
第26届奥运会结束以后，中国女足捧着银牌归来。于是，有人提出“女足的精神+男足的改革”的振兴足球之路，这何尝不是振兴中国体育之路呢？
所谓“男足的改革”，具体地说就是把体育运动推向市场。男足的实践证明，走向市场是发展中国体育事业的必由之路。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中国运动员在国际上大出风头，这与政府和社会施以丰厚的物质奖励是分不开的。至于分配方式不尽合理，部分球员收入超高等问题，随着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都会逐步得到解决。走向市场，运动员的收入无可避免地要出现两极分化，如果这种分化有益于体育事业的发展，就不应该限制只能适当地加以调整。
据悉，作为“国球”决策机构的中国乒协正在酝酿创办全国俱乐部乒乓球赛，并吁请国内热心支持乓球运动的企业家“认购”包括邓亚萍在内的国手。国家体委也决定，为全面改变我国球类运动的被动状况，大幅度提高竞技水平，将在近几年内，全面推行球类比赛职业化。
我们期待着，中国体育由此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