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时期蒋介石与胡适关系补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台湾论文,蒋介石论文,时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问无止境，学者要在不断修正错误的基础上进步。拙文《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刊于《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发表前后，有较大的反响，得到一些同行谬奖，也有朋友提供新的见解与资料。①这些意见与资料使笔者对相关问题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觉得有必要对拙文中的某些论点进行修正，或做进一步的阐发，从而加深对问题的探讨。
一、修正：蒋介石日记中确曾称赞过胡适
《近代史研究》编辑在审读《差异何其大》的初稿时，曾善意提醒笔者注意蒋介石日记中是否有对胡适“较好的评论”，如有，也要写入，以保证立论的“全面和平衡”。但当时笔者所摘抄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胡几乎无一正面评价。2010年年底，台湾辅仁大学高纯淑教授提供了一则蒋介石日记，恰是笔者所漏抄的，促使笔者对拙稿的某些论点进行反思。
高教授提供的蒋介石1953年1月17日的日记如下：
[昨]晚课后，约胡适之先生单独聚餐，谈话二小时余。对余个人颇有益也。甲、汪裕泰外汇套汇冤枉案。乙、总统只有减刑权，而无加刑权，不可滥用其权之意。丙、保安司令部与特务人员之作威，令人不敢言。丁、教育界待遇太微薄。戊、效忠总统之标语，不应有。惟此余答其今日国家未恢复，一般官兵对效忠国家标语不能深入，而且事实上今日国家仍须由总统领导来恢复，过去总统下野，国家沦亡之教训，不能不深切注重，故余对此标语未予阻止也。其他皆为金石之言，余甚感动，认其为余平生之铮[诤]友也。②
1953年1月16日，是胡适离台的前一天，蒋介石请其聚餐。胡适当天也有详细的日记：
蒋公约我吃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③
两相比较，蒋介石对胡适的意见记得全面仔细，并有自己的解释。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当时确实对胡适的意见是“容受了”，表示“甚感动”，高度评价胡适是其“平生之铮[诤]友也”，认为胡的意见为“金石之言”，对他“颇有益也”。《差异何其大》一文虽述及1952年、1953年胡适回台期间蒋胡二人的交往，但强调的是二人感受的不同。
因笔者漏读蒋1953年1月的这条日记，拙文中有“看到蒋介石自1950年代起在日记中提到胡适便深恶痛绝、私下痛骂”之句，事实上形成台湾时期蒋介石日记中对胡“几乎无正面评价”的结论。这一论点需要修正：至少在1953年，蒋的日记中对胡适是有好感，甚至是有称赞的。
前引蒋介石所记见面时胡适对他所提到的第一点，为“汪裕泰外汇套汇冤枉案”。胡适的日记中，并未提到此项内容。汪裕泰茶庄系一家知名商号，由胡适同乡、绩溪县上庄镇余川村人汪立政(其故居与胡适家仅相距2公里)创立，历经祖孙三代120余年，曾先后在上海等地开设茶庄、茶行20余爿。胡适与汪裕泰茶庄关系密切，1920年代在上海时曾客居茶庄。抗日战争期间，汪裕泰将部分业务转移至台湾发展。台湾在1950年代初期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套汇”是个很重的罪名。胡适在短暂回台期间，当面为汪裕泰套汇案向蒋介石说情，乡情乡谊应该是很大的因素。这件事说明，胡适对蒋介石的要求，并非只有政治方面的，也偶有利用两人关系徇及私情之时。
二、补充：蒋介石曾连续资助胡适
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包含了与蒋介石相关的大量公文、函电、批示、照片等，数量巨大，是研究近代史，尤其是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与近代人物的宝藏。此档案已经进行过数字化处理与编目，查阅与利用较为便利。以“胡适”为关键词进入“蒋中正总统档案”的检索系统，查找到410件函电，既有胡适与蒋介石间的往来函电，也有其他函电中涉及胡适的。
其中，最引起笔者兴趣的是1950年代初蒋介石与俞国华之间的一组电报。④这些电报均内容简短，全录于下：
(1951年5月15日)俞国华同志：代送于斌、于竣吉、胡适之、陈立夫各位美金各五千元。中正。十五日。⑤
(1951年12月11日)俞国华同志：本月十七日为胡适之先生六十诞辰，请予[与]宏涛同志代往祝贺，并送其美金五千元为盼。中正。⑥
(1952年6月19日)俞国华同志：请发陈立夫、胡适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代送为盼。中正。⑦
(1953年2月5日)俞国华同志：即送胡适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⑧
(1953年7月17日)俞国华同志：代发陈立夫、胡适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又托谭伯羽先代汇德友鹰屋君叁千元为盼。中正。⑨
(1954年5月1日)俞国华同志：请发胡适与于斌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中正。⑩
(1954年9月3日)俞国华同志：请即送胡适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11)
(1954年12月6日)华盛顿。密。俞国华同志：本月中旬或须拨用美金叁拾万元，望先筹备，届时候电拨付即可也。又胡适之、陈立夫二位各五千元，顾大使一万元，吾弟三千元，待年终如数分送为盼。中。(12)
(1954年12月14日)华盛顿。密。俞国华同志：除前数之外，须另备贰拾叁万元，一并凭函于本月下旬候领可也。胡适之先生款仍照送为宜。中。(13)
(1955年5月11日)俞国华同志：本月底发胡适之、陈立夫二君美金各五千元可也。中正。(14)
(1955年5月16日)台北。密。总统鉴：真电敬悉。胡、陈二先生特别费，遵当于月底前照发。又，职拟于本月廿七日离美返国，行前钧座有无指示，乞电示。职俞国华叩。(15)
这组电报是分散的，笔者陆续读到。初读到前一两封时，有些惊诧，怀疑电报的真伪，因为从未在相关资料中看过类似的记载，以过去所理解胡适的个性与为人，他绝不会无端受禄，轻易接受“嗟来之食”。然而，这组电报的时间跨度为四年，蒋有何必要连续造假？迄今为止，尚未见学界对蒋档中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检索蒋介石日记发现，蒋在首次赠钱给胡适之前，有赠款意向的记载：“发周锦朝、胡适之、陈立夫各款。”(16)记事后20天，即令俞国华送出第一笔钱。继之而生的念头是，电报内容即使是真，也只反映蒋有资助的意愿，并不能确定胡适是否接受。但全部电报读毕，笔者断定胡适是肯定领受了的。因为蒋介石不会在一连碰壁后，还数年一如既往地奉送。而且在经办此事的俞国华回复蒋介石的电报中，有“胡、陈二先生特别费，遵当于月底前照发”一句。“照发”一词，应是“照前例分发”之意。
如果断定这些电报的内容为真，则在1951年至1955年间，蒋介石共通过在美国的俞国华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美金5000元，几成定制，共美金45000元。同时受资助的还有陈立夫、于斌等人。(17)该项资助因俞国华自美国返台湾而中止。
有两个旁证，可以说明胡适确实收到过蒋的资助。
一是1951年12月胡适60大寿时，蒋在令俞国华、周宏涛等当面送钱祝贺的同时，也曾让俞转达了祝寿贺电：
俞国华同志。转送适之先生：先生六十大寿，不克亲贺，无任想念，特托俞、周二君代为祝贺，并颂伉俪康健。弟中正。(18)
二是1957年胡适因病在美国住院，其住院的费用，蒋介石也曾过问，他在3月致电“驻美国大使”董显光：
董大使：胡适之先生出院后体力已复元否？甚念。请再代访详覆。其医院经费想已代付，其数几何？盼示。中正。(19)
电文中用了“再代访”，可知蒋并非首次关注胡适的病况，托人探访。“医院经费想已代付，其数几何？”则可想见蒋曾嘱董显光代付胡的住院费。
那么，蒋介石的金钱资助，对胡适有何意义？
杨金荣的《角色与命运：晚年胡适的自由主义困境》对晚年胡适在美国的生活研究颇细致。杨金荣指出，胡适1950年7月至1952年6月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这是他晚年在美国“惟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20)这份工作的年薪是美金5200元。此后，年老体弱的胡适没有工作，基本上靠有限的储蓄和养老金维持生计。胡适在1952年4月曾详细地计算过每月的生活费，细划到房租、夫人、工人、洗衣、电气煤气、电话、报纸文具、圆桌俱乐部、食料、零用各项，共550美元。以此推算，每年约需6600美元。即使胡适有稳定收入的那两年，也不足以维持他们夫妻的日常生活。更何况胡适常犯心脏病，医疗费用也是很大的负担。杨金荣认为，经济的困窘是胡适决定返回台湾定居的主要原因。(21)而蒋介石在1951-1955年五年间的资助，年均达到9000美元，远比胡适有固定工作时的年薪为高，这对胡应该是雪中送炭。
胡适在其日记中对此项固定资助并未提及，不着痕迹。胡适何以接受蒋的资助，有何感受？我们不得而知，但史料也透露出些许蛛丝马迹。
胡适曾于1951年5月31日致蒋介石一封长信，有人称之为“万言书”(这封信实际仅3900字，不足万言，却也是笔者所见胡适与蒋介石间最长的信件)。胡适写信的日期，与蒋介石首次命俞国华送钱的时间仅相距10多天。胡适开头写道：“自前年(卅八年)一月八日辞别之后，两年零五个月，不曾得见我公，时时想念，时时想写信，总不能有详细陈述意见的勇气。”(22)两年多不联系，何以突然有了写长信建言的冲动？从时间先后看，似乎与还蒋介石的人情有关。胡适在信中除汇报自己的生活外，用很大的篇幅表达其对台湾、对国民党前途的看法，提出建议。有研究者据此得出胡适是在批评蒋介石的结论。其实，细读全信，胡适是在践行“诤友”的责任，更多的是对蒋真诚的规劝与建言，完全没有“对着干”的意思。除此之外，胡适还托赴美治疗的宋美龄给蒋介石带过信与礼物。(23)
正因为有这段蒋介石在胡适困难时不断接济的故事，对蒋胡关系中的一些疑窦才有更合理的解释：其一，1952年英国牛津大学邀胡适出任东方哲学与宗教讲座教授，胡有意应聘，但却先请“外交部长”叶公超征询蒋介石的意见，结果因蒋不赞成而作罢。(24)远在美国的胡适此时无公职在身，刚从普林斯顿大学离开，只是应聘英国的一份教职，何以要郑重其事地向蒋请示？其二，也许正是因为蒋介石感觉到“有恩”于胡，才为胡返台后的“不听话”而恼羞成怒，在日记中破口大骂。1960年胡适在为“雷震案”向蒋介石辩解时，蒋突然转而诘问胡适关于两人间的“个人感情”，使胡顿时被击中软肋，只能转为自辩，强调自己对蒋与“政府”的一贯支持。蒋事后对此设计颇为得意，称谈话中自己“略提过去个人与胡之情感关键，彼(胡)或有所感也”。(25)
新史料揭示的这段胡适与蒋介石间不为人知的故事，更显示了两人关系的错综复杂：他们之间既有对立又有交集，既有分歧又有共识，既有冲突又有私谊。过分地强调渲染哪一面，都失之偏颇。如果一定要有所强调，笔者认为，在蒋、胡二人长达30年的交往中，他们之间的交集、共识、私谊要比对立、分歧、冲突为多。
笔者在《相差何其大》中曾提出，透过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去思考、深究近代历史上威权主义者如何看待“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者如何面对威权所给予的权利、实惠？“强者”与“智者”的分歧点在哪里，交集点又在哪里，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携手共进”？是“强者”单方面地利用“智者”维持其统治，抑或双方互相利用，“智者”也在利用“强者”谋取个人(团体)的利益与空间？他们是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智、“公”与“私”等诸多矛盾与纠结的？新史料似乎能对解答以上问题提供某些启发。
注释：
①拙文正式发表前后，曾在两岸的几家学术单位作过学术报告与公开演讲。提供资料者为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高纯淑、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副研究员、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段瑞聪。谨此致谢。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1953年1月1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③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版，第3页。
④俞国华(1914-2000)，浙江奉化人，长期在蒋介石、蒋经国身边工作，参与机密。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1947年赴美国，出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副执行董事，1951年改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董事。1955年返回台湾，主管财经，1984-1989年间曾任“行政院院长”。
⑤《蒋中正电俞国华》，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10400017019。
⑥《蒋中正电俞国华》，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10400018043。
⑦《蒋中正电俞国华》，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10400019035。
⑧《蒋中正电俞国华》，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10400020012。
⑨《蒋中正电俞国华》，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10400020061。据刘维开教授提示，“德友鹰屋君”为前德国军事顾问法尔根豪森。
⑩《蒋中正电俞国华》，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10400022041。
(11)《蒋中正电俞国华》，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10400023026。
(12)《蒋中正电俞国华》，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80200350114。
(13)《蒋中正电俞国华》，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80200350116。
(14)《蒋中正电俞国华》，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80200351061。
(15)《俞国华电蒋中正》，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80200351063。
(16)《蒋介石日记》(手稿)，1951年4月25日。周锦朝为当时旧金山旅美华侨“侨领”。
(17)陈立夫自述蒋介石在退台后对其实行“清算”，迫其离开台湾，到美国新泽西养鸡的故事，流传甚广。但无人知道蒋事后仍对其有资助，陈立夫本人在自传中从未提及。
(18)《蒋中正电俞国华》，1951年12月1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10400018042。
(19)《蒋中正电董显光》，1957年3月3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10400027028。
(20)[美]周质平：《胡适的黯淡岁月》，《东方》1994年第3期，转引自杨金荣《角色与命运：晚年胡适的自由主义困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3页。
(21)杨金荣：《角色与命运：晚年胡适的自由主义困境》，第80页。
(22)《胡适致蒋中正》，1951年5月3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80200622001。
(23)蒋介石在致宋美龄电中，有“胡适先生带函及物品接到，甚快慰”句。《蒋介石电宋美龄》，1952年11月1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002080200348057。
(2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第796页。
(25)他们谈话的具体经过，可参见《差异何其大》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