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变迁与新的历史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成立以来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历史使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5-0074-07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经验总结有助于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演变的规律，完成新时期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的使命。
（一）从“静态的经典宣讲”到“鲜活的理论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变迁
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内容体系必定反映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对马克思主义从教条理解、静态解读到科学理解和重新认识的过程。我们逐渐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态度，并把毛泽东思想和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并融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动社会实践及理论总结，呈现出鲜活的时代性，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丰富内涵。
1.关于世界观。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它决定和影响着人的人生目的与价值取向。那么，如何理解“世界观”？受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影响，人们认为“自然是脱离人的活动的自然模式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自然”。[1](P178)而人在自然规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自然规律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独立计划”，“以这样一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必然使马克思所专注的人以自然的物质变换以及‘人类的自然界’不见了，人的自然及其本体论意义被消解了。”[1](P179-180)这样一来，人们一方面忽视了人类作为主体在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受到的来自客体的制约，“文化大革命”时期盛行一时的“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和做法就是忽视了自然规律的作用。同时，不能正确看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共存的事实，人为设计赶超战略的做法也是无视人类社会规律的表现，其结果和危害也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把物质世界看成是静态的存在，人在自然界潜在的自然规律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在一些落后地区广泛存在的对自然的崇拜以及把领导人当成一种神秘力量的化身等都是这种世界观的表现。而不顾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文化素质，不顾人的认知规律人为灌输世界观，还有主张“彻底改造世界”的教育手段也是一种表现。当代的世界观不仅强调了自然的客观性与人的生物性特征，也强调了人对自然的“有目的”的影响作用，以及人的社会性特征，实现了从“自然的人”到“人的自然”的转变。也就是说，“人把自己的目的、意图、知识、技能、情感和主体能力注入到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中去，使对象发生合乎人类要求的变化。结果，人按照人自己的内在尺度和存在方式改造和规范了自然界转换的过程、方向、存在形式和结果。”[2](P78)所以，人虽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却是万物之灵；人虽然是自然界中的唯一有思想、能够通过实践影响世界进程的类的存在，却无法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注意到了对人们生态环境的关注，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2.关于个体与集体。传统的人生观教育突出集体主义和集体利益，淡化、漠视甚至是蔑视个体和个人利益。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让位于集体利益。形成这种判断的前提是：集体是个体的集合；集体利益是个体利益的集合。集体利益具有优先性。对于这样一种判断，首先需要在理论上厘清：第一，人的集体产生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在人类社会的蒙昧时期，也存在着“群居”的集体，这是我们的祖先得以生存下来的前提条件。但是，这时的“群”只是自然分工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只有到了文明时代的后期，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分工超出了自然性，而具有了社会性，社会才分为穷人与富人、统治者阶层与被统治者阶层。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个人失去了集体的保护就难以生存。个体对集体的依赖性由此产生。第二，从集体存在的特性看，集体存在的经济基础是个体利益的一致性，存在的政治基础是“个人”的一致主义，存在的文化基础是“个体”的认同与归属感，因此，即使在克服了人的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集体”依然是人所必需的。因为，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离开了社会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第三，在基本上消除了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的社会主义时期，“社会”是否等同于“集体”？“集体”是否是凝固不变的集合体？当所有制出现多种形式时，“社会”必然体现为不同的“集体”，这些“集体”可以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划分，也可以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划分。作为构成集体中的“个体”有时则表现为在不同集体中的不同归属与交叉归属，有时则表现为归属的流动性。这就表明：其一，集体利益并不总是个人利益的集合。即使在集体的内部，个体依然拥有作为个体的利益与相应的权利，因为人的集体归属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其二，个人利益的实现未必总是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的，大多数的情况下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时相互交织，有时则相互冲突。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个体与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用简单的结论难以概括其中的全部关联性。那么，在现实的层面上，过去我们过于关注集体的利益，强调集体的至高无上性，忽视了个人的特性、个人的利益诉求，个人的个性化选择，所以表现在生产组织方式上是“人民公社”，在分配方式上是“大锅饭”，在个性特征上是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在文化生活中是单一的“样板戏”。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受到了同样的关注。个人利益得到承认，个人财产得到保护，个人价值得到尊重。2003年，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修改宪法建议中，明确地提出了“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条款。[3]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4]因此，需要对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做出切合实际的判断。在倡导集体利益的同时，也要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个人利益实现也要兼顾社会责任。
3.关于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道德教育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内容。道德是社会的归化，是规范社会关系以达到的相对理想状态。公民教育是公民法律意识的教育，它强调的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法律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平等意识等。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公民意识与道德意识的培养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只有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才能构成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从而建构稳定的现代国家。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教育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类似诸多的变化在此不一一列举。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断完善与丰富的过程就是人们不断抛弃其僵化思想和单向度的思维方式的过程。
（二）从“工具性”到“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指向的变化
毫无疑问，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但是，人与社会、与自然环境、与其他人的关系如何，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含义是不同的。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人当成了实现目的的工具。纵观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文章和教材，在谈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目的的时候，一般都把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当成了提高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这种认识的偏颇在于：首先，过高地估计了人的思想觉悟的能动性。人确实是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和运用者，但离开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单纯强调人的思想觉悟则夸大了人的主动性。同时，在人的素质当中，政治思想水平与专业水平是相关的，但又是不可能互相替代的。从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无法必然得出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论。其次，把人当成了实现目的的手段。其结果是，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人的价值被忽视，人的个性被抹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主要是由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极大进发，这使我们在看到人的巨大的创造性的同时，也逐渐把“人”作为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对人的关注，也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都放在“人”上。[5]“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重要一维，其发展不仅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体现其社会主义方向和性质，而其理应由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漠视转向‘以人为本’。即摒弃仅仅把人作为手段的工具性趋向，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视为引导主体进行价值追求、价值创造、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以满足和发展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6](P78)“以人为本”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向提供了坚实的根基，随之而来的是培养人的手段和培养模式的变化。
（三）从“运动式”到“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变化
受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成的影响，同时与中国特有的政治参与模式相关，运动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间，我国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性、周期性政治运动就有数十起，包括：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新三反运动”，反对高、饶集团，“肃反”运动，“鸣放运动”，“社教运动”（即“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7]思想政治教育与这些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政治运动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手段，思想政治教育为政治运动提供舆论准备和理论支持。诸多的运动波及企业、机关、学校等。政治运动固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的运转不是靠稳定的法律与制度，而是靠临时的政策。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政治运动更多地为人所操纵。由于各个权力层掌握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往往导致政治运动成为权力较量的角斗场，从而违背了运动的初衷。对于个体而言，“人的丰富的个性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被削弱、窒息，最后变为简单的、强加的‘共性’。”[8](P34)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社会化的方式进行，其中，学校是主要的渠道，此外，家庭、同辈团体、现代传媒、常规性的政治活动、公民政治参与等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从而成为一种常态。单纯依靠运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在学校的教育中，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外，社会实践作为一种新的有效载体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处于复杂的社会系统当中，很多的环节和层面都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四）从“封闭性”到“开放性”——思想政治教育视野的变迁
1.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实现取决于其向社会的开放程度。历史上我们曾经经历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无限推崇的时期，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客观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并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大系统中思考。既要看到其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要看到其发展同样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受教育者自身的变化、先进的教育手段的运用等都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与诸多系统的配合中实现其目标。
2.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当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就无法忽视文化因素的存在。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文化首先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其次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施的场景。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无论是作为主体的“人”，还是作为客体的“人”，都是一定的文化环境的产物，文化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我们曾经或者忽视文化的存在与影响，或者把所有的文化都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造成“文化泛政治化”现象，“样板戏”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其结果是，脱离了文化的思想教育是无效的思想教育，因为，它无视人的文化属性，只关注人的政治属性，而从实质上讲，政治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没有文化根基的思想教育成为无水之源、无根之木。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视野的闭塞有关，也是政治至上时代的产物。
早在20世界80年代初期，人们就提出“文化事业也不该成为政治的附属品”。[8](P697)一方面，人们要归还文化之所以为文化的特性，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从文化中寻找自身的魅力与源泉。其实，文化所提供的价值认同、集体意识和归属观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的，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得到关注。人们不但看到了文化作为一种形态广泛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同时，也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是文化传播、文化延续与更新的必要手段，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催生新的文化。
二
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变迁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是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思想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符合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理论告诉我们，发展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的实质就是新事物的产生与旧事物的灭亡。毛泽东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9](P323)“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0](P73)在唯物主义看来，事物的发展总是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判断“新事物”与“旧事物”的标准不是时间出现的早晚或是力量的强大与否，而是是否符合事物的发展方向，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新”与“旧”的对立总是相对的；新的事物总是从旧的事物中吸取有益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并增添了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富有生命力的新内容。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事物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个产生、成长和灭亡的历史。“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11](P216-217)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是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其所确定的目标、使用的手段及内容都深深地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和制约。
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整个社会生活都深深受到战争时期做法的影响，同时，在实行计划经济和国家高度行政化的背景下，集中性、集体主义、形式化、运动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特征。在物质贫瘠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对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由于存在着对人的忽视，对个人的合理要求的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在学校、企业、社会等领域实现高度一致化，不允许出现个性化的言论和行为。思想政治教育看起来起到了统一和同化的作用，其实，愈发显示出其空洞性、乏力性、虚假性。思想政治教育遭到了人们内心的反感和抵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与意识不断进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从而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变迁：首先，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意识和平等意识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尊重人，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所应有的法定权利。尊重人本身的劳动创造能力和进行这种创造的精神需要。其次，非国有制经济的出现，使得个人的私利得到保护。尊重个人的合法所得也是一种必然。再次，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道德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变化。“私利”、“物质享受”、“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等成为人们可以接受的观念。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因材施教”、“创新性思维”、“师生平等关系”等成为新的观念。诸多的变化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以思想解放为动力，同时也成为展示新思想、新理论成果的舞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12](P2)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13](P141)针对当时党内很多干部头脑中的僵化思维，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3](P143)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离开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14]
从实践的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与时俱进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讨，到晚年对资本主义的新认识，再到列宁晚年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这些都体现了思想的解放。从中国共产党人突破教条主义，独立地探讨中国革命道路，实现从“本本”到“实践”的突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再到解除姓“私”姓“公”问题的困扰，我们看到，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是对实践经验深刻总结的过程，也是对时代要求的强烈反映。可以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的强烈需要，邓小平南方谈话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经济社会深刻转型的迫切要求。[15]思想解放符合事物矛盾运动规律，是新思想、新观念取代旧思想、旧观念的过程。思想解放过程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思想解放一方面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思想解放的成果必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出来，传播开去。首先，思想解放使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认识逐渐客观。我们逐渐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只有从理想和现实两个维度出发，才能客观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作用，最终推动人的境界的提升，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得以实现的条件不仅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本身，而是与社会的物质生产、物质的再生产及整个社会关系紧密相关，交互作用。再次，思想解放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人类文明成果，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从封闭性走向吸纳与借鉴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的开放性。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越来越体现出时代性。总体而言，思想解放是思想政治教育进步的思想基础。“历史表明，没有思想解放，就不会有理论创新，也就不会有正确理论的指导”。[16]
三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轨迹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反映，是社会实践运动在思想领域的投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承担着引领社会方向、提供理论依据、形成核心价值等历史使命。当今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更要有一种新的视角，承担起历史赋予的新使命。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要推动政治文明发展。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是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人民的积极性得到释放。平等、民主、正义、公平、法治、公民社会、人权等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思想政治教育要承担其推动政治文明的历史使命。
从内容上讲，思想政治教育除了重视公民教育、法治教育、公平与正义观的教育外，还要在理想教育的同时关注现实性的教育。在教育中，我们既要注重共产主义的理想与远大目标的实现，也不能忽视和谐社会的近期目标；既倡导集体主义的道德取向，也要捍卫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既要倡导奉献精神，也要尊重个人的合法权益；既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要给个人的人生选择创造条件；既看到精神的激励作用，也要看到制度的激励作用；既发挥教育者在实施、引导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也要充分调动受教育者的主导性；既要求人们遵守社会的法律规范，也要让人们懂得自由的意义。
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要与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生态的变革与发展相适应、相结合、相衔接，以避免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两层皮”和自弹自唱的现象。思想政治教育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市场经济当中的自由竞争意识、个体创业中的个人价值选择和个人利益追求不会被看成是与主流意识相悖的，而是相通相补的。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结构和思想境界，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要培养有公民意识、有社会责任感、有法律意识和理性的人，他可以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可以理性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当今生态危机已经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全球气候变暖、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核武器扩散等成为“地球村”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人们具有全球的眼光和视野，要有危机意识，要有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思维。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培养人的创造性。人的创造性是人所具有的属性，是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获得的。在计划经济时代，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高度一致的行动方式使一致性成为一种成本最低的管理模式。模式化的教育、“一刀切”的方式、标准化的考核标准等造成人的创造性被压抑，个性被抹杀，造成创新型人才的缺乏。
人的创造性不仅仅在于其所进发的创造力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与社会进步，也在于人的创造性的发挥是人的解放的要素之一，人的发展的显著标志。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要培养循规蹈矩的人、依附于人的人，而是有独立见解、独立人格的人，蕴藏着创造力的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给予受教育者平等的尊重、人性的关怀、民主的交流与对话，给受教育者个人选择的空间，同等的公民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为创新型人才的成长提供物质上的、机制上的保障。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多维的视角为政府合法性提供辩护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功能、导向功能和方向功能等都蕴含着合法性功能。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通过灌输等方式引导人们形成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并外化为行动。然而，实践证明，单一的权威性的灌输和以说服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无法实现为政府提供合法性辩护的功能。而且，有时因为错误的理念和对思想的片面的理解反而引起人们的反感，造成对政府权威的损害。
时代的变化促使我们从多个视角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功能。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要为人们提供现实的目标和对理想的期待，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既要立意高远，又必须立足于人的发展现实，遵循人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要有对现实的理性的批判意识，教育青年人形成独立的判断能力、警醒的思维，从而避免盲从和人云亦云。再次，思想政治教育要有忧患意识。对民族的未来、国家未来的深切的关怀是忧患意识的核心内容。“地大物博”的描述虽然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也无法掩盖中国面临的土地资源与环境资源短缺的事实。因此，还要有直面现实、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当思想政治教育从说教走向对话，从真理的化身走向时刻面对现实的自省，从无可置疑的理论权威走向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才真正获得了不竭的生命源泉。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文化的视角。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是人们所关注的。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是不够的，必须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尤其是正确看待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差异性的客观现实。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差异性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共时性角度上的国家间、族与族间、地域间的文化差异，而且体现在历时性角度上的文化差异。正是文化的差异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文明与进步。“衡量一种文化对世界文明的真正贡献，不能只看它独立发明了多少东西，更需要看它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17](P7-8)如何看待文化的差异性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旧”的思维方式是运用各种方式统一、同化各种文化的特性。新文明观要求我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国际上，用相互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建构良性互动的国家间关系；在国内，致力于保护少数族群的文化特性与文化遗产，实现民族间的团结与和谐。在全球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运用宣传教育的手段实现文化的同质性和单一性的，而是以更加宽容的姿态看待多元文化的共存，从多元文化中吸取养分，丰富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内涵，在保持民族性的基础上谋求核心价值的认同。
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优良的传统，在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中走过了充满曲折但是一直前行的道路。新的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者以新的历史使命。唯有总结历史，面对现实，以解放思想的勇气和胆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才能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收稿日期］200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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