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经济改革的产业经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经济评价论文,产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是拉美地区“失去的10年”。在此期间，除智利外，（注：智利的经济改革始于1973年。）拉美各国相继实施经济改革。1990～1997年，拉美地区实现了中速经济增长，这为拉美经济改革赢得了不少赞誉。但是，自1998年起，拉美地区的经济再次陷入长期低迷状态，1998～2002年又成为拉美地区“失去的5年”，这激起了重新评价拉美经济改革的热潮。
毋庸置疑，经济改革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如控制住了通货膨胀，减少了财政赤字，出口迅猛增长，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大型企业和部分行业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等等。但是，经济改革未能有效地解决三大关键问题：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且不稳定，内部储蓄和投资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上，失业和非正规就业问题日趋严重。
一
20世纪90年代，通过全面推行经济改革，拉美国家有效地控制了通胀，大幅度压缩了财政赤字，使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政府重新赢得了国民和世人的信任，这恐怕是拉美经济改革曾经取得的最突出的一项成果。尽管如此，由于宏观政策失误和严重依赖外资，既没有实现真正的经济稳定，也没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在反通胀方面，拉美地区步调一致，一直到2001年，全地区平均通胀率一直保持下降趋势，年通胀率降至一位数。但在2002年，由于受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通胀率大幅度上升的影响，拉美地区的通胀率有所反弹。这是在拉美地区近十多年来首次出现通胀率反弹。
在减少财政赤字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拉美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大幅度降低。1998年以前，财政赤字基本上保持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1%～2%的水平上。但从1999年起，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升至3%左右。（注：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A Decade of Light and Shadow: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1990s,p.101,Picture III-1,2003.7.）一些拉美国家发生过财政危机，另一些拉美国家的财政赤字仍在继续恶化。
外资成为拉美地区中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性因素。虽然一些拉美国家在80年代中期就已恢复经济增长，但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从90年代初开始，大量外资流入拉美地区。外资的流入为经济改革和实施以汇率为基础的经济稳定政策提供了条件；同时，改革（特别是资本项目的开放和私有化）为金融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涌入拉美打开了方便之门。
改革之初，拉美国家曾预期，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可以持续不断地吸引大量外资流入拉美地区，进而实现较高的投资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
90年代初，流入拉美地区的外资以金融资本为主。1994年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使流入拉美地区的金融资本大量外逃。1996年以后，拉美地区不仅没有吸收到大量的外部金融资本，反而成为金融资本的流出地区。90年代中期至2001年，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拉美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大于金融资本的流出量，拉美地区基本上是外资的净流入地区。2002年，受阿根廷经济危机的影响，金融资本大量外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减少，拉美地区出现了近十年来的首次外资负流入。
自实施经济改革以来，拉美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较低；1990～2002年，全地区GDP的加权年均增长率为2.6%，人均GDP的加权年均增长率仅为1.0%。但在1950～1980年间，全地区GDP的加权年均增长率为5.5%，人均GDP的加权年均增长率为2.7%。后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经济改革追求的目标。（注：José Antonio Ocampo,Latin American Growth Frustration:The Macro and Meso-Economic Links,p.3.SEMINAR on Management of Volatility,Fi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Growth in Emerging Economies,ECLAC Headerquarters,Santiago Coference Room II,April 24-25,2003.）
梦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此之大，以致于人们多方探究其原因。在诸多宏观因素中，有两大因素较为突出。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与改革的目标相对立。比较突出的是汇率政策及反周期性的财政、货币和信贷政策。改革的目标是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吸收大量外资，实现较高的投资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汇率政策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措施之一，大量外资的流入为汇率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条件。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大量外资的流入却导致了币值高估，使贸易部门（特别是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受到压制，使宏观经济稳定极易遭受外部冲击，加大了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一旦外资流入中断，就会发生金融危机。后来，大多数拉美国家对其汇率制度进行了调整。对汇率制度进行调整在短时间内（甚至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但是此前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在反周期性财政、货币和信贷政策方面，当经济处于增长阶段时，财政支出和贷款大幅度增加，利率下降，而在经济危机期间，财政支出和贷款大幅度减少，利率上升，这是经济增长不稳定和爆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是严重依赖外资。由于内部储蓄严重不足，产生了对外资的高度依赖，特别是对国外直接投资的依赖。不幸的是，拉美地区宏观经济不稳定，外资流入不稳定，这大大削弱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币值高估，出口压抑，经济形势不稳定，外资流入不稳定，对生产部门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生产性投资极少，资本积累近乎为零。在此情况下，想通过吸收大量外资，提高投资率，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是非常困难的。
二
经济改革的另一项重大成果是出口迅速增长，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强劲。同时，贸易和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但它们没有带动经济高速增长。
1990～1999年间，整个拉美地区出口量的年均增长率为8.5%，出口额的年均增长率为7.9%。期间，在拉美诸国中，墨西哥的出口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出口增长率为13.8%，其他拉美国家平均年均增长率为7%（注：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A Decade of Light and Shadow: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1990s,p.72,2003.7.）。2001年以来，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拉美地区的出口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出口的增长，拉美地区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大大提高。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中，拉美地区初步形成了三种专业化模式。
第一种模式可以称之为北方模式，它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借助靠近美国市场的地理优势和对美国贸易的优惠，加工组装业迅速发展，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和零配件，加工成最终产品后，绝大部分产品出口美国，其典型代表是客户工业。二是中美洲国家传统出口农产品品种和出口市场实现了多元化。三是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旅游业迅速发展。
第二种模式是南方模式，它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向南部美洲以外地区的出口仍以传统的出口商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二是区域内的出口产品实现了多元化，有相当一部分贸易产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三是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南美洲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资源和占领当地市场。四是巴西等南美洲国家的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第三种模式是巴拿马和一些加勒比小国，其金融、旅游、海上运输等服务业发展较快，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成绩看似斐然，实则问题颇多。
（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和出口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动经济快速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弱，特别是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三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弱。
贸易自由化和币值高估使质优价廉的进口产品（特别是中间品、零配件和资本货）大量涌入拉美地区，这从三个方面弱化了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一，出口部门越来越多地使用进口投入物生产出口产品。第二，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发展起来的制造业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大量采用进口投入物。第三，外资企业主要采用进口投入物生产出口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出口部门成为“经济飞地”，即较多地使用进口投入物，较少使用国内投入物，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非常有限，因此，从整体上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极为有限。
更有甚者，在上述情况下，出口的快速增长还带来了巨额贸易赤字。1951～1970年，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虽然个别年份出现了较大的贸易赤字，但从整体上看，实现了少量的贸易盈余。1971～1980年，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前一时期还要快，但出现了较大的贸易赤字。1981～1990年是拉美地区“失去的10年”，经济增长速度很低，但实现了较大的贸易盈余。1991年以来，拉美地区的贸易赤字持续恶化。1991～1997年，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约是1971～1980年期间的一半，但贸易赤字却相当。1998～2002年，贸易赤字继续恶化，而这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却低于“失去的10年”。
（二）贸易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遭受了沉重打击。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和融入全球经济将会激发贸易部门的活力而抑制非贸易部门的发展，而拉美产业部门的实际发展情况却与理论设想相反。
交通、通讯、能源、金融以及建筑等非贸易部门表现出较强的发展活力，尤其是在经济扩张期。
在贸易部门中，制造业，特别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制鞋、皮革、家具等），遭受了沉重打击。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只有组装加工业（特别是客户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仅有汽车和部分自然资源加工等少数行业发展较好。此外，建材、饮料和食品加工等部门以满足国内消费为主的行业在内需急剧膨胀期间也曾取得过快速增长。汽车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墨西哥汽车产业的发展得益于靠近美国市场和墨西哥政府鼓励汽车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巴西和阿根廷两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国一直坚持实施的鼓励汽车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农业部门总体发展速度远远低于债务危机以前的水平。长期以来，大豆、家禽等发展较快，其发展与改革基本无关。
矿业的发展速度也比较快，但采掘部门的发展速度要高于附加值较高的冶炼部门的发展速度。矿业部门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私人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介入。
（三）改革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加速增长。
生产力的增长决定GDP的增长。
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拉美地区制造业部门中的绝大部分行业，其生产力与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差距在扩大，而在七八十年代，这些行业与美国同行业的生产力差距曾一度大幅度缩小。90年代以来，只有汽车等极少数制造业行业，其与美国同行业的生产力差距和技术差距有较大幅度缩小，世界汽车巨头对其设立在拉美地区的汽车生产厂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技术升级。农业部门的生产力一直在持续增长，但这是一种长期趋势，改革对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没有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相反，通讯、交通、能源等非贸易部门的生产力却大幅度增长，其主要原因则是改革的影响，尤其是私有化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介入。
90年代以来，总要素生产力增长速度大大下降，劳动生产力增长速度的下降幅度更大。失业率持续上升，不充分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问题日益严重。这表明，在生产重组过程中，从一些部门和企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资本、技术能力和土地等生产性资源，没有被充分地再配置到具有活力的部门。
（四）上述情况表明，拉美经济的“二元性”进一步加重。
人们当初曾设想，外向型企业和行业的生产力增长会向整个经济体扩散，由此引起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活力的行业和企业，其生产力确实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外部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和私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改革者和新古典理论的预期相反，生产力的增长不仅没有扩散，反而加大了经济部门之间的相对生产力差距。
改革对不同经济组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主要受益者是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型企业。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建立起来的内向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则受到了沉重打击，大量倒闭。
三
拉美经济改革没有激活生产结构的活力。
成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实践已充分证明，生产结构的活力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能够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的、有活力的经济活动是经济增长的本质，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前提，制度环境、人力资源供应和基础设施等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因此，经济增长是一种经济现象，包括生产的部门构成、部门内和部门间的关联、市场结构、要素市场的机能以及制度、文化等。
结构活力、投资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这决定了经济增长是不均衡的。在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结构调整进程中，一些“领航企业”成长起来，一些新型企业对“投资气候”的变化做出反应，有些部门和企业成长起来并走在了前面，与此同时，有些部门和企业落后了甚至消失了，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逐步改变经济结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未被使用或未被充分使用的资源是结构活力的根本保证，经济是在资源未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增长和发展的。拉美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认为，不是所有的部门拥有同等的向经济注入活力的能力和“传播技术进步”的能力的。因此，企业和生产部门的外部性，连同它们的宏观经济和分配效应，能使经济增长进程产生突然的跳跃，也能使经济增长前景一片黑暗。
生产结构的活力是两大基本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熊比特创新，二是创新及其扩散所需的制度环境。创新是结构调整和变革的基础动力，创新的扩散及其外部性能产生有活力的规模经济，这是提高生产力的根本因素，也是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驱动力。
按照熊比特的定义，创新包括：新产品和服务或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新生产方式或新市场体系的发展，开发新市场，发现新的原材料资源或原来已知资源的开采，在已有部门建立新的产业结构。（注：Joseph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third edition,Chapter II,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62.）创新在新企业和部门的创立过程中产生，但在多数情况下，创新意味着新企业和新生产部门的产生。
首先，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创新包括企业、生产活动和部门的创造，但也包括其他企业、生产活动和部门的破坏甚至毁灭。熊比特提出了“创造性的破坏”这一概念，其本义是创造性大于破坏性。但在某一时空点上，其结果并非如此，实际情况可能是“破坏性的创造”，即破坏性大于创造性。
其次，创新的关键是创造将知识运用于生产的能力。前四类创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知识的创造，或更准确地说是将知识运用于生产的能力的创造。能够将知识直接运用于生产的组织是企业，因此，经济发展的成功可以被看作是培育能够学习、恰当使用知识并最终产生新知识的企业群。在工业化国家，企业创新的主要动机是获取超额利润。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创新的主要动机是市场创新，通过学习、掌握和应用工业化国家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组织和商业模式，获得新的市场信息，创造市场信誉，降低产品成本，拓宽销售渠道。后者的创新有点像打“移动靶”，一般没有超额利润，边际利润较少，进入成本主要是获得、掌握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
第三，“干中学”。创新需要投资，既需要有形的投资，更需要无形的投入，尤其是技术知识。技术知识必须实实在在地经历一个学习和掌握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生产经验密切相关。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具有极强的“干中学”成分。
由于存在二元结构，即生产者处于生产组织和技术的不同阶段且使用信息和要素市场的能力不同，因此，发展中国家总是有相当大规模的不充分就业或非正规就业。在投资和储蓄方面，多数发展中国家有良好的内部条件和基础。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和制度处于落后状态，因此，存在着技术知识和制度完善加速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性的力量一般会大于破坏性的力量，能产生快速增长的良性循环，其主要表现为有活力的活动吸收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存在着大量的投资机会，内部储蓄增加，技术知识和制度加速发展。但是，当破坏性力量居优势时，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即产生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其主要表现为过剩的劳动力被较低发展活力的部门吸收，投资动机减少，破坏储蓄能力，生产经验浪费，技术差距进一步扩大，制度弱化。拉美地区的情况就属于后者。
拉美地区为什么会陷入破坏性大于创造性的困境？
首先，从经济改革的微观效果来看，竞争加剧引发的激励作用和企业自身的努力学习，使少数经济组织正在接近技术前沿。但是，由于二元结构加重，大量的生产性资源未被充分使用或不能充分使用，绝大多数经济组织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出现衰退，从而对总生产力产生了负面影响。绝大多数经济组织无力克服进入成本，即无力获得、掌握和应用先进的技术，这也对总生产力产生了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保护“幼稚产业”是克服进入成本的好方式（当然，这极有可能会导致长期的低效率或无效率）。实施“作为出口增长的进口保护”是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一些拉美经济体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最后阶段一度快速增长的因素。
其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积极的和消极的外部力量对拉美地区的生产活动产生了创造性的影响，也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前者如工业化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解构自身的生产链和“价值链”，将低附加值的业务环节转入拉美等发展中地区。后者的许多原材料的国际市场需求疲软以及国际商品价格下跌。
最后，经济改革的破坏力大于创造力。从积极的方面讲，经济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创新。企业经过努力而变得有竞争力，降低关税使设备和投入物变得便宜且易得，企业有进入外部市场的动机，原材料和资源（特别是矿业）的对外开放，私有化使新的市场结构得以建立，等等。从消极的方面讲，改革产生了许多破坏。一些企业和行业因无力与进口产品进行竞争而消失，保护机制的减少和币值高估使一些出口商品生产商和服务商的利润变得非常微薄，国有企业的实验室和技术发展中心的解散丧失了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建立起来的技术能力，等等。
此外，下列因素也决定了拉美经济改革的破坏性大于创造性。
一是政策操作失误。如前所述，反周期性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的操作失误是经济增长不稳定和爆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是缺乏完善的制度建设和安排。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为了支持生产发展，拉美国家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制度，这些制度既虚弱又在“失去的10年”期间经历了退化。实施全面经济改革后，由于拒绝政府对生产的干预，在用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方面，拉美国家所做的努力非常有限。
三是与自由化和私有化并行的、旨在鼓励改善微观经济效率的努力没有产生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反而加重了二元化。一方面，拉美地区拥有了更多的“世界级”企业，主要是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分支机构。
另一方面，拉美地区有更高的公开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企业和机构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建立起来的传递和应用技术的能力大部分已丧失。因此，破坏性打击的影响较大。资源将会被充分使用的假设在实践中没有实现，大量劳动力、企业、技术和制度资源或未被使用，或未被利用，或被破坏。
四是宏观经济不稳定是关键性因素之一。高通胀率的消除和财政赤字状况的改善当然是积极因素，但其他宏观管理措施则加重了破坏性，减弱了创造性。强有力的反周期行为（如总需求、外部资金的流入、汇率和利率等宏观价格），严重危害了许多企业的生存，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由于国际贸易商品的生产商和服务商丧失了有效的保护，尤其受到威胁。突然取消补贴和剧烈的贸易改革使许多经济活动停止。如果变革是一种渐进的方式，经济活动会有更好的机会恢复活力。更有甚者，资本市场的长期分割还有超级破坏作用，1991年、1994年、1996～1997年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汇率升高，削弱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积极趋势。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经历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在“结构调整战略”环境下发生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有益于发展，带来了有活力的资本积累过程。亚洲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拉美国家发生的强劲经济增长是结构调整战略的产物，少数拉美国家通过深化进口替代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通过实施进口替代和出口鼓励的混合政策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亚洲国家（地区）不同的是，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进程一直缺乏足够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这表明，在改革、增长和发展进程中，政府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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