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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蕲春，由于1957年冬在当地毛家咀发现了西周木构建筑遗址，随后发掘出土不少器物〔1〕，久已受到考古学界的注意。1996 年距上述遗址仅600米处又发现青铜器窖藏，自然是值得重视的事。
据简报〔2〕，窖藏中有圆鼎1件、方鼎5件及铜斗1件。经仔细考察，我认为这些器物的制作不晚于商周之际，其中盂方鼎尤为重要，谨以拙见陈述如下。
盂方鼎2件，高24.2厘米，立耳深腹，平底柱足， 四隅有平直的扉棱。其纹饰为：口沿下有双尾一首的所谓“肥遗”纹带，以雷纹衬地，加有小涡纹。腹面平素，围以U字形的乳丁纹框。足上部饰牛首纹， 下有三道弦纹。
大家了解，腹面饰乳丁纹框，在方鼎上有久远的历史。郑州张寨前街等窖藏所出商代前期方鼎，就是这样的。乳丁纹框，加上口沿下“肥遗”纹带的方鼎，较早的可举出：
（一）姒康方鼎〔3〕：1975年陕西扶风白龙村商代晚期墓出土， 铭文为“姒康”。
（二）父辛方鼎〔4〕：1975年陕西眉县凤池村出土， 铭文为“父辛”，同出有直纹的无盖簋。
（三）
妇方鼎〔5〕：铭文为“妇
己、祖丁、 父癸”。
以上3件方鼎，形制、花纹都和盂方鼎酷似。 姒康方鼎和父辛方鼎腹部较深，妇方鼎则稍浅，按照方鼎腹部逐渐变浅的规律，可能偏晚一些，但从铭文格式和字体看，仍应是商末的。
较晚的类似方鼎有：
（四）王方鼎〔6〕：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铭文为“王作仲姬宝彝”，系周王室之器。
（五）作册大方鼎〔7〕：1929年河南洛阳马坡出土，共4器，铭文中有“武王、成王”。
（六）公大史方鼎〔8〕：1977～1978年湖北黄陂鲁台山30 号墓出土，共3器，铭文中有“公大史”。同出另有一较小的同型方鼎。
（七）“作宝彝”方鼎〔9〕：1974～1975年陕西宝鸡茹家庄1号墓出土，铭文为“作宝彝”3字。
这几件方鼎的共同特点是腹部变浅，后2件尤其显著， 使柱足看来殊觉细长。同时扉棱上部增加出戟，即向外探出的尖端，与商代的同型方鼎扉棱平直不同。王方鼎由“王”字形态看，系成康时物；作册大方鼎和公大史方鼎属康王时或略迟，“作宝彝”方鼎则晚至昭王，甚或穆王前期。
以上述同型器的演变作为标尺，不难看出盂方鼎更近于姒康、父辛二方鼎，最可能是商末的。
盂方鼎铭文共2行8字：
盂
文
帝母日辛。
“盂”为器主名，其字所从之“于”右有曲笔，是商末流行的写法。
“”，意为享献。“文帝母日辛”，说明方鼎是向文帝母日辛奉祀所用之器。
“文帝母日辛”这一称号，非常值得注意。“母”字的写法和“女”字无别，商代甲骨金文习见。按商朝称先王配偶，常系以先王庙号，如“示壬爽妣庚”、“大乙爽妣丙”等〔10〕。“爽”也或作“母”，如“示壬母妣庚”、“大乙母妣丙”、“大甲母妣辛”、“祖丁母妣甲”〔11〕，格式与“文帝母日辛”甚为相似。
“文帝”以“帝”为称，自然不是一般贵族，而是商王之一。商王庙号为“文”者有文丁，见古本《纪年》〔12〕和《帝王世纪》〔13〕，在甲骨文中则作文武丁、文武或文武帝〔14〕。文武丁既可称文丁，文武帝也可简为文帝。
甲骨文中的“帝”多指上帝，人王称“帝”则有特定意义。这个问题，北京大学高明先生近年有详细讨论，阐明“自祖庚开始，把直系父辈先王称作帝”〔15〕。此与《礼记·曲礼下》“措之庙，立之主，曰帝”相合。由此推知，作方鼎的盂乃是文丁之子，帝乙的兄弟。
“日辛”为日名。日名在天干上加一“日”字，在甲骨文中罕见，我曾指出“只有1971年小屯西地出土胛骨有‘日丙’、‘日丁’，在商末至周初金文中却比较多”〔16〕。小屯西地胛骨是类似无名组卜辞的非王卜辞，约在廪辛、康丁时期，加“日”字的日名目前只能上溯至此。“文帝母日辛”没有称妣，也符合盂为文帝即文丁之子的推定〔17〕。
古本《纪年》有文丁十一年，而从近年的甲骨研究看，文丁、帝乙、帝辛（纣）可能都在位20年以上。文丁之子，到商亡时年龄当已较老。纣臣箕子，前人或以为纣的诸父，或以为纣的庶兄。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云：“考《商书》箕子呼微子为王子，则箕子非王子矣；微子称箕子为父师，则箕子为诸父矣。庶兄之解，殊非事实。”〔18〕箕子也是文丁的子辈，能生活到周初，盂的情况应该和他相若。
文丁的配偶日名是什么，迄无定论。商末黄组卜辞有“母癸”、“妣癸”，学者多认为文丁之配，但也有以为武乙之配的〔19〕，尚有待研究。方鼎所记日名为“辛”的，假如不是可列入周祭的文丁配偶，就是文丁的另一妃嫔。不管怎样，盂是商朝王子，帝乙、箕子的兄弟行，是可信的。
同盂方鼎一起发现的另外3件方鼎，器形都与盂方鼎相类， 是腹部较深、扉棱平直的，年代也应接近。
铭文为“
”的2件，口沿下饰小鸟纹，腹面有乳丁纹框， 中间是勾连纹，柱足上部为兽面纹加小扉棱。以乳丁纹框与勾连纹结合的方鼎，有相当晚的，如穆王时的吕方鼎，但其腹甚浅，扉棱也设出戟，均与此不同。
这2件鼎的小鸟纹，尾下曲而分岐，在陈公柔、 张长寿先生《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图谱中属于商周之际〔20〕。方鼎年代即可由此确定。
鼎铭一字，从“玉”“宠”声，而“宠”从“龙”声，此字当为“珑”的繁文。字中“龙”作双钩形，是一种艺术性的笔法。这样的现象曾见于甲骨文，如《殷虚书契前编》4，53，4；金文，如《商周金文录遗》426。特别突出龙形，自然是因为龙在古人心目中有神秘的意义。
还有1件鼎的铭文，同于蕲春毛家咀过去出的爵。 该字商代金文多见，“酉”形上笔划有不同写法，见《金文编》附录上591～593，今暂释为“酋”。
酋方鼎口沿下是鸟首夔纹，腹饰饕餮纹，旁衬有倒夔纹，足上有垂叶纹。吴晓松等先生已指出它类于陕西宝鸡竹园沟13号墓所出子
方鼎。按子系商朝人物，见甲骨卜辞〔21〕，鼎铭子氏也是殷商族氏。竹园沟这件鼎的饕餮纹，角尖内卷，和酋方鼎还有些差别。更接近的，可举出妇婇方鼎、田方鼎〔22〕，饕餮纹、夔纹等都相一致，它们由铭文看都是商末的。
同出的圆鼎，立耳深腹，柱足。口沿下的饕餮纹带，是有成排“立羽”的。“立羽”的特点，是用曲线构成，这是殷墟期较早时段的特点，而商周之际的饕餮纹的“立羽”，就多作填实的小旗形了〔23〕。
最后1件铜斗，是挹取用器，铭文一字奇诡难识。字的下部兽形， 曲腰，尾端分岐，参以首、足的形状，近似甲骨文的“兕”字（如《殷虚文字甲编》2026）。
根据以上论述，蕲春新屋塆窖藏青铜器，就器物制作年代来说，不晚于商周之际，这是窖藏埋入时间的上限。考虑到器物年代彼此调谐一致，埋入年代距此大约不远。
湖北境内发现商代到周初的青铜器，已经有不少记录，但湖北东部这一带还较罕见。1975年，在蕲春以西的鄂城陈林寨出土1件爵， 腹饰夔纹，有“
，父己”3字铭文，肯定是商代晚期的；1967年， 在同县碧石还征集到另1件类似的残爵，有“├┤，祖丙”三字〔24〕。 这次在蕲春出现窖藏，包括商王室人物的器物，更值得探究。
Some Remarks on Yu Square Ding-vessel
Li Xueqin
The seven bonze vessels from the storage found atXinwuwan,Qichun,Hubei in 1996 are all dated to the Sang-Zhou period.One of them,a square ding- vessel, is veryimportant in that itsinscription of eight charactersreveals the fact that it was a vessel used in the sacrificeto one of the Shang kings.It is quite rare for a vesselrelated to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Shang to be found in Hubei.The author suggests further inquiry into the problem.
注释：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蕲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
〔2〕湖北黄冈市博物馆、 湖北蕲春县博物馆《湖北蕲春达城新屋塆西周青铜器窖藏》，《文物》本期。
〔3〕《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五一，文物出版社1979 年。
〔4〕同上（三），一九○，文物出版社1980年。
〔5〕《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A72，科学出版社1963年。
〔6〕同〔3〕（一），一三七。
〔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8〕黄陂县文化馆等《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 图版贰：1；图六：1～3，《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9〕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图版一五六：2，文物出版社1988年。
〔10〕“爽”暂依于省吾先生释， 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45～47页，中华书局1979年。
〔11〕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80页，中华书局1988年。
〔12〕《晋书·束皙传》及《史通·疑古》、《杂说》引，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3〕《御览》引，见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第73页，中华书局1964年。
〔14〕参看常玉芝《说文武帝》，《古文字研究》第4辑， 中华书局1980年。
〔15〕高明《商代卜辞中所见王与帝》，《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16〕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第173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7〕如将“文帝”与“母日辛”分读，不影响这一推论。
〔18〕《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第551页，中华书局1982年。
〔19〕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324～3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0〕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鸟纹图谱162～164，《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21〕饶宗颐主编《甲骨文通检》第四册第103页， 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
〔22〕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卷一，方鼎14、24， 东京，1984年。
〔23〕参看《商周青铜器纹饰》178～187，文物出版社1984年。
〔24〕鄂城县博物馆《湖北鄂城县沙窝公社出土青铜爵》，《考古》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