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183;观点#183;审视——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第14次学术年会观点撷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点论文,外语教学论文,中国教育论文,年会论文,专业委员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曹志祥谈外语教育领域的科学发展
关于外语教育领域的科学发展观，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的曹志祥副主任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了自己的观点。
选拔、培养创新人才是基础教育领域多年讲、却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我们在不断探索，也做过多种尝试，比如开办少年班、培养“天才儿童”等。但这是否就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创新人才”的概念呢？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我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作出努力，因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并非是到了大学、研究院才做的事，而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应着手对学生创新能力进行培养。这也是基础教育领域今后要有所突破的地方。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改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也对人才的培养模式、选拔方式、能力结构和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改革，包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其实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对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
回头去看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推进过程，我们在今天谈这些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它的现实意义。当前，素质教育的推进和新课程的实施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广大的一线外语教师和教研员直接参与教学过程，可能也发现了课程改革的推进已经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由理论设计过渡到大规模的实践检验，2004年首批进入课改的省份已经在今年参加了课改背景下的首次高考：二是从“点”上的实验过渡到“面”上的推广，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全面实施课程改革，高中学段也有16个省市进入了课改实践。这样的形势需要教学理论研究者、教研员和一线教师共同努力，解决课堂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完善并继续推动课程改革。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师生全面、和谐、健康、可持续地发展。科学发展观在教育教学领域的落脚点就应该放在师生的全面、和谐、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上。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从理论走向了实践，理论工作者也应该适当降低研究重心，更多地关注一线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将其作为现阶段研究工作的出发点，以使理论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许多教师提出，传统的教研模式在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教研机构提出了“校本教研”的概念，试图在学校侧面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但教师在工作中即时生成的实践问题怎样才能得到专家的引领呢？教育部在今年暑期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网络教研，通过新技术更快、更经济地解决教师工作中的困惑。
新课程改革已经由理论走向实践，教育工作者应该是回避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是努力去解决它？此外，如何解决课程改革中的问题也是值得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和各地教研员深思的。外语教学是我国基础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外语教学工作者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借本次年会的机会，我也提出一点希望，愿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能组织更多的一线教师和教研员共同研究外语教学中的实践问题，以期使这些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要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素质教育是关系社会发展乃至国计民生的大事。广大师生应共同建立健康、和谐、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教学观。有些学生在学外语的同时，牺牲了太多同龄人应该有的快乐，失去了比外语能力更宝贵的才能，这就违背了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外语教学界一直在争论“在现有的教学环境下，小学阶段是否应该开设英语课”的问题。有的初中英语教师反映，一些新入学学生的英语能力没有初步形成，但他们却已经失去了学习英语的兴趣。所以说。执行一个教育理念的时候，“早”不一定等于“好”，“早”也可能违背规律。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晚”就是“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发展观：要辩证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健全、和谐、全面、可持续地发展。
乔玉全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高中处乔玉全处长在本次学术年会上发表了讲话。
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教育问题要靠发展解决。实施和推进课程改革并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这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具体到外语教学领域，我们要关注现有的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怎样从简单走向丰富，从单一走向多样化发展。如果没有教育教学文化的发展，教育行业的专业性就很难实现，教师地位的提高也是纸上谈兵。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在外语教育发展的专业化方面做出过很多贡献。此外，搞好外语教学需要大量的资源，教育媒体及社会各界在这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支持，我在此一并表示谢意。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基础外语教育事业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也愿这种局面继续保持，越来越好。
龚亚夫谈新形势下的外语教师
关于新形势下的外语教师发展，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室主任龚亚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阐述了以下看法。
本次学术年会的主题定位在外语教学与外语教师。对外语教学的研究包括外语习得理论、课堂教学的实践问题等，这是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始终关注的课题。外语教师就像球场上的核心队员(key-players)。不管什么样的教学改革，都要通过实际授课的教师才能得以实施和实现。基于此。我们要关注场上的“核心队员”——因此，本次年会就确定以这两部分为主题：一是教学研究：二是关注教师的需求和专业素质的发展。
不论是各级培训机构、教研员，还是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及其他外语教学研究机构，都应关注教师职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因为从整体来看。外语教师的发展问题并不是教师自身提高素质、转变理念就能解决的。事实上，外语教师的发展问题并非完全是外语教师自身的问题。教师所处的外部环境，如考试制度、升学制度、人事制度等涉及体制多方面的问题造成了教师的困境，制约着教师的成长和课程改革。学界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关注学校、社会、教育体制、经济条件对外语教师成长的影响，并努力解决教师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外语教学改革中出现了问题不能都认为是因为教师因循守旧和专业素质低。当然，如果教师的能力足够强。这些问题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缓和。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什么是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师应该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呢？目前仍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我们正在探索、制定一套科学、可行的“教师标准”，来评价合格教师所必须具备的诸项素质。有了一个相对科学的标准，许多问题就会得到科学的判别。新形势下的外语教师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其间有许多连带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研究者对基层教师的工作实际和职业生态了解得越多，他们在作出相关决定的时候就会越谨慎。企图立竿见影地解决外语教师职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其实是过于天真的想法。
本次年会也在探讨这些问题，相信这样的活动能够有助于各界人士在教师成长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以促进一线外语教学工作者更加健康、和谐地发展。
桂诗春谈教学理论联系实际
关于教学理论联系实际和我国在应用语言学领域的探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教授、广东外语学会会长桂诗春接受了记者专访。
学习英语途径很多，每个人按照个人的情况采取的学习策略，对自己很适合，在别人看来就可能很特殊。对于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不必照抄。
在“四人帮”临近倒台的时期，国家意识到不能一直闭关锁国，要加强我国的对外交往。英国是世界上较早承认新中国地位的国家之一。当时，英国首相应周总理邀请访华，英方建议增加中英之间的民间来往。
我是我国第一个派往英国的英语教师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由于此前新中国和英国的交往很少，英国很重视我们的来访。20世纪60年代中叶，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应用语言学学院，即School of Applied Linguistics，这个学院设在爱丁堡大学。这可以说是英国研究应用语言学的大本营。我们去后，英方安排我们观摩了很多英国教育方面的成就和最新进展。
我回来后就着手在广外开设应用语言学的硕士点。开始也没有老师，学校邀请国外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者来上课，后来我们就培养了自己的专业教师。事实上，“教英语”本身就是一门科学，里面有很多文章可以做。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广外组织了中国第一届应用语言学的会议，会议的主题定为：Teaching English in the Chinese Context。
应用语言学的本质就在于应用，只讲道理是没有用的，明白语言学的原理之后就要去做，做的过程中会遇到问题，然后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实践中再完善，再创新。学者想要把国外的研究引入中国，首先要具备虚心学习的心态和坚定的行动，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学问。第二要培养人才，比如设立研究生点，让培养出的研究者走向全国。第三是编写教材，出版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这样还不够。理论成果需要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要有中国的具体实践。
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国内。造成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研究者本身就脱离实际，研究者要“两头看”：既看到学科发展的前沿，也要看到这种研究对中国的学习者有什么帮助。要“钻进去，做出来”，研究只有付诸应用，才有广阔天地，否则便只能在象牙塔里兜圈子。
邓炎昌谈外国文化的教育与教学
关于跨文化交际和对外国文化的教育教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邓炎昌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了自己的观点。
在过去的十年间，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世界范围内，跨地域、跨文化的交往已成为一种潮流。有一些明显的例子，比如，英语中出现了fengshui（风水）、kungfu（功夫）等词汇，全球涌现出一批“孔子学院”——这些都是国外趋于接受中国文化的表现。我国也在积极了解西方的文化和习俗，有学者用“I，WARM”巧妙地总结出了西方文化中交谈的5种禁忌，即income，weight，age，religion和marriage，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西方文化习俗的作用。
即便如此，我们在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上依然存在着误解。例如，美国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叫做individualism。我国有人把它译作“个人主义”，这是不够准确的。在美国的文化氛围中，individualism的一般含义是：Be the best you can。这实际上显示了美国文化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但这种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也有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Me-Generation”的出现，他们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说“After me,you come first.”Individualism是美国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之一，它可以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人的价值体系。这种了解就能让国外的语言学习者明白目标语言国的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做出某种行为的深层原因。
对于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简单的文化现象可以从孩子年纪较小时就开始介绍，而复杂的价值差异则可以等到学生思维较成熟后再引入。文化不必专门讲，用承载文化观念的小故事就可以渗透，而这样做的效果会更加理想。
当人们了解到其他价值体系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把它与自己持有的价值体系作比较，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我们学习外国语言、了解外国文化的重要目的之一。
程晓堂谈基础教育英语新课程
关于英语课程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应对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院长、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程晓堂在会上发言。
本次全国范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几个显著特点。它是在世界范围教育改革背景下，自上而下、有计划、有步骤的一次整体课程改革。它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参与，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如此大规模的课程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出现问题和阻力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基础教育工作者既不能对已取得的成果盲目乐观，忽视存在的问题，僵化地推进课改；也不能消极应付，否定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
问题的产生有客观和主观双重因素。客观方面，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基础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一大组成部分，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教育体制的制约和影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可利用的教育资源不充分，无法满足受教育者的需求。一些英语教师还不能胜任课改对施教者提出的新挑战。主观方面，教育部门及相关人士对课程改革的认识与认同存在差异。很多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对课改的理念有不同程度的误解，他们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新思想产生了冲突。还有的教育工作者推进课改的动力不足。
探讨基础教育英语新课程的适用性和适应性，要把握三点。一是前瞻性原则。新课程既要考虑目前的外语教育发展状况，更要考虑将来社会发展对公民外语素养的要求。二是要避免“就低不就高的思想”。三是要更新思想，转变外语教育教学的观念与认识，同时提高专业素养，提升实践新课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