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几种范式及其得失
中国近二十年政治哲学的研究，基本上沿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套路，采用的研究范式不外乎“文本解读”、“以西解马”、“实践解读”、“基础研究”等几种，而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究竟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思考还很不深入或很不自觉。在如何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问题上，学界主要有以下五种意见：一是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有的学者强调当代中国应建构微观政治哲学，“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凸显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①；二是在理想层面与现实层面，有的学者强调应建构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先生是代表性人物，他有很多精彩论述②；三是在西方政治哲学话语与中国政治现实上，有的学者用西方政治哲学话语解读中国政治现实；有的学者主张从中国问题出发，“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端于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正在向政治和文化领域积极推进。在这个背景下，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问题，必然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前沿问题。在哲学上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首先属于作为部门哲学的政治哲学研究的任务。”③；四是在问题讨论与建构理论体系方面，有的学者强调应当重视理论建构，他们提出：“建构一种哲学理论，最为重要的是两项工作：一是时代精神的主题化，即把时代性的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升华为某种基本的哲学理念；二是基本理念概念化，即以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表述相应的理论内容”④。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基本的研究框架体现为对作为政治社会本质的最高层面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的研究，体现为对现实政治社会正当性的理性批判与价值建构”⑤；五是在学术意识与问题意识上，有的学者陶醉于纯粹的学术探讨，对当代“中国问题”不屑一顾。
我们认为，伴随世界范围内政治哲学的复兴，顺应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需要，哲学界关于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讨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毋庸讳言，现有主要研究范式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缺乏自觉的历史方位意识。学术研究应当自觉持有历史方位意识，本来应该不是问题。经典作家早已为我们作出了明确回答，舍此，既不可能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可能诞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学人，必须持有自己的贯通历史、时代与未来的历史方位意识，特别是研究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更是如此。但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历史方位意识并没有成为学界的自觉意识，也没有真正融入和体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一部分学者甚至反对学术研究应该注重历史方位意识。比如，一些学者政治哲学的非哲学化倾向较为突出，只为不具正当性的政治事物做无度辩护而缺乏应有的科学批判精神；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西方的思想、西方的方法、西方的概念才是最先进、最正确的，信奉机械的拿来主义，以鞭笞自己的民族与历史为快。等等。凡此种种，已经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二是缺乏清醒的问题意识。一些学者对建构政治哲学体系抱着浓厚兴趣，而对中国政治哲学必须关注中国政治现实问题显得不够；一些学者的论述充满西方政治哲学话语，但对西方政治哲学流派的思想实质缺乏真正把握，既未深入到真正具有普遍价值的层次上，也未认清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所要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有很大不同。三是对问题存在的世俗基础缺乏深刻的剖析。任何问题的存在都有着复杂的世俗基础和现实条件，其中，现实的社会关系最为根本。马克思曾经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⑥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深入中国社会深处，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深刻领悟，对中国社会特质进行深刻剖析，从而逐渐找准进而提出“中国问题”并逐步加以解决。
二、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及其根据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有让国人警惕的“问题”，我们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和深刻的追问。所谓“中国问题”，就是立足当代中国历史方位，从历史的、全局的角度看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命运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什么问题才是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命运的关键因素。“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⑦。在当代中国，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政府治理、政治体制及其运作等这些宏观政治因素对人的生活及其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必须关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宏观层次，从哲学角度研究国家、政府及其政治结构问题；政治哲学的理想层面的确不应该忽视，但更应注重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确十分重要，但仅仅采取“声讨”或停留在权力领域思考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还是不够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必须站在时代高度，立足中国实际，转换研究范式，自觉面向“中国问题”，确立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就是说，在政治哲学视域上，要从“低头钻研文本”向“抬头深入生活”转变，着眼研究我们所面临的感性的实践生活与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研究当代中国实践与现实的本质联系和规律，为政治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养料；在政治哲学作用上，从“注重六经注我”式的论证注解为主向“把握时代精神”式的理念引领为主转变，通过对时代本质、历史方位等的准确把握，从中抽象、提升出核心理念，上升到哲学思维方式层面，为人们的活动提供具有前导性的核心理念、思想与思维方式，以引领人们的活动；在政治哲学使命上，从注重“闭目自我欣赏式”的思维革命向确立“放眼中国问题式”的问题意识转变，强化批判、超越意识，为时代立言，为问题立法。
马克思哲学的本性要求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必须面向问题。政治哲学首先属于哲学，它应体现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⑧所谓研究之后实质就是找准问题之后，因此，强烈的“问题意识”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基本路径。对其所处时代重大问题的不断追问，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导向和基点，这从马克思早期著作解读中可以明显而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总是与时俱进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封闭在头脑中和书斋里的“思想革命”或“学术革命”，而是人们在“改变世界”的活动中并且为着“改变世界”的需要而不断进行的理论创造过程。马克思认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切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⑨恩格斯也论证到：“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⑩这即是说，哲学不是透明纯净的水晶宫里的向壁思辨，其生命之根深植于不断变动、充满矛盾的尘世生活之中(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我们的根本性启发，就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一定意义上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作者与这个文本的中国读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的过程。实现这种“视界融合”必须以问题为先导，即将双方的视线聚焦于一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中国当前现实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并且当然是以中国方式提出的问题。正是从解决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从理论形态看，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演进的两个历史阶段相一致，形成了两大理论形态：服务于民族独立这一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表现为对“三座大山”的反叛与否定，形成了一套以革命为核心观念、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理论形态，代表性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历史主题，为了实现政治现代性的自身变革、人的全面启蒙，逐步确立了以建设为核心观念、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代表性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立足当代中国历史方位，清醒分析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发展战略，蕴涵着适合中国实际又符合政治哲学理论形态的许多重要观点。其中，强调执政能力建设，蕴涵着对能力取向的倡导和对权力集中的消解；强调通过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蕴涵着对民主政治建设有效途径的探索；强调更加注重公平，蕴涵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重视，等等。
“问题意识”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点，也是被众多思想家所推崇的研究视角。诺曼(Richard Norman)在评论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生命的主导权》一书时，充分赞扬了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这种方法：“从具体问题开始，试图阐述其意义并阐发使我们能够办到这一点的理论观点。”在诺曼看来，几乎所有经典作家都采取了这样的研究方法(12)。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弄清属于中国自己特有的问题。对于什么是中国问题，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说：“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他认为，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虽有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于是他否认中国旧社会存在阶级、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一再说明中国社会问题是文化问题。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问题》。他说：中国的问题很复杂，而“中国问题”应主要归结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其中文化问题最为重要，但当政者往往视金钱与权力为自身与国家的根本，而置文化问题于不顾(13)。上述观点在今天看来未必全面，但其看待问题的视角对我们有很大启发。
由于一些学者缺乏问题意识，结果造成所提出的问题与得出的结论与中国国情不符。这样的政治哲学难于真正在中国立足。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提出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分析框架或理论范式是重要的，以此为基础，提出解决问题、改造现实的理论方案更为重要。但目前的政治哲学研究，存在着轻视现实问题的“不愿研究”、害怕现实问题的“不敢研究”、无力研究现实的“不能研究”等种种倾向，结果造成要么是关门搞研究形成的“自言自语”或“自得其乐”、要么是漠视国计民生导致的“自我迷失”或“自食其果”，极大影响了政治哲学的理论前导与现实引领功能的发挥。在目前学界，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有一种很时髦也很受吹捧的观点，那就是断言在当代中国，资本逻辑才是困扰和阻滞中国健全人格和健康人性培育的关键力量，因此，目前主要应当警惕“资本逻辑”对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影响，大量“中国问题”是“资本逻辑”的泛滥带来的，必须着重批判资本专制的危害。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资本专制的确需要警醒，资本的逻辑的确起着很大的作用，它是一种造成中国人人格异化的力量，对中国人性发展的危害不能忽视。但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很多中国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以后合理分配问题解决不好所导致的社会公正问题。根源在何处？我们认为，在权力专制、权力逻辑，无论在体制还是观念层面，依然十分顽固而强大，它是一种比资本专制还要落后、危害更大的力量，我们必须冷静、理智对待。其实，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不仅还需要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而且，资本逻辑对于消解封建专制权力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权力专制批判的紧迫性、必要性远大于对资本专制的批判。
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5)。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兴起虽然只有短短20年左右时间，但已经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人们对于何谓政治哲学的认识还见仁见智，但还是拥有一些基本共识。一般而言，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不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现代著名政治哲学界施特劳斯曾这样定义：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以寻根求源、广泛而系统的方式探讨人类政治生活的问题(16)。因此，从政治哲学的视野解读中国问题，就是用哲学特有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与话语形式去解释现实问题，提供理念引导。对于旨在为现实政治生活提供哲学理据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该成为求解“中国问题”的重要视角。
三、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思路与框架
总体来讲，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思路与框架，起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准确判定“历史方位”，从时代问题和理论资源中确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主题；二是准确捕捉“中国问题”；三是揭示中国问题存在的世俗基础；四是提出相应的理论范式，并根据这样的理论范式的需要提出相应的核心理念，且把这个理念引入当代中国政治活动，引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
（一）准确判定“历史方位”
准确把握历史方位是审视问题、选准行动方向和方式的前提。一般而言，所谓历史方位，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或政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形势和环境，包括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国情、党情和民情等众多因素，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综合性的概念(17)。要真正准确地判明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必须在坚持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基础上，把握历史方位的基本规定性。历史方位既是一个历史范畴、认识论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价值范畴。
准确判定历史方位必须诉诸哲学思维。对唯物史观的真正遵循，不应该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18)，然后套用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中去。唯物史观作为我们认识社会、分析社会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展现了社会基本结构的面貌。这一理论当然是正确的，我们应当毫不动摇的坚持和遵循。但是，当我们运用这种具有“超历史”的规律性认识去分析现实时，又要反对把唯物史观看作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马克思说：“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9)。他认为，抽象的历史规律一旦同人的物质活动相分离，就会变成同义反复的、无生命的、空洞的、凝固不变的形而上学规定，这是为他所坚决反对的。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20)因此，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前提下，还应该立足中国独特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创新思维，从哲学角度探究当今“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找准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并通过抽象、凝练、概括，为当代中国政治活动的合理秩序提供哲学理念。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学界一般概括为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身份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这些研究自然不错，但难免流于表面和宏观，没有从哲学高度明确揭示出社会的深层变化。在当代中国，虽然全球化是一个基本事实，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走向现代化，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在总体上仍处于迈向现代化、建立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从时空维度看，当代中国既是古代、近代中国的延续，也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因而，当代中国历史方位首先是民族性与世界历史性的统一；从本质维度看，当代中国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的征途中，大量“中国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缺乏现代性而产生的，是市场经济不成熟和民主制度不健全带来的，决不是什么后现代的问题。这样的历史方位，既向理论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宽广空间。
在当代中国，传统、现代、后现代这一历时性存在以共时态面貌，呈现于现实生活中，但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无疑仍然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实现这一转换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变革的基本定位和核心环节。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潜存于中国现实生活的政治主导倾向依旧比较严重，差别与公正（公平、平等）的矛盾依然是最为深层的内在矛盾，现实中这个矛盾解决的程度直接决定了中国历史方位转换过程的质态和长短。中国人这一特殊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背景构成了我们思考“中国问题”须臾不可脱离的语境和生态。当今“中国问题”总体讲主要是缺乏现代性而产生的问题，因而当代中国人面临着“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双重任务，但主要是政治解放。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处在后工业社会与福利社会，它所反思的主要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因而其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探究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与建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秩序。正如论者指出：“目前，中国政治生活中需要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很多，如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自由问题、公正问题、平等问题、民主问题等。如果中国政治哲学没有首先解决政治价值问题，而是去急急忙忙地研究中国的自由、民主、公正等问题，就难免形成一种新的教条主义——以当代西方的政治价值、政治规范为教条的洋教条主义，动不动就诉诸普世价值、普遍正义，从而或为少数“精英”的自说自话，或误国误民，根本无益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21)政治解放任务虽然随着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在制度层面为中国人的政治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证，但政治解放内涵十分丰富，其核心指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程度。作为封建传统极为厚重的国度，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存在，成为问题丛生、政治文明的重要阻滞力量。“问题”不是事实的罗列，而是“时代的谜语”，因此，只有在遵循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上，经过具体到抽象的理论分析和概括提炼之后，我们才能够找到、找准“中国问题”。
（二）准确捕捉“中国问题”
一是从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来判明中国问题。在当代中国，虽然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一历时性存在以共时态面貌呈现于现实生活中，但主导中国历史方位的因素是前现代因素，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走向现代化、培育现代性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不考虑条件、不从这个特定历史方位出发，抽象谈论中国问题虽然也很好但不管用。马克思哲学的生命本性存在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反思之中，学术研究固然不是经验主义的，但也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词句革命，而是用哲学方式关注时代、关注真问题。
二是从当代中国人性的发展状态来观照问题。人性发展状况是社会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状况的重要表征。对当代中国人性发展状态的判断，关系到我们关照“中国问题”的准确程度和着力点。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政治与人性的发展的关系经历了符合—疏离—回归的演变过程。从起源上讲，政治对人虽然也具有管制功能，但服务功能是主要方面，具有明确的为人性，这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对古希腊政治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但在很长时间里，政治成为统治人类的工具，远离了人性的发展甚至是践踏人性或反人性的，这一过程的极端发展为政治人性化的复归提供了历史必然性。那么，如何判断当代中国人性发展状况？卢梭在《忏悔录》第9卷所指出的：“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22)加藤节也指出：“在现代社会，由于政治权力不断扩大其支配的对象，加深对人们的生活的渗透程度，……，因而大概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时代”，而政治又是“一种全面决定着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人的命运的力量。”(23)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高于能力、依附高于自立等，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相一致，当代中国人性发展总体上仍处于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并存的历史阶段，但人的依赖更为突出。
三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揭示问题。公正不仅是制度的首要价值，也是揭示中国问题的重要视角。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民是否能够获得一种公正底线的社会关系及政治结构，这才是正义问题的实质所在(24)。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公正理念因为关系社会正义的实质，所以受到极大关注。同样，公正理念也是我们最需要的。借鉴目前学界研究成果，从政治哲学的视野，公正主要可解析为机会（起点、过程）、分配、结果三个层面。衡量社会结构是否公正，当然应当首先从起点开始，起点是否公正主要体现在机会上，即社会机会是向所有人开放还是向少数人开放？如能做到机会平等该是理想状态。可接下来的问题是，若机会一样还会有差距，因为不同人们的能力不同，分配如能按照能力大小、贡献大小进行，各尽其能，得其应得，就是分配正义、就是公正。可结果呢？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认为，如果是按照劳动能力及其贡献分配而出现差距，这不能称为不公平，合理限度内的差距人们也能够接受。问题是，如果差距太大，即便是正常产生的，也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需要政府出场，把结果公平控制在合理限度内。一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也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现实是，在目前社会结构中不是凭能力而是凭权力“切蛋糕”，不仅物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配置也不是根据能力而配置到相应的位置上，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过大，甚至成为了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原因，越是官商勾结严重的领域差距越大就是明证。因而，既要重视结果公正，更要高度重视机会公正。在当今中国，权力主义才是公正的最大敌人，才是影响公正的一切问题的滥觞，才是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三）深入揭示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
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5)。又云：“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26)在当代中国，经济领域存在经济政治化、权力市场化、发展方式粗放化；政治领域存在权力挤压权利、政府职能错位、执政能力不强；文化领域存在依附性人格有余主体性人格不足、较注重对人的控制不够注重人的解放；社会领域公民社会不成熟、存在着社会不公正、不和谐等现象。这些现象无不表明，大量中国问题的存在，根源在于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生成、固化于中国传统社会，延续至今依旧比较严重地存在。从政治哲学视野，社会层级结构是在政治国家内部按照权力至上的方式形成的权力级别或权力阶梯，并渗透到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体系。它以总体社会结构为依托，以社会制度为外化，以政治权力为中轴。它既不是政治结构的翻版，不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别名，也不是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的简单叠加，而是对它们层级性的一种抽象和概括，这种结构长期隐而不显，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深深地影响和牢牢地控制着社会制度、人的生活和人的思维方式。
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存在的根本问题说到底与政治上存在的问题有关。社会层级结构是立足中国本土社会，超越政治经济体制，从独特视角解释中国社会特别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理论范式，它不仅回答了社会研究（无论是社会学、人类学还是直接以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其他社会科学）的两个最基本问题：即社会是怎样组成的？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人格是怎样形成的？而且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性社会特质的准确诊脉使得这一理论对中国社会的解释能力大大提高，因而，理解和发掘其丰富内涵，进而建构起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任重而道远。
（四）合理选择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路径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结构与功能、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发展的差异，不过是不同社会结构决定的功能的不同表征。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一种分析框架或理论范式，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昭示我们：以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是引发中国社会发展中诸多非逻辑性和非理性“中国问题”的根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和紧要阶段，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密不可分。如何看待社会发展？以经济数字依据、自由依据还是人文内涵依据？角度不同，结论迥异。无疑，把科学发展确定为中国发展的目标已经成为共识。如何达致这一目标，目前学界大多认可的观点是：随着中国发展的推进，政治体制的作用日益凸现。社会发展一方面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实践条件、观念前提和历史契机，同时，社会发展也呼唤着新的政治理念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政治体制的变革。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指出，经济效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27)。由此，我们认为，在当下中国，应当把重建政治理性、走向理性政治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权力长时间的远离人性、背叛人性，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原因固然很多，但从哲学角度，就在于政治的非理性、权力的非逻辑。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人类政治向着更为理性的方向迈进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人们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行为，从政治思维的过程上看，都有一个由非理性（包括感性和知性）向理性发展的过程。人们在经历了强权政治的非理性独霸和经济人的计算理性观念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残酷竞争之后，终于回到了理性反思和德性觉悟的圣殿，冷静地从观念、制度到行为全面反思和论证我们的政治现实，力图建构一种合理的政治体系。目前，面对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的双重挑战，以及全球化与边缘化的尖锐矛盾，无论从国际政治，还是从国内政治的层面上看，大声疾呼政治理性，都是十分重要的(28)。正如有论者精辟指出：“毕竟，我们这个时代和文明，在虚无与纵欲之间摆荡跌撞已经有了一段时间，连“政治理性”这个概念本身都已经显得腼腆生涩了。但是回顾之下又可以发现，在虚无的时刻我们无所信仰，现实权力自然成为人间的最高权威；在纵欲的时刻我们认真地信仰，现实的权力僭称道成肉身，依然发挥着权威的功能。因此我们不能不问：权力之外有更高的权威吗？权力可能受到理性的节制吗？答案其实不用远求。如果政治理性的要求，即是用说理去探讨政治原则、政治价值，用说理的方式对政治体制与政策进行对错好坏的评价，那么落实政治理性，不外乎就是让政治本身产生一个说理的动力，让权力承认说理的必要性。”(29)可见，呼唤政治理性是时代必然。
首先，从人类理性对社会发展作用角度，政治理性及其组织体现在对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虽然都会作用到政治领域，但政治本身是能动的、独立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无法替代政治理性。同时，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也只有转化、上升为政治理性时，它才能成为改变社会状态的理性力量。反思苏东地区的巨变，从体制根源看，不能不归根于政治理性的偏失。没有政治理性，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安定，其政治制度就不可能经受历史的大风大浪。从学科发展规律和政治哲学本性上看，当代政治哲学最大特点莫过于其明确而强烈的实践取向，古今政治哲学的本质都是如此，只是在当代文化环境尤其当下中国，这个特色随着中国发展实践的丰富展开愈加突出，建构适合中国政治的特殊的政治哲学体系，把中国政治建筑在普遍有效的政治价值基础上，使中国政治的各个细部都能够与普遍的政治价值成功沟通而获得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必须诉诸理性政治。再次，从政治实践意义上，“一切政治制度都是人为的，但只有‘现代’政体才可以说是人为了共同过上好日子而有意建立的。”(30)在理性设计政治体制过程中，无论其建立的方式、或者其运作、分配的方式，须要在程序上满足某种标准，即使人们各自的目的与利益不同，却都会同意这些制度与政策是对的，要找到并证明这种关于程序之正当的标准，非理性政治难以承当。
具体而论，理性政治作为现代政治的基本诉求，既不同于特权崇拜，也异质于理性主义政治，其基本要求是注重科学设计、注重逻辑关系、注重权力划界、注重政治程序，走向理性政治无疑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自主的政治道路、科学的理性设计和政治的法治基础以及政治文化的培育。我国学术界针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遭际的政治权力异化问题提出了种种解决办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于政治权力制约实践具有一定程度的指导意义。然而，由于缺乏对权力制约理论产生发展背景的深层透视，大多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进行思考，缺乏对政治权力制约背后的社会层级结构进行足够的分析，因而没有能够充分揭示有效制约政治权力必须依靠一种相互制衡的新型社会结构这一规律，要么停留在对前人政治权力制约思想的表层临摹上，要么束缚于具体的制约政治权力的技术枝节，缺乏从宏观上以理性政治的视角进行思考。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合理社会结构的形成以及权力的所有与行使、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界分等都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必须以此为基础来构造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在澄明政治体制核心内容、理性政治蕴涵和总结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经验教训基础上，政治文明在理论形态上的基本标志就应该是全面走向理性化的过程。从社会层级结构理论范式出发，合乎逻辑的走向理性政治的基本路径，应该体现为构建合理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权力结构两个层面的共同推进和有机统一：在宏观社会结构层面，应该理性构建政治国家（政府）－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三维制衡”的新型社会结构；在微观权力结构层面，应该理性构建权力结构－权力运作方式－政治行为“三位一体”的新型权力结构模式。
注释：
①衣俊卿：《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②《从理想国到法治国——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可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③李德顺：《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石家庄〕《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④孙正聿：《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理论资源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⑤赵景来：《当代政治哲学若干问题研究述略》，〔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
⑥(14)(19)(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第57页，第74页，第92页。
⑦⑧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第123页，第416页。
⑩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7页。
(11)参见高清海、贺来：《我们如何走近马克思》，〔哈尔滨〕《求是学刊》2000年第3期。
(12)参见杰弗里·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刘雪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70页。
(13)罗素：《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
(16)〔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上卷，译者前言，〔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7)参见顾杰：《十七大的历史方位和庄严使命》，〔北京〕《政策》2007年第12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
(21)吕嘉：《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哈尔滨〕《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1期。
(22)转引自王子今：《权力的黑光》，〔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3)〔日〕加藤节：《政治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24)邹诗鹏：《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上海〕《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27)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国家竞争力的市场基础》，〔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4月28日第40版。
(28)张周志：《文明、理性与多元文化》，《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29)钱永祥：《为政治寻找理性——〈当代政治哲学〉中译本前言》，见〔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中译本序，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13页。
(30)转引自施雪华：《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卷首语，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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