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与上海市地方协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市论文,协会论文,地方论文,史量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政治舞台上出现四大有势力的资产阶级团体，时称“四大金刚”。上海资产阶级凡对政府有所陈言和主张，“每由四团体或五团体联名（四团体为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五团体再增一航业公会）”（注：《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其中上海市地方协会，是由上海金融工商文化各界领袖人物组成的一个地方精英组织，虽然不领衔，但其势力远远超过领衔的上海市商会，是当时上海极有权威的民间团体。
一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浪潮。1931年12月7日，为抗议上海市党部逮捕示威的学生，上海各校15,000多名学生举行总示威，9日捣毁了市党部，包围了市政府，10日成立民众法庭审讯欧打学生的凶手。同日，市长张群以“自认失察”，引咎辞职，上海市党部全体执委也跟着辞职。尽管不久国民政府任命吴铁城为上海市长，但上海的统治机构已形同虚设，基本瘫痪（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抗日救亡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12月15日，蒋介石在各方面的讨伐声中下野，孙科出面组织新政府。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巨头合而不作，孙科政府实际上虚弱不堪、徒具其名。国家政府的软弱，却为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从1932年1月13日起，由史量才召集，各银行家、实业家频频在史量才寓所等处集会，他们酝酿成立一“永久之会”，来反对国民政府的予取予夺。14日，他们在巨籁达路657号（今巨鹿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所在地）刘吉生家集会，决议把此“永久之会”定名为“壬申俱乐部”（1932年为农历壬申年），并通过组织大纲。18日，选出“壬申俱乐部”董事，史量才任理事长，李馥荪、杜月笙任副理事长，钱新之、虞治卿、张公权等为理事（注：《黄炎培日记》（1932年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此后，“壬申俱乐部”同人频频在刘吉生寓所、银行公会等处集会，讨论国事，商量对策。
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为应事实之所需求，补助政府之所未及”（注：《上海市地方协会报告书》（1947年），上海图书馆藏。），31日下午，“壬申俱乐部”在刘鸿生企业银行大楼集会，决定正名为“上海地方维持会”。晚上，上海地方维持会在企业银行大楼开会，当时出席者32人，一致推史量才为会长，王晓籁为副会长，虞洽卿、杜月笙、张啸林、刘鸿生、钱新之、林康侯、徐新六、朱吟江、秦润卿等9人为理事，陈光甫、张公权、黄炎培、李馥荪、胡笔江、徐寄庼顷、胡孟嘉、胡筠秋、穆藕初、聂潞生、胡筠籁、孙仲立、胡筠庄、胡筠庵、刘吉生、吴蕴斋、张慰如、袁履登、陈蔗青、贝淞孙、杨志雄等21人为会员。2月1日，上海地方维持会决议改会名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设立秘书处，以黄炎培为秘书长，“从事于慰劳将士、救济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及其他必要工作，以地方秩序恢复之日为止”（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1932年），上海图书馆藏。）。
从会员构成来看，会长史量才不仅握有《申报》、《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而且还是中南银行的常务董事和大股东，并投资民生纱厂、五洲药房、中华书局等实业，与职业教育界的关系也特别融洽，在金融、实业、舆论三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会长之职，实是众望所归；副会长王晓籁不仅是上海商会会长，还是纳税华人会主席，势力兼涉华洋两界；理事杜月笙，2月19日增补为地方维持会副会长，他不仅是上海黑社会势力的当然领袖，还是中汇银行董事长、法租界总商会主席委员、公董局董事、纳税华人会监察委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注：樊荫南：《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香港波文书局1936年版，第116页。），俨然一社会名流；张啸林是与黄金荣、杜月笙齐名的青帮三大亨之一；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虞洽卿、秦润卿、刘鸿生等26名会员都是在上海乃至全国有影响的金融实业界的巨子，秘书长黄炎培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负责人，杨志雄是吴淞商船学校的校长，在教育界都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从阵容上来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无疑是当时上海资产阶级精英组成的地方组织。由于它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着影响广泛的舆论工具，并且得到黑社会势力的支持，因此，在接下来的淞沪抗战中日益显示出它的能力与影响来。
支援前线、救护伤病官兵，是当时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最主要的活动。淞沪抗战爆发后，地方维持会积极通过《申报》等各种途径发动社会各界捐款捐物。仅以捐款而言，自2月10日《申报》上登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募集救国捐启》后，市民踊跃捐款，至5月31日地方维持会停止接收捐款捐物止，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地方维持会共募得救国捐款二十七万六千余元（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1932年），上海图书馆藏。）。这些捐款对于停发军饷达8个月的十九路军来说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当时，以地方维持会名义，由个人出资创办的临时伤兵医院共7所，负责收治伤病的官兵。同时，地方维持会还委托上海市临时救济会组织伤兵慰问教育团，创办抗敌残废院，进行慰问伤兵、收容参战伤残人员等工作。在史量才等人的组织下，地方维持会还大力资助宋庆龄、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或个人创办的伤兵医院。
救济战区难民是地方维持会的另一主要活动。当时，地方维持会创办的难民收容所不多，仅有中央研究社收容所和临时孤儿难民收容所两所，它的主要力量用在源源不断地为各收容所补充医务人员、提供食品、日用品和医疗器械等方面。但是，随着战事的展开，难民逐渐增多，所以从2月下旬开始，地方维持会一方面设立遣送股，大规模地遣送难民，另一方面设立职业指导股，加强难民的职业指导，同时创办贩卖部、工艺部，增加难民的就业机会。
此外，地方维持会还开展了调剂金融、稳定工商业、联络军、政、民三方以协调行动等其他战时必要的工作。
总起来说，在“日军入侵导致华界行政权力的短暂崩溃的情况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承担起广泛的行政、财政和援军任务（注：［澳大利亚］马丁：《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1927-1937)》，《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维持会通过《申报》等舆论工具的社会动员作用，利用自身和民众的力量，逐渐形成自己的权威和力量，以致时人称之为“上海最有权力的机关”，“虽然不是法团，但其实际力量则超越一切”（注：新中国编译社编纂：《中国内幕》第5集，新中国报社1941年版，第60页。）。而会长史量才，通过领导、参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活动，在上海乃至全国民众中赢得崇高的威望，日益成为独立于国民党政权外的金融界、舆论界的代表，成为上海资产阶级公认的领袖。
二
面对日益高涨的抗日舆论和来自反对派的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召集国难会议的决定。12月9日，中央政治会议又通过国难会议组织大纲，规定其职责为决定“国难期内外交财政军事及关于国难一切临时设施的方针”，依此组织大纲，国难会议的权限“几乎要等于法国革命后的国民会议了”（注：虞南支：《国难会议》，《时事月报》二十一年五月号。）。消息传来，上海的资产阶级立即兴奋起来，他们认为这是政权开放的信号，所以组织团体，频频集会，呼吁民主政治。
1932月3日下旬，包括史量才、黄炎培、荣宗敬、汪伯奇、李铭、杜月笙、虞洽卿、刘鸿生、钱新之、陈光甫等十余名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员在内的62名国难会员联名签署了一项《救济国难之具体主张》的提案，要求：(1)以武力自卫为主、国际折冲为辅，不惜任何牺牲，维护国家及主权完整；(2)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废止与此抵触的有关党部决议和法令，开放党禁，不得用公款支付国民党党务费，实行地方自治，集中全国人才，成立有力政府并由民选的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3)筹备宪政，限8个月内制定民主主义宪法（注：《救亡通讯》第12号，1932年4月11日。）。这些要求显然是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来的，它的实质是要取消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但是，国民党政府轻易是不会放弃一党专政的。3月25日，国民党政府申明国难会议的议题只限“剿匪”、“赈灾”、“御侮”三项，“非此范围，不必讨论”，这就阻断了民族资产阶级通过这次国难会议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道路。
国民党政府恪守专制独裁的立场，彻底激怒了包括史量才在内的上海国难会议会员。4月6日，国难会议开幕前夕，上海国难会员66人一致拒绝参加国难会议，并联名发表通电，内称：“近数年来，更立一党专政之制，杜绝多数民众政治上合作之途，以致党员斗争于内，民众睽离于外，全国嚣然，戾气充溢。日人乘之，乃有“九一八”以来之奇辱，此而不变，沦亡可待，遑论御侮”，“而政府既已严定制限，则此实施宪政之案，又无提出会议余地。思维再四，与其徒劳往返，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征车，稍明素志”（注：《申报》，1932年4月6日。）。从通电的署名来看，属于地方维持会会员的有史量才、杜月笙、胡孟嘉、胡笔江、徐新六、陈光甫等17人，占了四分之一。
4月7日，国难会议在洛阳开幕。到会会员只有144人，不足政府正式邀请者的三分之一，令国民党颜面大扫，决定延期三日以待未到会员。而拒绝出席会议的上海代表却在同一天在《申报》上发表了题为《各省市政府、各公团、各报馆、全国公民公鉴》的声明，与国难会议大唱反调，其中有言：“救亡大计唯在全民合作，合作之基唯在实行民主主义之宪政，非此不足以解除纷扰，挽救危亡”（注：《申报》，1932年4月7日。）。4月10日，史量才、黄炎培等人再次发表通电，重申其宪政主张，通电说：“同人深感挽救国难，非举国一致不为功，又切念应付国难，非政府健全有力不可，更确信永久防止国难，非实行民主政治不能彻底奏效。”（注：《申报》，1932年4月10日。）但是，随后召开的国难会议，仍然不顾人民的民主宪政要求，通过了“御侮”、“救灾”、“绥靖”等国策。
国难会议的结果令史量才大失所望，于是，讽刺、挖苦、批评国难会议的文章在《申报》上频频出现。4月14日的《申报》时评称国难会议为“一幕技术纯熟之双簧”。4月15日的《申报》则对国难会议进行总结，认为国难会议“帮政府撒弥天之大谎，以蒙蔽人民耳目，故斯会盖棺定论。”对国难会议的抵制和不合作，使国民政府开始认识到地方维持会的政治威力，会长史量才在他们的眼中也就逐渐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
三
1932年6月3日，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战事平定，秩序既复”，宣告结束。7日，该会改组成立上海市地方协会，“以协力图谋本市市民之福利与各项地方事业之改进”为宗旨，实际上却是想“通国家与民政之邮”（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1932年）。），即向政府传达民意，借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实际上，1932年起，史量才领导或参与地方协会开展的一些活动主要是围绕此展开的。
1932年5月21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定不久，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电，决定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由蒋介石任“剿匪”总司令，“统帅各路，克期进剿”。南京政府这一逆形势而动的悖谬行径，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和反对。5月17日，天津《大公报》社社长吴鼎昌应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之邀，作废止内战讲演，指出，“对外长久抵抗，非从政治、军事、教育、经济各种建设入手不可，但唯一之障碍，为国内战争，苟内战不能废止，一切均无从说起。”（注：季廉：《论非战运动》，《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二十二期，1932年6月6日出版。）他认为，如果发动全国一致之废止内战运动，“其潜在之势力，实可无敌于天下。”（注：“大会讲谈录要”，《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1932年）。）讲演完毕，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副会长、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当即表示商会可做废止内战运动发起者，史量才、钱新之、刘湛恩、黄炎培等地方维持会会员也表示热心于这一运动。
25日，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四团体联名通电天津、广州、南京、武汉、北平、汉口等地商会、银钱两公会及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废止内战大同盟。通电发出后，得到全国各地以及新加坡等地工商团体和社会名流的响应与支持，至8月下旬，已有401个团体1057人参加大同盟。可以说，废止内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感”（注：《吴鼎昌在废止内战大同盟会上的发言》，《申报》1932年8月28日。），是形势所趋、人心所向。
8月27日，大同盟假市商会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大会发表通电，宣告废止内战同盟正式成立。这次大会选出了同盟的名誉委员和常务委员。常务委员57人，上海19人，其中地方协会成员17人，将近1/3，如果再加上属于名誉委员的虞洽卿、余日章两人，地方协会会员共19人。可以说，在废止内战大同盟中，地方协会的阵容是比较强大的。因此，表面上这次运动是上海市商会等四团体发动的，实际上地方协会却成为这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力的推动者。
很显然，这场波及全国的废止内战运动是与当时的所谓“剿共”战争唱对台戏，因此，遭到蒋介石政府的百般阻挠。1933年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蒋介石以废止内战大同盟反对攻闽，有“助逆”嫌疑，予以取缔。
四
为了达到削弱乃至控制上海市地方协会的目的，南京国民政府极力拉拢会长史量才，授予他各种荣誉职衔：淞沪战区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新中国建设学会理事，“招商局改国营聘为理事，实业部规设温溪造纸厂聘为筹委主任”（注：黄炎培：《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1932年10月，上海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后，任参议长。史量才对这些官方职务并不热心，“出席时不多发言，有时称病请假。”（注：马荫良：《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史量才在1932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由于史量才当时声隆誉重，国民政府当局虽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但是，1933年9月，史量才以市政府挪用复兴公债事率领全体参议员辞职，却直接招致蒋介石政府的嫉恨。
1932年4月，上海市长吴铁城鉴于上海受战事影响较深，拟与民选未完成之前，设立一临时市参议会，“藉应目前之需要，而使地方自治精神得以循序发展”（注：《申报》，1932年6月21日。）。6月21日，上海市政府公布了临时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十条。10月，上海临时市参议会正式成立，共推定议员19人，其中地方协会会员有王晓籁、史量才、李馥荪、杜月笙、陈光甫、秦润卿、张公权、郭顺、虞洽卿、钱新之、刘湛恩、吴经熊、徐永祚等13人，余下六人为王一亭、王延松、陆京士、陶百川、陈炳谦、武育干，或为劳工领袖，或为地方国民党分子（注：上海市通志馆年鉴委员会编：《上海市年鉴》（1935年），F,第51-57页。）。10月29日，临时参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史量才以12票当选为议长。12月1日起，临时参议会开始办公，并参照市政府所辖各局设立8个组：公安组、财政组、社会组、教育组、公用组、公务组、卫生组、土地组。各组各司其责，对市政管理的所有方面，从道路修筑、房租、健康法规到年度预算、市政债券的发行和政府税收，都要讨论审查（注：［澳大利亚］马丁：《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1927-1937)》，《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第137页。）。八组中，除社会和土地两组外，其他6组都由地方协会成员主持工作，因此，上海市临时参议会实际上为地方协会所把持，成为它干预政治的重要工具。
早在临时市参议会成立之前，上海市政府以复兴市政的名义，发行600万元市政公债，说要用这笔钱来修复闸北、江湾、吴淞等地被战火毁坏的公私房屋和桥梁道路。但是复兴公债的大部分却被上海市政府用做剿共经费和扩充官僚资本。为了监督复兴公债的用途，临时参议会特设灾区复兴组专理其事。1933年9月，灾区复兴组经过仔细审查，终于发现真相：上海市复兴公债最近收支状况表中，所列修理闸北、吴淞、江湾等战区桥梁路面等费用，实仅5万元，仅是定额100万元的二十分之一。临时市参议会随即致函上海市政府要求对复兴公债的用途作出解释，但市政府的答复却支吾其辞，不得要领。9年30月，临时市参议会举行第二届常会第四次会议，会上，经议员一致同意，提出总辞职（注：《申报》1933年10月1日。）。
10月2日，市长吴铁城请中央挽留辞职的市参议员。后经张群等人多方疏通，史量才等人才算罢休（注：《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7页。）。此后，地方协会以全力主持参议会的会务工作，“其匡赞市政，不辞劳苦之精神，久为世人所共知，市民所依赖焉”（注：上海市通志馆年鉴委员会编：《上海市年鉴》（1935年），F,第51-52页。），地方协会对上海地方政治的干预，引起国民党政权的极大恐慌，复兴社特务头子戴笠在向特务们交代暗杀史量才的任务时曾说，史量才在担任上海市参政会会长期间，阴谋搞上海独立运动，企图使上海脱离南京的统治（注：沈醉：《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
五
1934年6月，美国颁布白银法案后，世界银价上涨，中国白银走私猖獗，白银外流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内净收入”额从1931年的229.96亿元下降到1932年的226.08亿元、1933年的199.46亿元，而1934年再降到谷底的180.57亿元（注：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1933》，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7页。）。而军费支出却逐年增长，1931年军费支出30300万元，至1935年则达到38790万元（注：《财政部报告》，1930-1935年各年度。）。军费猛增，使政府的财政赤字从1933年起每月达到1000万元（注：《财政部报告》，1930-1935年各年度。）。可以说，南京政府的财政“已在山穷水尽的境地”（注：《征收遗产税问题》，《申报月刊》，第3卷第1期。）。在这种情况下，发行内债成为南京政府摆脱困境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则成为南京政府寻求援助的主要对象。
但是，从1934年起，上海的民族资本工商业在内外交困之下纷纷走向衰落和破产，1934年，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钱庄倒闭者一共达425家，改组者1383家。1935年，工商业倒闭者达到895家，整整比1934年增加了一倍多（注：《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自身经济利益的严重受损，加上国难日蹙，使得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政府发行内债尤其是用于内战的公债越来越反感。1934年下半年，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对政府的借款，“均表示迟疑，不好商量”（注：经济资料社：《TV宋豪门资本内幕》，小吕宋书店1948年版，第26页。）。在张的领导下，中国银行开始抛售政府公债，至1934年底，中国银行投资的有价证券比1931年底足足减少了60%以上（注：［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作为地方协会会长的史量才更是坚决地反对承购公债，据郑逸梅的《书报话旧》记述，史量才在代表中南银行出席在南京召开的经济会议时，曾公然拒绝主持人要他承购公债的建议（注：郑逸梅：《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8月30日的《申报》发表了《水旱灾后我国财政金融之前瞻》的时评，明确表示上海金融界不承购中政会批准的发行2000万元的江苏省水利公债，时评指出，政府“如果要为中国的财政和金融找寻出路”，前提之一就是要解除“国际的重大压迫”。
史量才等人的反对国民政府发行公债和拒绝承销公债的行动，实际上宣告了他们将断绝为蒋介石政府的“反共”内战提供军费来源、拒绝为国民党政权进行经济输血，这引起蒋介石政府极大的愤怒和不安。1934年11月，蒋介石接到情报，说史量才同情共产党，曾接济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经费（注：沈醉：《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于是，他们决定暗杀史量才，以此达到控制上海资产阶级，进而达到确保上海政治局势稳定的目的。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国民党特务刺死，地方协会成员不胜悲哀：“本会既值时艰，复失领导，一切工作，自难如所预期。”（注：《上海市地方协会第三届年报》（1935年），上海图书馆藏。）不久，与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的杜月笙当上地方协会会长，并接替了史在《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的位置，地方协会这个上海最有力量的民间团体，一定程度上受到国民党的控制。
六
通过上海市地方协会由崛起到逐渐被国民党控制的过程的考察与分析，我们似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出现是在国家权威衰败下上海资产阶级重新崛起的表现。1929年上海总商会被国民党强行解散，1930年6月成立的上海市商会又受国民党掣肘，“再没有能力、没有希望与当地的政权相抗，仅仅变成地方政府的一个简单的分支机构。”（注：［法］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这表明，上海资产阶级以商会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的时代已结束。除了借助于舆论工具抒发自己对当局的不满外，上海资产阶级在20世纪30年代初实际上丧失了自己的政治代言机关和中心领导机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暂时处于低潮。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出现的严重统治危机和上海市政府出现的短暂权力真空，却给上海资产阶级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他们在史量才的领导下，聚集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这一组织下，担负起国民党地方政权放弃了的那部分职权，在支援前线、救济难民、稳定金融工商业等活动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立的力量和权威。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后，上海资产阶级继续在史量才领导下，利用国家权威尚未建立的时机，将自己的民主要求与抗日的愿望结合在一起，利用舆论的巨大压力，对国家权威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出质疑，从而使得地方协会不自觉地成为当时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核心领导团体，标志着上海资产阶级的新崛起。
第二，地方协会被攫夺是国民党重建国家权威的必然趋势。地方协会是国家统治危机的产物，随着1932年下半年蒋介石重新执政、蒋汪组成联合政府，国家必然要收回自己在战时暂时失去的部分职权，以重建国家权威。但是，“南京政府不能无视上海地方维持会在上海市政几近崩溃之时所作出的维持社会秩序和基本经济活动的主要贡献”（注：［澳大利亚］马丁：《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1927-1937)》，《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138页。），因此，政府吸收地方协会主要成员组成临时市参议会，就行政事务向政府咨询。但是，一旦地方协会的活动、尤其是抵制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的活动影响到政府内战活动的开展，并进而威胁到国家权威的重建时，蒋介石政府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破坏。
地方协会是集中了上海各层各界各业领袖人物的资产阶级的地方组织，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会长的史量才，实际上已经成为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在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流的前提下，他的激进的反内战反独裁的政治态度必然会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刺杀史量才，不仅可以达到控制地方协会进而控制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目的，还可以起到箝制抗日舆论的作用。所以，史量才被刺，与其说是“直言竟遭直流祸”（注：这是在史量才葬礼上褚惠僧送的挽联中的词句。），不如说是蒋介石政府强力遏制抗日潮流的一种政治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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