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国际化的多元内涵、战略意义与实施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战略意义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0多年来，改革和开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强大驱动力。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扩大教育开放”，“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当我国不但举办着世界最庞大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在义务教育阶段实现了举世公认的教育公平程度，而且学生学习成绩水平已获国际社会认可的时候；当刚刚获得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号召继续“实施互利共赢、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时候，我们应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根据中央关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方针，认真思考教育国际化的多元内涵，深刻认识教育国际化的战略地位，明确有效实施教育国际化的政策举措，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建设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共同努力。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的留美学人，我是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计划专家和多个国际组织的项目顾问，我亲历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国际化大潮冲击世界各国，既见证了它带来的积极成果，又看到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国际知识体系中的不平等有增无减的现实。今天我想基于个人经验和研究实践，就教育国际化问题谈些看法和建议，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教育国际化的多元内涵
教育国际化如同“教育”本身一样，既涉及外部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也涉及内部的教育目标、政策、内容、方法、技术和资源，所以必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有着非常多元的内涵。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无论是学者还是决策者、实践者，对“教育国际化”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我想从四个层面提出一种阐释。
1.国际化与全球化
“教育国际化”无疑与加速的“全球化”密切相关。正如金融、外贸等领域一样，教育的很多问题已经被“全球化”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全球范围的合作。但“国际化”又不能等同于“全球化”。
“全球化”不仅是资本、信息、商品的跨境流动，而且也指人（包括学生和教师）和思想的加速流动。它是产品和服务的跨国交流，是国家、人民、文化之间日益互相依存的反映。有的学者把它定义为“没有主体的过程”（a process without a subject）（C.Hay）；有的学者把它定义为“涵盖人类经验许多领域的多元现象”（N.Stromguist）；有的学者联系高等教育，把它定义为“有跨国含义的高等教育趋势”，比如全球教育市场、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全球延伸等（P.Althach）。
与“全球化”的这种本质不同，“教育国际化”是“把国际的、跨文化的或全球层面的内容融入（高等）教育目的、职能或教学实施的过程，如海外分校的创建”（Jane Knight），也可以定义为“一个国家、一个教育系统、一个教育机构回应全球化趋势的具体政策或举措”（P.Althach）。
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化”是不按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或改变的一种现象、一个过程；而“国际化”则是政府、学校、科研机构为应对全球化而做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一种政策导向或实践措施。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国际化要“化”什么：
第一，“化”思想观念，扩大国际视野；
第二，“化”政策导向，建立扩大开放的创新环境；
第三，“化”评估质量、效率的标准；
第四，“化”课程内容，促进跨文化学习；
第五，“化”教师专业素质；
第六，“化”学生语言技能和国际意识。
2.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教育
从学术的视角看，无论是欧美学者还是国际组织，更多地用促进“国际教育”来代替“教育国际化”，因为国际学术界并不因一种趋势或政策导向而轻易地用“化”来反映一种国家政策和国际趋势，正因为如此，它有适用范围以及政策实施中“度”的问题。除了高等教育外，还很少看到基础教育（全民教育）“国际化”的官方文件或有重大政策影响的学术著作。在远距离教育中，国际社会也更多地用“开放学习”（open learning）、“电子学习”（e-learning）或“网上学习”，因为这种形式的教育本来就包涵了打破国界和时空限制的“国际化”学习内容，体现了课程、学业、学分国际流动的一种方式。
“国际教育”可以在很多情况下涵盖或替代“教育国际化”的证据有以下几点。第一，在美国，从联邦政府组织促进教育国际化的重大活动（如由国务院和联邦教育部举办的“国际教育周”）到联邦、州、地区政府促进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的法规、政策文件，到致力于教育国际化的主要非政府机构或团体，如国际教育研究院（IIE）、全国留学生协会（NAFSA）、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联盟等，再到大学主管教育“外事”的国际教育办公室，都用“国际教育”来阐述国家、学校关于教育国际化的政策。第二，无论是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或政策演讲，还是英国首相的《国际教育战略计划》，大多谈“国际教育”的关键作用，而很少用“教育国际化”这一政策术语。第三，国际教育界的知名学者大多把“国际教育”“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从总体上描述为各种国际教育交流活动这种古老现象的“现代术语”（R.Freeman Butts）。第四，近日的网上搜索，1秒之间出现的“国际教育”录入词条有8 100万个；而“教育国际化”只有26万个。
那么，由“国际教育”这一学术术语反映“教育国际化”有哪些涵义呢？第一，《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主编、著名瑞典学者、世界银行顾问托斯顿·胡森认为：“国际教育是对教育中国际问题和跨文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它在一定程度上与比较教育相重叠，但又在它的国际导向上超越了比较教育……国际教育不限于纯学术研究，因为它涵盖了所有旨在增强知识和态度的国际性的教育活动。”
第二，在国际教育领域有重要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文凭组织（IBO）关于“国际教育”的定义包含以下内涵：“从文化、语言、学会共处等方面培养世界公民；扩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帮助学生了解和形成人类的普适价值观念；增强学生好奇心和探究能力，以养成发现未知、喜爱学习的精神；培养学生通过个人和合作进行学习、求知的技能并学会将其应用于不同的领域；提供国际（课程）内容，同时回应地方的需求和利益；鼓励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提供恰当的（学生成绩）评估，确保国际水准。”
第三，不少学者论述了“国际教育”的“全球性”广度和跨文化的深度，认为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过程”，而不是多种孤立的活动。“在它融入机构、学校的结构和计划、项目之中时才最有效”（Knight，2003）。
第四，更多的学者对于“国际教育”的内涵持有以下共识，认为“国际教育”有三大要素：一是本国大中小学对其他社会的客观学习与研究，以增进各级各类学校学生的知识这一要素，指本国学校课程和学生视野的国际化，简要地说就是“世界事务教育”；二是学生、教师、学者到其他国家学习、研究，即学习的国际转换，或常说的“教育交流”；三是教育援助，发达的富裕国家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教育、卫生和改善民生（R.Freeman Butts）。
由以上国际学者和专业组织的定义，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国际教育”有多种维度，有多元内涵，涵盖了与教育目的、政策、内容、结构、方法、资源有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从不同方面揭示了“教育国际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国际教育的定义
作为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教育领域计划活动的唯一专门机构和国际智力合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国际化”和“国际教育”领域组织的政策对话、提出的人本目标和国际准则，大多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又始终尊重会员国的实际，坚持国际教育与保持文化多样性，因此它秉持的立场一般较为客观、公正和包容。它根据其宪章精神及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和平的使命，认为国际教育是“促进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的准确表述”；强调“国际教育应面向各级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的每个学生”，“国际教育传授的知识、态度、价值与技能旨在促进世界全体人民的互相了解与团结，培养个体独立的和集体共同的责任感，它也致力于使所有民众参与建设基于和平、正义原则的新世界。（学校）所有学科的内容和教学都能有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而无需建立‘国际教育’的新学科领域”。由此可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促进国际理解和使所有学生获得建设和平世界所需知识、技能、价值作为“国际教育”的主要目标和内容，而国际教育实际上已经融入了各级各类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活动、项目之中。
2007年11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松浦晃一郎在美国“国际教育周”的致辞中，再次确认“国际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全球公民和引导学生学会尊重——尊重他人、尊重其他民族与文化、尊重人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尊重我们生活的地球和未来的后代”。他把国际教育看作今日世界“国际关系”的一部分，使教育成为“建立新的更深的文化间关系的一种手段”，用充满尊重精神的教育“为未来全球公民的培养指明途径”。
但是，除了在高等教育领域计划活动中把“国际化”作为一种世界趋势和一种政策导向以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极少笼统地提全民（基础）教育的“国际化”。比如，虽然它在课程开发领域中提出可参考的课程标准和通过“国际课程实践社区”互相学习，但它支持各会员国自主的课程内容多样化以及鼓励地方、校本课程的开发。它早在45年前就向各会员国政府倡议：提高教师社会经济地位，使教师成为如同医师、律师、工程师一样的一种“专业”而非一般的职业，但它至今没有推行教师专业标准的“国际化”。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教育国际化”也意味着通过国际交流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民族特性，保持和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它也意味着促进科学知识的跨境流动和公共信息的传播共享，促进世界范围的教育信息化。
4.教育国际化不是什么？
第一，教育国际化不是西方化或欧美化。虽然欧美地区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其教育、科技和管理等领域的优势占据着“教育出口国”的主导地位，我国也把支持鼓励留学生和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作为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但是，无论从教育政策导向、教育合作方式，还是国际化的实际过程和结果来看，它都经历着“模式”的转变，越来越走向“双向”，即你“化”我，我也“化”你。比如，我国高中课程的国际化，绝不是也不能盲目照搬英国A-Level、美国AP课程。我国的孔子学院及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以及我国的对外教育援助，无不显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已经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我国已不再是单纯的教育进口国，而是有很大潜力可挖的“教育出口国”。
第二，教育国际化不是“服务贸易”倡导的自由化。尽管我国签署了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在某些领域做出了承诺，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政府间组织和世界最大的教师专业协会——“教育国际”（EI）等国际非政府间组织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会员国，都坚持主张教育是“社会公益事业”，即使某些教育及培训活动具有服务产业的属性，而且已经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和以日益增长的速率成为国际教育合作的现实，包括“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但是教育终归不能当作“商品”、知识流动也不能完全“商业化”。发展中国家有权利在维护“教育主权”的前提下提出本国教育市场的准入条件、质量标准和监控认证体系等，以保障“教育服务”消费者——学生和家长的正当权益并促进社会公平。
第三，教育国际化不是一个死板的标准，它对大中小学教育有不同的涵义，需要不同的实施方式和评价方式。
第四，教育国际化不是目的，而是促进教育改革发展、培养国际化人才、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手段。
第五，教育国际化不等同于单纯的“教育外事”，不只是“外事人员”的责任。按照我们传统的习惯，一切与国外有关的工作都纳入“外事”，但教育国际化的目标、内容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都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外事”工作。教育决策者、校长、教师、学生是促进教育国际化的主力军，因此必须扩大“外事”的内容并改进其工作方式，使教育国际化不仅仅成为“外事”部门和外事人员的事。否则，“教育国际化”和“教育现代化”、教育制度层面的“公平”与“质量”将是“两张皮”，而且有使“国际教育”成为国内外赢利机构联手为少数“富人”子弟制造的特权和专制，使国际知识体系中的不平等有增无减。
二、教育国际化的战略意义
《教育规划纲要》把“扩大教育开放”作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体制改革”任务，而把“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作为“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内容。我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封闭就会落后，就会挨打”，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是这样，对于它的教育也是这样。但“对外开放”和“教育国际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纲要》提出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手段，是促进“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方针，联系国际教育发展经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教育国际化”的战略意义。
1.教育国际化是解决国家和世界范围教育领域共同的基本矛盾的重要途径
（1）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正如“教育国际化”内涵所表明的，教育国际化是对“全球化”的政策回应。在许多教育问题已经被全球化的今天，“本土”的教育只有吸取、分享国际的经验才能改革发展。除了艺术等少数领域，“民族的就是国际的”、“越本土越国际”这种说法不尽合理。
（2）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教育国际化不但不排斥一国的教育传统，相反它能赋予“传统”更科学的内涵，从而增进它的“现代性”。比如，我国先贤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等充满智慧的教育思想，恰恰体现了国际社会倡导的教育教学原则；而《纲要》要求研究和建立的“现代教育制度”实际上有很多早已在他国的“传统”和国际实践中有了现成的答案或可资借鉴的经验。
（3）合作与竞争的矛盾
各国的“教育国际化”政策都反映了国家利益的诉求，都是为了提高本国的教育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即使是“合作办学”、“学位互认”等看似互利的教育国际化形式和实践，其中也实际存在着国家利益的博弈。因此，教育国际化必然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过程，正是要通过国际教育合作才能提高双方各自的竞争力。同时，在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是国际学校还是跨国公司，它们注重并要培养的人才素质之一，恰恰是“团队精神”或“合作能力”。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教育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教育合作力”，教育国际化只有通过平等互利的国际教育合作才能实现。
（4）知识的无限增长与人类吸取知识的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
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大众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争抢大学入学机会的局面的改变，与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为成百万学子创造了优质的留学机会密切相关，也与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借信息交流技术（ICT）、远程教育和“开放学习系统”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即时即地”数字化学习机会密切相关。从麻省理工学院网上提供的“开放课程”到英国“开放大学”为代表的“巨型大学”以及“英联邦学习组织”积极倡导的电子学习和“开放学习”，都有力地证明，正是由于教育国际化，成百万的学习者与人才扩大了吸取知识的能力，学习到了以不同方式跨境流动的知识、技能，也获得了国际承认的不同学历、文凭和学位。
2.教育国际化有利于提高我国教育公平的程度，通过实施国际社会全力倡导的“包容性教育”（即全纳教育），为包容性经济增长服务
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的发展任务，特别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主要靠各级政府全面规划、政策指导、公共资源投入、地方参与，但是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合作也起着积极作用。教育国际化能够促进教育公平程度，实施“包容性教育”的主要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我国已签署的有国际约束力的联合国公约（如《儿童权利公约》等）或政府已经做出政治承诺的联合国重大教育计划（如《世界全民教育宣言》、《达喀尔全民教育行动框架》），把上述任务同时作为（签约）会员国应尽的国际责任来完成，把我国教育政策文件和教育规划中有关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内容同时纳入国际社会一致承诺并共同实施的世界“全民教育”框架。
第二，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跨政府组织关于教育公平的政策来进行推动。
第三，通过国际组织关于教育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专业咨询进行指导。
第四，通过《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发布的关于各国教育公平程度的国际监测结果，增强会员国政府的政治责任感。
3.教育国际化有利于提高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教育质量，为新世纪的素质教育提供新的政策框架和突破口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在审视大量研究成果和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教育质量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因素，包括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专业素质合格的教师、符合国情和学生发展需要的课程、恰当的学业成绩评价、分权的校本管理、充足的资源等，同时还讨论了对教育质量有影响，但国际社会意见不一的“教学时间”、“师生比”等因素。
同时，其他很多会员国都已积累了丰富的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的经验。我国在中央政策指导下，省市、学区、学校等不同层面开展了广泛而成功的创新实践，大大提高了学生实际的“学业成绩”。我国可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有关国家共同分享这些教育资源及宝贵经验，作为实施素质教育、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的参照。
此外，国际上有关组织和研究界已开发了教育质量评价监测的信息库，可以作为我国建立和完善质量评估监测的参考或依据，通过评估监测促进质量的提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国际二十一世纪教育委员会”政策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国内不完全准确地译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提出，终身学习是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是教育变革的指导原则。报告又提出了把“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共处”作为重新建构二十一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指明了二十一世纪年青一代必须具备的核心素质，可以为我们推进素质教育找到新的突破口。
加拿大学习委员会研究并实践国际二十一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提出的指导原则，自2005年以来提出“加拿大综合学习指数”，作为发展和评价自幼儿教育到成人继续教育的终身学习体系的指标体系；2010年欧盟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欧洲终身学习指数”。这些对我国实施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教育国际化有利于转变教育模式，培养国际化人才
以高等工科教育为例，我国是工科教育大国，每年毕业的工科学生有60~70万，而美国只有9万多。2003年，中国的职业工程师总人数达158.9万人，是美国的66.7万人的2倍以上，但是我国年青职业工程师中适合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人数比例只有10%，而美国为80%，印度为25%。其原因之一是我国理工科教育中理论教学的比例较多，产学研结合较少，学生动手能力较弱（参见《中国教育竞争力国际比较研究》）。近些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化过程中，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学生通过直接参与工程设计，实践“项目学习”，走产学结合之路，工科学生综合素质显著提高。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中法工程师学院、北京交通大学等工科大学与比利时鲁汶工学院（现名Group T国际大学）在多媒体技术等专业领域进行的留学生交流，都已证明高等教育国际化对高素质国际人才培养能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
5.教育国际化有利于学习发达国家通过创新来提高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美国学者海尼曼（Stephen Heyeman）早在2003年就提出，“国际教育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新时代的标志不只是对教育经费投入和学生跨国流动需求的增长，而更重要的是对教育创新环境的“政策需求”的增长，是教育消费者越来越认识到他们的成功取决于“最有竞争力的创新”，而创新的能力必须从学习和分享世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中才能得到提高。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招标课题《中国教育竞争力国际比较研究》总结了一个共同的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一个教育制度的核心竞争力，不是GDP和人均教育经费，不是每10万人口中大学毕业生人数，而是“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
比如，今年3月11日，爱尔兰大使在2011年中国留学论坛的主题发言中，重点阐述了爱尔兰如何通过“创新”使教育成为实现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如何通过“创新”成为欧盟国家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成为在瑞士洛桑国家管理学院《全球竞争力报告》名列“世界上最完善、最有创新力的教育系统”的国家之一。正是由于有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创新人才，一个国土面积很小、人口不到400万的国家能成为药物研究领域差不多最大的技术出口方；IT 服务出口全球第二，仅次于印度；牛肉出口全球排名第五；婴儿配方奶出口全球排名第七。而我国留学爱尔兰学生已达4万人，占其全国人口约1%。可以预见，在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的方针指引下，这些留学生必将学到爱尔兰建立完善的创新政策环境的有益经验，并将之带回国内，这对我国通过创新来提高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三、教育国际化的实施途径
1.提高认识，通过政策、法规和制度，把扩大教育开放、促进教育国际化提到更高的战略地位
政策是教育国际化得以科学发展的关键。纵观世界，“国际化”作为教育应对“全球化”的政策选择，早已列入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
（1）美国
美国联邦政府把“国际教育”作为提高经济竞争力、扩大国家影响力甚至“攸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国策，有20多个州都已制定了有关促进国际教育的法规。美国在“9.11”以后两次调整签证政策，近年努力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虽然有经济和科技上的考量，但最重要的还是为了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因为它“不能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把留学生政策与反恐和国家安全更密切地结合起来，近年为加强外语教育，专门出台了“国家安全语言计划”。
（2）英国
该国出台了一系列通过国际教育“吸引国际智力资本”的政策，把国际教育作为一种高技能、可持续的“出口产业”，作为建设“现代英国多元化社会的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2006年启动的《首相国际教育五年战略计划》，旨在使英国继续成为国际教育市场的领袖，保持英国教育的持续增长。
（3）澳大利亚
该国很早就制定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战略，近年“教育出口额”达115亿澳元。国家出台政策“吸引最优秀的国际学生、确保澳大利亚在全球国际教育中的份额”；提出一系列国际教育质量保障措施，以增强参与世界竞争的能力。
（4）法国
该国建立专门机构推介法国教育品牌，争取非传统法语国家教育市场的留学生，建立由外交部、教育部、高教与研究部领导的“法国教育”计划，在海外设立多个办事处促进法国国际教育。
2.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区域性教育合作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它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国际教育、促进国际化的重要力量，是联合国系统在教育领域的唯一专门机构和国际智力合作组织。它作为思想实验室、政府间政策对话平台、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信息资源库和国际合作促进者，可以为我国扩大教育开放、实现《纲要》战略目标提供全面的咨询和政策支持。
（2）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它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对我国促进基于权利的教育公平，特别是支持贫困地区儿童的基础教育、保障儿童安全健康提供了政策、资金上的支持，它与我国教育部合作多年，在中西部十多个省共建的一千几百所的“爱生学校”为我国提高学校层面的教育质量提供了有积极意义并有国际推广价值的模式。
（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它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标”体现了教育的权重。它把教育作为建立新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结构、建立“发展靠人民，发展为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类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基础。
（4）世界银行
它积极倡导市场经济导向下的资本、思想、知识和人才的国际流动和国际劳动市场需要的技能开发，对我国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提供过100多亿美元的贷款和拨款。在改革开放年代，我国不但是世界银行最大的贷款接受国，也是它有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教育体制、提高内外部效益的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的受益者。
（5）欧洲联盟
它对我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提供了基金和能力建设培训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包括学生教师流动和专业人才培养）。
（6）经合组织
其高质量的教育研究报告（如《教育概览》）和项目（如PISA）对我国教育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一流的可资借鉴的成果。
（7）亚洲开发银行
它也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在资金、理念、政策上的积极贡献者。我国提出的“包容性经济增长”这一概念正是亚行专家提出的。亚行还曾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合作实施了“高等教育管理人员培训项目”。
（8）非洲开发银行
它也可以成为我国扩大对非教育援助、开展多边外交服务的合作伙伴。
（9）地区的政府间组织
比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等地区性政府间组织等对于促进我国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0）国际非政府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外围就有350多个享有“咨询”地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文凭组织（IBO）、教育国际（EI）、国际大学协会等，它们在世界范围教育国际化的游戏规则、质量标准、学生成绩评估等方面的作用都不可小视。
3.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完善支持扩大教育开放、鼓励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环境
比如在国家扩大教育开放方针指导下，支持民间国际教育交流合作；落实《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使评审工作常态化；评估自费留学服务机构的专业资质和服务质量，鼓励符合标准的教育机构或个人建立新的国际教育服务机构；鼓励、支持、引导、管理民办教育机构特别是优秀民办高等学校开展国际教育交流合作。
4.开发双语国际课程，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提高留学生教育教学水平，建立跨境高等教育质量标准
双语课程是国际教育的核心内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实现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目标的主要保障措施，也是保证各级各类教育质量、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的前提条件。教师专业化（包括专业道德与价值、专业知识与理解、专业技能与反思能力、国际视野的养成）是引进优质国际教育资源、提高国际教育交流水平的基本保证，是保证教育国际化规范和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教师队伍的能力建设和专业标准的制定实施将成为促进教育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内容。2008年，教育部委托、世界银行资助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教委等机构开展《中国教师教育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包括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研究。2010年，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又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教师教育中心开展《教师专业标准国际比较研究》，项目完成了十多个国别教师通用标准、学科教学专业标准的案例研究。同时，我们还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家教学专业标准委员会合作探讨建立某些学科领域（包括专业道德、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等主要维度）的教学专业标准国际框架，为促进教师教育的国际化和教师跨国流动创造条件。
5.参与双边、多边跨境教育市场准入、质量监控、认证评估标准的制订
正如经济界三流企业搞加工、二流企业定标准、一流企业打品牌一样，我国必须积极参与修订地区学位/文凭互认公约、大学学分转换、（部分领域）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学历认证等标准和教育“服务贸易”法规的制定，否则就会陷于被动地位，无法保障我方教育机构的权益。现在还存在欧美优质大学都已承认的我国大学有关专业学位、可互换学分，却得不到港台有关大学认可的不合理现象。
6.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积极开发和利用国内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双向”的国际教育交流合作
中央领导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在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一种倾向，就是有意无意地忽略、轻视开发和利用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在教育领域的很多方面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无论是教育规模发展、科学实验设施、人财物资源，还是教育质量的提高，都已有了新的突破。某些高科技领域和学术研究水准已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包括课程目标、政策、标准、管理、教材出版体制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我国中小学教育重视基础知识传授、基本技能训练的传统和教学方法、技术的创新，已使学生成绩水平大为提高；我国学校的信息化水平已经或将很快赶上发达国家；我国已出现一批教书育人的专业化优秀教师。因此，我国教育体系内蕴藏着丰富而多样的优质教育资源。上海在经合组织63个国家/地区的“国际学生（成绩）评估”（PISA）中名列第一，尽管有国内地区差异的因素，但它无疑不是一种偶然的例外，而是我国基础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习能力的证明和必然。我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牵头组织多省城乡学校学生参与“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第二次国际科学（教育）研究、第三次国际数学与科学（教学成绩）研究早已证明我国中小学校教学质量水平相对较高、学生学习能力相对较强的事实。这些优质教育资源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我国优良的教育思想遗产有举世公认的价值。其次，我国历来重视“双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基础教育传统至今仍是国际上提高教育质量的共同经验。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都已涌现一批达到国际水准的学校。再次，我国“211”、“985”大学不但拥有优良的教学设施和科学实验条件，而且逐步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有越来越多的“985”大学跻身国际“名牌大学”之列。我国近年在教育部支持和商务部资助下，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非洲学生开设的“公共管理硕士班”，由华东师大为非洲学生开设“国际教育领导与政策”硕士学位项目，以及“中国20+非洲20”大学结对合作计划，不但标志着我国自身教育体系内部蕴藏着丰富而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而且象征着我国已在不少专业领域跻身“国际教育援助国”地位。因此，在强调“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切不可妄自菲薄、忘记或忽视了“开发国内优质教育资源”，而国家教育决策部门必须研究出台相应的“教育国际化”政策，更加公平、开放的创新政策环境，从注册实体、开发课程、培训教师、参与项目、提供项目启动资金等方面鼓励、扶持国内机构和专业人士在同一标准基础上与已经进入我国教育市场的国际机构/个人进行公平竞争，以促进我国自身国际教育优势的建立。因此，开发国内优质国际教育资源，实施“留学中国计划”，把我国建成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把我国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建成东南亚国际教育的“桥头堡”，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有同等价值和战略意义。
7.提高孔子学院办学质量和水平，在促进多语言多文化和国际理解的政策框架内，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加强我国以中华民族文化为灵魂的“软实力”，为促进和谐社会与和平世界建设服务
孔子学院的举办和发展，既是我国扩大教育开放，显示国际教育交流新局面的标志，也是我国随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而大大增强教育吸引力的明证。但是，举办孔子学院本身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推广对外汉语教育，更重要的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世界人民特别是外国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发展经验的了解，从而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近年，美国吸取“9.11”后反恐和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教训，提出“巧实力外交”，包括实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加强对其“国家安全”有重大关系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韩语等外语教育，改变签证政策，扩大招收留学生，传播美国价值观，扩大包括电视、电影、出版在内的文化影响，把国际教育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部分，培养第三世界国家“亲美”领导人，从而巩固自己世界“超级大国”地位。
对我国来说，通过孔子学院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就是促进他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而文化的本质在于它的价值观。胡锦涛主席2006年4月21日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在阐述国家科学发展观的同时，着重讲了中华文明和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讲了中国文化关于“和为贵”、“以民为本”、“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价值观，并把它们与我国坚持互利开放的对外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方针结合起来。因此，为了提高孔子学院办学质量和水平，在改进对外汉语教材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的同时，不但要编写有助于外国学生了解物质、制度层面的中国文化多语教材，而且更要在中外/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大力开发中国文化价值观层面的教学材料和课程资源，传播相对于西方个体主义的集体主义；相对于西方重“竞争”的“和谐”与“合作”；相对于西方霸权主义的“和而不同”；相对于西方“物竞天择”的“天人合一”，以及中国文化视野中的“人权观”、“民主观”和“自由观”，从而扩大我国以文化为内涵的软实力国际影响。
8.按照国际规范，完善我国教育统计指标和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为国际社会提供权威、客观、准确、及时的教育改革发展信息，在促进国内教育公平、质量、效益评估监测的同时，为国际社会研究和学习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实际案例
实际上，我国早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教育统计制度和相关的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但是，由于国内不同部门在某些统计标准、方法上的差异，造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时不能准确、充分反映我国的教育成就，出现在近年反映世界全民教育目标实现情况的图表中，竟然未能反映我国成功实现“双基”目标的成就。因此，建议充分利用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的资源，借鉴国际经验，特别是通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合作，不但把它建设成为亚洲一流的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EMIS），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EMIS，而且也从另一方面为推动我国《纲要》实施、促进会员国之间的教育管理信息交流、机构能力建设、传播中国教育经验、服务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文章系周南照博士在中国教育国际化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根据会场录音和PPT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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