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乡村发展理论论争的历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乡村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4)01-0089-04
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年。在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所遭遇的困境，促使我们从更为久远的历史深度和长远的未来趋向进行思考，从而凝聚为重新起航的社会共识。难以否认的事实是，新的社会不平等尽管已经在社会分层中展现得十分明显，但是由城乡分离所形成的市民与农民的差别，却正在成为更为深痛、也更为强烈的社会问题之一。“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1]从2000年以来，“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三农”问题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它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线索，它也曾经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试图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曾是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和学术界极为关注的论题之一；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和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答案，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回观历史，我们将当代的“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发展的深层致因和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在动态进程中把握其时代特征。
20世纪以来，在纷繁复杂的乡村社会发展理论论争进程中，形成了两大时期四个阶段的历史演进轨迹。从1901年开始，“何以立国”的问题成为世纪之初社会思潮再次发生异变的征象。这一论题的展开和持续讨论，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鸦片战争后，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态势中，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终被“重商”政策所替代。“商本”替代“农本”的历史趋势在洋务实践、实业救国以及维新变法的历史节点中被不断反复地强化，几乎成为朝野上下认同的社会思潮。然而，1901年后重农思潮开始复苏，使得“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论题再度成为朝野各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在农业立国与工商立国的理论争论中，“农业立国”论一方似乎拥有了更多的社会回应。在这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思想争论中，以农业问题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论探讨，逐步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并由此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理论问题研究的滥觞。
20世纪初期的“立国之争”，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充分解答。经过思想交锋的高潮和一度相对的沉寂后，40年代初这一议题纷争再起，构成论争的第二阶段。被认为是“一个陈旧问题的重新提起”的问题显然因应着时代的诉求：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发展农业的传统和优势，农本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农业的中国对抗工业的日本，必然引发多方面的思考和纷争。此外，战争已经使中国东部工业区沦为战区，此时政治经济中心已经转向工业相对落后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这一局面显然为“农业立国论”提供了现实依据。这场论争无疑可视为是20世纪初的争论的延续，是学者对战后国家重建路径的又一次反思和选择。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成为划时代的标志。这一历史时期关于乡村社会发展的论争大致以198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形成特色鲜明的时代诉求。
新政权建立伊始，建设新中国的热潮和激情当然地纳入了“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既定模式之中。历史的选择和运行有着它既有的逻辑进程。此前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理论，被认为属于旧时代的言说，不能不被遗弃，但是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理论思考却从未停止。在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迅速转入集体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的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和争论。60年代前期，乡村变迁问题的探讨是围绕着农业现代化的主题展开的，参与讨论者主要以经济界为主；学术讨论气氛浓厚，各种问题可以自由辩论。6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理论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自由学术讨论逐步消退，讨论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70年代，学术界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除少数研究围绕着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农业学大寨、国有农场等主题展开外，更多地局限于政治性的宣传和灌输，学术性和思想性均无从谈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界才逐渐地恢复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考。
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开始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正在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入发展而逐步彰显。无论是当初关于土地承包、农村雇工等问题的讨论，还是最近几年关于“三农”问题，以及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流转的争论，都浸透着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求解之道的探索，成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与时俱进的思想成果。
伴随五四运动之后激烈的“主义”之争，中国学术思想界接连发生三次大规模的学术思想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论战主题经历了从抽象的理论之争到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并最终落实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村经济研究上。三次论战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意义在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部分学者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释中国的乡村社会问题，虽然他们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与理论预设，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中国乡村社会解释体系，并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
以“社会运动”方式谋求农村社会复兴，是当时很多研究者和治理者共同的认识。复兴农村路径与模式的分歧，在于社会各界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与乡村社会问题的解读各不一致，从而使他们在选择切入乡村社会建设、改造与改进的路径时，方式各异。但是正如晏阳初所言：“有志之士不但认识其重要，且在各处已由理论的探讨，转为实际的进行……其观点与方法容有差异，其在努力以求实现救亡复兴之宏愿，并无不同。”[2]思想交锋的激烈和理论主张的对峙，构成了近代乡村理论论争潮向的波浪起伏，但论辩中呈现的智慧和灼见，却常常在思潮汹涌过后沉积为社会共识，成为时代选择和历史认知的财富。
从20世纪前期(1949年之前)乡村发展论争的各种言说来看，无论论者持论所本如何、理据怎样，在经过几番思想的碰撞中也大都认同中国乡村的特殊性；因此，曾经“西向”选择或简单地回归传统的立场都在论辩中被最终扬弃，而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这就是“我们自然不愿抄袭东西，拾人牙慧；我们也不愿意故步自封，泥于古制。”体现出参证东西，贯通古今，指向未来的眼界。在20世纪40年代的“农业立国”与“工业立国”之争中，虽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论辩争执颇为热烈，甚至相持不下，却没有形成规模性的大论战。其实，在一定程度是因为双方对“农业工业化”问题达成了一致和共识。农业立国派，或是新农本主义者，在其本质上完全与工业化主张的趋向相一致。
50年代初对于中国乡村发展的理论认识集中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和农民负担等几个主要的问题上。但是，土地改革胜利后中国政府迅速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希望通过农业合作化，把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广大农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引起了政界和学界广泛的关注。学术界在乡村发展道路问题上的建言立说及其影响显然有限，他们的言论更多地侧重于宣传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在中共党内却在何时实行农业合作化和如何进行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引发了党内思想层面激烈的争论。尽管有政治变动的复杂反复和历史走向的曲折波动，思想论争的共识性成果已然顽强地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自己的力量。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就已聚合为人们的共识。农业现代化必须走技术进步的道路，既反映了国家需要解决农业发展中的现实困难，又需要适应当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潮流的要求。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自然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和关注。学术界的争论更多地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技术改革的中心与重点以及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和途径等。
而“三农问题”则成为新时期的社会共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新时期“三农”问题的一个经典性描述，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确切的科学定义。不同思想的论争或不同理论的辩驳，其实所面对的问题却是同一的。当然，一个共识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即“三农”问题(正确认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战略地位)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顺利与否。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尤为重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13亿人口，62%以上在农村，占大多数；而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我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就无从谈起。
百年中国乡村发展的理论论争，在时而激越时而平缓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印迹。基于不同社会、政治与学术背景的学者使他们在观察乡村社会以及设计中国社会发展路向的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基点与理论认知。但是其目标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力图加深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实现乡村社会的复兴。正是异见纷呈的理论、趋向不同的见解在相互的思想碰撞中或者凝聚为社会共识，或者累积为理性资源，从而构成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乡村发展理论走向的思想前提。
历史沉积的思想成果富含着人类走向成功与希望的真知灼见！百年历史进程中的许多论题虽然在物换星移中褪去了时代色彩，但也仍有一些论题的思想魅力至今犹存，甚至在超越时代的局限中拥有了新的意涵。
当我们将问题呈现的镜头摇向历史时，我们顿然惊叹于“历史惊人地相似”！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业破产”“农村衰败”“农民贫困”成为举国至重的话题，到新世纪以来被广泛关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当代“三农”话语；从1926年王骏声提出的“新农村建设”问题，到新世纪以来持续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尽管不同时代条件下，它所聚焦的时代主题内容会有所不同，但如此一致的话语或命题背后，却应该深伏着共趋性或同质性的深层致因。这至少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提示，即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或乡村变迁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重大课题。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而导致的传统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乡村社会走向边缘化、贫困化、荒漠化和失序化的一个历史过程。“三农”的困境生成于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生成的一个“发展问题”。“三农”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发生，“三农”不会凸现为时代性问题。当然，这不意味着传统时代没有社会问题，但是问题的呈现和表达不会如此集中在“三农”方面。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演进的客观事实，的确显示了“三化”(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与“三农”问题二者的相关性。问题在于，会是怎样的相关？如何揭示二者互相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内在关系，并寻求最佳的或最有效的协调方略？
传统农业始终是一个低产出的行业，大部分农民的收入不可能迅速提高；得到高收入的人都是进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社会分工、社会分化始终伴随着城乡背离式发展趋向前行，从而整体上的贫富差距在城乡之间成为一种显性社会不平等。人口逐渐从农村迁向城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就是这种活动的推动力。但在先进国家里，这个工业化过程是在200多年里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总体的经济年增长率也不过2%—3%。这部分增长不是靠农业，而是靠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生产的收入总是低的。为了平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都采取对农业补贴的办法，几百年来已经成为传统。反观我国的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1949-1979年的三十年工业化过程中，非但没有补贴农民，反而是剥夺农民，再加上对农民的身份歧视，事实上农民成为低人一等的群体，造成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收入差别变得极其突出。改革后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0%左右，这部分增长几乎全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所以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33%(1983年)降低到2005年的12%。在此过程中幸亏有几亿农民进城打工，沾上了工业化的光，否则城乡收入差距还会更大。我国农村金融的衰败，将大量农民储蓄调动到城市里搞非农项目，进一步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困难。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说明了总体上收入差距发生的过程，是陪伴着工业化过程同时发生的。这也是库兹涅茨研究收入分配的倒U形曲线的原因。
“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和时代特征，如果仅仅局限于现实的考量，或将既无法捕捉到问题的实质，恐也难以探寻到真正的求解之道。事实上，百年来关于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各种主张和方案，以及由此展开的各种区域实验与社会实践，其丰富与多样、繁难与简约，已经有着足够的样本意义和理论认知价值。在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审视“三农”问题的历史演变，或许会有更深刻的思想领悟！历史的选择和运行有着它既有的逻辑进程，因此有关中国乡村道路选择的理论思考和种种分歧，却依然为我们的历史反思和“长时段”观察提供了理性辨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