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和主要经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程论文,周年论文,经验论文,中国共产党成立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社会主义于19世纪中叶产生在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1921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纲。中国人民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就开始走上了民族复兴的科学道路。现在的问题是：为何产生于西方并着力于解决西方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能在位于东方的中国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到底有哪些理论创新？积累了那些基本经验呢？
一、中国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中国人为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社会主义？这在很多人心目中产生了疑惑。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之内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思潮，并不首先产生于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它和西方其他各种思想或思潮一样，属“舶来品”，但为何中国只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而拒绝了其他思潮？第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为解决中国问题而产生的，科学社会主义很多原理的阐释也并不是针对中国问题，为何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后会在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第三，科学社会主义产生160多年来，虽然有过多次高潮，对推进人类进步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毕竟随着苏联东欧的剧变而处于低潮。苏联东欧都已经抛弃了社会主义，为何中国还要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思想疑惑的存在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客观上讲，中国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并把它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既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相当的偶然性。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又往往深藏于多种偶然性之中。我们在探究中国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时，不能只讲必然性，而忽视其偶然性。
中国人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概括地说，其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中国人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首先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为何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规律，指明了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正确路径。关于其科学性，国内外学术界论证了100多年，在此不赘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恰恰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把它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也恰恰因为它的科学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遭遇多次挫折，但社会主义仍然在激励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建立理想社会而斗争。
第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在长期的积淀中留下了不少具有社会主义价值的精华。“大同社会”的理想、“等贵贱、均贫富”的农民革命主张，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的心中，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正因为如此，当科学社会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时，最先接触社会主义学说的中国人，多以“欧罗巴大同之议”、“贫富均财之说”、“贫富适均”等意译社会主义。到欧洲游历过的康有为称社会主义为“贫富均等”，严复将社会主义者称为“均贫富之党”。①梁启超则认为：“中国的井田制度，正是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②孙中山先生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③吴雁南等人曾指出：“儒家的大同思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追求，讲求群体的观念以及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等，都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社会主义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是空想的、主观的，乃至宗教性的。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④事实正如他们所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具有许多相容或相通之处，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人接受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并被中国人所接受，还因为中国有了这种需要。毛泽东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⑤近代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靠中国的传统思想、靠孔夫子、靠儒家学说是救不了中国的，于是便转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先是转向西方的“奇技”，洋务运动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便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反映，但甲午战争彻底粉碎了中国人的实业救国梦想。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又转向了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戊戌变法就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反映，但戊戌六君子的被害，宣告了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人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文化，中国的先知先觉们满以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可以救中国，但“老师总是打学生”，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现代中国需要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则行不通。西方的道路在中国不能走，传统的东西在中国行不通。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恰恰适合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需要。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是势在必然。问题是，为何科学社会主义在产生半个多世纪后才传入中国？在传入中国20多年后⑥，中国人才接受它、运用它？我们认为，这其中就有很大的偶然性，众多偶然性恰恰又印证了中国人民在20世纪20年代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今天回过头来看，偶然性有三个方面：一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最初十几年时间内，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不具备正确认识和广泛传播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二是正当中国人准备“全盘西化”时，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表现出来的恐怖、惨烈、非理性、非人道使一些思想家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文化，从而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三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正当中国知识分子感觉到中国既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也不能走自己的封建主义的旧路，从而陷入“双重文化危机”而难以抉择之时，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正在进行“痛苦选择”的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新路。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讲中国共产党历史时，一再强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
社会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到底有哪些理论创新？积累了那些基本经验呢？
二、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
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已经110多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已经90年。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实际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洞察了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之后，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坚决主张“以俄为师”，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他们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且于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标志着先进的中国人已经将科学社会主义确定为自己前进的目标和方向。
中共早期领导人包括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在内，他们几乎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阶段上，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社会主义信仰，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并没有更深刻的理性思考，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大多是建立在当时流行的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解释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推翻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这个目标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这表明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这种认识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二是列宁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并且照搬于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并没有自己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独立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面对着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广泛存在，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的特殊国情，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寻找到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略。这是关系中国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极为关键的问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复杂的新课题。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艰苦的实践和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的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次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带领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外交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东方大国如何将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结合起来，如何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以及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存在着某些失误，甚至发生了某些严重错误，但总的说来，正是在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的一切理论和实践都是紧紧围绕着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深刻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新的丰富内容。党的十七大把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一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理论体系，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如何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和人民愿望发展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党的历史方位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坚持立党之本、巩固执政之基、壮大力量之源的问题，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性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等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基本问题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在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科学发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了一系列独创性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科学社会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到底积累了那些基本经验呢？
三、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积累的主要经验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长期过程。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从指导思想、道路选择、制度安排和理论创新等四个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个政党，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决定着这个政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时起，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直把它“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⑧，视为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行动指南，视为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科学方法。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已经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⑨，但对于“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党始终是十分清醒、十分清楚的。因此，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每当马克思主义遇到极为严峻的挑战之时，我们党总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强调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极端重要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并成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它与苏联东欧国家抛弃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一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第二，道路选择上始终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恩格斯曾讲：“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⑩所谓“现实的基础”就是当时的国际国内实际。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在同世界各国的互动中逐步认识到，不同的国家，由于现实基础，即国情不同，选择的政治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是不同的。即使选择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但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具体途径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革命、建设和改革，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遵循这一基本思路，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我们选择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不同、与俄国十月革命有较大区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转变。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与苏联不同的切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11)；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上，我们从“照搬照抄苏联”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确立了“以苏为鉴戒，走自己的路”的基本思路，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经过长期的探索，最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90年来，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强调：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突出和保持中国自己的特色。今天看来，无论是中国的革命道路、建设道路，还是社会主义改革道路，都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制度设计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完全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和列宁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来进行制度安排的，几乎没有太多的理论创新。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各族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主要是围绕着如何进行革命展开的。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对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也没有太多的构想，多数情况下只是照搬了苏联模式。从1956年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过多年的艰辛探索，我们终于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探索建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同时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这些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2)，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预言，社会主义将会出现不同的民族或国家特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正是以其“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实现了经典作家的预言。
第四，始终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我们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走向胜利。正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并进而实现了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解决中国的问题，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不行；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照抄照搬别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模式同样不行。唯一出路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断结合新的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近90年的实践探索，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系统的认识，也标志着我们党初步破解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难题”，即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难题，从而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
总之，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道路极不平坦，干过的事情极不简单，取得的成绩极不平凡，积累的经验极为丰富，留下的教训也极为深刻。对于90年来我们党在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总结。本文只是分析了其中几条主要经验，反映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经验的一个侧面。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得出的一条最重要结论。面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继续推进理论创新，还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注释：
①参见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4页。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102页。
③《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2页。
④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⑥根据有关资料，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1898年，当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即《社会主义史》)系统介绍了各地的社会主义学说。参见陈铨亚《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载《光明日报》1987年9月16日。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0页。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