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下的大学观：改革论、资本论和功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功用论文,新视野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609(2007)08-0017-04
自近代社会以来，大学教育的发展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一是大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二是大学理念的突破与重构。[1]无论何时的大学教育模式的改革和探索都折射出当时所倡导的新的大学理念。许多教育思想家也分别从其不同的视角出发，诠释着大学教育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观念、走向和特征。所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大学观念，丰富并发展着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影响着大学的改革实践活动。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便是当代高等教育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面对知识经济下的社会变迁，对现代大学的发展、价值和功用给予了重新思考，勾画出了一幅大学改革的战略性蓝图，令人印象深刻。为了直观地把握国际背景下高等教育理论发展的前沿动态，对杜德斯达等国外学者的认识和观点加以分析梳理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在此基础上，立足社会的发展趋势，面向大学的未来，从资本论、改革论和功用论三个方面构建并丰富现代大学观，重新阐述现代大学观在知识社会下的内涵，对于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大学改革论：大学充盈着变革的特质，是一支对充满变革的世界的本性加以影响的重要力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遇到了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正如19世纪之前，大多数国家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大多数国家正由工业社会进入了一个以知识为本位的后工业时期，即知识社会时代。在知识社会里，社会正经历着一次观念和结构上的根本变革。社会生产从以实物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型经济向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产品与服务转移；新知识的创造与应用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最新形式；终身教育已经成为知识社会人们必备的观念；受教育者的年龄层次和高等教育的生态系统发生了明显的结构变化，等等。这一切变化的深刻程度并不亚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使得高等教育冲破了时空的限制，重新塑造着人们的交流、思考和学习的方式。在此背景下，作为社会中一个由学者和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的共同体[2]，以及作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自身在外力作用下也正在经历着革命性的挑战。杜德斯达在考察了大学发展历程后，曾指出“大学的生命力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大学一直在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对它进行评价，以此为依据调整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3]在他眼里，变革成为大学自始以来就具有的特质，大学是在不断地生成变化，现代大学正是一次次变革后所形成的历史产物。
杜德斯达的大学改革论首先强调大学是以一种深刻的方式服务于社会，其表现形式为大学和社会之间一直在寻求建立某种独特的富有成效的契约关系。因为“作为人类文明持续最久的机构之一，大学始终具有适应变化并加以调整以服务社会的非凡能力。”[4]所以，大学的“使命”就是连接大学与社会的黏合剂，它必然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而改变，正是一次次大学使命的转变改变了大学，也塑造了现代大学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结构，使得现代大学成为一支对这个充满变革的世界的本性加以影响的重要力量。
大学改革论其次还强调大学和社会之间的这种社会契约不可能始终建立在过去所依赖的条款和条件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大学和社会的关系在本质上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下的大学特征，而这种变革的性质和程度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表现得越来越激烈。由于过去大多数历史时期中社会的统一度较大，大学的变革是以缓慢增长的线性进度进行，无论是改进、扩张，还是改革，大学都没有改变最基本的任务、道路与结构。现如今“大学却无法享受这样的奢侈了”，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化，维持现状的危险系数要远远大于冒险革新，“大学为了能更好的保留它核心价值中最珍贵的部分，需要更多地关注社会需求，需要对世界的本质有更深入的了解”，必须进行更具战略性的改革才能应对未来的挑战，热切回应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所带来的种种机遇。
大学改革论思想既承接了克拉克·克尔和德里克·博克的观点，同时又有历史发展所赋予的独到见解。克拉克·克尔曾经指出：“现代美国多元化大学为什么能够存在？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和谐相处则是另一个答案。”德里克·博克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一种互动状态，大学在难以回避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对社会问题积极做出反应，以保持其自身的传统和价值。杜德斯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现代大学的本性，即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坚守人与传承者，甚至成为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力量。大学正是以这种无可替代的深刻的方式服务于社会，才能够历经千年仍然得以成功存在。大学改革论不仅看到了变革的深远意义，更是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改革浪潮的程度和性质也有了清醒地意识。正如杜德斯达指出的，如果现在的大学仍然以自然进化的进度向前发展，就没有把握住知识时代“学习的文化”[5]的伟大含义，这将会使得大学变得十分危险。因而在大学改革论下，现代大学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积极、创造性的接受挑战，迎接冒险，主动出击，把大学转变成为更加适应知识时代的新形式；要么维持现状或被动改革，如果这样的话，随着传统大学适应能力的衰减，大学将逐步停滞，最终将会处于被其他社会机构取而代之的尴尬境地。可见，在大学改革论下，现代大学的存在价值不是简单适应这个变革时代，单纯地跟随社会的脚步，而是要在社会前进的旅程中成为主角，要成为一支对这个充满变革的世界的本性加以影响的重要力量。
二、大学资本论：大学成为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正在取代金融资本与物资资本，成为发展和富裕的源泉
不同时期的高等教育都是以满足各自所属历史时期的不同需要来获得其合法地位的。约翰·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将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归纳为“两论”，即认识论和政治论。与布鲁贝克不同的是，杜德斯达则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建立在“资本论”哲学的基础上。正如“认识论”哲学建立在对未知世界的“闲逸的好奇”和忠诚于真理的基础上，“政治论”哲学建立在社会发展的需要上；“资本论”哲学则建立在对知识和智力的投资和寻求经济回报的基础上，强调大学成为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正在取代金融资本与物资资本，成为发展和富裕的源泉。
杜德斯达对大学合法性的上述看法是对美国知识社会的积极回应。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增长越来越离不开高等教育，但是高等教育在其重要性不断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公众对大学的关注已经由研究转向了本科阶段的教育。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成为美国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由于人们开始将美国本科教育中出现的质量问题更多地归结于“以牺牲课堂教学为代价”而得来的研究上，从而引发“公众对它(研究)的支持在州和联邦两个层面都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6]这就造成了大学办学经费的紧张，大学不得不收取昂贵的学费，并向政府要求申请更多的开支，这样大学随之被描述为“一个巨大的、自私的，甚至是贪婪的怪物”[7]，大学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其次，人口构成的变化也成为美国大学合法性发生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美国高等教育一直在满足不断变化的人口的需要。美国高等教育在1945—1974年的黄金时代，其学生数量从149万迅速上升到了1129万。[7]伴随着入学人数的大量增加，新生儿出生率的下降，美国人口的不断老化，美国大学人口结构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约75％的在校大学生都是在职成年人。他们进入大学的目的是把大学学位看作是在一个知识为动力的社会里找到一份体面工作的关键。他们往返于校园和工作单位之间，把经济上的成功看成是他们接受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他们迫切需要的是能为他们事业提供必要的教育和技能培训，这些变化将对美国大学产生难以预计的影响。再次，由于网络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新型的“及时式”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不断涌现，如网络(虚拟)大学、企业大学等，这些直接面向市场的教育机构的出现和繁荣对传统高等教育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大学的办学困境和面临的威胁迫使许多教育家开始重新认识大学的本质和价值，开始寻求大学存在的新的合法性。显然，认识论和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已不足以诠释这一现象，资本论哲学是一种完全面向知识社会和市场需要的高等教育哲学，杜德斯达便从这样的高等教育哲学出发，开始构建21世纪的大学格局。首先在他看来，知识社会对高等教育而言有着深层次的意义，即大学将变成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这是由于知识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引擎，受过教育的人及其思想也就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大学作为以发现、加工、传播和运用知识为工作重心的社会机构“应该是一个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服务机构，任何课程只要有人需要和有市场需要就可以讲授，大学不应拒绝任何有要求的消费者”。[8]其次，大学这个消费市场随着社会价值的日益凸显将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投资。既然受教育者及其观念成为国家的财富，那么，大学也就成为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大学这个社会中心角色的确立意味着今天会有更多的人想使高等教育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社会、家庭和个体开始更多地在对知识和智力的投资的基础上寻求经济回报，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正在逐步取代金融资本与物资资本，成为发展和富裕的源泉。
资本论哲学观，与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一道给出了当今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基础和理由。尽管高等教育中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遭受着诸多责难，但它的现实需要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成为大学拓展其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
三、大学功用论：大学更像银行和加油站，是为人们的终生学习提供服务的机构，成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机构
由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知识的价值不断增长、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以及大学学费的成倍增加，人们对大学的目的和价值的看法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阿什比所说的“美国对高等教育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拆除了校园的围墙”[9]。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已经越来越密切，不仅是大学内部要求大学不能闭门造车，应该对社会问题予以关注，而且学生或家长们从职业目标出发，将大学教育的目的定位在功利化的取向上，期望大学成为家庭和个体通向幸福和富裕的直通车。这种功利性的倾向并且在市场那里进一步得到强化。面对社会的需求和来自各方面新的期望，杜德斯达因而从新的视角出发，认为大学更像是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银行和加油站，是为人们的终生学习提供服务的机构，成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机构。
按照杜德斯达的理解，大学教育是未来高质量生活的关键，是开启理想工作、经济保障和幸福康乐的钥匙。当前社会和大学生已经开始作为消费者来看待人们的高等教育，人们在大学这个教育市场里寻求便利、质量、适当和低价。尤其对于成人占据多数的美国大学生而言，大学本科的学习生活与传统意义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寄宿制的大学学习并不是现代大学生的生活中心，大学生们开始寻求与大学间的另一种不同的关系，即大学提供各种自助式课程以适应学生对广泛技能的需要，学生们如同顾客一样在他需要的时候综合比较质量、价格和用途后进行选择。可见，现代大学对于社会和个人而言起到了“银行”和“加油站”的功能，成为提供服务的机构。以“银行和加油站”来解释大学功用的教育目的说是以“人”作为直接指向的目的观，强调的是人的价值，关注的是公民的幸福和富裕。
现代大学教育目的观的转变必然会引发大学教育中两对基本矛盾或关系的转化。首先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新兴的信息技术刺激着大学本科教育模式的根本转变，使得交互式学习成为可能，即教师到学生的单向信息流支配的课堂教学转变成学生与教师、学生以及社会之间产生互动的多向信息流支配的学习社区，在学习社区里，师生共同分享彼此的观念、价值和实践，从而改变学生只是简单地吸收知识，而不会质疑知识、创造知识的现状。学习社区的建立将彻底改变大学中教师和学生的含义，“大学教师不再是说教的老师，而更像与学生一起学习的教练或者顾问，成为学习内容、学习过程和学习环境的设计者。学生也从一个吸收教师选择并传递的学习内容的被动角色，转变为对自己的学习和学习结果负责的主动的‘学习者’”。[10]可见，在新型的教学关系中，教师与学生的区别是模糊的，二者都是主动的学习者，一起学习，相互收益。随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的逐渐打破，大学将会转变成为人们的终生学习提供服务的机构，成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机构。其次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通”和“专”的问题长期困惑着大学本科教育，布鲁贝克所倡导的名著教育一度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结构，具有较高地位的通识教育的确有助于提高公民的素质和判断真理的能力。但是另一种声音从没有间断，就是专业训练对于大学生职业发展的实际意义，如今的美国多数本科生更乐于选择更专业化和市场化的专业。对此，杜德斯达从人本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教育目的思想出发，认为在大学这个“银行”和“加油站”里，“通”和“专”的二者之争在强调“学习”意义的知识时代里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大学教育就应该让人为一生的生活而做准备，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个职业，事业也只是人生的一个经历而已，既然如此，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都是使学生为终生学习和适应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的最好和必不可少的途径。因此，在大学功用论的观念下，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界限将会消失，二者之争也会随之不复存在。
四、结语
21世纪已经到来，人类又跨入了新的千年纪元。高等教育作为人类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推进力量，也正在经历着现代化过程，成为人们反思和建构的对象。由于现代“工具理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盛行，高等教育逐渐步出了教育的范畴，逐渐疏远了人的精神世界。[11]但是，高等教育的“教育性”是无法也不能被牺牲的，人的自我完善和自由发展始终是教育的根系所在。现代工具理性的文化价值观念与高等教育“教育性”的相互激励，使得高等教育的知识诉求和人文诉求之间从未停止抗争。当代大学改革家们所持有的对大学的看法，其实就是在双哲学观下的对高等教育理念的重新理解和重新定位，是从时代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和应然追求的进一步揭示。
大学资本论、大学改革论以及大学功用论，作为丰富和发展现代大学观的三个方面，其实都包含着对教育本质在时代背景下的某种理解，是试图以人作为分析视点，以公众为目标指向，把人的自然存在和人的发展作为前提和基础，对高等教育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教育过程重新考虑。当然，西方学者的现代大学观是建立在国际背景之下，是立足于社会经济和多元化大学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是将大学所面临的这场从形式到内容都意义深远的变革归源于人类将进入知识社会的现实基础上。由于各国的社会背景和发展状况相差甚远，我们很难将所有的理论直接应用到当前我国的高教改革当中，但这并不能影响其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逐渐趋同的趋势下，现代大学理论的探索会对我国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