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学脉，世代绵延——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学术会议论文,述评论文,世代论文,十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21世纪第一年，一百余位中外学者聚集首义地区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如果从第一本辛亥革命史书出版说起，辛亥革命研究也有90年之久，已经有相当丰厚的学术积累。仅以在武昌举行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大型辛亥革命学术会议而言，从1961年起始40年间已经有过3次，今年乃是第4次。在此以前，辛亥革命研究有过80年代的辉煌，即使是在热度有所降低的90年代，也还是呈现出稳步的持续发展。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此次会议论文质量究竟如何？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踏步，或者竟是开始走向衰微？因为，经过此前二三十年的共同努力，海内外的辛亥革命研究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人才辈出，佳著如云，现今似乎很难有新的突破，何况不少年轻研究者已经陆续转向其他领域。
此次会议共收论文102篇（其中中国大陆学者65篇），当然不可能篇篇精采，但确实大多都具有较深功力，而且不乏佳作可以增强我们对辛亥革命研究必将在新世纪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信心。
根据如下：
一是研究时空的延展
我在80年代中期曾发表《辛亥革命研究如何深入》一文，提出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问题，希望加强长时段研究并且扩大研究视野。因为，1.历史是具有前后连续性的，只有把辛亥革命放在历史长河之中才能厘清其来龙去脉，并且彰显其对后世的影响。2.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只有不断扩大辛亥革命研究的国际视野，才能获致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此次会议收到有关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论文共6篇，作者大多是纵贯古今，会通中外，提出若干重要问题与深刻见解。如中华民族的概念如何形成？各民族的集体认同感究竟怎样？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的关系？文化民族如何转化为政治民族？怎样认识民族主义的两面性？等等。其中特别是巴斯蒂的文章，以广阔的世界视野与细密的论证分析，使我们必然要更为审慎的思考：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辛亥革命留下的这笔宝贵遗产——中华民族？普来斯对于宋教仁民族认同意识的研究，则是通过生动的个案分析提出若干重要问题。中外学者互相交流自己对中国民族认同的学术见解，必然会促使这方面研究的发展与深化。
狭间直树《对中国近代“民主”与“共和”观念考察》一文，追溯从《瀛环志略》以来近代民主思想传入中国的艰难历程，并且以吉野作造、中江兆民等作为辛亥革命那一代民主共和倡导者的参照。冯天瑜的《革命、共和：辛亥革命概念辨析》，不仅从中国古代典籍中追根溯源，而且还描述了周易“革命”一词初入东瀛时日本人“既从且拒”的复杂心态，把日中两国学者的论文放在一起阅读，当可使我们对辛亥前后这些出现频率最高的政治话语的本义有较贴近的理解。
姜义华的《论辛亥以来现代国家与近代社会非同步发展的政治整合》，认为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近代国家形态，但却受到近代社会滞后与传统社会强固的双重制约，因而在国家运作实践中出现严重变形。这与深町英夫的《国家、社会之间的“分夺”与“崩落”》一文正好相互补充，而后者却是从垂直统属关系与水平并存关系的角度，说明辛亥革命乃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一次宏观转换。朱宏源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一个政治结构的观点》，力图从政治制度层面，亦即从政治与公共行政的差异切入，纵论辛亥革命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地位。此文由于涉及时间很长，涉及问题太多，难免有某些粗疏之处，但也为辛亥革命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这些都说明，时空的延展可以给辛亥革命研究提供多么宽阔的新天地。
二是研究视角的转换
现今的大多数辛亥革命研究者，早已不再拘守革命的单一视角，他们拥有众多视角可供从不同侧面审视史事。陈三井的《故宫清档所见的辛亥革命》，描绘的是清朝政府眼中的“革命相”。耿云志的《辛亥革命前夕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拙著《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李振武的《督抚与请愿速开国会运动》，则是分别从君主立宪派与封疆大吏的角度解读辛亥革命，并且为历史的合力作用增添了几分新见。
刘路生的《袁世凯彰德养疴与辛亥革命》填补了辛亥革命史一块不大不小的空白，以翔实的史料把神秘归于平实，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人们困惑已久的悬念。读后使人感到袁世凯也无非是“时势造英雄”，而“挟革命以自重”并非他复出的初意。是耶？非耶？反正会引起读者认真的思考。
桑兵的《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论述》是小题大做，正如当年学生借墨水瓶、教员辞退之类事件大兴风潮一样。作者客观地记述了学生、校方、调解者三方的互动关系，给人印象较深的是持稳的校长此后转向革命，革命先锋杜亚泉、萧元培反而转向平和，带头闹事的激进学生黄远庸则在以后反思中怀有深沉的愧疚。这是辛亥那一代知识人的一幅心态流动画卷，多少可以增进对于辛亥革命的理解。
三是深入社会生活
有三篇文章值得一读：王笛的《街头政治——辛亥革命前后的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与城市政治文化》、张鸣的《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李喜所的《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观察社会生活与老百姓的想法。王笛最熟悉的是成都，所以他对那里的世俗“公共政治舞台”、“街头革命仪式”描述得栩栩如生，而说市民“失去旧世界，但并未得到新世界”则颇有深刻的内涵。李喜所对辫子问题“泛政治化”的条分缕析，给辛亥革命的解析增添了若干新的内容。张鸣有关气数说与变革的悖论、新名词的浸润与老百姓的期待，以及对革命与革命党的印象，论析均有可取之处，而“留住辫子”的结尾又正好与李文相印证。
我们还高兴地读到汪林茂的《浙北市镇的社会变迁与辛亥革命》与戴鞍钢等的《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农村》，这两篇文章都把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县以下的市镇乡村。汪文较系统地论述了浙北市镇市场经济发展与市民阶层形成的过程，以及经由市民自治领域建立，市民参与意识增强并自然萌发革命需求，为我们提供另外一类辛亥革命个案研究。尽管这两篇文章在资料征引方面还应加强原始资料的搜集，但至少将会引起许多学者关注并参与市镇研究。
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早已把政治比喻为“海面的泡沫”，而蕴集于海底的则是社会日常生活。我今年发表的一篇书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用意亦在于唤起更多学者关注社会基层与民众历史的研究。
四是继续加强实证研究
实证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不管历史哲学、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如何更新，实证总归是史学成果必要的支撑。在学风日趋浮躁的现今，强调这一点决非泛泛的老生常谈。
此次久保田文次提交的《“中华民国革命秘笈”的研究》，是他花费十年左右心血的结晶，其有关萱野长知写作此书的背景，文本出处与特征及存在问题的详尽论述，都有充分的根据，为我们利用这本“秘笈”提供了极大方便。与此相似，黄宇和的《三民主义伦敦探源》，也是10年以上多次把文献检索与实地考察反复对照的浓缩成果，并且把孙中山伦敦蒙难的追踪延伸到三民主义源头的探寻，治学态度之严谨亦堪称道。
翠亨孙中山纪念馆邹佩丛的《美洲中华革命军筹饷局筹款情况统计报告》，利用当年金山国民救济局的原始征信录，将捐款地区、人数、总额、收支、余款等等细节考订得一清二楚。此文不仅或多或少填补了这段历史空白，而且可以增进对于“华侨乃革命之母”一语的理解。（当然此语又难以概括历史全貌，如《旅美三邑会馆简史》所收大量原始文献，却反映出三邑旅美华人对康、梁的热忱倾慕。）此外，刘维开的《中国国民党对辛亥革命史料的征集与运用》，虽然是评介性文章，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台湾史学界对于原始史料征集、整理、利用的极为重视。
除以上四个方面以外，还有一些人们比较熟悉的老题目也出现若干佳作，如刘学照《重议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一文，把民生主义定位于民生史观政策性、工具性、功能性层面，并且就关心人民生活、历史活动中心、“循常”与“超越”的社会变革思路等方面，结合辛亥后数十年的历史重新加以审视，颇多发人深省的见解，使人更为深入地理解孙中山思想超越时空的前瞻性。经济史方面，汪敬虞先生《中国现代化黎明时期西方科技的民间引进》一文，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而且文字也生动活泼，高龄学者仍然焕发出学术青春。陈争平的《试论辛亥革命前中国产业民营化的两条途径》一文，以张謇与盛宣怀作比较研究，虽然引起许多争议，但确实能够为现今国企改革提供可贵的历史经验。马敏《略论辛亥前后商人司法意识的变迁》，对商人在法律方面争取文本修订参与权和实际商事裁判权多有论析，认为是折射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郑成林《清末民初商事仲裁制度研究》与马文互为补充，都反映出商会史研究的新进展。清末地方自治研究方面亦有佳作，田中比昌志《清末民初的国家·地方自治·统一》，考察这一时期国家组建以及国民统一、社会统一的进程，从而勾画出历史的连续性。赵可《辛亥革命时期的城市自治思想和20世纪上半叶的城市发展走向》，不仅向上追述城市自治的由来，而且往下延伸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世界性城市改革潮流下中国城市自治的某些新的尝试，并且从中探索民主政治的新路径。也许城市的社区自治与农村的村民自治，就是今后中国进一步实现民主化的基础，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引发人们对现实的深层思考。
清末官制改革方面，关晓红的《学部与辛亥革命》，着重从制度层面剖析学部的结构与功能变迁，并且较详尽地评析其改革的利弊得失。学术思想方面，张岂之等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及其历史特点》，对中西人文思潮的差异、科学观念的人文思考，人文学术思想的创新等方面，都有较前深入的阐析。史革新的《辛亥革命与近代科学传播》，则是从传播的途径扩大、内容更新、主体变换、科学思想进步等方面，勾画了清晰而完整的历史轮廓，并且彰显出与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倡导之间的前后连续性。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把“排满”置于人类学传播史中考察，又把中国人类学的兴起置于晚清政治格局中考察，也为我们提供了学术思想史新的研究路径。
此外，也还有一些新的或较新的题目，如辛亥时期国人对于“黄祸论”的反应、欧化思潮、禁烟问题、疫病流行等等，都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作全景式的理解。
当然，任何一次学术会议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它不仅受提交论文的局限，还要受整个辛亥革命研究现状的局限。由于整个研究队伍正处于世代更新过程之中，而社会对史学的冷落对辛亥革命研究也不无影响，所以论文质量难免参差不齐，其中也有个别是急就的应景之作。如果从学术组织工作来说，未能邀请专家撰写有关辛亥前后宗教方面的文章（如宗教的人间化、宗教内部革新、宗教之间的对话等），这是我们的疏忽。因为，宗教与民族乃是当前全世界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而且我们的宗教史研究最近10年来已有长足的进展。此外，这些年已经出版若干有关清末民初中外学术交流与传统学科革新的一批论著，但此项进展在会议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展示。再则由于出版方面的延搁，有几本原拟赠送与会学者的学术新著也未能印好，这也是很抱歉的事情。
会议自始至终开得生活活泼，各个分组讨论热烈深入，而会下的交流有时更为精采，提出许多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真正起到相互切磋的作用。据我们初步了解，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高层次、高水平而且服务周到的国际学术会议，它无疑将对今后辛亥革命研究有所促进。
这次会议已经圆满结束，但21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却刚刚开始。辛亥革命的内容极为丰富，影响极为深远，课题极为众多，对于研究者具有永恒的魅力。辛亥革命研究在20世纪已经享有风光，辛亥革命研究在21世纪必将再创辉煌。这次会议虽然很难说在学术上已有重大突破，但至少可以说正在孕育着重大突破。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许多很有意义的课题正在研究之中。我们深信，10年以后，即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必定会有一批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论著问世，并且为辛亥革命研究开辟一个新纪元。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们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把世界的革命研究引进中国，同时又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20多年来，中外学术交流已经蔚然成风，中外辛亥革命研究者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已经结成极为深厚的友谊。我们将永远记住那些可亲可敬的名字，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山口一郎、闵斗基、韦慕庭、黎澍、刘大年、胡绳、陈旭麓、林增平、李时岳……；还有那些仍然健在却未能到会的长者，如卫藤沈吉、田中正俊、白吉尔、史扶邻、高慕轲、齐赫文斯基、陈锡祺、李侃、李国祁、张朋园……。辛亥革命研究能有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新一代学者群能有今天这样欣欣向荣，都蕴含着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劳绩。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野泽丰教授，他以80高龄自费独立为我们编印了《近邻》杂志第39号——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特集。对于一个久病体弱的老人来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毅力！他还为华中师范大学辛亥革命研究中心捐赠大批珍贵图书，设立了“野泽丰文库”，还节衣缩食提供了野泽丰奖学金，鼓励中国年轻一代努力攀登史学高峰。此外，为该中心捐赠大批图书的还有岛田虔次、刘子健、弗里曼等日、美学者。我们把这些都看作是中外辛亥革命研究者永恒友谊的象征，他们的关爱将永远惠泽中国后世学人。
谨以16字俚语结束我的发言：“已逾不惑（注：从世界范围来说，辛亥革命研究在“二战”以后的兴起，大多始于60年代初，至今已40年矣。），渐进知天，辛亥学脉，世代绵延。”
昨天，蒋永敬教授已经与我相约10年后再次聚会于武昌，野泽丰教授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这可能是许多年长者的共同心愿，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心愿将能实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主持操办辛亥百年盛会决不会再是我们，而是在座与不在座的前景更为灿烂的年轻一代学者。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