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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6—0118—08
一、引言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贫困问题仍然是困扰世界的重大问题之一。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每天生活水平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①，当今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2001年，约有一半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日消费水平低于2美元[1]。
与贫困率下降相呼应的另一个事实是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被纳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中，如果以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融入全球化的“深度”，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程度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2]。
以上两者是否存在因果联系，即全球化改善还是恶化了贫困状况？贸易壁垒的降低和贸易额的迅速增长是否提升了穷人的生活水平？这是现有文献较少谈及的一个问题，即使已有的文献也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而且大部分是间接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3][4][5]。Goldberg and Pavcnik（2004）认为虽然研究贸易自由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文献很多，但是很少有论及贸易自由化的减贫效应的[4]。已有的研究全球化和贫困关系的文献大都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来模拟自由贸易政策对贫困的影响②，虽然就全球化影响贫困的机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但是这些成果毕竟都是预测性，对于贸易和投资对贫困影响的事后检验则是一项更有价值的工作。
收入不平等和贫困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的问题，区分这两个概念对于廓清它们与全球化的关系是有必要的。贫困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得到缓解：经济增长或者收入的再分配[6]。如果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缓慢但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贫困。Besley et al（2003）的研究证明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不平等减少一个标准差，则其贫困率将会下降约50%[6]。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贸易自由化引起不平等状况加剧，那么由贸易获得的经济增长将会恶化底层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加剧其贫困状态。很多研究表明全球化引起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以说穷人并没有从贸易中获得相应的好处。
鉴于全球化和贫困的度量问题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首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第二部分从理论层面上阐释了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第三和第四部分分别从跨国和国别两个层面上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全球化及贫困的度量
全球化与贫困的测度是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因为不同的衡量手段会产生不同的分析结果。单就贸易自由化而言，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征之一，其测度手段就存在很大差异。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贸易规模作为标准，一般的做法是计算贸易额占一国经济总量的份额；另一种是以贸易政策为标准，主要是通过比较各国的关税水平和非关税壁垒来衡量其贸易保护程度。虽然两种方法的应用都非常广泛，但是也都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一国的贸易开放度除了受贸易政策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地理条件、国家大小和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等等；而贸易政策方法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衡量非贸易壁垒，由于WTO各轮谈判的贡献，当前世界的关税水平已经大大降低了，而非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被发达国家广泛地采用。非关税壁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而难以量化[4]。
全球化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加强，大部分文献采用资本流量来衡量全球化的深度，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使用政策指标。两者相比较而言，政策指标要优于实际资本流量指标，因为后者还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7]。
不同的测度标准对于分析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论。出口额和对外投资一般会倾向于减少贫困，而贸易保护手段的取消和进口额经常与贫困加剧相联系。
对贫困的测量一般使用贫困线的方法，贫困线反映了满足人们最基本需求的最低收入和消费水平。对于低收入国家，世界银行按一天消费1美元和2美元确定了贫困线标准③。虽然世界各国的最低生活需求不尽相同，但是这条贫困线为贫困的跨国比较提供了统一的参考点。以此为标准，可以计算一国低于贫困线的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可以以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incidence of poverty，贫困发生率）来衡量整体的贫困程度。
对于以上衡量标准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贫困线的选择标准上。在过去的20年里，虽然贫困发生率已经大大降低，但是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严格依赖于贫困线的选择，自80年代以来，1天消费少于1美元的人口无疑是减少了，但是生活在每天2美元以下的人口却有增无减④。全球化的反对者经常使用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作为反全球化的论据，而全球化的支持者却更偏爱贫困发生率这一指标。
三、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理论层面的考察
根据经典的HOS理论分析框架（包含两种类型的劳动，即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发展中国家一般是非熟练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因此在国际分工中从事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认为：关税将增加受到保护的商品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报酬。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言，贸易开放将缩小该国的收入差距，而进一步加大富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8][9]。
但是，Davis and Mishra（2004）的理论研究认为“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是错误的”，应用纯贸易理论来说明全球化会提高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是“比错误更严重的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一论调对于SS定理的解释是狭隘的[10]。只有当满足所有国家生产所有产品，进口产品与国内生产的产品存在替代性，贸易伙伴之间的比较优势长期保持不变等条件时，SS定理才会成立。但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可能使很多穷国在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失去比较优势。该文还以美国、墨西哥和中国为例进行了说明，虽然墨西哥在与美国的贸易中拥有低技术产品的比较优势，但是在对中国的贸易中这种优势将会发生逆转。
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改变穷人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的价格来改变他们的贫困状况。Davis & Mishra模型表明如果进口品和国内制造品是非竞争的，那么贸易自由化将会提高穷人的真实收入，因为关税的降低同时也降低了他们购买进口品的价格。如果全球化提高穷人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比如农产品），则贫困状况也会得到缓解。
基于以上原因，很多学者放弃了HO研究框架，转而使用特定要素模型。特定要素模型假设短期内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是不充分的，因此，对某部门的贸易保护程度的降低将会使得该部门要素的报酬减少，从而恶化该部门工人的贫困；当然，某部门出口的增加将会有利于提高该部门工人的福利状况。特定要素模型表明，全球化的对于贫困的影响要依赖于贫困人口主要来自进口竞争部门还是出口部门。而在HO理论下，全球化对贫困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而不因其受雇于那个部门而变化。因此，一旦放弃要素自由流动的假定，特定要素模型对于分析全球化对贫困的短期影响是一个更合理研究框架。当然，也可以把特定要素模型看作HO模型在短期内的一个特例。
Easterly（2004）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全球化和贫困之间的理论联系[11]。该研究表明，全球化会对穷人的收入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一方面，如果两国技术水平相当，而要素禀赋差异大，全球化将会改善贫困状况。因为全球化使得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大大加强了，要素报酬的跨国差距将会缩小（要素均等化定理）。穷国一般是非熟练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全球化会使得资本流向穷国而提高该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生产角度分析会产生相反的效应，因为人均收入的差异一般是由外生的生产水平差异造成的，而非源于禀赋差异。如果全球化使得资本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地区流向高生产率的地区，贫困状况就会进一步恶化。
四、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跨国研究结果
关于全球化对贫困的影响的实证工作由于受到了经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而显得相对滞后，而且由于数据来源、指标选取和计量方法的差异，分析结果也千差万别。Easterly（2004）发现贸易一体化缓解了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11]。这一结果与Milanovic and Squire[12]（2004）在产业层面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对于以上实证结果，Easterly和Milanovic & Squire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释。Easterly认为这是由于生产率的差异造成的，外生的生产率差异使得资本由穷国向富国流动从而加剧了穷国的不平等。M & S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穷国的劳动力流动性不足而且工会组织松散乏力。
Dollar and Kraay（2001）在对Easterly的评论中考察了贸易与增长、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关系[13]。对于前者而言，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论[14][15]。Dollar and Kraay援引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并进一步证明了增长是有利于缓解贫困状况的。经过两层因果关系的传递，他们认为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是积极的。
Ashraf et al（2004）使用跨国数据研究了OECD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政策对贫困的影响[16]。从历史角度看，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农产品的净进口国，而这些农产品大都是得到OECD国家大量补贴的。因此，对该类产品的净进口可以使贫穷国家从发达国家的补贴中获得间接收益[1][17][19]。而且，Ashraf et al的跨国实证研究并未发现OECD的农业补贴政策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
以上研究都是间接考察了贫困与全球化的关系，而且大部分都是使用国家的宏观统计数据。Dollar（2001）和Dollar and Kraay（2001，2002）综合了实地调查的家庭实际收入分配数据和国民收入数据来计算穷人的收入水平[13][20][21]。研究表明使用宏观国民收入数据来衡量增长与贫困消减之间的关系是不恰当的，原因在于这种方法容易造成统计上的误差，从而影响结论的客观性，相对于对贫困家庭收入的实地调查而言，这种方法会高估贫困消减的程度。
当然，大规模的针对贫困家庭的调查可以有效避免这种偏差，但是，实地调查都具有周期性，因此很难获得完备的时间序列数据，这种局限使得学者很难使用计量技术对开放和贫困的关系进行科学的研究。Harrison（2006）验证了Aisbett，Harrison and Zwane[22] 对开放度、GDP增长率和贫困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开放与一国的总收入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的。这一结论与Besley and Burgess（2003）[6] 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全球化影响穷人的福利水平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金融自由化。Prasad et al（2004）使用跨国的宏观数据检验了金融一体化和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23]。因此金融一体化通过增长效应来缓解贫困的可能性较小。另外，他们还检验了金融一体化和产出消费波动性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全球化往往会带来大规模的需求波动⑤。Prasad et al认为如果金融自由化改革辅之以一系列的配套政策，这种改革就会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并降低经济的波动性。这些配套政策包括灵活的汇率政策、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和国内金融制度建设。
总而言之，使用宏观数据的研究尚不能确认全球化是否有利于贫困的消减。而且即使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以上跨国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很多难以克服的弊端。首先是难以发现合理反映贸易政策的经济指标，而且也很难控制同期内的其它变量不发生变化。其次，即使跨国研究表明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关系，这种贸易引致的增长可能会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产生不平等，从而进一步恶化穷人的生存状态。最后，即使跨国研究方法通过直接检验贸易自由化和贫困间的关系避免了以上弊端，它对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同影响也很难被观察到，总体贫困状况的缓解或恶化的背后可能是有些人的生活状况改善而另一些人的收入水平降低。
由于存在以上缺点，针对特定国家贸易改革的研究可能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研究一般使用家庭层面或企业层面的高度分解的数据来考察贸易政策对贫困的影响。因为这些研究注意到全球化对一国内部不同产业和不同地区的影响，因此容易剔除其他一些非贸易金融政策措施⑥ 对贫困状况的影响。
五、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国别研究结果
1.全球化对穷人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Goldberg & Pavcnik（2004b）研究了哥伦比亚1984年到1998年消减关税改革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影响[24]。研究结果表明：在进口竞争部门就业的职工福利水平降低了，而出口部门工人的贫困状况有很大程度的缓解。前者失业的概率要大大高于后者，而最低工资水平却要低于后者。Goldberg & Pavcnik提供的证据表明劳动力从收缩部门到扩张部门的流动是有局限的。哥伦比亚的贸易改革背后隐含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在贸易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辅之以相关政策的改革以保证穷人的利益不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比如，可以适当放宽对劳动力在国内流动的限制，加强对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培训等等。
Topalova（2004）对印度的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25]。在1990年代，印度开始推行贸易自由化改革，取消了一系列保护贸易政策，这些政策一度使得印度的平均关税率维持在90%的高水平上。Topalova通过对印度省际数据的考察发现：农村穷人从贸易改革中所获得的收益要大大低于其他收入群体。对于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Topalova认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限制阻碍了经济的自我调整过程，因为在劳动力流动性较高的地区贸易政策对农村减贫的负面影响要小得多，甚至完全消失。
印度和哥伦比亚的案例研究说明穷人受惠于贸易自由化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但是墨西哥和波兰的经历却产生出相反的结果。Hanson（2004）考察了1990年至2000年期间墨西哥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和开放程度低的省份的劳动产出，通过对比发现前者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后者，虽然两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在1990年代都有所下降⑦，但是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下降的幅度要小得多[26]。
1990年代，波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改革，经过改革之后，该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大大提高了。Goh et al（2004）针对不同的行业研究了波兰关税减让和工人工资水平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关税减让幅度最大的部门工作的工人收入水平提高幅度最大。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减税降低使得企业不得不增加产量来降低成本，这间接导致了工人工资的提高[27]。这一微观层面的研究表明降低关税和产量提高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与宏观研究得出贸易开放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是一致的。
2.全球化对穷人的产品和消费品价格的影响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工资并不是很多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Balat et al（2004）的调查表明工资只占赞比亚农村人口收入总额的6%[28]，因此单从工资水平角度研究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是不全面的，需要从贫困人口的产品和消费品的价格变化入手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般来说，城镇人口是农产品的净消费者，而农村人口是农产品的净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关税改变所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将会缓解农村的贫困状况而恶化城镇的贫困状况。针对这一情况，学者分别对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和赞比亚作了相关实证分析。Aisbett et al（2005）考察了墨西哥放开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墨西哥的玉米和小麦进口大量增加使其价格下降。但是，墨西哥最穷的农民是农产品的净消费者，因此在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受益，中等收入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产品，他们的福利水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22]。
Levinsohn and Mcmillan（2004）研究了埃塞俄比亚的粮食援助计划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该计划反而恶化了农村粮食生产者的收入状况[29]。Levinsohn and Mcmillan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向当地的粮食生产者购买粮食然后分配给无力购买粮食的穷人，这样会使得粮食的净生产者和净消费者都受益。当然，该计划在总体上是有利于缓解贫困的，因为埃塞俄比亚的贫困人口大都是粮食的净购买者。
在自由化改革之前，赞比亚的玉米生产和消费都享受高额补贴，经过改革之后，玉米价格大幅上涨，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消费的减少，因为这种潜在的效应被国内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抵消了。Balat and Porto通过调查证明农民从粮食作物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生产能够提高他们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要辅之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信贷制度、教育和健康服务制度的配套改革[28]。
六、结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融入全球化进程中，贫困问题也日渐成为困扰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设计了很多旨在消除贫困的措施，但是减贫工作仍然不容乐观。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有的研究结果都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除了考虑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以外，全球化与经济体内的其他因素的关系对于结果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需要更全面的分析。
其次，拥有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国家的穷人在贸易自由化改革中受益是有条件的。传统的HO模型认为贸易自由化会增加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而改善穷人的生存状况，但是这一在严格理论假定下得出的结论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实证研究的挑战。国别研究表明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是受限制的，这与理论模型的要素完全流动假定相背离，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很难及时从收缩部门向扩张部门转移。
第三，如果辅以相关的配套政策，穷人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对印度和哥伦比亚的研究表明在贸易改革的同时如果能够减少对国内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全球化将会提高穷人的福利，在赞比亚，获得国内信贷优惠、技术培训等其他政策支持的穷人容易获得国际市场的准入机会；另外，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能够提高穷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如果没有政府的收入支持政策，印度的农民在90年代的收入水平无疑会受到损害。正是得益于国际食品援助计划的帮助，埃塞俄比亚的穷人才避免沦为全球化的牺牲品。
第四，出口增加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缓解了出口国和东道国的贫困状况。在墨西哥，全球化程度高的地区的穷人在国内的宏观经济危机中具有更强的抗危机能力；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缓解了印度的贫困；消费品价格下跌降低了赞比亚穷人的生活成本，而出口品价格的上升又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收益；在加入欧盟之后，波兰拥有了更大的市场，从而提高了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水平。
最后，全球化对各阶层利益影响不同，穷人中同时存在有受益者与受损者。即使在同一地区，全球化对不同类型的农民也会产生相反的影响。1990年，伴随着墨西哥贸易自由化改革，中小规模的谷物种植者的收入减少了近50%，而种植规模较大的农民则从中受益；在出口部门和接受国际直接投资的部门工作的贫民收入增加，而以前受贸易保护的部门在面对进口竞争时，其贫困率也将增加。
收稿日期：2007—04—28
注释：
① 1999年，世界银行更新了世界上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数据，并用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为日均生活费用1.08美元。
② 有关研究成果可以参见Winters et al[3]，Ravallion[5] 等做的综述。
③ 按照购买力平价，分别相当于1993年的1.08和2.15美元。
④ 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穷人的生活状况在好转，生活标准从每天1美元以下上升到2美元／天。但是这一点并未得到实地调查的确认，因为调查很难跟踪单个人消费水平的变化。
⑤ Prasad et al的研究发现，当金融一体化程度超过一定水平（GDP的50%）后，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性大大减弱，但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一体化一般低于这一水平。
⑥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改革往往伴随着其他领域的改革，如针对金融体系的改革和产权改革等。
⑦ Hanson认为这可能是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