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君[1]2015年在《基于本土视角的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外语作为一门学科引入我国教学场域以来,关于外语教学法的研究与运用就成为人们聚焦的议题。人们想要追寻他国外语教学法在理论建构与实践开展上的兴盛与繁茂,更希冀教学法能在本土的文化环境里开结出适合本国土壤的花果,让外语教学法不只停留在对外来教学法的移植与改造上,而是要形成从培土到浇灌、从开枝到结果的教学法体系。唯有在本土情境下开结出的教学法花果方可真正适应和满足我国文化语境下的外语教学需求。从本土视角开展中国外语教学法的研究成为一种必然。庄启、周越然、陆殿扬、恽代英、张士一、林语堂、章兼中、王才仁、李筱菊、王初明等教学法专家在不同时期都对外来外语教学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研究与探讨。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我国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不同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张正东、张思中、马承、包天仁等一批教学研究人员和一线教师或从理论出发,或以自身教学实践为基础,对英语教学法的不同层面做了一定的摸索与探究。基于本土视角的中国英语教学法在我国的土壤里得以生发、成长。但是,通过综述相关研究,我们发现我国外语教育界对从本土视角开展中国英语教学法的系统研究还比较零散且不成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本土英语教学体系的建立,也与我国英语教学现状和需求不相吻合。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本土的视角,通过管窥十九世纪末以来我国学人对西方传来的各种外语教学法进行的本土化改造和对本土的英语教学法进行的启蒙性探索,揭示融合型国际化背景与中华独特文化背景下我国学者对中国的英语教学法所做的历史探究与实践探索；并通过具体的教学法案例分析,探讨本土英语教学法的内涵、特征和价值；对本土英语教学法的形成路径、理论体系与操作模式尝试进行综合性建构；进而思索我国本土英语教学法未来的发展。文章首先对英语教学法研究的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进行了学理分析。本土理论、语言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和教育学理论成为本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相关概念辨析包括教学法与教学方法、外语教学法与二语教学法、英语教学法本土化与本土英语教学法等。英语教学法在中国是一种外语教学法。对英语教学法进行本土化探究和建立本土英语教学法是我国关于英语教学法研究的两条途径和两种任务。本文着重从本土英语教学法的角度进行研究。本土英语教学法,就中国来说,即中国的英语教学法,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由从事英语教学的教师或专家所创立的我国现代英语教学法。构成本土英语教学法需具备叁个特征：本土(中国)生长的；适应本土英语教学实际的；本国人原创的(带有本国特色的国外没有的)教学法。随后,文章以本土为视角,对我国英语教学法在各个阶段的零散探索进行串联成珠式的梳理与整合。这主要有以丁韪良、弗赛特等为代表的传教士外语教育家的教学活动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启蒙,有以恽代英、朱光潜等为代表的早期一批综合型外语教育家的“自学辅导法”实验、“道尔顿制”实验等对英语教学法进行本土化研究而带来的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启发,有以张士一、林语堂等为代表的独创型外语教育家的“情境教学理论”和“意念-功能教学理论”探索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的先声尝试。文章还从历次课程与教学改革对英语教学的影响、英语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运用两个层面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实践基础进行了论述。文章接着以新时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界四种英语教学法——十六字外语教学法、外语立体化教学法、英语叁位一体教学法和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为研究对象,对我国本土的英语教学法的形成路径、理论体系和操作模式做了系统的阐述与论析。从形成路径来看,四种教学法的形成路径各有不同,但都经过了基本相同的发展阶段：反思批判—理性思考—实验探索—理论总结—实践检验。从理论来看,“外语学得”的英语教学本质观、“以人为本”的英语教学主体观、“工具与素养合一”的英语教学目的观、“语文并行、精泛结合”的英语教学内容观和“知行结合”的英语教学过程观是本土英语教学法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文章还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操作模式结合具体的课堂案例进行了探究。通过分析四种英语教学法在操作模式上的不同做法,文章认为中国英语教学法在实施原则、教学步骤和教学技巧等上具有一定的特点,都是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理论体系的实践化,同样可以体现本土的特征。文章还对本土英语教学法的特征与评价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英语教学法具有如下共性特征：一是本土原创；二是体系完备；叁是理论支撑；四是方法多元。进而,文章从理论贡献、实践影响、历史地位叁个角度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影响进行了提炼和论证。文章认为,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对我国英语教学实验和教学改革的开展、对英语教材的编写、对英语师资的培训等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中国的英语教学法研究不但可以深化本土情境下的特色外语教学法研究,还可以推动我国英语教学走向更合适、更理性的发展。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充实和完善了我国本土教学论的研究,对外语学科教学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综合全文对基于本土的英语教学法在渊源、基础、形成、体系、特征、影响等上的分析,文章最后从实验研究、理论探索、队伍建设、文化环境四个角度对中国本土英语教学法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与思考。
伍家文[2]2009年在《我国新时期中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课程是教育的核心,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途径,教育的内容、价值取向主要是通过课程来体现和实施的。中学英语课程是中学英语教育的核心,是中学英语教育价值的具体体现,是实现中学英语教育目标的基本载体。本文从课程论的角度梳理了我国1978年到2008年这段历史时期(为行文方便,本文将这一时期简称为“新时期”)中学英语课程实践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具体分析了这一时期我国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课程标准)、英语教材、教学法和教学评价等课程要素的发展变化及特点,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我国中学英语课程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中学英语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及相关理论。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介绍了本研究的内容、意义、理论和方法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第二章,文献综述。全面分析了相关研究的现状,总结了学术界在我国中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已经取得的成就和不足,阐明了本研究欲弥补的薄弱环节。第叁章,新时期中学英语课程理论的发展。阐述了中学英语课程及相关概念的发展。在梳理、分析英语课程及其相关概念如教学大纲(课程标准)、英语教材、英语教学法、英语教学评价等概念演进历程的基础上,厘清这些概念的实质,掌握我国新时期中学英语课程理论发展的脉络,把握中学英语课程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和趋势,提出适合我国中学英语课程实际的理论观点,以便为研究我国新时期中学英语课程的改革与发展奠定基础。第四章,新时期中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的轨迹。阐述了我国新时期中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的轨迹,按照这一时期我国中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实际,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每一阶段中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及采取的具体的课程措施,分析、总结了各阶段中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第五章,新时期中学英语课程基本要素的具体实践及分析。分别对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的制定、英语教材的使用、英语教学法的应用、教学评价方式的改变等课程要素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较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以进一步阐述我国新时期中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具体实践。同时对我国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教材、教法、教学评价等课程要素在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焦点问题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我国中学英语新课程改革中所倡导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教材多元化、评价方式多样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和建议。第六章,对我国新时期中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几点思考。在全面分析、总结我国新时期中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中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中学英语教学中出现的“费时低效”和“英语过热”的问题和现象,指出要确保我国中学英语课程改革的成功,就必须对我国现有的英语教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建立适合我国实情的中学英语课程理论,准确定位我国中学英语课程的性质和功能,建立和中学英语新课程相配套的英语测试体系。另外,课程发展必须重视教师专业的发展,课程改革要以教师专业发展为基础。
丁伟[3]2015年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文中指出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下,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3月正式创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函授学校,它不仅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序幕,亦成为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的嚆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函授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在上海一地及全国范围之内,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函授教育办学生涯中,这叁所函授学校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在中国函授教育史、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述叁所私立专门函授学校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先后开设了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不同门类专业,均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成绩。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其英文科创办时间较早、办学规模较大、办学持续时间较长、毕业学员人数较多、办学声誉较为显着,因此这叁所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相当突出,格外引人瞩目。商务印书馆最早从欧美引进的这种不受地域限制、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从1915年至1946年期间,近代民营出版机构为民国社会工、商、学、政界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多达6万多人的具有由"普通英语语言+一般社会用途英语+商业用途英语"知识、技能构成的多元化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据统计,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的英文科学员广泛分布在全国22个省及5个院辖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函授学员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行业领域,他们凭借自己所具备的英语语言优势,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仅从在读学员人数和学员分布情况的角度来衡量,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已经相当突出了。更为可贵的是,商务、中华、开明将起源、发轫于欧美国家的这种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函授教育引入到中国的英语教育领域之际,都没有简单地完全照搬欧美的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着特征的学历函授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察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而是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和本土化的创新。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始终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存的双轨教学体制,以中等教育为主体、兼顾高等教育,彰显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办学特点;动态性地设置课程体系,努力做到办学体制、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以期更好的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如果将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历史轨迹连成一体,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相比,既有借鉴与传承,又有超越与创新,其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呈现出了更加灵活多变、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具有本土色彩的显着特点。这叁大民营出版重镇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在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史上演绎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有力促进了英语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进程。晚清以降,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所体现出来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也是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诞生,并取得一定的发展,这一重大教育事件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有效缓解了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与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开辟了另外一条接受系统的学历教育、提升文化素质的校外新途径。毫无疑问,仅仅从英语函授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而言,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所从事的这种迥别于传统教育体制的开放式英语远程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就已经起到了重要推手的作用。在民国初期,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并没有被各级政府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所认可和接受。此后,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所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示范和推动下,上海市教育局在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3年7月分别颁布、实施了专门针对函授学校的管理法规。至此,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经过25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系统之内,占有了一席之地,最终进入了民国各省市的公立师范院校,与普通学校并行同时发展,得以被大力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函授教育制度在民国社会能够得以发展和普及,民营出版机构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对此功不可没。民营出版机构充分凭借其自身拥有的高素质人才智力资源和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开办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经营出版事业的若干层面上也有效推动了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不仅为数以万计的在职人员提供极有针对性的英语函授教育,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职业人士的英语素质,加快西学在华传播的历程;而且还为社会各界培养、输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有力促进了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近代民营出版机构长期开办英语函授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蕴含着某种教育规律,这些教育规律对当今的高等外语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及成人教育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进而推动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对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易斌[4]2010年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研究（1978～2008）》文中提出课程在教育教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学校教育的全部实践就是以课程为轴心来展开的。对教育而言,课程改革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是学校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的最主要依据。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英语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教学取得了显着的成就。然而,英语教育“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经过十多年的学习,学生听不懂、说不出,不能熟练地阅读英文原着的现状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造成这种外语教学现状的原因从宏观上看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等,从微观上看有教学管理因素、教师因素以及教学环境等因素,但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是课程自身,包括课程目标的设定、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的实施及评价等。因此,关于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的研究对当前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的推进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论文运用历史研究、文献分析、逻辑论证等方法,从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的背景分析、课程体系评析、成就不足及启示叁个维度展开分析,将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的变革史分为恢复(1978～1984)、发展(1985～1991)、调整(1992～2000)和新一轮课程改革(1999～2008)四个阶段,以“改革开放——实施义务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论文主线,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进行总结和反思,力求通过回顾过去、关注现实与前瞻未来为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寻求有效的方法与策略。除引论和结语外,论文共设五章,主要内容如下：引论部分主要阐明本研究的缘起、现状、方法及意义,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最后对英语课程变革的历史分期进行了说明。1978年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迎来了恢复的大好时机。这一阶段着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确立了英语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更新了教材,并使英语教育的差异性受到关注。但是,由于“十年内乱”对英语教育的摧残,导致了师资奇缺,教学观念落后。基础教育英语教学过于注重知识(尤其是语法知识)的传授,轻视语言能力的培养。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的大事,基础教育英语课程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着重培养学生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英语教学大纲的研制日益科学、开放,语言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得到了正确的处理。但由于受结构主义语言教学思想的影响,英语教学过于注重知识记忆和句型操练,学生学习负担过重。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为此,必须调整课程与教学计划,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此阶段英语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为目的,初、高中的教学衔接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同时,英语教材编制也呈现出“一纲多本”的可喜局面。但囿于“应试教育”的强势地位,课程内容脱离学生生活,英语教学仍旧过分强调接受学习。2001年,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英语新课程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学生情感,倡导“任务型”的教学途径,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发展他们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旨在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基于前面四章对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的总结和反思,论文第五章对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趋势进行了展望。论文结语对改革开放30年英语课程变革历史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旨在倡导广大英语教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课程变革,并努力承担好课程改革推动者的角色,为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做出贡献。
李红恩[5]2012年在《论英语课程的文化品格》文中提出课程在学校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教育的目标、价值主要通过课程来体现和实施,因此,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当前,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课程研究范式也正逐步突破传统研究框架的束缚,开始从更为广阔的视域中对课程理论进行深入的探索。此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更加密切和频繁,多元文化的地球村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外语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外语教育的目的不再仅仅局限于能说几句外国话、能做翻译,而是为了使学生能在多元文化的地球村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所有这些既为我国英语课程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我国英语课程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反观我国英语课程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虽然改革的步伐从未间断过,但是真正重大的突破乏善可陈。究其根源,英语课程研究视域的狭窄是主要原因。研究视域的狭窄,必然无法为英语课程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打破传统的研究视域的限制,从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入手,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对英语课程展开深入研究,势必成为我国英语课程研究的发展趋势。本论文立足于文化的立场,着力对英语课程的文化本性以及文化功能等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剖析。鉴于语言与文化、课程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本研究认为,英语课程自身具有显着的文化品格。在通过对英语课程文化品格内涵的阐释以及对其现状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揭示了我国英语课程研究和发展中所存在的“文化品格失落”现象,提出了“语言——文化——课程”叁位一体的英语课程理论建构框架,并从课程理论研究的维度以及英语课程建设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我国英语课程的文化重构问题。具体来说,本论文的基本要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任何研究都是基于一定的研究背景展开的,并且都与前人的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导论部分从研究背景出发,论述了选题缘由、目的与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阐述了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并对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预测。论文第一章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英语课程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理性反思,并依据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内容及其名称的变化,把这一时期划分为叁个不同的阶段。通过对英语课程发展历史的考察以及相关文件的分析,揭示了我国英语课程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阐释了英语课程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内涵是本论文的重点章节之一。在第二章里,首先通过界定文化、文化品格等核心概念,对英语课程的文化品格进行了释义。本论文认为,英语课程的文化品格是指英语课程作为一门关于语言的教与学的课程,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品行、文化气质与文化性格。然后分别从语言学、课程论以及社会文化理论出发,论述了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自主性、建构性和实践性特征。论文第叁章为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现状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教师访谈以及课堂观察等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英语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以及评价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分析。重点关注了英语课程中凸显出来的文化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地分析,为英语课程的嬗变和重构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为彰显英语课程的文化品格,必须要对英语课程进行系统的文化建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首先明确了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构建目标以及要遵循的整合性、平等性、情境化、发展性以及实践性等原则。在此基础上,论文分别从英语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以及评价四个方面对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建构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就是围绕前述问题分别展开探索。本论文认为,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生成建基于实践之域,其发展孕育于文化氛围之中,其创新有赖于自身的使命担当。因此在未来的英语课程实践中,应不断提升教师主体的文化素养、着力营造涵养品格的文化环境,自觉发挥英语课程的文化使命。
吴筱明[6]2016年在《文化生态视阈下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调查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英语是大中小学的必修课,受社会因素及应试教育的影响,全中国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合理的范围,事实表明,中国学生接受英语教育已超过十年,但在需要与外国人进行中国文化相关方面的交流时却无法交流。这种遇到需要表达中国本土特色文化或传统文化内容时,由于英语学习者缺乏足够的中国文化知识积累和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低下,造成不能用英语完全表达或不能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而导致出现交流障碍的现象,称为“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经过多年的英语教学,中国英语学习者为什么常出现“中国文化失语”问题?教师应如何提高英语学习者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高职英语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中国文化失语”为基础,把文化的输入和输出的双向性作为切入点,以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和跨文化交际理论为框架,通过对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的学生进行能力测试、对师生进行调查和访谈,旨在对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进行调查研究,以了解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现状、从文化生态视阈角度分析造成中国文化失语的原因和探索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和对策,使人们重视“中国文化失语”问题,并获得高职英语教学的启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高职院校英语专业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总体水平偏低,从文化生态视阈的宏观和微观层面分析,造成“中国文化失语”的根本原因是外语教学文化生态环境中的各因素发展不平衡。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发展不平衡;从微观上看,教师和学生的内环境与教学的外环境发展不平衡。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学生和教学环境密不可分,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教师角度看,包括教师的个人能力认知、知识储备、教学能力、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因素;从学生角度看,包括个人能力认知、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学习的必要性和主动性等因素;从教学环境角度上看,包括开设的课程、教材、考试制度、课外活动和学习资源等因素,教师和学生受制于教学环境因素。针对调查结果,应对中国文化失语症的主要对策有:一、建立平等和谐的外语文化教学生态观。二、重视中国文化及其教学,强化中国文化输出意识。叁、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
刘圣明[7]2003年在《中国英语教育发展障碍的文化分析》文中提出中国人的英语学习，受制于汉语的大环境的影响。我国语言学界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许多语言学家、英语教育工作者从文化这一核心出发，多方面地探讨英汉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母语干扰等方面的问题。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借助于高一虹的“道器”理论，本文超越了文化的语言层面，致力于意识形态文化这一文化之“道”的探究。文章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天人合一、刚健有为、厚德载物、中庸之道、家庭本位，并从中国人独有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哲学维度来阐述了中国学生和教师在英语学习中受到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如重权威轻个性，重经验轻创新，重记忆轻交流，重考试轻能力等。文章最后在总结个人教学经验和他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启发性的建议。 文章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道器”理论，从而指出以中国意识形态文化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用语教育发展障碍的文化分析的必要性。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中国经典哲学这两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探究。 第二部分是一个调查，旨在通过对大学生和高中生的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英语学习的观点和中国意识形态文化在哪些方面影响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 第叁部分从八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学生英语学习存在着影响。这八个方面为：中国人对语言和语言学习的态度；在英语学习目标和观念方面误区；中国学生在英语课堂中学习方式；中国学生在英语课堂中学习主体地位；文化专制主义对英语学习的影响；英语教师对教学改革的观点；不合理的评价方式；英语教学理论的零碎以及英语教学理论与时间的脱节。 第四部分结合个人教学经验及他人理论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首先，要转变观念；其次，英语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并为他们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打下基础。第叁，应该坚持变化的、多元的、及全息发展的评价方式;第四，教材的质量要提高;第五，在新的形势下，教师应采取正确的态度;第六，英语教育应当被给予更多的自由空间;最后，应构建完整的英语教学理论。 文章结尾指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应该扬长避短，在坚持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尽力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
田谧[8]2017年在《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发展史研究（1840-1937）》文中研究说明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商业总体上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商业教育更是被排除在正统的学校教育之外,只能以家庭教育和学徒制形式得以延续并缓慢发展。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小农经济遭到破坏,近代工商业出现并逐步受到重视,学校商业教育才在中国出现并发展起来,并最终纳入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之内。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从产生到发展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阶段、成型阶段、制度确立阶段以及进一步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都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从横向看,社会政治变革、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政府的商业政策,都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从纵向看,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从萌生以后,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在办学层次、教学内容、管理体制等诸方面不断完善和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为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发展商务”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在缺乏近代商业学科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商业知识教育杂糅于外语教学内容中,洋务学堂、教会学校中的商务英语教学成为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嚆矢。其中,张之洞在自强学堂中开展的商业教育活动是洋务派进行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典型案例。甲午战争结束,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并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和“恤商惠工”的新型观念,催生了正规的高等商业教育机构的崛起。这一时期在南京建立的江南储才学堂所进行的商业教育活动,从教学层次与科目等方面来说,已具备诸多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特征,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逐步成型。维新运动失败以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迫使清政府再次启动全面改革,开始“新政”。“新政”期间清廷不仅通过建立近代商业行政管理体制,制定各种保护商业发展的法律规程,鼓励成立各种商会组织等手段促进“重商政策”的落实,还在壬寅癸卯学制中确立了商业教育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制度的确立。民国成立以后,国体政体的变更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及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近代性的工商业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促使高等商业教育不断改革和发展。经过民国初期在实业教育变革带动下的初步改革,到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实施,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彻底实现了制度的现代化,从此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工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政府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到抗战前,高等商业教育无论是在数量规模还是在教学质量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梳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中国高等商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具有制度化不断增强、借鉴性和本土性同时并存、受商业政策与商业发展状况影响明显等特点。其成就主要表现在逐步形成了完整教育体系、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与城市发展相互促进等方面,同时也存在办学经费的匮乏、区域发展不均衡等明显的局限。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办好高等商业教育,必须坚持办学特色、鼓励民间投资办学、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特别是国家要制定政策鼓励商业发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高等商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何泽[9]2017年在《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行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英语教育被高度重视同时却低效重复一直是英语教育的一大顽症。如何破解这一顽症,凸显为当前英语教学和研究中的紧迫问题。前期相关研究将导致上述顽症的原因聚焦于:英语学习功利化、英语教学工具化、英语教育缺失人文性等。本研究认为:发展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有助于破解英语教学低效重复这一顽症;尤其是将文学阅读作为提高英语阅读能力的核心,它将有助于提升英语语言能力、养成英语思维方式,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人文素养、陶冶人格品质等。本研究主要采用教育行动研究方法,研究问题是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如何采用文学作品以及效果如何,整个行动研究历时近五年,研究对象是N市两所重点中学F中学和X中学共535名学生。行动研究共分为叁轮:第一轮是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的尝试和摸索阶段,主要聚焦于文学阅读的课堂教学;第二轮是调整和改进阶段,主要聚焦于文学阅读的课程建设;第叁轮是提升和应用阶段,主要聚焦于复习教学中的文学阅读。除行动研究外,本研究还结合了反思性研究和发展性研究。反思性研究是针对叁轮行动研究的总结和反思;发展性研究所探讨的是高中文学阅读的前景及其质量提升问题等方面。本研究结论主要为:1.通过行动研究,探讨了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实践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模式,并提出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的四种课堂教学模式:任务展示课、综合分析课、读写实践课、影视表演课及其相应的操作策略。2.建立了适合校情的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的课程体系,提出文学阅读课程必修和选修结合的课程框架,并提出"文学圈"阅读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高阶思维能力。3.通过调查、访谈、个案研究等方法,论证了高中英语文学阅读的实践能显着提升学生的读写能力和阅读素养,而且它还具有特殊的思想、人文等诸方面的课程价值。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为:1.拓展了高中英语课程资源。现行高中英语教材更新速度较慢,内容缺乏经典的完整的文学语篇。本研究为课程阅读教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有力拓展了现有高中英语课程资源。2.建构了本土化的阅读教学模式。本研究中"文学圈"模式、群文阅读、持续默读等等阅读模式在国外文学课教学中已经流行多年,本研究借鉴这些理念,建构了适合我国高中生的阅读教学模式、并且在阅读选材和文学阅读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究性研究,在"外国经验"的本土化进程中实现了自我创新。3.探索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机制。本研究几乎与国内"核心素养"研究大环境同步,实施文学阅读过程中,尝试把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作为英语学科的教学目标,在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中寻找培养学科核心素养的触发点、关联点和结合点,探索了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品质和文化品格的可行路径。综合来看本研究对于改进英语课堂生活质量,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实现学科育人,从而实现从英语教学到英语教育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瑞杰[10]2006年在《论我国高中英语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文中提出“国际理解教育”是国际社会重新给予高度重视的教育理念,因为彼此理解、彼此尊重是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所缺少的和迫切需要的基本价值观。英语教育是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高中阶段又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对学生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关键时期,所以说,国际理解教育是高中英语教育不可忽视的重大任务。在高中英语教育中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是不仅要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国际理解的知识,培养学生进行国际理解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形成理解国际社会,关心和宽容异国文化的国际精神,即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的态度。论文以国际理解教育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从高中英语教育的视角反思当前我国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人类的和平愿望、国际社会的发展、全球本位道德教育的体现及“地球村”的形成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国际理解教育产生的社会背景。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得出“国际理解教育是指世界各国在世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背景下和国际社会组织的倡导下,以增进世界各国的共存与和谐,共同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为目的,以‘国际理解’为理念而开展的教育活动,旨在发展学习者的国际理解知识、能力与态度。”第二部分在分析我国以往高中英语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和高中英语教材的基础上,指出国际理解教育是高中英语教育的重要内涵并在知识、态度、能力等方面提出了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第叁部分从我国高中英语教育的现状入手,对我国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缺失进行了剖析,认为重视语言知识灌输、忽视学生交际体验和轻视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是目前我国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是目前我国的高中英语教育中存在着极大的功利主义色彩,另外,
参考文献：
[1]. 基于本土视角的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D]. 陈艳君. 湖南师范大学. 2015
[2]. 我国新时期中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研究[D]. 伍家文. 西南大学. 2009
[3]. 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D]. 丁伟. 浙江大学. 2015
[4].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研究（1978～2008）[D]. 易斌.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5]. 论英语课程的文化品格[D]. 李红恩. 西南大学. 2012
[6]. 文化生态视阈下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调查研究[D]. 吴筱明.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2016
[7]. 中国英语教育发展障碍的文化分析[D]. 刘圣明.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8]. 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发展史研究（1840-1937）[D]. 田谧. 河北大学. 2017
[9]. 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行动研究[D]. 何泽.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10]. 论我国高中英语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D]. 王瑞杰. 河南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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