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语境中的新闻权利——谈舆论监督涉及名誉权的几个法律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名誉权论文,语境论文,法律问题论文,舆论监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闻记者》今年第1期刊登了由京沪两地媒体与法律界人士共同起草的《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新的司法解释建议稿》，引起新闻界和法律界的普遍关注。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诉讼，近年来成了全社会目光聚焦的热点之一。当前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时，涉及侵害名誉权纠纷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媒体的大量败诉①使新闻舆论监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为此，本文试就舆论监督涉及名誉权的几个法律问题，结合实际案例谈一点浅见。一、政府机关、司法机关是否享有名誉权？
我国民事法律规定了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誉权，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是否享有名誉权，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从我国法律体系上进行逻辑推理，似乎国家机关也享有名誉权，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明确的判例。
某报2002年1月26日发表《施暴三年毁田者淫威耍尽，申诉百次举报人公道难寻》的报道，副标题为“C市嵩侨镇荷树管理区村民张某渴求法律保护严惩凶手”，文章(由张某口述，王某执笔)说，被举报人张清买通镇区干部，纠集一伙人破坏张某屋前村道，后来又在张某围墙下强行开圳，遭阻止后又殴打张某，致使张某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三年来，张某到有关部门申诉近百次，但至今仍无结果。广大群众意见纷纷，要求上级责成有关部门处理此案。文章发表后，嵩侨镇人民政府荷树管理区认为该文严重失实，向法院起诉，要求张某、王某澄清事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最后，中院以张某侵犯某镇人民政府的名誉权而判决其败诉，要求其在某报发表更正文章，句向侨镇人民政府赔礼道歉。②
1995年，《民主与法制》发表了《一场耐人寻味的官司》，对某法院作出的一起侵害名誉权案件的审理活动作了纪实性的报道。之后又刊登了8封读者来信，因而被某法院以名誉权受损告至中级法院，最后被判侵害名誉权。这是司法机关直接用审判权对媒体的监督实行限制。
国家机关是否享有名誉权？一般认为，国家机关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是以国家的名义出现，并不是一般的民事主体，而是一种特殊主体。同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强势地位，也很难保证在新闻侵权诉讼中的公正性。如果要充分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就不能认为政府、司法机关享有名誉权，否则公众就不能批评行政与司法行为，媒体也不能充分行使舆论监督，从而窒息言论自由。同时，如果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因公民或新闻媒体对它的批评用语尖锐就提起侵权之诉，那么公共权力就会异化为国家机关的特权和专权，最终影响民主制度的建设。只有保护公民社会对权力机关批评的权利，才能有效地抑制权力的滥用。
当然，面对舆论监督，权力机关自有说明情况的权利。因此在新闻法制建设中，就舆论监督的具体内容，权力机关可在相当的版面上进行答复与说明。
二、关于“公众人物”的名誉权
据媒体报道，陕西志丹县数人因一条短信被处分，其中4名科级干部被免职。据称，该短信有辱骂政府机关领导干部内容。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李某、孙某编发并传播此条手机短信，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该短信流传后，严重地损害了他人的人格和名誉，已触犯《刑法》，涉嫌诽谤罪，被依法逮捕；刘某被刑事拘留。这类案例涉及到一个话题：公众人物的名誉权。
一般而言，“公众人物”指政府官员、明星、名运动员、名作家等，他们通常对社会的影响力要远高于一般的人。对于公众人物名誉权是否受到限制，目前在我国法律中并没有“公众人物”的概念，我们仍以舆论监督中政府官员的名誉权展开讨论。政府官员的概念应包括在各级政府中工作、以纳税人的税款作为薪金的公务员，还应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他们被各级组织部门任命为科、处、局级干部)。事实上，许多企事业单位，甚至一些社会团体的主要人员，都是公务员编制，或者行使的是公务员的职能。因此笔者认为，各级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只要是政府委任的官员，对国有单位的资产、人事有实际控制权的，均应视为“公众人物”。
在社会生活中，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公众人物，由于对社会大众具有影响力而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因此必须取得公众的信任。同时，公民知情权的获取和满足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公众人物是人们行使知政权、知情权不可回避的人物；媒体行使舆论监督，必然也会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的运行状况和公职人员的操守和品行。因此在民主制度建设中，公众人物的名誉权要作出一定的限制，这也是世界各国新闻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通行做法。在范志毅诉媒体名誉侵权案中，“公众人物应容忍正当舆论监督造成的轻微损害”被写进了判决书，这是对舆论监督最大的司法保障，也是“公众人物”概念深入人心的体现。因此，“公众人物”的概念应该进入相关司法解释中。
三、关于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侵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在新闻实践和司法审理舆论监督侵害名誉权的纠纷中，对新闻事实的“真实”有着不同的认识。
事实可以分为客观事实、法律事实和新闻事实三种。客观事实是一种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客观存在，它因时过境迁而无法完全复原；法律事实则是可以在司法程序中被证据证明的、形成法律关系的事实，它也许由于“技术”原因而并没有复原客观事实，但从法律程序上是法庭认定的“事实真相”；而新闻事实则是记者看到的客观现象，也许是客观事实中的事实，但新闻事实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客观事实。新闻记者对新闻事实的理解是属于一种认识范畴，而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是属于一种存在范畴。
司法审判强调的是法律事实，而在民事纠纷中取得说明事实“存在过”的证据，只有法官等依职权可强制获取。而新闻采访由于缺乏法律赋予的强制力，获取的只是记者看到的事实，它体现为一个不断通过调查、判断接近事实真相的过程。因此记者看到、采访到的事实未必就是法律事实，而讲求迅速及时的新闻报道也不可能一步接近客观事实。因此，司法审理中根据新闻工作的特点来把握事实的“基本真实”，就显得至关重要。
2004年10月19日，《北京青年报》刊登报道，披露山东兖矿集团驻上海联络处党总支副书记秦淑苓，因举报该集团联络处主任王某而遭报复。王某认为报道失实，在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北京青年报》和秦淑苓停止侵权，并赔偿精神损失3万元。
笔者旁听了案件的审理，此案庭审争议焦点之一就是：新闻事实是否必须是法律事实。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应达到何种程度。王某认为，《实名举报上司》一文指责他恶意报复举报人，引用的是秦淑苓的一面之词，甚至捏造一定情节而缺乏有力的证据和事实来支持，因此内容严重失实。
《北京青年报》代理人则指出：法律真实是在司法程序中可以被证据证明的事实；而新闻真实是记者了解到的事实，它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报道应当追求客观真相，不得捏造虚构，但由于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对其报道的真实性，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完全吻合。代理人认为，《实名举报上司》一文记者的写作，建立在举报和实地采访基础上，不仅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且所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兖矿集团有关领导也表示，报道只是在个别细节上有点出入，因此该报道是真实的。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2003年12月，兖矿集团党委对王某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企业359万元直接损失，以及弄虚作假、违反招标规定等，给予处分。王某与秦淑苓因举报问题多次发生纠纷，秦向《北京青年报》投稿，该报派记者采访报道。法院认为，公民有权把真人真事作为新闻素材提供给新闻媒介，新闻媒体也有权在审查核实有关新闻事实后进行报道、发表评论。《北京青年报》刊发的有关报道虽部分用语不当或不妥，但综观全文，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据此，法院作出不支持王某诉请的判决。③
众所周知，舆论监督权利不是行政权力的延伸，舆论监督也不是司法机关的“办案”。舆论监督权与司法、行政权力各有其功能：司法、行政作为公权力具有强制性，具体表现为追惩于事后；新闻舆论监督虽无强制性，却有警示、教化于前的功能，因此不能要求其报道的“新闻事实”与“法律事实”完全一致。
笔者认为，在新闻舆论监督中把握几个原则：一、记者的写作有客观真实的信息来源，如投诉、举报、情况反映等。二、记者进行实地采访，核实有关投诉内容，并在报道中充分反映双方的意见与态度、权威部门的观点。三、报道的内容完全是记者看到的事实，记者在投诉、举报的基础上进行实地采访，将自己看到听到的事实客观地写下来，这一过程就是记者对新闻事实的证明过程。总而言之，“基本真实”只能是新闻事实。舆论监督作为权利对权力的制衡，在了解事实真相中必然会遇阻碍，媒体只能尽可能地去接近事实真相，报道新闻事实往往是一个过程。
四、新闻媒体的特许权
2003年5月，某派出所在一次突击查处倒票人员的行动中，查获了两名正在倒票的男女，女的自称“宋某某”(其实姓魏)，公安部门向媒体提供了“宋某某，女，26岁，住在A县金塘乡黄花村(无身份证)，宋某某自称与项某某(男，27岁)是夫妻”的材料。某报报道后，A县金塘乡竟确实有个未婚女青年宋某某，是该乡电话总机的话务员，为此受到一些人的讽刺嘲笑，并叫她“票贩子”、“项师娘”等。宋某某为此以名誉权受损向法院起诉某公安局和某报社。2004年3月，某公安局与某报在这起名誉侵权案中被法院判决败诉。法院认为，A报盲目发稿，内容失实，侵犯了宋某某的名誉权。但问题是，媒体在这起案件中核实报道内容，除了权威的公安机关以外，还能向谁去核实？当真正的宋某某出现后，媒体只要说明情况，进行相应的报道即可，并不存在名誉侵权的主观故意，报社显然不构成名誉侵权。
媒体不以其正当的舆论监督遭到事后的追诉和惩处，这是法制国家对公众知情权所赋予的法律保障，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时应享有最基本的权利。基于新闻工作的特殊性，证明新闻报道的“基本真实”，应以报道的信息源、记者核实的行为以一般人认识判断可以合理相信为标准。相关司法解释还应规定媒体有采访特许权，被访对象没有正当理由，在媒体申请采访后仍然拒绝采访的，媒体可通过司法救济手段，审查政府部门或其他组织拒绝采访理由的合法性。司法机关拒绝采访，媒体可向上一级司法机关提出申诉。个人、法人如拒绝采访，应承担由此而来的不利后果。
新闻媒体的特许权的底线应该划在哪里？参照法制国家的一些做法，笔者认为媒体的免责特许应包括以下一些内容：第一、媒体行使舆论监督与公共利益有关，包括有关政府和公众人物的报道；为了公益目的的报道；犯罪及其审判的报道，因其涉及公共利益，一旦案件发生，公安与司法部门对媒体的采访有配合的义务。第二、记者的报道尽管事后被证实与事实不符，但只要记者证明自己并无恶意，有充分的信源，也可以免责。第三、公正评论。包括被评论的事实基本真实或有充分理由相信其为基本真实；评论的对象与公益有关，为一般公众所关注。第四、权威部门提供的信源与事实不符，新闻媒体也可以免责，本节开头所举一例就宜如此。
笔者在新闻侵犯名誉权的讨论中，将这一话题置于媒体的舆论监督背景下，是希望讨论者多考虑大众媒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中国新闻界在行使新闻权利中遭遇的困境，除了新闻法制还不完善之外，从根本上说是新闻权利遭遇文化的传统语境，这不仅是一个立法的问题，更是与法律文化有关。公众的“知情权”、“民主制度建设”和“新闻舆论监督”这些名词，在中国的出现大概也就是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些观念和规则大多是“移植”，而不是在民族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必然会遭遇文化认同的考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界对法律信仰的缺失，源于对现实中“有法不依”的苦恼和困惑，这事实上是法律遭遇文化形态的深层问题。中国新闻界面临的困境，其实是有关权力的监督、公众知情权、新闻自由等的正当性，放在了传统文化语境中。因此，传统语境中的新闻权利，不仅有待于新闻法制的完善，也有待于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对中国文明价值和文化的梳理、批判、完善和超越，使法律在全新的语境中确立大众媒体的权利和社会责任。
注释：
①陈志武在《媒体言论的法律困境——关于新闻侵权诉讼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披露：据统计，近几年来，我国因舆论监督引发的新闻官司已达上千起，新闻界的败诉率在69.23％。参见怀效锋主编：《法院与媒体》，法律出版社2006年9月版
②周旭文主编：《名誉侵权纠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1月版
③参见2005年6月17日《解放日报》报道《“实名举报上司”引发名誉权纠纷》和2005年12月2日《解放日报》报道《部分用语不当未构成侵权，王某诉北京青年报被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