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姬“千馀堂书”与“明史183号艺术手稿”关系考证_明史论文

黄虞稷《千頃堂書目》與《明史#183;藝文志稿》關係考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千頃堂書目论文,黄虞稷论文,關係考實论文,文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史·藝文志》纂修過程的曲折，不僅表現在整個編纂過程中先後有尤侗、黄虞稷、徐乾學、張玉書、王鴻緒、張廷玉等學者參與其中，也表現在修《明史》的每一個階段，《藝文志》都在繼承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有所改變，甚至形成相差甚大的作品①。

       在《明史》纂修初期，學者黄虞稷曾在康熙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間(1681-1689)，在史局以布衣身份參修《藝文志》，編纂了《明史·藝文志稿》(以下簡稱《志稿》)。《志稿》不僅網羅有明一代著述，且附有南宋淳熙以後及遼金元四朝藝文。但殊爲可惜的是，《志稿》後來竟失傳了②。今天，我們能够看到的是黄虞稷另一部與《志稿》十分相似的書：《千頃堂書目》(以下簡稱《千目》)。盧文強就曾用《志稿》校治過《千目》，並寫有大量的校勘記。《千目》與盧氏校語也成爲尋求《志稿》面目的唯一依據。

       實際上，黄氏的《明史·藝文志稿》尚存人世，筆者在校理國家圖書館所藏抄本《明史》四一六卷中的《藝文志》部分時③，發現抄本《明史·藝文志》即相當於《志稿》中的明代著述部分。(根據《續修四庫全書》的署名，爲方便論述，以下簡稱爲萬本《明史·藝文志》)同時，我們又從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獲得抄本《明史·藝文志》殘本一部，經日本學者及筆者考察，即爲失傳的黄虞稷史館上呈稿《明史·藝文志》。現據所發現，分别論列如下：

       一、《志稿》殘本與主體内容之發現

       首先，國家圖書館所藏抄本《明史》四一六卷中的《明史·藝文志》從内容上看，相當於《志稿》中的明人著述部分。此抄本《明史》，多數學者認爲是成書於康熙年間的作品，如謝國楨先生所言：“傳抄極舊……或者康熙時初修四百一十六卷本也。”④學者進一步研究，認爲該四一六卷本《明史》當爲萬斯同修改稿或是熊賜履的進呈稿⑤。而黄虞稷入史館編《藝文志》就是在康熙年間萬斯同協助徐乾學、徐元文兄弟纂修《明史》時進行的，故《志稿》與萬本《明史·藝文志》在成書時間上應該很近，二者當有一定的關係。

       經比對研究，萬本《明史·藝文志》和《志稿》關係十分密切。李言在其博士論文《〈千頃堂書目〉新證》中對此已有揭表⑥。筆者經過校理該書，也得到了相似的結論：即萬本《明史·藝文志》是《志稿》第一次被删削的成果，所删乃《志稿》中的宋遼金元四朝藝文，所存明人著述與《志稿》幾乎完全一樣。我們的證據是盧文招曾用《志稿》校治《千目》，增補了很多條目⑦，這些條目在萬本《明史·藝文志》相同的文本位置中都能找到，由此可知，萬本《明史·藝文志》與《志稿》不僅内容一致，其排列順序也毫無差别。以上古本《千目》所列盧氏校語爲例，比如：

       1、許復《易衍義》二十二卷，盧校列明。盧校云：黄《志》此皆在明東阜老人之後，而以姚騏爲首，楊幅、許復爲殿。

       2、張元玘《詩經彙解》，此條爲盧補，盧校云：《志》在唐汝諤後。

       3、鄭瓘《禮儀纂通》、《深衣圖說》。盧校云：《禮儀纂通》在《深衣圖說》之下。

       4、胡文焕《文會堂琴譜》。盧校云：《志》在不知撰人下，無姓名。

       5、黄瓚《齊魯通志》一百卷，盧校云：《志》黄在陸後，《明志》同。(筆者按：陸指陸釴《山東通志》四十卷。)

       6、胡融《士風志》，盧校改“土風志”爲“赤城風土志”，並列李漸條後。

       7、卞壺《忠貞集》四卷，盧校云：《志》在謝應芳前。又云：《志》此下接陳鎬以下。

       8、劉一相《詩宿》□卷，下有注：此目系盧氏校補。吴校云：盧本在鍾惺後。

       9、張瑞、張瑄《芸窗父師集》，下有注：此目系盧氏校補。盧校云：《志》在仇遠前⑧。

       這些，檢之萬本《明史·藝文志》，完全相符。

       第二，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所藏抄本《明史·藝文志》即爲《志稿》原書。該書殘，現存八册，内容爲史部、子部及集部的上半部分。封面題“明史藝文志抄本”，旁批爲：清人手寫校訂。正文首頁首行題“明史藝文志”，不分卷，文中多有朱筆批校、墨筆批注。除每册首頁鈐有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藏書印兩枚外，别無其它印記。儘管首尾缺失，但經日本學者井上進先生及筆者考證，此即爲早已失傳的黄虞稷《明史·藝文志稿》⑨。我們的理由是：

       一是從該書現存史、子兩部看，保存了南宋遼金元四朝藝文，這與《千目》的著録是一致的。黄虞稷進呈的《志稿》⑩，的確附有四朝藝文志部分。這既可從倪燦所寫的《明史·藝文志序》中考見，更可以從盧文弨當年親見《志稿》並做校記得以證實。以盧文弨的校語驗證，與日藏抄本《明史·藝文志》完全一致，如：《千目》國史類補金中有“《太祖實録》、《太宗實録》、《睿宗實録》、《海陵庶人實録》、《世宗實録》、《章宗實録》、《衛王事蹟》、《宣宗實録》”八個條目。據吴騫本《千目》(11)，盧氏在此條目上作標記，表示《志稿》所無，查閱日藏抄本《明史·藝文志》(12)，確是没有此八條。又補元中“《元朝秘史》二十卷”條，《千目》原無小注，盧氏據《志稿》補入小注：“《秘史》十卷，續二卷，共十二卷。前卷載沙漠之事，續卷紀滅金之事，蓋其國人所紀録也。其紀年稱鼠兒、羊兒，不以干支。”此也正與日藏抄本《明史·藝文志》同(13)。

       二是拿明人著述部分與萬本《明史·藝文志》相較(萬本《明史·藝文志》和《志稿》的關係已論述如上)，除了字形及少數條目差異外，幾乎完全相同。這些不同之處多由於萬本《明史·藝文志》係對《志稿》的二次傳抄，故因抄寫而誤的情況在所難免。校以史部地理類，發現異文達30多處，其中形似而誤者就有十餘條，如：周易《鳳翔府志》五卷。“易”，萬本《明史·藝文志》作“易”。侯繼高《日本風土記》四卷。“繼”，《千目》同，萬本《明史·藝文志》作“維”(14)。等等。

       其次，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得出，日藏抄本《明史·藝文志》當爲黄虞稷史館上呈本。以日藏抄本《明史·藝文志》中朱筆批注爲例，其中有些批改之處，已經被萬本《明史·藝文志》所吸收，進入正文。如：史部職官類，“范景文《國朝大臣譜》十六卷”條末朱筆補“《南樞志》一百七十卷，張可仕同輯”，“鄭曉《直文淵閣年表》一卷”條末補“《典銓表》一卷”，“黄佐《翰林記》二十卷”條末補“《南雍志》二十四卷、《南雍條約》一卷”，“焦竑《詞林歷官表》三卷”條末補“《京學志》八卷”。這些朱筆補入的條目，《志稿》正文原有，只是分散各處，現被朱筆删去。查看萬本《明史·藝文志》(15)，這些改動之處已入正文。這不僅顯示二者的差異，更證明了這些朱筆校改確是館臣所爲(16)。

       這樣，我們結合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萬本《明史·藝文志》，同時參以盧文弨校語，黄氏《志稿》的全貌基本上可以完全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了。這就爲我們討論《明史·藝文志》編纂的相關問題，提供了新的材料。其中，《千目》與《志稿》二書的關係就是學界尚存在争議的一個問題。筆者以爲藉助新發現的《志稿》原書，可以對此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二、有關《千目》與《志稿》關係論述的梳理

       對於《志稿》與《千目》關係，自清人杭世駿、盧文弨開始就有不同的意見，也爲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各執一詞的材料。加之《志稿》的長期失傳，《千目》在流傳過程中的不斷添改，更增加了後人研究二者關係的困難。總結起來，觀點大致有三：

       一是認爲《千目》早於《志稿》，《志稿》以《千目》爲底本。這個觀點最早的提出者當爲清人杭世駿，而以今人王重民先生的相關論述爲代表。杭世駿曾在雍正九年(1731)從朱彝尊的後人手中購得朱氏舊藏《千目》，其於乾隆十三年(1748)所作跋語中說：“《千頃堂書目》，金陵黄俞邰所輯。俞邰徵修《明史》，爲此書，以備《藝文志》采用。”(17)後來杭氏所藏又輾轉到吴騫之手，吴氏在《重校〈千頃堂書目〉跋》中言之甚明。吴騫在重校是書的過程中發現“堇浦本尚多漏略，疑爲俞邰初稿。復借錢塘盧抱經先生金陵新校本勘補，書既加詳，且多序目，似是史局增修之本”(18)。堇浦本指的是杭氏的《千目》，金陵新校本指的是盧氏用《志稿》校過的《千目》。如此，吴騫和杭世駿的觀點相同，認為《千目》在前，《志稿》在後。

       今人王重民先生《〈千頃堂書目〉考》等文是研究《千目》、《明史·藝文志》編纂等問题很有分量的作品。王先生在《〈千頃堂書目〉考》中就認爲《千目》成書於前，《志稿》承襲於後(19)。此後持此觀點者，皆以王先生此說爲濫觴。此種觀點雖爲學界多數學者所接受，但也一直有不同的聲音。

       二是和第一種觀點相反，就是認爲《千目》晚於《志稿》，因此《千目》並非《志稿》的底本。持此觀點者以清人盧文弨爲早。盧文弨曾在朱文游處得到一部《志稿》，隨即校治了他所藏的《千目》，並得出《千目》晚於《志稿》的結論。盧氏與其弟書云：“黄俞邰有《明史·經籍志》，原稿體例較好。今《千頃堂書目》乃從此出。”(20)此中所說《明史·經籍志》即爲黄虞稷《志稿》。周中孚在《鄭堂讀書記》中“《元史·藝文志》四卷”條下言：“俞邰蓋佐闇公修《藝文志》者，後知史館不用倪稿，因取底本加以增訂，别改其標題爲一書，並非承修《明史》，竹汀誤也。”又在“《宋史·藝文志補》一卷”條下言：“康熙中，議修《明史》，時誾公派修《藝文志》，……今所訂黄俞邰《千頃堂書目》，即取誾公底本而稍增訂之者也。”(21)周氏根據盧文弨的序言，認爲修《明史·藝文志》者爲倪燦，黄虞稷只是輔佐其事，更甚而認爲黄氏的《千目》乃竊取倪書增添而成。可見，他是認爲《千目》要晚於《志稿》的。

       今人也有秉此觀點者，如井上進先生在其《〈千頃堂書目〉和〈明史·藝文志〉稿》文中就檢討了王重民先生的論證，力主盧氏所言。薛新力先生在《〈明史·藝文志〉編撰考》中言：“黄虞稷進館撰《藝文志》稿時，並没有帶着一部《千頃堂書目》來作爲底本，恰恰是他撰《藝文志稿》的過程爲他後來編《千頃堂書目》奠定了基礎。”(22)他認爲黄氏在史館時另有一個草稿，這個草稿是黄氏撰《志稿》與《千目》的基礎。這就進一步淡化了二者之間的關係。李言在其論文中得出了《千目》是由《志稿》等書拼接的合成品結論，並言：“《千頃堂書目》成書在《明史·藝文志稿》後，它的作者非黄虞稷。”(23)

       第三種觀點是認爲《志稿》與《千目》是同一本書，只是以不同的名字流傳。這就和周中孚的《鄭堂讀書記》以及他替蔣汝藻所作的《慈雲樓藏書記》相似，只不過是分開别行罷了。如來新夏先生在其《古典目録學》中說：“此稿於康熙二十八年修成並上交明史館後，還以《千頃堂書目》爲名行世。”(24)來先生在《邃谷文録》中也說：“《明史·藝文志》始由目録學家黄虞稷撰著，以紀一朝著述，書成後曾以《千頃堂書目》之名行世。”(25)李雄飛《〈明史·藝文志〉述評》中說：“(黄虞稷)以《千目》爲基礎，又參考了官、私藏書目録及地方文獻，以十年之功成稿，一份以《明史·藝文志稿》之名呈交明史館，另一份以《千目》(三十二卷)之名行世。”(26)

       此外，李慶先生認爲《千目》與《志稿》並非一般想象的那樣相差無幾，《千目》與康熙二十八年(1689)由徐乾學上呈的《志稿》並不是一個東西，二者有一定的差異。《志稿》並非只出於黄虞稷一人之手，從它的產生，到定稿，其中經過不少變化(27)。

       三、以往研究《千目》與《志稿》關係方法的檢討

       爲條件所限，王重民先生主要從朱彝尊《經義考》所徵引的黄氏書目來論證《千目》與《志稿》的關係。王先生首先證明二者的確不是一本書，接着便提出時間先後的問題，他說：“我們知道《明史·藝文志稿》和《千頃堂書目》的確不是一部書了，第一步應該討論的是：這兩部書都是一人所著，而内容又是百分之九十九相同，恐怕只有成書的先後問題。那麽，是《明史·藝文志稿》在先呢?還是《千頃堂書目》在先呢?”(28)他論證的主要方法是列舉出《經義考》中所徵引的一些條目，見於《志稿》而不見於《千目》，從而可據以確定《千目》是初稿，《志稿》是增訂稿，《千目》在先，《志稿》在後。

       近年來，一些研究者開始關注萬本《明史·藝文志》，並引入到對《志稿》與《千目》之間關係的探討中。李言的論文在此方面做了很好的嘗試。文中通過萬本《明史·藝文志》與《千目》的比對，也得出《志稿》與《千目》相似度極高的結論。並詳細列舉萬本《明史·藝文志》與《千目》的某一類中條目及小注的多寡，得出和王重民先生相反的結論，即《千目》成書在後，《志稿》成書在前。

       首先，我們要肯定《志稿》與《千目》的確有密切關係。據我們對萬本《明史·藝文志》中《易》類條目的比對，發現在近二百個條目中，絶大多數的著録是相似的，更有條目(包括小注)完全一樣的多達187條。這也就印證了清人及王重民先生等人的判斷，二者的確是關係密切的兩部書。這樣我們方可以進一步檢驗王先生等人論證的方法。抛開最終的結果，我們發現，他們都是根據《志稿》和《千目》的比對而顯現出數量上的多寡來得出結論的。可是，我們要問的是：通過一些書目的有無來判斷或者通過某一類中條目小注的多寡來判斷孰先孰後，真的可以是有力的證據?

       先說條目的多寡，盧文弨在用《志稿》校理《千目》時，曾增補條目達432條(29)，這些都是《千目》原無的。在這些條目中，屬於經部的有59條(其中包括宋遼金元四朝藝文)。我們將萬本《明史·藝文志》與《千目》的經部明人部分進行比較，得出的結果是《千目》中有75個條目是萬本《明史·藝文志》所無的(30)。單就《易》類而言，萬本《明史·藝文志》有、《千目》無的條目有13條，《千目》有、萬本《明史·藝文志》無的條目有18條(31)。雖說二者有無的條目數量略有差異，但似乎不能形成一個差距十分巨大的對比，來說明誰比誰更早。至於《千目》的地理類、别集類條目明顯地多於《志稿》，是另有原因，更無從比對。因此，王重民先生等用條目的多寡，來證明二書孰先孰後，不是特别有力的證據。

       那麽，條目下的小注呢?它們之間的多寡，是否可以構成一個有力的證據呢?且不說盧文弨用《志稿》增補《千目》432個條目中，就有300多條是有小注的。我們就其中一些類目的小注進行比較，發現同一類目下相同條目的小注多寡也不盡相同。對比懸殊巨大的如：《春秋》類、三禮類中，《千目》優於萬本《明史·藝文志》的小注分别有39、40個條目，而萬本《明史·藝文志》優於《千目》的小注幾乎没有。對比懸殊稍小的如：《易》類、《書》類中，萬本《明史·藝文志》優於《千目》的小注分别有28條、7條，《千目》優於萬本《明史·藝文志》的分别有45條、12條。而《志稿》小注優於《千目》的也不在少數。如史部編年類、雜史類、史學類、食貨類，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優於《千目》小注分别是10條、11條、7條、5條，《千目》優於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小注分别是3條、5條、3條、1條。子部雜家類、小說家類，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優於《千目》小注分别是12條、17條，《千目》優於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小注分别是6條、13條(32)。

       同時，當分析這些小注的性質時，我們會發現《千目》多出《志稿》的小注，有近一半是介紹所著録條目的内容、序跋。而在《志稿》多出《千目》的條目中，這些内容極少。甚至整個《志稿》中言及“某年序”的，除了帝王御製、敕撰之書外，真是極爲少數(33)。這不由得使我們進一步思考，以小注的多寡來判斷成書先後，在這裹，真的可以麽?考慮到史體尚簡、私目尚繁的原則，聯繫到整個《明史·藝文志》的编纂過程，我們發現，實際上呈現的是不斷精簡的一個趨勢，《志稿》中所附的四朝藝文被删去了，王鴻緒《明史稿·藝文志》、殿本《明史·藝文志》條目較之《志稿》大減，小注幾乎全無。那麽，這些“某年序”之類的小注，是否也在有意删削之列呢?從這方面考慮，可以說以條目小注的多寡來判斷二書成書時間早晚，既無法形成强有力的證據，也很值得商榷。

       井上進先生雖然認爲在文字正誤、小注詳略有無上，《志稿》優於《千目》，但他把原因歸結爲形似而誤、書賈任意删減所爲。他一是舉出一些《千目》與《志稿》有異的條目，證明前者著録爲正確；二是舉出《志稿》别集類小注中有個别“國初”字樣，尚存遺民情緒，而在《千目》中皆改作“明初”，認爲這些都能證明《志稿》爲先，《千目》後成。這些論斷皆欠周密。我們僅以二書易類條目作比較，就發現《千目》有4處有關人物中舉的年代著録錯誤，《易經安玩錄》作者王大用，《千目》作弘治乙丑進士，《志稿》在王氏《聖學一貫》條小注作正德戊辰進士；《易酌》作者刁包，《千目》作崇禎中舉人，《志稿》刁氏《斯文正統》條小注作天啟丁卯舉人；《雪園易義》作者李奇玉，《千目》作天啟壬戌進士，《志稿》作崇禎戊辰進士；《易經疑叢》作者楊瞿崃，《千目》作萬曆甲辰進士，《志稿》作萬曆丁未進士。這些經考證，皆是《志稿》正確，而這顯然不能歸爲形似而誤的原因。井上進先生所舉的第二個證據，實則不僅《志稿》有少數“國初”字樣，《千目》亦同。如《千目》别集類三條：孫炎《左司集》小注：“字伯融，句容人，國初辟行省掾。”宋訥《西隱集》小注：“元季官鹽山知縣，國初徵爲國子助教。”王褘《華川前後集》小注：“字子充，義烏人，國初徵爲中省掾。”(34)等等。由此可見，這也不足以說明問題。

       至於認爲《千目》與《志稿》是完全相同的兩本書。從我們比對中可知，二者雖關係密切，但却又不完全相同。從嚴格意義上講，二者是不能等同的。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主要依靠文獻記載來辯論二者之間的關係，甚至也提出與王重民先生不同的意見。可是，同是見到且校理過《志稿》與《千目》的清人杭世駿與盧文弨就有不同的看法。那麽，除非有更合適的理由來解釋二人觀點相左的原因。否則，簡單地忽略或否定一方似乎也欠說服力。

       四、新的論證

       (一)

       考慮到《千目》與《志稿》關係雖然密切，但又並不完全是兩部相同的書，再加上《千目》在後世流傳的過程中多有增補、《明史·藝文志》的編纂是一個變化甚大的過程，就不難理解單純地依靠條目及小注的多寡，是不能很好地解決它們之間關係的問題。筆者以爲，比起關注兩書之間一些信息的有無，考察它們對相同信息的不同歸置處理，反而更能很好地說明問題。實際上，《千目》與《志稿》很多相同的條目在排列次序與所屬類目上的確存在着差異，這就爲我們進行比較，從而說明《千目》與《志稿》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可能。

       在此，我們順便要附說的是《志稿》與《千目》的版本。據張明華先生分析，《志稿》現在已知的至少有三個抄本，即黄虞稷在史館的上呈稿、朱文游藏本和朱彝尊藏本(35)。我們已經證明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就是黄虞稷在史館的上呈稿。很顯然萬本《明史·藝文志》和上呈稿是一致的。同時，盧文弨《千目》中的黄《志》校語與日藏抄本、萬本《明史·藝文志》也十分一致，而盧氏用的是朱文游藏本，可見上呈稿與朱文游藏本也十分接近。至於朱彝尊藏本，朱氏的《潛采堂書目》第四“獨”字號著録“《藝文志稿》十四本”(36)，其《經義考》内多引“黄虞稷曰”，其中既有《千目》的内容，也當有《志稿》的内容(37)。

       至於《千目》的版本，稍涉複雜。此處僅略述幾個現存較早的本子。《千目》在清代没有刻本，皆以抄本的形式流傳，甚至到清末學者都難得一見。章鈺曾給繆荃孫的信中說：“《千頃堂目》爲《明史·藝文志》所本，最關考訂，皆聞名而未見，如能設法借示，尤爲切盼。”(38)可見一斑。現在可知，存在較早的本子是朱彝尊藏本，朱氏所藏後來被杭世駿從朱氏後人手中購得。杭氏藏本後又被吴騫所收藏，此由鮑廷博從苕商手中代購的。需要指出的是，此《千目》流傳過程中，並非一成不變，杭世駿、吴騫等都曾做過增補。吴騫還過録了盧文弨的校語。此書現藏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的研究者頗不易見。所幸的是國内有鐵琴銅劍樓藏常熟王振聲用知不足齋抄本迻録盧文弨、吴騫本。又近年，《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甲庫善本叢書》據膠卷予以影印吴本原書，但缺第二十四卷，且校語多有模糊之處。另外較早的本子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千目》，成書於乾隆年間，是書前提要末云：“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39)此書爲浙江巡撫采進本，杭世駿即是浙江人，可見該本和杭氏當有很大的聯繫。又考杭世駿所作《千頃堂書目跋》在“戊辰六月”，爲乾隆十三年(1748)。《四庫》本《千目》中已經把杭世駿的增補内容吸收進去。至於盧文弨、吴騫的校語，出現較晚，没能采入。但是，《四庫》本《千目》，和其它徵入《四庫全書》中的書命運一樣，凡有違礙之處多有篡改，如凡錢謙益的作品，皆去其姓名。當然訛脱誤衍等問題更不在少數，在此不再詳细叙述了。

       用吴騫本、《四庫》本《千目》與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萬本《明史·藝文志》比對，發現很多錯誤是相同的。這些錯誤之處又可分爲因原本誤而誤與因形似抄寫而誤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比如鄭期楨《尚書揆一》，吴騫本、《四庫》本《千目》同。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四“尚書揆一”條所言“明鄒期楨撰”(40)。可知“鄭”字爲“鄒”字之誤。再比如聞人銓《飲射圖解》一卷，吴騫本、《四庫》本《千目》同。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四“南畿志”條、殿本《明史·藝文志》及《經義考》“飲射圖解”條，可知“銓”字當做“詮”。還比如車爾正《漕河總考》四卷，吴騫本、《四庫》本《千目》同。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五“治河總考”條，可知作者當爲“車璽”。如此情況，不爲少數。由此也可見《四庫》本《千目》所出現的這些錯誤，並全非四庫館臣、抄手的手誤，當是因其底本而誤。

       這樣爲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我們就同時取吴騫本、《四庫》本《千目》與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萬本《明史·藝文志》相較。經筆者比勘，發現兩書一些相同條目所屬類目有所差異，同一類目中相同的條目位置排列有所不同，如果這些不同之處，整體上有明顯的優劣之分，以後出轉精的一般規則解釋，似乎可以說明孰先孰後的問題。下面我們依次論證。

       (二)

       在《志稿》與《千目》中有些相同條目分屬不同的類目，整體上前者優於後者。對於群書分類的作用，章學誠曾說：“蓋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41)群書分類能够起到這樣作用，前提是對所著録的每一部書按照内容進行正確的歸類。《千目》與《志稿》四部之下的小類變化甚小，最主要的區别是排序的不同(42)。在没有產生新的小類的情況下，對於一些條目所處類目的調整，顯然编纂者有所考慮。此種差異，盧文弨用《志稿》校理《千目》的時候，多有言及(43)。我們現摘出上古本《千目》所出的盧氏校語與此相關的一些例子：

       1、劉誠《風雅遺音》，此目又見集部總集類詩，盧校云：《志》入總集。

       2、《大明集禮》五十三卷，盧校云：《志》入儀注，作五十卷。

       3、《經義模範》一卷，盧校云：《志》入志舉，乃明楊盛著。

       4、李長春《纂修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録》十四卷，盧校云：《志》入編年。

       5、朱右《三史鉤玄》又《歷代統記要覽》，盧校改列此目入編年類王行後。

       6、《太祖御製爲政要録》一卷，盧校云：《志》太祖御製尚有八書，今七書見儒家，惟《宗藩永鑒録》未見。

       7、《大明會典》一百八十卷，盧校云：此前又有六條，《志戒》、《臣戒》入刑政，《君鑒》等三條入儒家。《歷代公主録》未見，今補後。

       8、刁包《辨道録》四卷，又《潛室劄記》二卷，盧校包下有《斯文正統》十卷……並云：《志》在此，不當入接總集。按此見集部總集類文。(44)

       在這些校記中，盧氏極少像第8條那樣對所發現的歧異現象表示態度。通過認真校勘，盧文弨得出“原書體例甚好”，而《千目》“雜亂無序”的客觀結論(45)。但他對於《志稿》與《千目》之間關係的推論却違背了邏輯。他失誤的原因主要是對於《千目》地理和别集兩類有很多條目多於《志稿》，却又十分雜亂，而無法理解產生的。盧氏甚至認爲是商賈所爲，更不符合事實。這個下面還將論及。

       那麽，對於這些分類不同的條目，有無優劣之分呢?我們就《志稿》史部職官類、故事類條目與《千目》相應的類目進行比較，發現雖多是相同，但分歧之處亦是不少。現就明顯者列出，予以歸類，作專門分析：

       第一，一些條目在《志稿》中屬於職官類，但在《千目》中屬於故事類。

       這些條目按内容，又可以分爲以下幾類：一是軍政書目，有李化龍《邦政條例》十卷，譚綸《軍政條例類考》七卷，《軍政條例》七卷，《兵部會議揭帖》一卷，《軍政事例》六卷，《軍政條例摘抄》十卷，《武選司邦政條例》十一卷，陳夢鶴《武銓邦政》二卷(46)。《操練軍士律》一卷又《軍法定律》一卷，楊紹芳《清軍條例》又《刷卷事例》，傅鶚《軍政類編》二卷(47)。二是馬政書目，有楊時喬《皇明馬政記》十二卷，汪宗元《馬政條例》，蔣宗魯《牧政事宜》，何熊祥《馬政事宜》(48)。三是驛傳書目，有《天下都司衛所》一卷，《驛傳事例》，《兵部續議驛傳事例》(49)。

       “故事”一類，《隋志》稱“舊事”，其後，《舊唐書·經籍志》、《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皆列有此類。但在著録内容上却有不同。《文獻通考》卷二百一於“故事類”言：“師古之學，當世之要務。隋唐載故事數十家，皆臺閣府署舊制及諸遺風曩跡之事。”(50)可見，故事主要記載舊日的典章制度。但由於此類往往出現類分不準、類涵不確等問題(51)，到了《四庫全書總目》中，就把此類給去掉了。職官類，《隋志》即有此類，以後官私目録皆有著録。《隋志》於“職官類”言：“古之仕者名書於所臣之策，各有分職，以相統治。《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今《漢書·百官表》列眾職之事，記在位之次，蓋亦古之制也。”(52)可見職官類主要講述一代列官封爵之原則和概況，到了《四庫全書總目》在職官類下又辟爲官制、官箴兩小類。如《唐六典》、《麟臺故事》等書講職官制度的，而《官箴》、《百官箴》等書是講爲官準則的。

       《千目》、《志稿》二書故事類包含了眾多小類，内容有宗藩、賦役、漕政、海政、湖政、荒政、茶馬、關志、船政、謐法、登科、屯田、鑒古録等相關條目。《千目》中這些軍政、馬政、驛傳的條目在《志稿》中屬於職官類。《志稿》此種歸類，又被殿本《明史·藝文志》所承襲。我們已經知道《千目》與《志稿》有密切的關係，而後出的殿本《明史·藝文志》更是在參考《千目》、《志稿》等書的基礎上編修而成。以上所舉條目，如果與殿本《明史·藝文志》中所屬的類目相一致。那麽，相一致的自然產生較晚。因殿本《明史·藝文志》條目遠少於《千目》、《志稿》二書，故我們只能盡舉其所收條目，餘可類推。第一類軍政書目李化龍《邦政條例》、譚綸《軍政條例類考》、陳夢鶴《武銓邦政》，殿本《明史·藝文志》列爲職官類，與《志稿》同。第二類馬政書目，殿本《明史·藝文志》收有《馬政記》、《太僕寺志》、傅鹗《軍政類編》，列入職官類，與《志稿》同。

       再者，我們從整體上觀察二書在職官、故事兩類上所收條目。在職官類中，俱列有六部職掌的書，比如李默《吏部職掌》四卷、《户部職掌》十三卷、《兵部四司職掌》等。《千目》中隸屬於故事類的軍政條目，在《志稿》中歸爲職官類，當是編纂者試圖把這些條目歸屬於六部職掌這個更小分類中。這樣整體上會更和諧。

       另外，我們還可以對這些書的性質、内容進行分析。如《軍政事例》，據《明經世文編》卷二八八載是書《序》，可知該書的編寫是鑒於國家承平日久，軍制廢弛，相應的條例散見各處，不能很好的解決現實問題。故編者“究觀典章，博采群情、時事，參酌成書”(53)，使從事於此事者，有所依據，“嗣有是責者，循是而行之，則事各有稽，立可就緒”(54)。再比如楊時喬《馬政紀》，此書列於《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軍政之屬。其内容爲“紀明一代馬政，上起洪武元年，下至萬曆二十三年，分十有二門”(55)。可見，《志稿》把這些有關制度的書歸於職官類，似乎更加妥當。

       第二，一些條目在《志稿》中屬於職官類，但在《千目》中屬於政刑類。

       這些條目有汪天錫《官箴集要》二卷，《明職》一卷，《官常政要》十四卷，謝鐸《宰輔沿革》，王萁《仕範》，胡拱辰《文武學則》，張選《作縣事宜》，殷近仁《蒞政誡銘》四十二篇(56)，等等。

       《隋志》於“政刑類”言：“刑法者，先王所以懲罪惡、齊不軌者也。《書》述唐虞之世，五刑有服，而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條三千。《周官》司寇掌三典以刑邦國，司刑掌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太史又以典法逆於邦國，内史執國法以考政事。《春秋傳》曰：在九刑不忘。然則刑書之作久矣。”(57)可見，政刑類和職官類之間的區别在於，一是叙刑法，一是言官制。

       以上所舉條目，殿本《明史·藝文志》俱未收。查《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職官類收有《官箴》、《百官箴》等書，與《官箴集要》當爲同一類型的書。都是有關職官制度的書，故歸入職官類明顯要優於政刑類。

       第三，一些條目在《志稿》中屬於故事類，但在《千目》中屬於儒家類。

       有《太祖御製永鑒録》一卷，《存心録》十八卷，《省躬録》十卷，《精誠録》三卷，《醒貪録》二卷，《歷代公主録》二卷，《歷代君鑒》，《宣宗御製歷代臣鑒》又《外戚事鑒》五卷等書(58)。徐奮鵬《古今治統》二十卷，李賢《鑒古録》，顧濽《稽古政要》十卷，張居正《帝鑒圖說》六卷，焦竑《養正圖解》二卷，劉誠《千秋日鑒録》，劉元卿《六鑒舉要》六卷，唐瑶《歷代志略》四卷，戚雄《歷代君臣紀略》四卷，馮柯《歷代宗藩訓典》十二卷，張銓《纂古録》六卷，耿定向《碩輔寶鑒要覽》四卷，黄廷鵠《爲臣不易编》八卷，宋纁《古今藥石》，吴伯與《宰相守令宙合》，喬懋敬《古今廉鑒》八卷，錢陞《錢氏廉鑒》四卷，《牧津》四十四卷(59)。

       查檢這些條目，殿本《明史·藝文志》收有绝大多數，皆歸入故事類，和《志稿》一致。其次，從這些書目的小注中，可以知所載的内容，皆是采集歷史中某一類的故事，用作鑒戒。如《省躬録》下的小注爲：“類編漢唐宋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爲一書。”(60)《歷代公主録》下的小注爲：“洪武時编，始隋蘭陵公主，終唐襄陽公主，分善惡以爲勸誡。”(61)還有，一些條目提要也可佐證。如張居正《帝鑒圖說》六卷，《四庫全書總目》作“《帝鑒圖說》無卷數”，入史部史評類存目，中言：“取堯舜以來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每事前繪一圖，後録傳記本文，而爲之直解。”(62)焦竑《養正圖解》二卷，《四庫未收書提要》卷五言：“備采前言往行可爲則效之，繪之於圖，而詳爲之說。”(63)可知這些入故事比入儒家爲優。

       另外，還有在《千目》中屬於政刑類的一些條目，《志稿》中也歸入故事類。如《武士訓戒録》一卷，《志戒録》二卷(64)，李廷寶《牧民懿矩》，蔡國熙《守令懿範》四卷，李春芳《增輯殷棠川仕途監懲録》，李拭《循良政範》三卷，丁旦《守令寶鑒》，成勇、李署《炯戒録》，夏寅《政鑒》三十二卷，劉三吾《志戒録》二卷等(65)。這些書的性質和《省躬録》等書是一致的，都有關政教，但却不是政法刑律。所以，把它們同放在故事類，更爲合理。

       第四，一些條目在《志稿》中屬於故事類，但《千目》入地理類。

       有畢□□《國朝九邊兵略》二卷，王士琦《三雲籌俎考》四卷，《陝西四鎮軍馬數》，吕高《勘定三城録》，《復河套議》，閻世科《計遼始末》四卷，蔡鼎《邊務要略》十卷，周文郁《邊事小紀》六卷，王士騏《皇明馭倭録》八卷(66)。

       首先，這些條目，殿本《明史·藝文志》皆列入故事類，與《志稿》同。其次，在《志稿》中，這些條目是以類相從，與其上下的書目也十分相諧，如它們周圍還有何孟春《軍務集録》，《三省礦防考》，劉應節《沿邊軍籌》等書。再者，《志稿》作者把這些條目歸入故事類，當是考慮到這些書的内容多涉及故事。比如王士骐《皇明馭倭録》八卷，《四庫全書總目》作“《馭倭録》九卷”，入史部雜史類存目，提要云：“是編乃其爲兵部主事時，采明一代倭寇事蹟，起洪武元年，訖萬曆二十四年。”(67)

       不僅史部職官、故事二類存在這種情況，我們比對其它類目，發現間或有條目所屬不同類目的情況。現舉例列表如下：

      

      

       綜上可知，由《千目》到《志稿》，這些條目所屬類目的調整，是在編纂者尋名求實的基礎上進一步做的深加工，對《千目》一些複出條目汰擇，多數已與後來的殿本《明史·藝文志》歸類相同。雖然，這些調整，今天看來，還有值得商榷之處。但比起在《千目》中所屬的類目，在《志稿》中這些性質相似的條目排列得更爲集中，所屬類目更優。這是我們認爲《千目》成書要早於《志稿》的證據之一。

       (三)

       《志稿》同一類目中條目的排序整體上優於《千目》。目錄書的编纂者在排列條目時，最重要的一個方法是把每一類中相同性質的書基本上按照作者的生活年代進行排列。這就要先考求作者的生平，像朱彝尊在编纂《經義考》時就是這麽做的。“竹姹在資料抄輯之時，先要有整理的概念，否則文獻過多，如何能整編定著，去其複重?我們從稿本的形態上，可以發現其整理的殘跡，乃在於事先考訂朝代，以便於排比。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史部目録類載有《經義考》的稿本，其下解題云：‘每書著於一紙上，不足則以他紙續之。右角下稍記朝代，以便排比，可見古人輯書方式。’”(68)古人的這種排列方法，可以使我們得知一些生平不詳的學者大致生活時代。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四收録的明湯三才撰“《禮記新義》三十卷”，四庫館臣根據“朱彝尊《經義考》叙其書於王翼明、趟宦光之前”(69)，推斷其爲“隆慶、萬曆間人”。反過來，我們檢查同樣的條目不同排列位置時，往往可能會有優劣之分。

       具體到《千目》和《志稿》二書，據筆者考察，每一個類中條目的設置，又可以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以著者生活年代爲排列依據，這是主要的、最普遍的原則。由於《千目》與《志稿》收録條目繁多，排列不一定很嚴格。但是，時代大致相同的作者排在一起還是可以遵循的。二是“以類相從”的原則，這是指在同一個類目中，往往又根據内容分爲好幾個小類，每個小類内部又按照著者生平先後排列。比如：經部三禮類，又細分爲《儀禮》、《周禮》、《禮記》以及具體篇目如《檀弓》、《深衣》、《大學》、《中庸》等幾個小屬。三是按書排列。這是指同類目中一些條目不是按作者生平排列，而是按照他們所闡釋的經典成書早晚來排列，這在史部一些類目中最常見。此外，還很明顯的是遵循“尊者優先”的原則，即御製、敕撰之類的書排在各類之前(70)。

       我們對比《千目》與《志稿》，發現它們之間雖大部分相同條目的排列順序基本相同，但也有很多不同之處。盧文招在校勘的過程中，也有所發現，其中最爲明顯的是標出《千目》中時代有誤的條目，並指出《千目》中“不知姓名”與“不知時代”的條目在《志稿》中多歸入明人下，下面還將論述。現就我們所校，分以下兩大類討論。

       一是：整體書目調整，《志稿》絕對優於《千目》。

       這裹的整體書目指的是一個類目中往往有數十條書目，《千目》與《志稿》比對，位置出現明顯的移動。究其原因，第一是作品作者生活時代前後不協。如：

       1、經部小學類：“蔣主忠《童子啟蒙》”至“王崇文《蒙訓》一卷”，共16個條目。《志稿》較之《千目》，有所下降。《千目》位於“黄常《小學訓解》”至“仰瞻《小學講義》”等15個條目前面(71)。

       “蔣主忠”等條目在《千目》中排在蒙學小類的最前面，而考察這些條目的小注，如劉實“宣德庚辰進士”、李果“景泰庚午舉人”、劉黼“正德丁丑進士”，知這些人爲宣德、景泰、正德間人。而“黄常”等十幾人作品下的小注，如黄常“洪武初常州府學訓導”、王暹“洪武丙子舉人”、仰瞻“永樂中舉人”等等，可知這些人多屬於明初洪武、永樂間人。可見《志稿》通過互换，達到了合理的排列。

       2、子部儒家類：“耿定向《耿子庸言》二卷”至“管志道《七九問辯牘》四卷”等14個條目，《志稿》較之《千目》，整體上移，排在了“王敬臣《俟後編》四卷”至“史夢麟《明道會録》一卷”27個條目的前面(72)。

       查閲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等相關資料，我們可知“耿定向”等人的生活時代：耿定向，嘉靖三十五年(1556)進士；李渭，嘉靖十三年(1534)舉人；李希雒，嘉靖三十三年(1553)進士；陳善，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王樵，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蕭廪，嘉靖末進士；許孚遠，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朱衡，嘉靖十一年(1532)進士；孫應鼇，嘉靖二十五年(1546)舉人；高拱，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梁鬥輝，隆慶元年(1567)舉人；張元忭，隆慶五年(1571)狀元；管志道，隆慶五年(1571)進士。

       同時，“王敬臣”等人的生活時代：王敬臣，嘉靖四十三年(1564)貢生；吕坤，萬曆二年(1574)進士；賀沚，隆慶四年(1570)舉人；吴炯，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鄧球，嘉靖三十八年(1559)進士；汪應蛟，萬曆二年(1574)進士；李材，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曾朝節，萬曆五年(1577)進士；蘇濬，萬曆元年(1573)解元；范淶，萬曆元年(1573)進士；孟化鯉，萬曆八年(1580)進士；楊起元，萬曆五年(1577)進士；顧憲成，萬曆八年(1580)進士；顧允成，萬曆十四年(1586)進士。

       由此，可知兩部分條目在作者生活時代上有明顯前後之分，相較而言，《志稿》排列爲優。

       第二個導致這些類目整體調整的原因是考慮到“以類相從”的原則，即是把性質相近、内容相同的著作儘量排在一起，表現最爲明顯的是史部傳記類。

       《志稿》中史部傳記類的條目在整體上是排列有序的，傳記類的整體分類爲：國朝名臣公卿總傳，國朝公卿名臣具體傳記，歷代名臣公卿總傳，歷代名臣公卿具體傳記(中又按朝代排列)，地方歷代名人傳記，孝友傳，忠烈傳(分歷代、國朝、地方三類)，高士、隱者傳，明王侯傳，列女傳。這一類的排列，同時遵循“以類相從”、“尊者優先”的原則。史部傳記類有多處整體條目變换的現象。

       1、“孫承恩《歷代聖賢像贊》六卷”至“《成祖編輯外戚傳》三卷”，共14個條目，《志稿》較之《千目》，整體上移70多個條目(73)。

       這些移動的條目屬於傳記類中“歷代名臣公卿總傳”小類中的，如李廷機《漢唐宋名臣録》、尹直《南宋名臣言行録》、魏顯國《歷代相臣傳》等。排在下面的是“歷代名臣公卿具體傳記”，如曹安《殷太師比干録》、楊時偉《諸葛武侯全書》、戴銑《朱子實紀》等，順序銜接很好。在《千目》中，“孫承恩”等條目前後都是地方人物傳記，如毛憲《昆陵人品記》四卷等，整體不協調。故《志稿》的調整爲優。

       2、“季本《四明先賢記》”至“李濂《祥符鄉賢傳》八卷”，共18個條目(74)，《志稿》較之《千目》，整體後移。在《千目》中，下接“丁元薦《三太宰傳》”等條後(75)。

       “季本”等條目在内容上屬於“地方歷代名人傳記”小類中，具體是四明、江左等地方名人傳記，在《志稿》中，和其上面的“李孝謙《四明名賢記》”等條目承接自然。而在《千目》中，它們的位置是排在“歷代名臣傳記”中的，前如《范方伯實録》、《孟雲浦年譜》，後如《胡侍御時忠年譜》、《顧大司馬年譜》等，很不協調。《志稿》的調整爲優。

       3、“張芹《備遺録》一卷”至“汪宗伊《皇明表忠録》”，共15個條目，《志稿》較之《千目》，整體上移近20個條目(76)。

       這些條目内容爲描寫建文朝忠臣烈士的傳記，如《革除遺忠録》、《建文諸臣録》等，位於“歷代忠烈傳”小類之後。在《千目》中，排在它們前面的20個條目，前幾個條目是爲明忠烈傳記，後幾個條目是具體的人物忠烈傳，如《方正學公年譜》、《池陽三忠傳》等，《志稿》的調整，使得描寫明代忠烈的條目合在一起，排列更加協調。

       此外，還有子部儒家類“《東萊要語》四卷”六條不知撰人條目，較之《千目》，有所上升(77)。此六條内容是明理學家的言行、語録，屬於理學之屬，正好接在此類中有關理學著作之末，是十分合適的。子部農家類“寧獻王《臞仙神隱書》四卷”至“馮大咸《花藥志》三卷”，共8個條目，較之《千目》有所下降(78)，排在下面“不知撰人”條目之前。這些“不知撰人”條目，和前面的條目性質一樣，按照全書通例，自然要放在類末。子部兵家類“《圯渭叟十八法》一卷”至‘‘《河朔治兵膚言》二卷”共9個條目與“《火藥妙品》一卷”至“《武藝要略》二卷”4個條目(79)，在《千目》中是放在一起的，皆屬“不知撰人”。《志稿》分爲兩類歸置，一部分條目是講兵法的，如《圯渭叟十八法》、《兵法心要十論》等，就歸在兵法小類如《兵略纂聞》、《武學詞苑》等的後面；一部分條目是講排兵佈陣的，如《大同鎮戰車營操法》、《火攻陣法》等，就歸在講排兵佈陣小類如《八陣圖要訣》、《車營百八扣》等的後面。這裏遵循的是“以類相從”的原則。還有子部五行類，“周繼《陽宅真訣》二卷”至“《八宅抽爻分房秘訣》二卷”16個條目(80)。與下面“《相宅圖說》一卷”至“《草木闡微經》一卷”52個條目，較之《千目》，二者位置互换。“周繼”等條目所言内容是有關陽宅，如《陽宅周書》、《卜居圖解》等；後面的條目是有關陰宅、地理風水的，如《葬書新注》、《風水辨》等，陽宅在前，陰宅在後，前後一致，恰是協調。

       二是：單個書目調整，《志稿》明顯優於《千目》。

       除了整體條目的調整上，《志稿》明顯優於《千目》。二書還有很多單個條目位置排列不同，綜合比較，《志稿》優者爲多。我們大致分爲下面兩大方面予以探討。

       首先，朝代不同。《千目》與《志稿》對於一些著者生活的朝代歸置是不一樣的。同時，《千目》中往往於每一類末，附有“不知撰人”與“不知時代”的條目，對於這些條目處置，二書也多有不同。

       先看第一種情況。這種不同朝代的調整多發生在所補的宋遼金元藝文志裏面。盧文弨對此勘校甚詳，我們就藉助其校勘成果并結合《志稿》進行討論。全面考察上古本與吴騫本《千目》所録盧校，就有三十幾處校記是關於時代排列不同的。如：

       1、《千目》詩類“曾堅《詩疑大鳴録》”條，盧校云：《志》在元人曹居貞後。

       此條吴騫校云：“《經義考》注與此同……及《明史·藝文志》乃復考正，次入元人，竹姹或未之見耳。”

       2、楊朝英《太平樂府》九卷，盧校改“英”爲“瑛”。並云：朝瑛，元人，見集部，此當删。

       3、趟昕《嘉定縣志》二十四卷，盧校云：趟昕在本朝康熙初編，此《志》誤收。

       4、張文熙《武功縣續志》一卷，盧校有注云：字玄白。並云：此書成於康熙元年，似不應編入明《志》。

       5、方回《桐江續集》五十卷，又《虚谷集》，盧校云：《志》入元，是(81)。

       6、唐懷德《六經問答》，上有小注：元。

       《千目》是條小注言：“元衢州學録，仲友七世孫，許白雲弟子。”除此條外，《千目》尚著録唐氏其它著作。其中，《書學指南》列小學類補元中。《破萬總録》、《鉤玄集》列雜家明人中，盧氏校改入類書補元中。唐氏當爲元末明初人。

       7、江少微《通鑑節要》三十卷，又《通鑑節要續編》三十卷，上有小注：宋人，黄《志》在吕大著前，無下一行。

       此條《千目》在編年類補元中，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在補宋中。盧校所言“無下一行”指“又《通鑑節要續編》三十卷”。據《天一閣書目》卷二：“《少微通鑑外紀》四卷，《節要》五十六卷，刊本，宋江少微著。”(82)可知爲宋人。

       8、朱思本《廣輿圖》二卷，上有小注：黄《志》入元人。

       此條《千目》載地理類明人中。《四庫未收書提要》卷五收録朱氏“《貞一齋詩文稿》二卷”，中言：“元朱思本撰。思本字本初，豫章臨川人，常學道於龍虎山中。貞一，其號云。”(83)可知爲元人。

       9、鄭泳《家儀》，上有小注：黄《志》在元末。

       此條《千目》在儒家類明人中。《千目》是條小注：“字仲潛，浦江人，仕元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可知爲元人。

       10、周嬰《卮林》十卷，上有小注：黄《志》有吴之俊、邱世良，今誤入元人中(84)。

       小注所言指吴之俊《獅山掌録》二十八卷、邱世良《隨筆》二卷，《千目》列小說類補元中，《志稿》列明人中。吴之俊，《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八載“《獅山掌録》二十八卷”條，中言：“明吴之俊撰，之俊字彦章，號芝房，歙縣人。萬曆癸丑進士，官武强縣知縣。”(85)可知爲明人。

       邱世良，據(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四六載“《隨筆》二卷”條，小注言：“(萬曆)《錢塘縣志》：邱世良著。”(86)又(民國)《杭州府志》卷一六九：“邱世良，字子正……爲海鹽教授，復學田千餘畝，秩滿，除杭州路教授，既代授慶元路總管府知事。”(87)可知應爲元末明初人。

       再看第二種情況，二書對“不知時代”與“不知作者”條目的不同歸置。這一類《千目》列在補元末，在《志稿》中，多列在每一類的明人末。這種情況涉及到《易》類、三禮類等十多個類目二十多處調整。盧文弨認爲《志稿》把這些信息不詳的條目作爲明人著作，並對此種調整表示認同。如：羅大經《易解》十卷，上有盧校云：“黄《志》此下有張應珍、李簡、李過、昝如愚、台坊五條，今誤置元人後。”(88)又農家類《植物紀原》四卷，以下不知撰人。上有校記：“此下九條黄《志》在明人後，當從之。”(89)此處，我們僅舉三例作具體的分析。

       1、《家人衍義》二卷，以下俱失名氏。《乾坤二卦集解》三卷，《易象龜鑒》二卷，《周易宗孔篇》三册，《東阜老人百一易》，吴騫本《千目》於每個條目上標“明”字。又《家人衍義》上有小注：“以下五條，黄《志》在明人後。”同時，姚麒《易經或問》等十二條目上也都標“明”字，且盧氏注言：“姚麒等十一條，此本咸誤置元人後，應改正。”(90)

       《周易宗孔篇》，《經義考》卷六八載此條，引陸元輔曰：“《周易宗孔篇》，不知誰氏所撰，蓋萬曆中人……予未見此書，黄徵君虞稷爲予說．”(91)《東阜老人百一易》，《經義考》卷四四載有“陳櫟《東阜老人百一易略》”條(92)，陳氏爲元人。詹一麟，《洛閩源流録》卷十六有記載，與詹氏排在一起的查鐸等都是明人，可知詹氏亦當爲明人。程轍，《千目》下有吴校小注：“字子建，蕲水人。國子助教，嘗從湛若水遊。”(93)湛氏爲明中期學者，可知程氏爲明人無疑。葉山《八白易傳》，《四庫全書總目》卷五載，中言：“明葉山撰。山字八白，里貫未詳。”(94)餘則不詳。

       2、王養性《學庸傳宗參補》一卷，盧校云：黄《志》此下接葉遇春等，今誤置元人後(95)。

       盧氏所指爲“葉遇春《禮記覺言》八卷”等不知時代的八個條目。葉遇春，據(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三十：“葉遇春，字體仁，嘉靖十七年進士，授泉州推官。……歷南京刑部郎卒，著有《禮記覺言》。”(96)可知爲明人。連伯聰《禮記集傳》十六卷，《經義考》卷一四四著録此條，言：“汪霦曰：洪武十四年連伯聰以所撰《禮記集傳》進呈，去《庸學》，止四十七篇。”(97)可知爲明人．馮公亮《深衣考正》一卷，焦竑《國朝獻徵録》卷九八載“《四川按察使馮公亮墓志銘》”，中言：“(馮氏)嘉靖辛卯舉於鄉，壬辰舉進士。”(98)未言著作。陸琪《中庸發明要覽》二卷，(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五四有“陸琪”條，小注言“吴縣人，弘治中同知台州，剛毅而濟以寬，嘗署府符事”等等(99)。未言著作。劉永澄《曲禮删注》一册，劉氏，萬本《明史》卷三二九有傳，言：“字静之，寶應人……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100)周公恕《大學總會》五卷，周氏生平無考，《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二江永“《近思録集注》”中言：“明代有周公恕者，始妄加分析，各立細目，移置篇章。”(101)等等，或即爲此人。蔣文質《大學通旨》一卷，孫詒讓《温州經籍志》“辨誤”卷載“蔣允汶《尚書通考》”條，經孫氏考證，蔣文質就是蔣允汶，並言，“其作允汶，或入明以後所改也。”(102)此卷還收有“蔣允汶《大學章旨》”，中言：“《國史經籍志》二、《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五十七並有蔣文質《大學通旨》一卷。文質，據《東甌詩集》即允汶。《通旨》，舊府縣志未收，疑即《章旨》之誤。”(103)可知，蔣氏爲元末明初人。蔡季成《大學說約》一册，不可考。

       3、馬駢《春秋探微》十四卷，以下皆不知時代。小注：黄《志》此下十三條在明人後(104)。

       馬駢，據朱彝尊《静志居詩話》卷十一載：“馬駢字共甫，江都諸生。……共甫撰有《春秋探微》十四卷，吾鄉曹侍郎有其書，而揚州新舊志均未之載也。”(105)結合此文，考察馬駢前後所次人物，則知其爲永樂、宣德間人。楊時秀《春秋集傳》三十卷，《經義考》卷二百二著録，載李騰鵬言：“時秀，懷遠人，號禹峰。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按察僉事。”(106)葉紹鳳《左氏聯璧》八卷，《郡齋讀書志》卷五上著録此條，言：“三山葉儀鳳子儀撰。乃對偶之書也。”(107)可知爲宋人。吴廷舉《春秋繁露節解》四卷，《經義考》卷二百著録，並言：“《廣西通志》：吴廷舉，字獻臣，梧州人，成化丁未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謐清惠。”(108)可知爲明人。《春秋金鑰匙》一卷，《書林清話》卷四“元時書坊刻書之盛”條中言：“刻《春秋金鑰匙》一卷，見《丁志》，影元刊本，卷末有‘至正癸丑日新堂刊’八字。”(109)知爲元人著作。《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八著録，言：“明王道焜、趙如源同編。”(110)餘者莊穀《春秋十三伯論》一卷、吴鵬舉《春秋繁露節解》十卷等條目無考。

       由分析可知，“不知時代”和“不知撰人”的條目有些確是明人的著作，《志稿》排在明人著作之末，有一定的理由。但是，很明顯的是，《志稿》的編纂者爲了慎重起見，並没有把“不知時代”的字樣去掉，因爲很多條目，特别是没有撰人的條目是無法考證其時代的(111)。同時，我們也發現，對於一些確定了生平的撰者，《志稿》還是有所調整的，如胡經《胡子易演》，《千目》原列在《易》類之末“不知時代”處。後來又查出其生平爲：“永康人，嘉靖丙戌進士。”(112)故在《志稿》中改入明人嘉靖朝之列，甚爲合理。

       再者，《千目》與《志稿》一些作品除了朝代著録不同之外。每一個類目中相同朝代的作品排列也是有所不同的。這些調整，總體上看《志稿》是要優於《千目》的。

       導致此種調整的主要原因是這些著者的生活時代與所處位置不協。我們以二書《易》類中的一些條目作爲考察對象，發現一些條目的排列位置有明顯的不同。對這些條目著者生活的年代進行分析，以判斷其排序的優劣。盧文弨在用《志稿》校治《千目》的過程中，已經有所發現。他在《易》類下說：“此與黄《志》次序亦間有參錯者，然大段相同。”(113)但盧氏没有進一步探討如此差異是否具有一定的意義。以下我們作簡單的討論。

       1、梁寅、朱升、鮑恂

       在《志稿》中，三者之間的排序是梁寅、朱升、鮑恂。而《千目》作朱升、鮑恂、梁寅。

       我們分爲兩組考查。一是梁寅與鮑恂，諸家書目的排列是一致的，皆把梁寅排在鮑恂之前。如焦竑《國史經籍志》、朱睦

《萬卷堂書目》、殿本《明史·藝文志》等。此處以《志稿》爲佳。

       二是梁寅與朱升。二人生活時代極爲相近，梁寅，據《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二：“洪武二十三年，八十二歲卒。”(114)朱升，據《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三六：“(洪武)二年三月戊戌，復命撰《齋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乃居梅花初月樓，上親灑宸翰以賜。卒，年七十二。”(115)諸家書目對梁寅與朱升的排序互有不同。如《萬卷堂書目》、《傳是樓書目》的排列順序爲梁寅、朱升。而殿本《明史·藝文志》的排列順序是朱升、梁寅。綜合比較，以殿本《明史·藝文志》排列爲佳。但是，通觀《志稿》、《千目》全書，我們發現在《書》類、《詩》類等中，二書皆以梁寅排在朱升之前。在全書條目一致性上，《志稿》顯然要優於《千目》。

       2、汪克寬

       汪克寬《周易程朱傳義音考》在《志稿》《易》類中排在第5位，相對於《千目》排在16位，位置有所上升。查其生平，汪氏“以洪武五年壬子卒，年六十有九。”(116)則其生活大約在1303至1372年之間。與朱升、梁寅的生活年代相似，排在朱、梁二人之後，甚爲合適。同時，在《詩》類中，《志稿》、《千目》、殿本《明史·藝文志》都是把汪克寬排得很靠前，接近梁寅、朱升，說明此條《志稿》排列更佳。

       3、胡璉

       胡璉《易學會通》在《千目》中排在方孝孺、王達、程汝器等人作品之後，在《志稿》中，却排在這些人的前面。《千目》《易學會通》下的小注曰：“字商用，高安人……明初兵至瑞州，璉說其主將劉左丞奉書降。”(117)又據《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九：“(胡璉)洪武八年，擢教句容。”(118)則其生活在1375年前後。方孝孺，據《本朝分省人物考》知方氏於建文四年(1402)下獄，被磔死，年四十六，(119)則其生平爲1356至1402年。由生年來看，當比胡璉晚。王達，《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七：“(王達)永樂五年卒，年六十五。”(120)則其生平爲1342至1407年。程汝器，(弘治)《徽州府志》卷八“程汝器”條：“洪武二十三年，以明經舉任黟縣學訓導，永樂三年應求賢，舉升蘄州知州，卒。”(121)可知大約生活在1390之前至1405年。王、程二人皆排在方孝孺之後，雖不是特别準確，但二書並無不同。綜合而言，《志稿》對胡璉的排列甚佳。

       4、王廉

       王廉《周易參疑》在《千目》中排在第19位，排在方孝孺、趙撝謙、王達、程汝器、胡璉、林大同等人作品之後。而在《志稿》中排在第7位，僅次於梁寅、朱升、汪克寬、鮑恂。《兩浙名賢録》卷十二載王廉“洪武初，薦入翰林，纂修《元史》。書成，授太子說書官，至陝西左布政使”(122)。則其活動的時間大約在洪武年間，與上條胡璉的生活年代相當。方孝孺、王達、程汝器已經論述如上，當亦晚於王廉。趙撝謙，《國朝獻徵録》卷一百“《瓊山教諭趙撝謙傳》”言：“洪武壬申由國子典簿謫任瓊山教諭。”(123)趙氏在任期間，政績頗著，“太祖將以大用之，不果而卒”(124)。則趙氏在世時間爲洪武二十五(1392)年前後。林大同，《姑蘇志》卷五四：“洪武中爲開封訓導，永樂初再召，卒以疾辭。”(125)趙、林二人皆洪武中人，《志稿》把王廉排在這些人之前，更爲合理。

       5、張洪

       張洪《周易傳義會通》在《千目》中排在第9位，《志稿》排在第18位，次於王廉、胡璉、方孝孺、王達等人作品之後。查《吴中人物志》卷六：“張洪，字宗海，常熟人，年十一以民間俊秀充儒學生，洪武乙丑以事被逮，坐戍雲南。”(126)等等。由此推知，張氏洪武初年出生。比排在其前的王廉(洪武初人)、胡璉(洪武初人)、方孝孺(1356年生)、王達(1342年生)諸人俱晚。排在此處，甚爲合理。故《志稿》排列爲佳。

       6、劉髦

       劉髦《易傳撮要》在《志稿》中的位置，比在《千目》中有所下降。排在了汪克寬、林大同、鄭宏、王廉、何英諸人作品後面。考劉髦，“永新人，永樂戊子鄉試易魁，後不果仕，教授鄉間”(127)。知爲永樂六年(1408)前後在世，當爲青壯年時期。比之汪克寬(1298-1372)、林大同(洪武中人)、王廉(洪武初人)要晚很多。鄭宏，據《吴中人物志》卷四：“鄭宏，嘉定人，洪武初舉秀才，永樂間嘗典湖廣、福建文衡。”(128)何英，其“《易經發明》”下小注曰：“學於元儒王松隖。”(129)則所生活年代在元末明初。鄭、何二人，當亦早於劉髦。《志稿》所排順序爲佳。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知《志稿》與《千目》《易》類中相同的條目排列位置不同，《志稿》的排列明顯要優於《千目》。

       第二個導致這些條目不同排列的原因是考慮到“以類相從”的原則，如李經綸《禮經類編》二十八卷(130)，《志稿》較之《千目》排序有巨大變化，《千目》排在三禮類之末，靠近補宋的位置。《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五收録李氏“《禮經類編》三十卷”條，言：“經綸，字大經，號寅清，南豐人，正嘉間諸生。”(131)此處不是考慮著者生活時代先後，而是根據書的内容，以類相次。《志稿》該處有唐伯元《禮編》和徐鑒《禮經講雋》等條目，性質相似，故把《禮經類編》置於此處。又如：吴文光《祀禮從宜》一卷與趙宦光《祭禮問》二條目(132)，《志稿》較之《千目》有所上升，原排在“王漸逵《王氏宗禮》”前面。這兩條主要是關於祭祀禮的，采用以類相從的原則，排在了“家祭儀”、“葬祭儀”的後面。

       除此之外，《千目》、《志稿》有些條目的調整，還遵循了“尊者優先”的原則，如《春秋集傳大全》三十七卷(133)，《志稿》較之《千目》，提前了33名。《千目》卷二是條小注：“胡廣、楊榮等奉敕纂輯，一以胡氏爲主。”(134)《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春秋集傳大全》三十七卷，明刊本，高叔荃藏書。此爲永樂中胡廣等奉敕撰《五經四書大全》之《春秋》也。”(135)《志稿》作此調整，當是考慮“奉敕撰寫”的原因。

       其它類目中如《書》類的郭慶宜《禹貢傳注詳節》、羅喻義《尚書是正》、陳濟《書傳補注》一卷；《詩》類許誥《詩考》；《春秋》類的唐順之《春秋論》一卷、石光霽《春秋書法鉤玄》三卷、王錫爵《春秋日録》三十卷《左氏釋義評範》二十卷；《孝經》類的夏洪基《孔子年譜》；三禮類吴桂森《曲禮說注釋》、鄭璀《禮儀纂通》《深衣圖說》、豐坊《石經大學》；經解類俞琇《五經序》三卷、湛若水《古本四書測》十九卷；小學類蔣主忠《童子啓蒙》、吴訥《小學集解》十卷、劉實《小學集注》六卷、丘陵《嬰教聲律》二十卷、廖紀《童訓》一卷、陳選《小學句讀》六卷、博平恭裕王安

《養正録》、劉閔《五倫啓蒙》、劉瑞《童觀録》、王雲鳳《小學章句》四卷、湛若水《古今小學》六卷、李果《小學摘義》、劉黼《童訓》、鍾芳《小學廣義》一卷、黄佐《小學古訓》一卷、王崇文《蒙訓》一卷等等，在《志稿》與《千目》中，位置皆有所不同。綜合比較，以《志稿》爲優。

       但是，也有少許的條目，《志稿》的排列要劣於《千目》。如《春秋》類的張以寧、汪克寬、趙访、梁寅、楊維楨等人排列不僅和全書不合，而且也與殿本《明史·藝文志》不符。史部故事類由於做了甚大調整，雖然整體上《志稿》更爲合理，但一些内容相似的條目却割裂開來，反而不如《千目》整飭。而《志稿》集部别集類的分類相較《千目》而言十分簡單，僅以朝代先後進行粗略的排列，且每一朝所收人物，多有不符。《千目》的别集類則達到了十分完善的程度，以科舉中試前後爲序排列，無科分者則酌附於各朝之末，頗便檢索，且於作者、書名下附録字號、籍貫、官籍、謐號，爲考訂明人生平之重要根據，這種做法最爲四庫館臣所贊許，“視唐宋二志之糅亂特爲清晰，體例可云最善”(136)。但據李言研究，《千目》此種排列是借鑒了(雍正)《浙江通志》的做法。而《志稿》成書於康熙朝，當然是無緣分享如此精善的分類。

       整體上講，《志稿》是在《千目》的基礎上，對一些人物生平、生活時代作了進一步的考證，對一些類目條目排序作了更加合理的調整。這可以作爲《志稿》晚於《千目》的又一個證據。

       (四)

       最後，讓我們再次梳理一下清人對《千目》與《志稿》的評價。我們於此僅取他們的序跋中因校勘等而得出對於二書的實際評價，而暫不討論他們進一步推测出的結論。

       盧文弨《題〈明史·藝文志稿〉》言：“此《志稿》傳是温陵黄虞稷俞邰氏所纂輯……外間傳有《千頃堂書目》。與此《志》大致相同，而亦間有移易。……郡縣志幾於無所不載，别集各就其科第之年以爲先後……宗藩與宗室離而爲二……而小注又爲抄胥任意删減……余先抄得《書目》，後從朱君文游借得此本，力不能重寫，但取以校《書目》，改正不少。”(137)

       盧氏又與其弟書云：“(《千目》)雖增添甚多，而雜亂無序。……我已先抄得《書目》，今雞於改易，只得將黄《志》細細校補，所增添小注甚多，並《書目》之所漏者，亦間有之，俱補全矣。”(138)

       吴騫《重校〈千頃堂書目〉跋》：“然堇浦本尚多漏略……復借錢塘盧抱經先生金陵新校本勘補，書既加詳，且多序目。”(139)

       盧文弨用《志稿》對《千目》作了仔細校勘，吴騫認真地過録了盧氏校語。從他們校語及跋語上，可知他們都承認《志稿》在體裁、結構條理上明顯要優於《千目》，且在内容上也多有勝於《千目》之處。他們得出的結論與我們的考察結果相似。由此，我們可以說綜合以上的論證，可知《千目》是要早於《志稿》的。王重民先生推測不無道理：“《明志稿》所以‘體例較好’，是黄氏後來通通校正一過方才寫爲定稿，預備進呈，所以能比他用私人名義發表出來的《千頃堂書目》好一點。”(140)

       五、結語

       由上，我們可知今本《千目》的絕大部分内容和《志稿》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唯有地理和别集兩類相差甚爲懸殊。據李言統計，地理類萬本《明史·藝文志》有684條，《千目》有2411條，溢出1800餘條。别集類萬本《明史·藝文志》有2500餘條，《千目》有8000餘條，相差5500條之多。這些多出的條目來源，李言通過比對，證明《千目》抄録了(雍正)《浙江通志·經籍考》中地理、别集類大量内容，《千目》别集類還抄録了《明詩綜》的内容。那麽，我們大致可以對今本《千目》有了一個整體的瞭解。今本《千目》並非黄虞稷的原本，而是有後人增添的部分，特别是地理和别集兩類。但不可否認，通過對相同條目所屬不同類目以及相同類目中條目不同位置的研究，我們發現《志稿》成書要晚於《千目》，即《志稿》的確以今本《千目》内容爲底本，而有所調整和增删的(141)。

       當我們把現在的《千目》分開來看，即一部分是黄虞稷用來撰述《志稿》的底本，一部分是後人遞相增補的内容時，許多前面所提到看似矛盾的說法都可以很好地解釋。首先，最早收藏且校理《千目》的杭世駿提出《千目》“以備《藝文志》采用”的觀點得以證明。而稍後的吴騫懷疑《千目》“爲俞邰初稿”，《志稿》“似是史局增修之本”也得以證明。其次，對於反對觀點的解釋。盧文弨所認爲《千目》從《志稿》所出的論斷。他是從《千目》“郡縣志幾於無所不載，别集各就其科第之年以爲先後，取便於檢尋耳”等等體例混亂、編排不齊現象出發，從而得出《千目》“直是書賈所爲”、“是賈客之帳簿”的結論。由此，引申出《千目》抄襲《志稿》的結論。可見盧文弨主要是針對地理、别集兩類的情況而產生的推斷。他大概不清楚他所看到的《千目》，地理、集部已經被後人作了大量增補的工作。再加上盧氏把《志稿》的作者誤認爲倪燦，“此《志稿》乃康熙時史官倪燦闇公所撰，非黄氏也”(142)。由此推斷體例未善的《千目》乃坊間所爲，“今俗間傳有温陵黄虞稷俞邰《千頃堂書目》本，搜采雖富，而體例似不及倪本之正”(143)。他一面贊歎《志稿》體例甚好，却得不出體例不算好的《千目》成書在前的結論，就是於此處未能明白。至於今天的學者認爲在《志稿》之前，並没有《千目》，“《千頃堂書目》在黄虞稷《明史·藝文志稿》的基礎上，尤其是地理類及别集類借鑒了《明詩綜》、《内閣藏書目録》、(雍正)《浙江通志》，補充進大量條目”，“也就是說，《千頃堂書目》成書在《明史·藝文志稿》後，它的作者非黄虞稷”(144)。這是没有把今本《千目》分開來看，混淆了原著與增補之間的界限產生的結論。

       這樣，歷史上關於《志稿》與《千目》之間缴繞不清的關係就得到了很好地解決。從而也對清人以至今人王重民先生的觀點給出了堅實的論證．恰如張明華先生所說：“《千頃堂書目》流傳到後代，已傾注着朱彝尊、杭世駿、盧文弨、吴騫、鮑廷博等人的心血，歷經崇禎、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這部以記明代書目爲主的目録巨著，才日臻完善．”(145)而杭、吴諸人之後，王國維以及今人瞿鳳起、潘景鄭先生也曾汲汲於增補此書，期於完善。當我們翻閲今本《千目》時，既不能忘記最初編纂者黄虞稷的篳路藍縷之功，也不可忽視後人的集腋成裘之力。對於《志稿》與《千目》之間關係的正確理解，必將有助於我們解讀《明史·藝文志》的編纂等問題。

       附記：本文引用的日藏抄本《明史·藝文志》爲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王承略教授提供，日文文獻的解讀是在儒學院西山尚志先生的幫助下完成的，審稿專家提供了寶貴的修改意見，於此一併致謝。限於能力，搜集資料難以周全，懇請垂教。

       注釋：

       ①比如尤侗《明史·藝文志》、黄虞稷《明史·藝文志稿》、王鴻緒《明史稿·藝文志》、張廷玉《明史·藝文志》等。其中，張書基本上是承襲王書，又與尤、黄二書差異頗多。

       ②如王重民先生說：“現存的只有《千頃堂書目》，没有《明史·藝文志稿》。”(《〈千頃堂書目〉考》，《中國目録學史論叢》，中華書局，1984年，第20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千頃堂書目》(以下簡稱上古本《千目》)的《序》中也說：“《志稿》現已不傳。”(《千頃堂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頁。)

       ③此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24册至331册。筆者等即據此標點整理，爲王承略、劉心明主編《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第二十四卷，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本文相關引用，即用此整理本。

       ④謝國楨《晚明史籍考》卷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7頁。

       ⑤關於此點，比如黄愛平先生說：“今北京圖書館藏有《明史》抄本一部，凡四百十六卷。據筆者考證，此當爲萬斯同經手核定的史稿。”(黄愛平《萬斯同與〈明史〉纂修》，《史學集刊》1984年第3期，第41頁。)方祖猷先生說：“康熙十八年至三十年，明史館主要在徐乾學、徐元文兄弟主持下，這段時間修史的成果，即今藏於國家圖書館的《明史》416卷本，爲這段時期的成稿，可以簡稱爲徐稿。”(方祖猷：《天一閣藏萬斯同〈明史列傳稿〉的整理及其在明史纂修中的意義》，《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第183頁。)按，徐稿也指的是萬稿。還有朱端强先生，認爲此本爲熊賜履康熙四十一年進呈，同時指出“這個本子也最似《明史》萬氏修訂稿。”(朱端强：《略談〈明史〉萬斯同私定稿和修訂稿》，《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第186頁。)王宣標先生考實編定416卷本《明史》者爲熊賜履。(王宣標：《熊賜履與〈明史〉纂修》，《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⑥李言的博士論文《〈千頃堂書目〉新證》，南京師範大學，2013年。該論文即以萬本《明史·藝文志》爲基礎，對《明史》編纂與《千目》等相關問題進行重新考證。論文材料梳理十分精細，新見很多，和本文多有相關，後面還要引及。除此，王宣標先生《〈明史·藝文志稿〉與熊賜履進呈本〈明史·藝文志〉》一文也有詳細探討。(《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3卷第3期，2013年9月。)

       ⑦盧文弨校本雖已失傳，但吴騫曾用所得杭世駿藏本《千頃堂書目》迻録了盧氏校語。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的是瞿鳳起、潘景鄭先生據1920年《適園叢書》本《千目》爲底本整理的新本子。該書以“盧校”等方式把盧文弨的部分校語標注在相應的條目之下。

       ⑧以上條目分别見於上古本《千目》第18、31、41、58、169、184、277、768、771頁。

       ⑨參井上進《〈千頃堂書目〉和〈明史·藝文志〉稿》，(《東洋史研究》第57卷第2號，1998年9月，第71-100頁。)井上進先生以京大藏抄本《明史·藝文志》比對盧文弨校語，考證抄本當爲黄虞稷《明史·藝文志稿》，筆者則通過對該書的朱筆批注、墨筆圖改等分析，進一步證明此即爲黄氏史館進呈稿。

       ⑩黄虞稷在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儒，遭母喪不與試。後經“左都御史徐元文薦修《明史》，召入翰林院，食七品俸，分纂列傳及《藝文志》”。(清錢儀吉《碑傳集》卷四十六，《清代碑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1頁。)具體的時間，據王重民先生考證，很可能是康熙二十年(1681)夏天或秋天。康熙二十八年(1689)，黄虞稷初步完成《明史·藝文志稿》的編撰。之後，他即離開明史館，隨徐乾學到包山參加《清一統志》的編纂。

       (11)本文所用吴騫藏本《千目》，是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出版《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中第458至459册據膠卷影印的吴本原書。此條引文見卷四第405頁。筆者按：由於引用吴騫藏本《千目》過多，本文引文一律以“吴本《千目》”稱之，萬本《明史·藝文志》亦同。

       (12)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一册3b。筆者按：本文對於引用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的標註，以册爲單位，頁碼從正文計算，以a、b代表每頁的兩面。另，此處即以“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稱之，亦爲保持全文的統一。

       (13)吴本《千目》第406頁，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一册4a。

       (14)以上條目分見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3册8b、25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200、221頁。

       (15)以上條目分見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1册41b,42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33頁。

       (16)闡於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的詳细論述，筆者已另撰“黄虞稷史館進呈稿《明史·藝文志》考述”一文。這裏想要說明的是：黄虞稷到底是以“明史藝文志”還是“明史藝文志稿”命名其書呢?很顯然，從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的著録，從倪燦的《明史·藝文志序》來看，黄氏當時應是以“明史藝文志”命名其書的。後來，之所以習稱爲“明史藝文志稿”，應該是黄氏所作《藝文志》，乃爲編纂整個《明史》作準備，所以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就没有標明卷數。就像人們稱呼“明史列傳稿”一樣，稱之爲“明史藝文志稿”，即是《明史．藝文志》底稿的意思．或許，我們標為“《明史。藝文志》稿”更爲合適。但是，習用起見，我們仍以《明史·藝文志稿》稱之，這也方便了與其它《明史·藝文志》相區别。

       (17)清吴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三，《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二十七年海昌蔣氏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930册，第415頁。

       (18)清吴騫《愚谷文存》卷四，《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十二年刻本，第1454册，第225頁。

       (19)王重民《〈千頃堂書目〉考》，《中國目録學史論叢》，第205-208頁。

       (20)清吴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930册，第416頁。

       (21)清周中孚著，黄曙輝、印曉峰標校《鄭堂讀書記》卷三二，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第492-493頁。

       (22)薛新力《〈明史·藝文志〉編撰考》，《北京大學學報》(國内訪問學者、進修教師論文專刊)2002年S1期，第108頁。

       (23)李言《〈千頃堂書目〉新證》，第233頁。

       (24)來新夏《古典目録學》，中華書局，1991年，第273頁。

       (25)來新夏《邃谷文録》下册，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132頁。

       (26)《王重民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400頁。

       (27)李慶《論〈明史·藝文志〉與〈千頃堂書目〉之關係》，《中華文史論叢》第五十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5頁。

       (28)王重民《〈千頃堂書目〉考》，《中國目録學史論叢》，第206頁。筆者按：王重民先生在爲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寫的《後記》中，有“最初的《明史·藝文志》是由黄虞稷分纂，《千頃堂書目》就是《明史·藝文志》的初稿”語，又言“黄虞稷自己當然還保留着一份《明史·藝文志》的原稿，後來用‘千頃堂書目’的名稱流傳出來”。(見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上海書店出版社，1984年，第411-412頁。)有些學者據此認爲王先生對於《志稿》與《千目》的關係似乎有所改變。由承認不同的書到認爲是同一本書的不同命名。筆者以爲“《明史·藝文志》的原稿”並不是指黄氏最終上呈的“《明史·藝文志稿》”，從上面的王先生話中，只能說明：他在《〈千頃堂書目〉考》中認爲《千目》早於《志稿》的觀點並没有改變。

       (29)此用張明華先生的統計。見張明華《黄虞稷和〈千頃堂書目〉》，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167-177頁。

       (30)當然，遣些條目中，有一些顯然是在原有《千目》的基礎上增加的．筆者做此統計，以吴本《千目》爲主．發現《千目》獨有的條目如：姜鴻緒《大學古義》，吴從周《左傳纂》四卷又《左傳兵法》，顧起經《三傳鳥乙集》等15個條目，不僅字體與周邊條目不同，而且所處位置很有規律，都在一頁的邊角，很顯然是後補的。另外，這些條目中，張明華先生指出是杭世駿補的有4條。(見《黄虞稷和〈千頃堂書目〉》第153頁)但是，還有大多數條目我們無法證明它們是後補的。如果除去這些明顯後補的，也有近60條明人著述的條目是《千目》原來獨有的。

       (31)據比對，《千目》有《志稿》無的條目有：趙撝謙《易學提綱》，豐寅初《古易略說》，羅倫《周易說旨》四卷，楊文周《易發微》，盧翰《中庵籤易》一卷，王埜《周易衍義》，熊尚文《周易家訓》，王宇《周易占林》四卷，余樞《易贊》，周夢華《易解》，華從允《周易古本通義》，吴其馴《易疏》，嚴瑴《易同》，吴世忠《太極圖解》，揭其大《易傳補》，陳際泰《易正義》，徐守綱《易象吉占》，張瑶《周易講說》一卷。共18條。《志稿》有《千目》無的條目有：歐陽貞《周易問辨》三十卷，葉儀《周易集解》，張廷芳《易經十翼章圖藴義》十卷，程仲賢《周易參微録》，汪必東《易問大旨》，殷子義《易說》十篇又《讀易别記》，陸振奇《易芥》五卷，申錫《三易圖說》十卷，顧樞《西疇易稿》六卷，歸起先《易聞》十卷，張鏡心《易經增注》十卷，來集之《讀易隅通》二卷，秦鏞《易象圖說》二卷。共13條。

       (32)這裹還未通盤計算所有類目中條目的小注，通過比對可知，《千目》、《志稿》中收有同一著者多部作品，而針對這些著者生平等所做的小注，在出現位置上，二書亦頗多差異。

       (33)對此，盧文弨亦言：“黄《志》多不載某年序。”見上古本《千目》第4頁。

       (34)以上三條引文見吴本《千目》第695頁。

       (35)張明華《〈千頃堂書目〉的源流》，《文史》第二十輯，中華書局，1983年，第124頁。

       (36)清朱彝尊《朱垞行笈書目》，《潛采堂書目四種》，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宣統年間刻本，頁34b。

       (37)具體可參喬衍琯《〈經義考〉所引〈千頃堂書目〉彙證》一文。(《朱彝尊〈經義考〉研究論集》，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第265-367頁。)但是，喬氏把《經義考》中的所有“黄虞稷曰”全部當作是《千目》的内容來討論是不恰當的。因爲這些引文中有一些是不見於《千目》，而僅見於《志稿》的．另外，《經義考》中的引文與現存《千目》、《志稿》多有不同之處，但是我們不能據此斷定朱氏藏有一個與今本相差甚大的《千目》和《志稿》。楊果霖《朱彝尊〈經義考〉研究》中指出朱氏引文的方式，並非全據書直録，有直録、約引、訛增、倒置、併合、析離等多種方式。(《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初編第17册，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第173-185頁。)

       (38)清繆荃孫《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89頁。

       (39)清黄虞稷《千頃堂書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6册，第2頁。

       (40)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四，中華書局，1983年，第112頁。本段另外兩條引語分别在第642、650頁。

       (41)清章學誠《校讎通義》卷一，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2011年，第966頁。

       (42)《千目》與《志稿》在類目設置上的不同之處是《千目》經部中四書相關的條目單獨列出爲“四書類”，《志稿》則歸入“經解類”。《千目》史部“别史類”，《志稿》改爲“雜史類”。餘則相同。至於排列順序上的差異，如變化比較大的集部，《千目》的排列爲：别集、制誥、表奏、騷賦、總集、文史、制舉、詞曲。《志稿》的排列爲：制誥類、表奏類、騷赋類、别集類、詞曲類、總集類、文史類、制舉類。

       (43)這裏需要說明的是：以下所畢的相同條目分屬不同的類目，是筆者用《四庫》本、上古本《千目》對校萬本《明史·藝文志》發現的。後來翻閱吴本《千目》時，發現盧文弨在用《志稿》校治《千目》時，多敷也已發現，並作標注，只是上古本在整理時未有全部注出。在本文的論述中，除必要說明，對盧氏校語，不作專門說明。

       (44)以上引文分别見於上古本《千目》第29、50、87、110、148、239、239、311頁。

       (45)具體可參清吴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三。

       (46)以上條目見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一册43a-43b，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34-135頁。

       (47)以上條目見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一册46b-47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38-139頁。

       (48)以上條目見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一册45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37頁。

       (49)以上條目見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一册46b-47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38頁。

       (50)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一，中華書局，1986年，第1679頁。

       (51)參李致忠《三目類序釋評》，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第246-247頁。

       (52)唐魏徵《隋書·經籍志》，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61頁。

       (53)明陳子龍等《皇明經世文編》卷二八八，《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6册，第365頁。

       (54)明陳子龍等《皇明經世文編》卷二八八，第366頁。

       (55)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二，第711頁。

       (56)以上條目見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一册47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39頁。

       (57)唐魏徵《隋書·經籍志》，第65頁。

       (58)以上條目見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二册1a-2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39-141頁。

       (59)以上條目見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二册7b-8b，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48-149頁。

       (60)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二册1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40頁。

       (61)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二册1b，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41頁。

       (62)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九○，第761頁。

       (63)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附録，第1865頁。

       (64)以上條目見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二册1b，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40頁。

       (65)以上條目見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二册8b-9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49頁。

       (66)以上條目見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二册6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45-146頁。

       (67)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四，第486頁。

       (68)楊果霖《朱彝尊〈經義考〉研究》第16册，第162頁。

       (69)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四，第194頁。

       (70)姚名達指出《文淵閣書目》的分類，實開明一代之風氣：“首曰國朝，特録明帝御製、敕撰、政書、實録等項。陸深、沈節甫、葉盛、焦竑、孫能傳皆倣行勿違，幾成明代眾録之共同特色。”(《中國目録學史》第115頁。)

       (71)萬本《明史·藝文志》第89頁，吴本《千目》第390頁。

       (72)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四册10b-11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243-245頁，吴本《千目》第580頁。

       (73)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二册37b-38b，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78頁，吴本《千目》第553-556頁。

       (74)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二册42a-b，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83頁，吴本《千目》第552頁。

       (75)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二册37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77頁，吴本《千目》第552頁。

       (76)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二册44b-45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86頁，吴本《千目》第560-561頁。

       (77)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四册15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249頁，吴本《千目》第593頁。

       (78)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四册30b-31a，萬本《明史·藝文志》第260頁，吴本《千目》第601頁。

       (79)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五册23a、24b，萬本《明史·藝文志》第284、286頁，吴本《千目》第621頁。

       (80)日藏黄氏《明史·藝文志》第五册38a-b，萬本《明史·藝文志》第298頁，吴本《千目》第634頁。

       (81)以上五條分别引自上古本《千目》第27、57、162、176、712頁。

       (82)明范欽《天一閣書目》卷二，《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十三年揚州阮氏文選樓刻本，第920册，第59頁。

       (83)清阮元撰，阮福編《四庫未收書提要》卷五，《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刻揅經室外集本，第921册，第59頁。

       (84)以上五條分别引自吴本《千目》第370、413、437、587、613頁。

       (85)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八，第1172頁。

       (86)清嵇曾筠等監修，沈翼機等纂《浙江通志》卷二四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25册，第609頁。

       (87)清龔嘉儁修，李榕纂《杭州府志》卷一六九，《中國方志叢書》第199號影印民國十一年鉛印本，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3248頁。

       (88)吴本《千目》，第325頁。

       (89)吴本《千目》，第602頁。

       (90)此兩條小注分别見於吴本《千目》第328、324頁。

       (91)清朱彝尊《經義考》卷六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7册，第772頁。

       (92)清朱彝尊《經義考》卷四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7册，第485頁。

       (93)上古本《千目》，第18頁。

       (94)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第31頁。

       (95)吴本《千目》，第351頁。

       (96)清王昶等(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三十，《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七年刻本，第697册，第491頁。

       (97)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一四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9册，第56頁。

       (98)明焦竑《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録》卷九八，《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徐象橒曼山館刻本，第530册，第541頁。

       (99)清嵇曾筠等監修，沈翼機等纂《浙江通志》卷一五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23册，第174頁。

       (100)清萬斯同《明史》卷三二九，《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抄本，第329册，第647頁。

       (101)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二，第781頁。

       (102)清孫詒讓《温州經籍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民國十年浙江公立圖書館刻本，第918册，第705頁。

       (103)清孫詒讓《温州經籍志》，《續修四庫全書》第918册，第708頁。

       (104)吴本《千目》，第362頁。

       (105)清朱彝尊《静志居詩話》卷十二，《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二十四年扶荔山房刻本，第1698册，第278頁。

       (106)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9册，第650頁。

       (107)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五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4册，第306頁。

       (108)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9册，第632頁。

       (109)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7頁。

       (110)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八，第234頁。

       (111)當然，我們也需要說明的是，《千目》把這些“不知時代”與“不知撰人”的條目置於補元末，並非默認爲元人。黄虞稷只是無法確定這些條目的成書年代和撰者，也是出於慎重起見，置於每類之末。

       (112)萬本《明史·藝文志》，第13頁。

       (113)上古本《千目》，第1頁。

       (114)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二，《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天啓刻本，第534册，第699頁。

       (115)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三六，《續修四庫全書》第533册，第706頁。

       (116)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三六，《續修四庫全書》第533册，第709頁。

       (117)上古本《千目》，第2頁。

       (118)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九，《續修四庫全書》第535册，第109頁。

       (119)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四，《續修四庫全書》第534册，第483-484頁。

       (120)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七，《續修四庫全書》第533册，第549頁。

       (121)清彭澤、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八，《四庫存目叢書》史部影印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明弘治刻本，齊魯書社，1996年，第181册，第22頁。

       (122)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録》卷十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3頁。

       (123)明焦竑《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録》卷一百，《續修四庫全書》第530册，第710頁。

       (124)明焦竑《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録》卷一百，《續修四庫全書》第530册，第711頁。

       (125)明王鏊《姑蘇志》卷五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93册，第1031頁。

       (126)明張昶等《吴中人物志》卷六，《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隆慶張鳳翼、張燕翼刻本，第541册，第251頁。

       (127)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四，《續修四庫全書》第535册，第17頁。

       (128)明張昶等《吴中人物志》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541册，第230頁。

       (129)萬本《明史·藝文志》，第8頁。

       (130)萬本《明史·藝文志》，第47頁。

       (131)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五，第202頁。

       (132)萬本《明史·藝文志》，第57頁。

       (133)萬本《明史·藝文志》，第32頁。

       (134)上古本《千目》，第61頁。

       (135)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續修四庫全書》清光緒二十七年錢塘丁氏刻本，第927册，第199頁。

       (136)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六，第732頁。

       (137)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七，《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乾隆六十年刻本，第1432册，第611-612页。

       (138)清吴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930册，第416頁。

       (139)上古本《千目》附録，第799頁。

       (140)王重民《〈千頃堂書目〉考》《中國目録學史論叢》，第208頁。

       (141)换個角度，這其實也正是在討論由《千目》到《志稿》的重要變化。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志稿》對《千目》的調整與修正不止於此。像對於條目下小注内容的改變，對於一些錯誤條目的改正，也是不爲少數。在此，我們僅以最爲明顯的兩種變化進行討論，對於《志稿》與《千目》的不同，還有待全面的研究。

       (142)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七，《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乾隆六十年刻本，第1432冊，第612頁。

       (143)清倪燦《宋史·藝文志補》序，《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刻《廣雅書局叢書》本，第916冊，第168頁。

       (144)李言《〈千頃堂書目〉新考》，第233頁。

       (145)張明華《黄虞稷與〈千頃堂書目〉》，第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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