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的境遇、自我理解和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遇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哲学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2)11-0005-06
一、哲学何在？
哲学作为智慧之学，曾被马克思誉为“时代精神的精华”①，被黑格尔誉为“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的光明”和“人的本质的自觉”②。但是，在中国现阶段，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哲学不仅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远离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被严重地疏远化和边缘化了。这种状况的存在有其主客观的原因。
首先，哲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精神追求，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人们只有在物质生活的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才有可能去更多地关注、追求和享受哲学这种精神生活。当经济的发展以及普通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依然是社会实践的迫切任务和首要目标时，哲学显然不会成为社会范围的“显学”。在哲学的发展有赖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一定的闲暇时间这一意义上，哲学对于普通民众不啻为一种“奢侈品”。
其次，中国仍处在市场经济有待充分发展的阶段。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物欲经济”。它以资本为基本的驱动手段，而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制地追逐和获取最大的利润。这一本性决定了资本的运行逻辑即增殖规律。就此而言，市场经济是资本统治和主宰的舞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其历史初期，这导致了致富欲和贪欲的绝对统治。在中国现阶段，虽然由于社会制度和国情的不同，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行方式受到了一定的规制和改变，但资本的本性和运行逻辑却不会改变。加之某些体制和环节的缺失，以及后发国家所独具的某些先天不足，特别是蓄之已久的速欲改变现存生活状况和致富的社会心理，导致了现阶段社会上盛行的物欲主义、功利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可以说，这是一个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空前的物欲主义和功利主义时代。在此氛围和环境中，哲学显然难以受到守护和关注，哲学精神也难以得到滋养和生长。
最后，哲学具有自由的本性，需要拥有一定的独立性以及保持与政治之间的适度距离和张力。这既为哲学的发展所必需，也更为政治的发展所必需。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种独立性和张力还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国家，有着悠久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合一的传统。在这种历史条件和传统之下，政治统摄和包容了哲学，哲学的意识形态特性遮蔽和吞并了其学术性。在当代，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哲学开始逐渐从政治的独断统治下解放出来，其学术性也开始同其意识形态性相对分离，获得自己的一定的独立地位。可是彻底的改变显然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就主观上而言，哲学研究不仅囿于政治的需要，而且在物欲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诱惑下，失去了宁静之心，从而减弱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哲学的独立性以及洞察力、穿透力和前瞻性。此外，传统的哲学诠释和宣传普及中，存在将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以及哲学本身不尽如人意的发展现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损害了哲学本应“崇高”的声誉和形象。
但是，以上这些并不说明哲学不为现实所需要，没有其现实的根基和生长点。恰恰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和氛围中，哲学的必要性和哲学主体的责任才真正凸显出来。
二、哲学何谓？
要说明哲学在当代赖以生长的现实根源、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需求的迫切性，必须说明和回答在当代哲学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以及能够做什么。
哲学关乎时代精神和人类精神。它是时代精神实质的思维，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每一时代，人类所创造的最细微、最精致的东西最终都凝聚和体现在哲学思想里。
哲学关乎民族精神。一定的哲学思想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民族中间，受到民族精神的熏陶和孕育，从而具有一定的民族样式、风格和气派，反映和体现一定的民族精神。同时，由于哲学不仅反映和体现民族精神，而且还反映和体现时代精神和人类精神，与时代精神和人类精神发生特殊的密切关联，从而在一定意义上独立于民族精神，并超越民族精神的界限。正因为如此，哲学能够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提供资源、动力甚至引导。
哲学关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而这种内核就蕴含在哲学思想之中，它们是哲学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思维方式帮助人们自觉地遵循认识的规律，客观地认识对象世界。价值观则帮助人们合理地确定个体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提升人生境界，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并合理地确定社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实现历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哲学关乎人自身的生存方式和本质生成，它是人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最重要的精神形式。所以，关注哲学和热爱哲学，其实就是关注和热爱人自身。在古代，哲学通过关注外界、自然及其终极统一性来关注人。在近代，哲学通过人的生存镜像——精神来关注人。在现代，哲学则直接关注人的生存、个性、价值和意义，从而提升个体及整个人类的生存境界和精神境界。哲学也必然关注社会这个个体赖以发展的形式，必然负有引领社会发展的职责和使命。
综合而论，哲学确实不关乎日常生活的具体物，就此而言，漠视哲学、疏远哲学甚至抛弃哲学似乎于事丝毫无损。但是，哲学确实关乎一切抽象物，从而也就关乎一切的根本。就此而言，可以说，当代人类面临的一切窘境，特别是前所未有的生存悖论和价值观危机，就其认识根源来看，未尝不是漠视哲学、疏远哲学所致。毋庸讳言，哲学曾被政治化和教条化，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本身就是僵化的政治工具和教条。哲学曾被实用化、庸俗化，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本身就是各种实用主义的工具和庸俗物。
何谓哲学？这是全部哲学的基础和核心问题。它体现哲学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理解，体现哲学的自我意识和理论自觉。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不同的哲学观，展示不同的哲学学说和哲学派别的分野。可以说，全部哲学研究进展及其成果最后都升华、凝聚和集中体现为对哲学本身的新理解、新认识，升华、凝聚和集中体现为哲学观的深化和进展。在此意义上，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对“何谓哲学”这一问题不断做出新的解答又不断提出新的追问的历史。
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成果也集中体现在对“何谓哲学”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之中。
在当代，由于认识重心的嬗变和迁移，加之哲学对象的广博性和复杂性，以及主体自身认识视域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对哲学的理解可谓五彩纷呈。虽然早在古希腊，人们就已经提出有关哲学的普遍的且较为经典的界定，即把哲学理解为“智慧”或“爱智”的学说，但是，对于“智慧”或“爱智”，后来人们却仍然可以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视角做出完全不同的理解、解释和界定。
曾有学者把当代哲学对哲学的理解归纳为若干主要的类型，如形而上学说，普遍规律说，世界观方法论说，认识论说，思维方式说，价值观念说，文化批判说，存在意义说，人生境界说，语言分析说，实践论说，等等。应该说，这些概括和描述大体展示了当代哲学家们对哲学的理解和体认，反映了当代哲学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的实际状况。
实际上，尽管对哲学概念的理解众说纷纭，但哲学自有其客观的本质规定性。这种客观规定性根源于社会实践以及由此决定的认识重心，并直接蕴含和体现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
从一般、特殊和个别三者关系的角度，可以对哲学概念做出三层含义的理解和解读：其一，在一种发生论意义上具有普适性的哲学概念。这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智慧”或者“爱智”。可以说，“智慧”是“哲学”的最始源、最基本、最一般的含义。就此而论，在学科意义上，哲学确有理由被称为智慧之学。其二，反映不同历史时期认识重心和哲学主题的特殊的哲学概念，即在每一历史时期，不同的认识重心、不同的哲学研究主题所规定的具有不同含义的哲学概念。就此而论，可以把古代以广义的自然为主要对象的本体论哲学概括为“自然智慧”，把近代以人的认知为主要对象的认识论哲学概括为“精神智慧”，而把现代以人的自身存在为对象的人本论或生存论哲学概括为“生存智慧”。其三，与哲学家的个性和独特视角相联系的、反映在各个独特哲学理论体系中的个别的哲学概念。它通过不同色彩的理论体系、不同的理论个性表现出来。一般说来，哲学家理论体系所具有的独有视域和个别含义，就体现该哲学家对哲学概念的独特理解。就此而论，可以把哲学定义为“个别智慧”。
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哲学作为智慧或爱智之学，蕴含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即体现为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般智慧”，也体现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自然智慧”、“精神智慧”和“生存智慧”等诸种特殊智慧，还体现为在不同的哲学家思想体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各具特色的“个别智慧”。
在当代，社会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均要求哲学切实发挥“生存智慧”的功能，进一步关注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完善，自觉成为人类的理性与良心。唯有如此，哲学才能担负起对时代所负有的历史责任与使命，引导人类向着合理的目标和遵循健康的轨道前行。所谓哲学成为人类的理性和良心，意味着哲学体现科学原则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或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这意味着哲学完整本性的实践化和现实化，也标志着哲学的自我意识和自觉。
哲学成为人类的理性和良心是基于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需要。近代以降，由于人凭借科技和工业的力量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由于各门具体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去，由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物与人的世界、科学与价值的世界分裂了。由此，赋予哲学一项特殊的然而也是一项最本质、最要紧的功能，这就是作为一个纽带或桥梁把这两个分裂的、甚至彼此外在的世界联结、统一起来。这是当代哲学的使命和天职。
哲学成为人类的理性和良心同时也是基于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哲学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回顾哲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相关线索及其展开。在古代，人的认识关注的重心是自然，致力于追寻世界的统一性和终极本原，哲学的表现形态是本体论(存在论)，其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分野还处在潜在的萌芽状态中。在近代，人的认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精神，致力于探究精神的本质和作用，哲学主要呈现为认识论，其科学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展开。在现代，人的认识关注的是人自身的存在，重视个体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哲学主要以生存论的方式出现，其价值性愈益得到明显的昭示和彰显，同时，也呈现出一种价值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趋向。
在中国，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哲学都发挥了引领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哲学的这种先导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未离开哲学的指引。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实践标准的确立，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改革得失成败标准的讨论和生产力标准的确立，摆脱了“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开辟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道路；早在80年代初以来就持续开展的关于主体性、异化和人道主义以及价值论等问题的讨论，破除了“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模式，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确立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代中国哲学仍然明显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及其需要，走向国际化或世界化的道路还很漫长。特别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囿于强大的“官学合一”的政治传统以及文本诠释的历史传统，面临着某种困境甚至很大的危机。这特别集中地表现在，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实践的需要，不能适应当代中国哲学自身国际化或世界化的需要。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在国际社会地位的空前提高，当代中国哲学正愈益紧迫和突出地面临国际化或世界化的任务。但是，当代中国哲学虽已面临这一重大任务，自身却还尚未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三、哲学何为？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实践课题是现代化，最大的思想理论课题则是“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和构建。它决定了当代中国哲学的使命和任务，也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和任务。所以，这应是我们思考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和视域。那么，据此而论，哲学应该与能够何为？
1.构建合理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即“中国现代性”，实现科学性与价值性以及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从哲学层面来说，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实质是一种合理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而现代性的基本矛盾是科学性与价值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所以，合理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的任务应是实现科学性与价值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
首先，就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来考察，特别是就作为现代性本质规定的主体性的内在矛盾来考察，必须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近现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极致化和普遍统治，由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满足自身需要和欲望的手段空前提高。与此相适应，人类的需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这集中体现在对使用价值的追求变成了对价值的追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的只能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作为物质财富是具体的、有限的。因而，人们对使用价值、物质财富的追求也是有限的。在商品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人们追求的则不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而是价值。价值的增殖是无限的，没有止境的，人们对价值的追求也是无限的和无止境的，由此导致“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③所以，究其根源，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主体性自身发生了危机，即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人沦落为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的客体，而没有成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体。或者说，人虽然凭借工业和科技的力量成为自然和万物的主人，却未能让人自身真正成为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的主人。因此，当代中国哲学有责任构建一种“自我主体性”，即使人真正成为人自身之主体的主体性。
人能否成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体？这首先是个道德和伦理问题。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性危机的最终解决或现代化的最终完成可以归结为道德和伦理问题、价值观问题，即归结为伦理学的实践化和价值观作用的发挥。④
其次，就现代性外部考察，特别是就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矛盾考察，要塑造合理的中国现代性，必须解决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说，近代以降，中国文化就处在古今中外文化矛盾的交汇点上。解决古今中外文化的矛盾，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赖以发展的一种必然形式和契机。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可以归结为时代性这一核心问题；那么，具有现代性的外来文化资源的中国化解决的则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可以归结为民族性这一核心问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具有现代性的外来文化资源的中国化的关系，在本质上就可以被归结为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基于上述这一理解，可以肯定的是，合理的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必须将时代性与民族性结合、统一起来。
2.构建并在全社会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许多任务亟待解决和完成。但关键是要在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破解政治改革难题以及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同时，确立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它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道路的选择和制度的设计。在此方面，笔者早在2006年发表的专文中就曾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应是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按照笔者的理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民主表征的是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要求，富强表征的是社会物质基础的要求，公正表征的是社会政治伦理关系及其规则的要求，和谐表征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自由表征的是社会发展终极目的的要求。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五位一体，彼此依赖、相互渗透、互为前提，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或基本价值体系，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向，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原则和目标⑤。
迄今，在中国思想理论界(更不用说政治界)仍普遍存在某种讳言“自由”的倾向，遗忘了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提出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主张。⑥其实，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及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手稿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均有详细的阐述。在他们看来，人的发展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个性”，成为“有个性的个体”，而这种“自由个性”的实现是以在扬弃“异化劳动”即雇佣劳动、强制劳动以后形成的“自主活动”为基础的。就中国现阶段而言，我们所从事的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际上归根结底就是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解决人的独立性和自由问题，把人从对人以及对物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
此外，这一问题也关联到近几年理论界所争论的“普世价值”问题。笔者以为，固然，我们必须看到，各个民族和国家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不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价值理念。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没有理由将自己的特殊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民族和国家，更不用说出于某种特殊的动机和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恰恰在特殊价值中蕴含和存在普遍价值；而且，在大致相同的历史阶段和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人类具有某些相同或共同的价值观是必然的。此外，由于国情以及文化、历史传统的不同，人们对于同一价值观的理解也必定会存在一定的甚至很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否定该价值观所具有的普适性或普遍意义，毋宁说这恰好为该价值观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生命力提供了证明。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对以往价值观的批判、继承和发展，有其独特的蕴含，并且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已被注入了新的实践经验和内容。所以，我们要确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不仅应是对存在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特殊价值观中的人类普遍价值观的继承，还应是对这种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发展和升华。
3.继承并创造性地转换传统文化及其哲学中的精华，特别是合理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资源。在现阶段，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性转换工作还大大滞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思想前提，显然，没有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要使当代中国哲学摆脱面临的困境，有一个大的发展，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下大力气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性转换。在此方面，发掘、继承和弘扬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资源具有极为紧迫和现实的意义。在既有的许多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和专题史、范畴史著作中，价值观几乎没有被列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即使讲到“人生论”，其中涉及的与价值观相关的内容也是不完整、不完全的。比如“福”，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范畴，但既有的教科书和专题史、范畴史专著均未能给予充分注意。《尚书·洪范》中对“福”已有专门界定和阐释，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俗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⑦即长寿、富贵、无疾病、追求美德、生命善终。这种对幸福的理解，非常简朴、实在、具体，体现了人生智慧，实际上是对广大民众价值观的一种理论总结和概括，所以，能够被人们所普遍认同、接受并久远流传。现在讲“民生”，显然就应考虑到如“福”这样的传统的价值观。
清醒地认识和合理地确定所谓“道德底线”，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道德底线的下移和道德的法律化似乎是当代道德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它固然反映了社会宽容度和个体自由度的扩大，但也反映了总体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和滑落。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用最低的道德水准而不是较高的道德水准来要求和约束自我，那么，这样的社会大概是不会有前途和希望的。所谓坚守道德底线，应该说是一种消极的实践理性，并不是一种积极的实践理性。说到底，道德底线是防范手段，不是价值目标。为了更好地发挥道德的作用，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强化社会舆论和社会监督。道德是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来发挥其作用的。强化社会舆论，就从根本上强化了道德的约束力。
4.提高全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把哲学内化为民族和每个公民的素质。哲学素质无论对于个体还是民族来说都是一项根本性的、战略性的素质。
其一，全民族的哲学素质的提高对于当代中国发展具有极其紧迫的意义。哲学素质包括精神境界和理论思维能力等方面。因此，对于民族来说，哲学素质的提高直接关系到全民族的精神风貌和理论思维水平。中国正在愈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大国并扮演愈益重要的角色。作为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固然要上去，同时，思想道德素质和理论思维素质也要上去。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⑧同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如果缺乏道德素质和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也是难以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有效发挥其世界性作用的。
其二，哲学素质的提高对于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对于执政主体和领导主体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执政主体和领导主体的战略思维能力、执政和决策能力的提高以及路线、政策和方针的正确。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121页。
②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3页。
③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变化根源于生产方式及其目的的改变。马克思指出，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所有者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时期……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74-175、651页。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将异化了的“需求”概括为“欲求”。“需求”是指人的正常需要，是生理的，是有限制、有界限的；而“欲求”则是指超出限度的需求，即纵欲，是心理的，是无节制、无限度、无止境的。参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第280页。
④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曾合理地倡言：要确立一种道德的主体性，并以道德的主体来提挈政治的主体和认识的主体。
⑤侯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学习时报》第322期，2006年2月15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论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8期。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57页。
⑦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本》(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2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5页。
标签：哲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自我认识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