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贡献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科学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科学社会主义从经典理论到当代理论的发展而言，邓小平的理论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指导地位
是把社会主义看成科学，并将其作为科学来对待，还是仅仅将其看成是一种主观的“理念”，看成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是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将其看成是“理性”、“正义”的实现，这是科学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产生这种区别的主要根源，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而空想社会主义则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早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予以解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自然也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既然科学社会主义是作为科学的理论诞生的，我们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者，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是否可以不费力气地简单地照搬他们的理论呢？对此，经典作家们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其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这就清楚地表明， 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决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地照抄照搬。
列宁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典范。他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对待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十月革命后，他曾强调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2 〕“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3 〕正是由于列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社会主义事业，所以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在理论上有重大的突破。这就是列宁在1921—1924年间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邓小平对此有过高度的评价，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4〕。
然而，列宁之后的种种情况却使正在逐步解决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其一，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在本世纪20年代末便结束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产生，一方面是出于当时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作机械搬用的结果。这种体制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一体制的适应性便不断弱化，其弊病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苏共及其领导人却夸大苏联模式的世界意义，避而不谈产生这一模式的特殊历史环境及其局限性，鼓吹苏联的发展道路就是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那些强调本民族社会主义发展特点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则以“反苏”“反共”的罪名，一个一个地被视为“异己”。这样，随着对苏联模式的顶礼膜拜，苏联模式中的教条主义因素及其所产生的弊病也一起被神圣化起来。马克思列宁的谆谆教导被束之高阁，教条主义甚嚣尘上。
其二，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典范，他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可惜晚年的毛泽东也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不能自拔。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剥削阶段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这一客观现实，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一场几乎使中国陷入灭顶之灾的“继续革命”。曾经同教条主义进行过长期斗争并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的中国共产党，再次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所困扰。以至在“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两个凡是”的阴影还笼罩着中国政坛，使整个国家无法向前跨进一步。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处于引述、注释经典作家的论述和为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模式作辩护的停滞状态，谈不上创造性的研究和发展，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从本世纪50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却始终摆脱不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两种倾向相比较，“左”的教条主义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危险性，因为它以维护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容易迷惑人，往往使社会主义国家痛失改革良机，并遭受更大的挫折，从而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人开辟现成的道路。要治好这种“左”的教条主义的毛病，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必须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解决问题。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邓小平在本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他批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实践第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再一次提到党的指导思想的突出位置，影响所及，不仅仅限于中国，而且震撼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实际上是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同列宁在1917年和1918年间两次有关社会主义与实践关系的讲话具有同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坚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思维，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法，认为思维对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人类社会领域，马克思主义提出人类社会实践是人类活动的基础，实践决定人的思想认识等精神性活动；同时承认人的思想认识可以能动地反映实践，作用于实践，由此可见，实事求是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观点，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因此，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这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战略全局的指导意义，它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究竟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原则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打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统天下，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偏离，转而重新回到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来，从而砸碎“左”的精神枷锁，摆脱对僵化的传统模式的迷信，去掉抱残守缺、不求进取的精神状态，使人们的思想来一次大的解放，实现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新时期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道路，并重新确立起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确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正确区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与某些具体结论的界限，坚持其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把握其精髓与活的灵魂，并在实践中予以创造性的运用；同时又敢于正视并舍弃其中被实践证明是过时的或原本就不确切的某些具体结论，真正将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第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如实地将科学社会主主看成是深深扎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从而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它。这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不断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战略步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得出创造性的科学结论，全面回答时代提出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课题，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由此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也就是重新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指导地位，重新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或理论基石的地位，这就给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重新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为它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
二、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
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和思想路线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便产生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同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强调应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终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为克服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恩格斯曾经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它们各有“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5 〕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是科学地分析了未来社会的“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强调了社会生产的决定作用，提出了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等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然而，由于当时商品、市场经济还远未达到充分发展的阶段，因而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对“经济曲线的纵座标”的论述难免有不够完备之处，有些结论与现实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认为交换这个环节可以用产品的直接分配所取代等。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显示出生产和交换这两个“经济曲线”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情形，显示出交换对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的巨大影响，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暴露出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在绘制“经济曲线的纵座标”上的弱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曲线的纵座标”的工作，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这方面做过有益的探索。然而，由于历史条件局限，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克服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不足，只承认在计划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或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程度不同地容许有限的商品、市场经济的存在，没有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更没有认识到应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因而也就没有能够最终确立商品、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应有地位。社会主义建设70余年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14年的实践经验，为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终确立准备了条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考察了社会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关系，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从而在根本上肯定了商品、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应有地位。这就克服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弱点，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注入了新的科学的内容，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
第二，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根本改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创造了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将商品、市场经济引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引起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变革，而且不可避免地引起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因为最终确认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这就意味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产品生产及其同产品的直接分配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最终将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及其同商品的社会交换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转变。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这一巨大变革，不可避免地将引起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相应变革，引起整个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但是，正如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所说：这些变革“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6〕。
第三，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事业开辟了现实的道路。因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市场和计划都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是经济手段，两种经济体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但从两种体制的总体较量来看，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优于计划经济体制，所以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实已经证明，不进行经济体制的转轨，不抓紧、抓好这一带根本性的变革，社会主义便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将社会主义置于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的基础之上，才能克服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病，给社会主义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加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改变原有的落后面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开辟现实的道路，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和发展，乃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现实基础。
因此，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确立的意义决不能低估，因为它开拓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并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石。
三、科学地阐明了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基本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其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更具有基础性。因为，只有正确的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按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去建设社会主义。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即从“结构取向”来认识社会主义、界定社会主义。的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其他著作中，曾论述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和其他特征；然而，这只是他们根据当时社会（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对未来社会特征所作的科学预见，其实现的可能和程度必须因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并不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如果我们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特征的科学预见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认识和界定，并将其运用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就会产生不良后果。
第一，使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钢性”而缺乏“弹性”。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规定是确定的、具体的，为了同资本主义制度相区别，这些特征必然带有非此即彼的性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如果只采取“结构取向”的视角，停止在制度层面上，而不深入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甚至将具体的制度特征误解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以此来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就必然会发生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而去硬性建立某些暂时还不具备条件建立的具体制度的情况，并最终形成一种以制度的构建为取向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其特征是“钢性”有余而“弹性”不足。这就会束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最终造成贻误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后果。曾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建立的排斥商品和市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整个社会主义运行模式，就属于这种情形。这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与具体制度关系问题上的颠倒，许多具体制度是中性的，并不具有社会的属性，它为一定的社会所运用并为其服务。但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却不是制度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是使活生生的社会主义事业去服从某些“钢性”的制度，那怕是造成巨大的损失也在所不惜。
第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具有“急速”性，而缺乏渐进性。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规定是性质的规定，并不包括制度建立的过程和发展阶段的内容，相反，这些质的规定的实现，却是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阶段和过程发展的结果。而现实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这些国家还缺乏建立社会主义的完备基础，只有经历一系列的阶段和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后，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完备基础，并逐步具有马克思所预测的那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如果只采取“结构取向”的视角，停止在制度层面上，而不深入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甚至将制度特征误解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产生急躁冒进的情绪，忽略社会主义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所构成的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根本特点，并会不顾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程度的限制，追求“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妄图“一步到位”地去建立那些本应分阶段逐步建立的制度。后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超越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阶段的严重错误，不能说与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界定没有关系。
事实已经表明，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界定及其产生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极其有害的。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一科学界定，乃是从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要求和赖以存在的根据（或价值）的视角提出和论证问题的。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条件，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高度发展的现代生产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迫切地要求人类自觉地认识并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及其客观历史作用，以排除人类社会的盲目性所造成的干扰和破坏。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就是对这一要求的确认，也是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作为一种优越的社会制度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并为全世界进步人类所向往，其根本原因在于：当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资本主义一面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另一面又在世界各地制造贫困、落后、愚昧和堕落的时候，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在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不断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黑格尔曾经指出：“某物的存在，必有其充分的根据，……根据就是内在存在着的本质，而本质实质上即是根据。”〔7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界定，从根本上改变了认识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路，将人们从传统的以“结构取向”或“制度取向”来界定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转变到以“存在根据”或“价值取向”来界定社会主义的新的思路上来。它突出了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及其存在价值，而将社会主义的结构特征或制度特征放到了价值层面之下。这就恢复了社会主义与具体制度的正确关系，即社会主义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发展水平去选择具体制度，具体制度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切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为准则，而不是由某些具体制度来规范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可能避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钢性”即僵化的弊病，从而具有了不断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实事求是地总结本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弹性”或“自由”。正是有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过渡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上来。可见，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能够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
第二，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中，邓小平突破了历来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两个层面上来界定社会主义的传统做法，而深入到更基础的层面——生产力的层面上来界定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存在的根本依据——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体现，这就将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大大深化了，发展了。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和基础的位置，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贯彻到底，即不仅用它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而且用它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领导者牢固地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克服种种轻视发展生产力，甚至将社会主义同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抵制和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特别是抵制和排除长期困扰我们的“左”的干扰，时时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正是有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我们才可能排除各种干扰和阻碍，坚定不移地制定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其他方面发展要求的正确路线，正是在这一条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第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界定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特点。他提示人们，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最终达到”而不是立即达到，这就显示出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由一系列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所构成的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而克服了以“制度特征”或“结构取向”来界定社会主义时所产生的静止地、绝对地看待社会主义的弊病，帮助人们克服“一步到位”的急躁冒进情绪，摆脱所谓“纯粹”社会主义的空想，使人们从“急速”建成社会主义的不切实际的梦幻中走出来，回到一步一步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中来。正是有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的多种形式并存的新的所有制结构形式；才可能建立起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的分配结构形式；才可能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才有可能制定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等等。所有这一切，就使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群众逐步富裕起来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前进了、发展了。
这里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界定，并没有穷尽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而是为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开辟了新发展道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还会有新的发展和拓展。正如列宁所指出：“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如此类推，以至无穷。”〔8〕
综上所述：由于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指导地位，这就巩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块理论基石；由于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经济理论，开辟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由于开拓了新的思路，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使社会主义本质这个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理论范畴和理论问题得到了科学的界定；等等，所有这一切就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样，在经历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四代马克思主义者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探索之后，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完成了从经典理论到当代理论的历史性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乃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系统、完整和成熟的理论表现，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收稿日期：1997—06—25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第248页。
〔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381页。
〔3〕《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66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第489页。
〔6〕《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4页。
〔7〕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9页。
〔8〕列宁：《哲学笔记》，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年版， 第279页。
标签：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邓小平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科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列宁论文; 时政论文; 辩证唯物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