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至宋中期城市修建扩建述略——兼论南北地区城市发展之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异同论文,地区论文,唐初至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6)02—0081—06
唐宋时期发生的社会变化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城市变化是这种深刻变化的一个集中表现。城市的空间分布、城市内部布局、城市职能和类型、城市人口数量和结构、城市人口流动等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唐中叶至宋初有关的史料中(主要是诏敕和文集),有不少是关于城市新修或扩建的诏敕和文人为新城所作的记,我们可以从它们所提供的这些城市修建的原因和对修建的意见追寻由唐入宋城市的某些变化。
从唐初到北宋中期,城市修建工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唐前期,帝业初创以经营两京为主。第二阶段:唐后期,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唐王朝有效控制的区域缩小,外患内忧所需浩大的财政支出,往往使唐王朝经费捉襟见肘,因此无心亦无力对两京大事经营,基本限于修修补补,西、北方城市由于边防线内缩,夏、银等州成为正面防御吐蕃、回鹘、沙陀等侵扰的边防重镇,这些对长安有拱卫作用的城市以防御性修筑为主。一些具有割据性质的藩镇,自主修建扩建中心城市,最典型的是成都。第三阶段:唐末五代宋初,政治权力更迭,经济重心南移,城市修建的重心也发生地域性转移,南方有些中小城市发展势头强劲,显露出城市成长的新因素。
一、第一阶段:唐前期,帝业初创以经营两京为主
长安
唐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略事扩建长安城。据史书记载, 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十一月,雇雍州夫4.1万人,修京罗城,30日毕,计12.3万工;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筑京城,90日毕,用工不详。这是唐朝规模较大的两次修建长安工程。此后,如开元二十三年,修两京皇城及诸门、城墙等,应属于例行的修缮。开元以后,再无大工程。开元时曾整修街衢坊市,整顿制度,禁止建楼阁、禁止临街开门、禁止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禁止随意种植,禁止在原有街铺建造房舍侵占禁街,说明坊市制度逐渐遭到破坏,原有严整的坊市已很难维持原貌,甚至御街也被侵占,原维持治安的街铺竟私造房舍,被私人利用。
洛阳
宋人李格非在所撰《洛阳名园记》中对唐五代洛阳的地位和作用有一段精辟的分析:“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淆渑之阻,当秦泷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曰: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1]18
洛阳盛衰既是唐朝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此消彼长的晴雨表,也是唐末五代宋初政治经济军事重心变化及转移的分水岭,南方和北方城市格局的变化也能从洛阳城的修建中透出关键信息。唐末五代宋初是洛阳逐渐衰落的时期,也是城市重新布局的重要时期。
隋初至唐玄宗开元年间,洛阳逐渐繁盛走向极盛顶峰,修筑新城,扩建外郭,隋炀帝大业时放弃旧城修筑新城。唐高宗武则天时大事修筑,长寿元年,修神都等城门,修筑外郭(原罗城皆短垣),一直到开元末天宝初年,还陆续进行城墙、城门、罗城的修补工程。开元二十三年,修两京皇城及诸门、城墙等。开元二十八年,都畿采访使请整齐都城侵街墙宇。天宝二年(743),筑神都罗城号曰金城。
公卿贵族的宅第园林也使洛阳比长安更具情趣。宋人李格非曰:“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1]18,可见其盛。
太原
太原城东、西、北三面环山,东西两山相对峙,构成天然屏障。城的南面临河谷平原,汾河流经其间。因而,“府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之必争之地也”[2]。太原雄跨盆地腹地,与京畿相表里相依托,居肘腋之地。“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又霍太山、高壁岭,北厄东陉关、西陉关”[ 3]9275,四塞环绕,形势险要,成为中国北部重要的政治军事重镇。
武后天授元年(690)以并州宜置北都,改州为太原府。这是太原为府置之始,也是称北都之始。此时北都太原府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
太原府城,简称府城,又称州城,位于三城的西北部,为西城的主体部分,也是唐北都的核心。“府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城内另有三个城:一是明城,二是新城(宫城),三是仓城。
第二个城:东城。因居汾河之东而得名。于贞观十一年(637)为李绩所建。
第三个城:中城。跨汾河之上,连贯着东西二城,也叫连城,是武则天时崔神庆所建。
后两城均为新的建筑物。总之,唐太原三城“都城左汾右晋,潜丘在中。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步,州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4]1003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定北汉之役,壮丽的太原被火焚水灌,化为废墟。此后,太平兴国七年(982)在距晋阳北30里外的唐明村重新兴建。
唐前期,关于地方城市修建的史料记载很少。
二、第二阶段:唐后期,修补两京,地方中心城市改建、扩建发展
长安
所有唐后期的有关敕令,都是围绕着如何恢复或维持原貌,包括坊市街道,也包括曲江这样的风景区。如文宗时曾下《听诸司营造曲江池亭馆敕》,主旨是恢复曲江,任诸司营造亭馆,“都城胜赏之地,唯有曲江。承平已前,亭馆接连,近年废毁思俾葺修,已令所司除栽植。其诸司如有力及要创制亭馆者,给予闲地,任其营造。”[5] 政府只是鼓励,没有具体资金投入,全凭各司自行筹措。安史之乱后,西北防线内缩,随着政治军事中心的东移,长安地位衰落,内外侵扰应接不暇,唐王朝更没有修整长安的余力了。
唐末战乱,“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6]720,后梁迁都,毁撤长安宫室、百司府廨、民间居室,又给了本已残破不堪的长安致命一击,“自此遂丘墟矣”[3]8626,再也无法重现往日辉煌。
洛阳
安史之乱后,洛阳“焚埃略尽,百曹榛荒,寰服不满千户,井邑如墟,豺狼群吼”[4]4604。但随着唐朝逐渐恢复元气,洛阳在河南尹张延赏任职时,“疏导河渠,修筑宫庙,数年间流庸归附,邦畿复完”[6]3607,虽不复旧貌, 但园林庄宅寺庙宫室官廨也得到修缮,并且有新的修造。
唐末洛阳又一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1]18。
朱全忠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史载朱全忠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迁洛阳,“发河南、北诸镇丁匠数万,令张全义治东都宫室,江、浙、湖、岭诸镇附全忠者,皆输货财以助之”[3]8626—8627,对已残破的洛阳进行了修复。
后梁取代唐王朝后,虽然定都开封,但仍以洛阳为西京,然而宫室墙垣的修缮显然被忽视,以至于到后唐定都洛阳后,庄宗、明宗不得不首先致力恢复修筑两城,重建府衙廨署,修筑罗城。但后唐对多已摧塌的城郭旧墙也只是进行必要的修葺,并没有大事重建或新建,只是将重点放在城内的恢复重建,鼓励百姓官吏、包括地方官吏盖屋宇,鼓励下令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在洛京修宅一区,允许客户、诸县在城内修造住宅等。并没有严格的规划。后周也曾修建洛阳,但时过境迁,“不复旧制”,修建扩建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政治中心的开封。[7]
唐末长安、洛阳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控制区域从西北内缩。后梁国都选在开封,以洛阳为西都,并长期驻跸于此,说明这时期政治重心还在北方,偏西北,仍保持着陪都的地位。后唐,以洛阳为首都,长安为陪都,应该有政治和心理的双重因素。此后,后晋、后汉、后周均以开封为首都,洛阳为陪都,隋唐以长安和洛阳为轴心两极的格局至此已经变为洛阳和开封为轴心两极,且轴的重心已经偏东。
这阶段,北方城市,主要是西、北边具有防御战略地位的城市,修建的记载比前期多,有的修筑规模很大。中央对河北地区已基本失去控制,因此,敕令文中没有对河北修筑城墙的记载。北宋时长安为京兆府,但仅是防御西夏的边地重镇。南宋时京兆府已归属金朝。北方城市的格局变化很大,中原王朝逐渐向东南倾斜,南宋在北方民族的迫压下,不得不南渡,成为偏安朝廷。
扬州
南方城市发展比较快又比较典型的是扬州和益州,“扬一益二”的称誉,夹长江上游下游的这两座城市的兴起,表明了城市布局的重心由北向南的变化。
扬州南临大江,北接黄淮平原,位于南北大运河的枢纽,长江、运河交汇于此,是江淮地区最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盐铁转运使本衙所在淮南节度使治。“当南北大冲”,唐后期,扬州的政治经济地位已经上升为“国用所系”的关键之所。
扬州城本身,由于不断的修缮,① 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唐时,城周遭在35里以上,属于规模较大的城市。唐扬州城分大小两城,紧密相连,坐落在蜀冈之上的叫“子城”,是在汉吴王濞城、东晋刘宋时期广陵城和隋江都宫基础上修建的,它地势高亢,向南俯瞰罗城全貌。子城亦名“牙城”,即“衙城”的意思,是扬州大都督府以下官衙的集中地,包括三重城,即内城、外城和附郭东城。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墙体周长约7000米,四面各开一门。蜀冈之下的平坦地带为大城,即罗城,罗城具体修筑的年代已不可考,大约为唐代中期,其选址更多地靠近了交通线,显然是考虑到为了适应扬州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以及外来人口的日益增多,而在平原上增筑起这个民居和工商业云集的区域,县署、寺庙、民居和市街也分布于此。
由于扬州是商业城市,故夜不闭市,相当繁华,坊外以道路相隔,可能坊外筑围墙,有利商业发展。唐人诗文中有很生动的描述。如晚唐诗人许浑在《送沈卓少府任江都》诗中称扬州“十万人家如洞天”[8]6109, 杜牧《赠别》中的“春风十里扬州路”[8]5988,王建《夜看扬州市》中的“夜市千灯照碧云, 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8]3430 足见其繁盛。
罗城中至少有两个市,一为江阳县市,一为江都县市。其中,江阳县市被称为“东市”,可见这是设置在郭城东部的工商业集中区。这个工商业区有明确的四至,应是商品集中交易的场所,但是否是封闭式格局,尚无定论。[9]
但扬州城这种明晰的坊市结构并没有维持很久,至唐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以及外来人口的剧增,这一结构渐被打破,已不仅表现在城内规模的扩大,关键是城市性质的变化,由地方行政性的城市发展成为人口密度很高的重要商贸城市和对外港口。[10] 人口密集从文宗太和八年(834)三月和十月的两场大火可窥一斑,② 不仅如此,市区中还出现了很多临街店,至杜亚任淮南节度使时(784~789),扬州的街市已是“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6]3963 。日僧圆仁(784~864)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描述过扬州繁荣的景象。[11]
三、第三阶段:唐末五代宋初城市修建重心的地域性转移
长安与洛阳的衰落
唐末五代宋初:政治中心转移的趋势已经明朗,长安已失去政治中心地位。唐昭宗时,朱全忠毁撤长安宫室、百司、民间庐舍,胁迫昭宗迁都洛阳,长安从此不复往日辉煌。这时洛阳只是名义上的都城,后梁太祖朱温对洛阳的修复之举也仅限于宫室重建,经营的重心实为朱全忠起家之地的汴州(开封)。后唐虽然定都洛阳,但从唐末到后唐始终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都城建设。地方性中心城市开始发展,如高骈大举扩建成都。
虽然长安还是名义上的都城,但朱全忠控制朝政以后,两京已转移到洛阳和开封,重心更向开封倾斜,修补残破,恢复城区,南方区域中心城市和商业交通枢纽(商品集散地)城市发展起来。
北宋以开封为首都,洛阳为陪都。宋太祖曾有迁都洛阳的打算,史书上记载是因为他起家洛阳,照今人的说法因而有浓郁的洛阳情结。实际上他是看到了洛阳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对控制华北和西北有重要意义,有扩大统一或巩固统一的战略意义,而宋太祖不仅有迁洛的计划,甚至还有迁雍(长安)的念头。
宋人劭伯温《劭氏闻见录》记载:“开宝末,议迁都于洛。晋王言:‘京师屯兵百万,全藉汴渠漕运东南之物赡养之,若迁都于洛,恐水运艰阻,阙于军储’。……上曰:‘迁洛未已,久当迁雍。’”[12]
司马光《涑水记闻》载:“太祖幸西京,欲徙都,群臣不欲留。时节度使李怀忠乘间谏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万,以赡百万之军,陛下居此,将安取之?军府重兵皆在东京,陛下谁与此处乎?上乃还。”[13]
洛阳盛衰虽与天下治乱有密切关系,但随着唐末五代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洛阳作为都城已是权宜之计,后唐定都洛阳之举成为政治军事重心东移的一种过渡状态,此后重心在洛阳和汴州之间仍有摆动,如取代后唐的后晋虽然也起兵太原,但却选择了汴州作为都城。宋太祖继承了后周定都汴州的局面,却仍对洛阳不能忘怀,甚至意欲迁都洛阳,大概还是想据洛阳居中控辖中原和南方,还可兼顾西、北。定都汴州的统治者,也没有放弃洛阳,梁、晋、汉、周、北宋都把洛阳作为陪都,北宋时,洛阳成为赋闲官员休养和游宴的佳处,园林大盛。治园圃而不治城墙,似乎透露出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衰世情愫。
洛阳政治地位的逐渐衰落,表明中原王朝对北方优势局面的逐渐丧失,李格非所谓的“天下”盛衰,乃指洛阳与河南(淆渑)、西北(秦泷)、河北(赵魏)的关系,失去洛阳,就失去了对北方地区的控制的主动权。政治中心移到汴州,表明居此立都的王朝是以南方为腹地和依托。但因洛阳当时已不具备再次成为首都的条件,漕运不畅、交通不便、宫室废颓,而且迁都还牵涉到百万驻军、百官官署等,无法恢复旧制,因此,迁都之举受到臣下的强力阻议而未果。
洛阳的定位是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中原统治者考虑的大事。其他的北方城市,除太原相对稳定,一些临敌州城有防御性修建外,基本没有什么大的修建或扩建举动。
开封的扩建
开封是唐汴州和宣武军治所,五代政治中心东移,开封逐渐成为中心城市。
当时人形容汴州“当天下之总要,舟车之系,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14]。
后梁时,有人建议定都洛阳,朱瑱(友贞)分析汴州与洛阳形势之优劣说:“夷门,太祖创业之地,居天下之冲,北拒并、汾,东至淮海,国家藩镇,多在厥东,命将出师,利于便近,若都洛下,非良图也。”[15]
洛阳曾是连接关中、河东、河北和江南的中枢之地,但唐末关中已无险可恃,河东已成沙陀贵族李克用的根据地,河北由于藩镇割据亦无法控制,而朱全忠的起家之地又在汴州,经过多年经营,政治军事重心已转移到汴州。采用两都制,以洛阳为西京,汴州为东都(京)乃形势使然。
当时汴州所面临的形势是北拒并汾(李克用)、东至淮海(控辖区的重点已南移至淮海一线),藩镇多在其东,已不提秦陇。但朱氏对汴京的扩建无甚用功,北宋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说:“梁祖都汴,庶事草创。正明中始于今右长庆门东北,创小屋数十间,为三馆,湫隘尤甚。又周庐徼道咸出其间,卫士驺卒朝夕喧杂,每受诏撰述,皆移他所。”[16]
五代时扩建汴州最有成效的是周世宗。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述道:“京师大内,梁氏建国,止以为建昌宫,本唐宣武军节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后唐庄宗迁洛,复废以为宣武军。晋天福中,因高祖临幸,更号大宁宫,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罗城,盖周世宗始为之。”[17]
后周对汴京的发展贡献很大,曾有几次大规模修建和扩建。周世宗广顺二年(952),修补罗城。《五代会要》载,后周显德二年(955)四月诏:“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多。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所司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先立表识,候将来冬末春初,农务闲时,即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春作才动,便令放散,或土功未毕,即次年修筑。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置窑灶并草市,并须去标识七里外。”
显德三年,开广都邑,展引街坊,种植树木。
周世宗对汴京的扩建是里外兼有,奠定了汴京从后周到北宋都城的基础。
北宋太祖继续后周的修建和扩建工程,不仅重修宫殿,还扩展外城,周回43里。
唐到北宋时期以都城为代表的中心城市的变迁,表现在唐朝以长安和洛阳为轴心的格局变为五代北宋以开封和洛阳为轴心的格局,而且还有继续东南移的趋势。
成都
成都属于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唐末五代兴起较大规模的僭越性修筑。
成都原旧城周匝8里,高骈任西川节度使时,大肆扩建,新城分筑43里,东南西北凡25里,城内百万众,史载,每日用十万夫,耗时三个月完工,“役徒九百六十万工,计钱一百五十万贯”,事先没有通报朝廷,也没要朝廷“接借”,“忽闻进奏,言已毕功”,僖宗只好嘉奖。[6]910—911 可知成都城人口已号称百万了,堪与长安盛时媲美。
后唐和前后蜀还在陆续修建。《劭氏闻见后录》载:“高骈初展成都外城,后王氏、孟氏相继伪以为都,其更作奢僭之力,发地及泉也。”[18]
成都新扩建的城虽然没有超过长安的规制,但显然已超过东都洛阳20里的城周规模。
这时期的城市修建有以下特点:
北方地区:城市以恢复旧都、防御北寇为主,或因迁都需要而修建。长安中叶以后基本没有大的修建活动。洛阳不断在修建,一直到后周,北宋太祖仍有意要迁都洛阳。整个趋势随着政治军事形势逐渐内缩。如德宗贞元时修盐州(今陕西定边),宪宗元和时修泾州(今甘肃安定),穆宗长庆时修夏州(今陕西白城子),基本是退守之势,筑城目的属单纯防御性的。
南方地区:城市以扩建和新修为主。新修或扩建罗城、子城的比较多。亦是防御西南的需要。如成都的扩建,既是西南防御的需要,也是地方势力坐大的标志性城市。宣州、杭州、抚州、歙州、庐州等城市的扩建与社会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有密切关系。
四、余论:不展筑宿州的新信息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做《宋代城郭规模一览表》[19],比较唐城与宋城,可参考。基本上是:北方城市的规模宋没有超过唐,甚至还小于唐城;但南方城市自唐后期到五代北宋,一直在不断扩大规模,新建、扩建,如火如荼。
但有一个新信息值得注意,苏东坡元丰七年九月过宿州,了解了一些情况后,上《乞罢宿州修城状》云:“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岂可一一展筑外城。”[20]
宿州,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有人建议修筑外城,苏轼认为,这种城(居民住不下)太多了,“岂可一一展筑外城”。
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中心城市仍在不断新修和扩建。但苏东坡的上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南方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已经超越了城墙的范围,在城市周围聚居了大量的外来工商业人口,虽然有人循旧制,建议应展筑外城,苏轼提出了不同意见,“不以城小为病”,“岂可一一展筑外城”,说明在社会经济和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中,如没有军事威胁,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很快会走上不以城墙设限的道路。
这正是今后城市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因政治经济的差异而趋向不同的发展道路的一个侧面吧。
收稿日期:2005—10—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3BZS03Z)
注释:
① 唐代关于扬州筑城事,见于文献的仅有两次, 一为赵元一的《奉天录》:“时(按:指德宗建中四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领卒戍于盱眙,闻难(按:指朱泚之乱),即日还广陵,深沟高垒,缮甲完守。”《太平广记》卷363 “王愬’条引《干月巽子》亦记建中四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在扬州沿城构筑防御工事。另一次即《旧唐书》卷182《高骈传》载:乾符六年(879),“骈至淮南,缮完城垒”。唐开成三年(838),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扬府, 南北十一里,东西七时,周四十里”的记载,考古学家今天勘测到的扬州城规模,应是这个时期的,即中唐以后的扬州城。从罗城南部发掘的南门、西门以及出土文物看,也是中唐以后的。因此,罗城修筑时间大致为中唐。
② 据《新唐书·五行志》记载,两场大火,均烧毁民房逾千。